新一代的無神論科學家在事實與信仰之間的邊界上找到了肥沃的土壤。
在20世紀上半葉，天主教神父和史前研究員亨利·布勞伊（Henri Breuil）改變了我們對早期人類的理解。帶著精巧的旅行工具和摺疊雨傘，這個身材矮小的人身穿破舊的衣服，縱橫法國，然後是歐洲，最後是全世界，尋找彩繪的洞穴。他一路闖入數百個洞窟，然後又重新出現在公眾視野，展現自己對藝術的詮釋——我們石器時代的祖先就是用這些繪畫來裝飾居所的。
綽號「史前教皇」的布洛伊，眼神通透，說話尖銳，且愛好抽菸，是第一個系統地記錄舊石器時代洞穴藝術的人：涉及數萬年前的野牛，馬等生存的場景。
此後，他對這種古代藝術意義的思考（一直被認為與確保狩獵成功的儀式聯繫在一起）受到了人們的青睞，他說服了無數的人，告訴人們即使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祖先，也具有抽象思考的能力，並且他們相信存在另外一個世界。
如今，我們已經習慣了這些想法。但是在1902年，當布勞伊（Breuil）作為石器時代藝術家的作品首次公布西班牙阿爾塔米拉（Altamira）洞穴的繪畫時，學者們感到震驚。當時的史前學者認為，如果古代人類生產藝術，那基本上是要滿足一種過去的審美衝動。有人認為巖畫可能是相對現代的，甚至可能是騙局。
布勞伊迫使他們重新審視這些畫作，並且重新評估他們曾經認為智商不高的祖先。幾年後，布勞伊寫道：「我們所看到的使我們陷入了無法形容的昏迷狀態。」
布勞伊認為科學與宗教之間沒有衝突。他認為自己是經驗主義者，並根據事實檢驗了他的假設。他對舊石器時代藝術的看法無疑是由他的信仰所染上的。他被洞穴中的精神力量吸引到了洞穴中（他將其視為石器時代的避難所）。
他是一位才華橫溢的製圖員，視覺記憶力十足。這些都是在1900年代初期所需的技能，當時幾乎沒有任何洞穴記錄在案，而且由於教堂免除了他照料教區的費用，因此布勞伊有時間磨練他的這些技能。他在歐洲教區和更遠的地方的傳教士中培養了強大的情報員網絡，因此他經常是發現新洞穴壁畫的第一人。
自布勞伊去世以來的60年間，科學與宗教之間的鴻溝似乎一直在加深。超宗教團體否認進化的現實意義，而新無神論者則認為宗教是非理性的。甚至科學家也開始質疑，人類面臨的生存威脅例如氣候變化和冠狀病毒大流行是否超出了科學的範疇？
在信仰和科學之間應該感到聯繫，而不是界限。
現在，許多歷史學家都認為，「科學與宗教必須發生衝突」的觀念是19世紀的西方發明。這一觀念扭曲了人們對科學歷史的理解。大多數人都知道伽利略在17世紀受到羅馬宗教的迫害，因為他們認為地球繞著太陽轉。但是他們對早期的科學家的信仰一無所知，幾個世紀以來，科學和宗教被視為互補。它們就像閱讀同一本書的兩種方式。
在布勞伊（Breuil）工作之時，科學與宗教之間的關係仍然不穩定。像其他史前學家一樣，不論是否信仰宗教，布勞伊都對靈魂論感興趣-這種信念認為活人可以與死者交流-他可能認為這是進入石器時代藝術家思想的一種方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各種確定性受到挑戰，導致科學與宗教的邊界特別有彈性，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邊界開始變硬。宗教逐漸淪為私人領域-與科學家的日常工作分開-並且出現了新的變化，即宗教隨著科學的發展而失去了合法性。
這種變化不可避免地將我們引向了現在。新無神論者在本世紀出現，是對挑戰科學的聲音日益強烈的宗教團體的回應：希望在學校傳授神創論的美國福音派信徒，相信神利用粘土塑造亞當的正統穆斯林。
今年10月16日，一名法國小學老師因教授言論自由（科學的基石）而被一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斬首。這種暴力事件強調了我們生活在一個兩極分化的世界中，即沒有共同立場，一方或另一方必須獲勝。
在《世俗與科學》（2019年）中，德克薩斯州賴斯大學的社會學家Elaine Howard Ecklund和她的同事們觀察到，宗教信仰仍然存在於可能被認為對其最有抵抗力的一群人中-科學家本身。根據國際調查，他們報告說，不僅宗教信仰在這一群體中異常普遍，而且宗教和科學在科研工作中重疊，甚至無神論者也可能對科學具有精神層面的追求。
他們最具有說服力的調查之一是在英國進行的。他們想了解科學家如何看待這個作為科學革命發源地的國家。在他們採訪的115位英國生物學家和物理學家中，有63％表示他們沒有宗教信仰（佔總人口的47％），但即使是相對不虔誠的科學家也沒有拒絕所有形式的宗教。他們拒絕了挑戰科學主張的宗教信仰，同時讚揚了支持科學的宗教信仰。接受採訪的大多數人也對新無神論持批評態度，新無神論的支持者包括英國進化生物學家理察·道金斯。
科學和宗教之間無話可說的誤解源於一個鏡像錯誤，即雙方都假設對方僅講一種語言。實際上，每種語言中都有許多種方言：不同的科學學科可能會針對同一問題採用不同的方法，就像宗教學者對同一篇神聖的文本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一樣。
在亞特蘭大的喬治亞理工學院，科學家試圖了解無生命物質是如何產生生命的。有學者聲稱，儘管他因科學的好奇心被吸引到了這個問題，但《創世記》指導了他採取的方法。他說：「當在創世記中說：'上帝說讓有光，就有光'時，肯定要提出的觀點之一就是，當我們談論世界誕生的方式，我們明白世界來自於光」。《每個生命都在燃燒》中提出的結論是，生物學和物理學都不能單獨解釋生命的起源。解決這個謎團的方法介於兩者之間。
宗教影響著科學家如何對待科學。但是隨著知識的積累，科學會不斷侵佔宗教領域，僅僅是因為兩者提出了一些相同的問題。比如我們來自哪裡？我們去哪？宇宙的本質是什麼，人類在其中有特殊之處嗎？
在2020年，許多天文學家認為，宇宙中其他地方不可能存在理性的，智慧的生命，儘管他們確實認為科學將會在不久後發現相對簡單的微生物外星生命。
鑑於此，出生於巴西的理論物理學家馬塞洛·格萊澤（Marcelo Gleiser）認為，現在應該超越我們只是銀河系普通居民的想法了。自稱不可知論者的格萊澤（Gleiser）在2019年的一次採訪中表示，我們必須接受道義上的責任來保護這個星球。
一些人認為，科學家越來越明顯地傾向於將人類放回到宇宙的中心，即哥白尼、克卜勒和伽利略曾經從其撤離的中心，這是西方科學變化的徵兆。他們認為這是「新地理中心主義」，並擔心這意味著科學家思想枯竭了。但是對於其他人來說，要了解我們的全球危機，需要回到過去的那個流動的時代，在那種流動性中，科學和宗教可以自由地相互啟發。
近年來，由於擔心氣候變化引發的文明崩潰，出現了許多環境和社會運動。在法國，從2015年開始流行「 Collapsology」，該運動的領導人之一、同樣是一位作家、前學術學者Pablo Servigne談到了災難的前景如何迫使人類考慮他們在世界上的地位。我們與大自然的其餘部分以及這個星球的未來有什麼關係？
他在很早以前告訴一位採訪者，「科學沒有為這些問題提供任何解決方案」。對於Servigne來說，人類需要集體的精神反思：「如果我們以私人信念滿足自己，我們將一事無成。」
德國神經科學家和不可知論者沃爾夫·辛格（Wolf Singer）認為，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我們的推理已經適應了進化的世界，然而，這只是我們所知道的一小部分，」我們的認知和感覺器官已通過自然選擇調整到了對我們生存至關重要的那些特徵，從而使我們對另一部分真相無動於衷。我們通過推理探索更廣闊的宇宙，使用數學方法進入我們無法想像的世界，但是未知領域仍然廣闊。
科學家曾與和尚辯論過自由意志和意識，甚至招募他們參加他的實驗，探索他們的冥想練習如何塑造他們對世界的認識。這項研究是兩個領域相互啟發的另一種方式的案例。科學家招募宗教人士的理由很明確：他們希望，從這些人與其他人之間的差異中，它們可以找到有關人類心靈內在運作方式的線索。
在芝加哥的拉什阿爾茨海默氏病中心，宗教研究正接近其第四個十年。該項目跟蹤了全美國一千多名衰老的修女，神父和和尚的身體和認知能力，發現屬於宗教團體的人們傾向於留在一個地方並過著類似的生活。該研究的發起人聲稱，這揭示了導致和預防痴呆症的神經生物學途徑。
「死亡不讓我擔心，」巴黎聖母院修女會的露西爾·考夫林說，「我將從死亡中看到更多」 她引用了耶穌會的古生物學家、哲學家皮埃爾·泰哈德的話：「我們不是具有靈性經驗的人，我們是具有人類經驗的精神生命。」泰哈德（Teilhard）是亨利·布勞伊（Henri Breuil）的朋友，他與他一起在西班牙和其他地方的彩繪洞穴中工作。
儘管他的哲學思想已經過時，但是他也以重要的方式增加了人類的史前知識，他們兩個人都在推動教會走向現代化方面發揮了作用。教會承認這一過程，承認可以以與科學相適應的方式閱讀《創世紀》，並且其自身的合法性取決於它承認科學的合法性-這一承認導致了1936年羅馬教皇科學院的成立。
時至今日，石器時代巖石藝術的含義仍未達成共識。在研究人員中存在一種禁忌，反對將意圖投射到如此遙遠的相關生物上，這些生物像假想的外星人一樣，居住在不同的世界中。不過布勞伊（Breuil）在他那個時代沒有意識到這種禁忌。
即便如此，今天人們仍然接受這些畫作在某種程度上是宗教性的-正如史前史學家讓·克洛特（Jean Clottes）所說，智人一直是精神人。這就是通過時空將人類聯繫在一起的東西，而且這種觀念似乎不可能很快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