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的歷史哲學:地球上唯一的原生文明及其演進與變異
原創 諸玄識 諸玄識 4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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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易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而現代西方的「科學、邏輯、實證」則都屬於「形而下」(器:方法)。姑且不論三者均源於中國(見諸玄識《西方邏輯來自古漢語》),它們服務於怎樣的「道」呢?當然不是正道,而是西方中心論。所以說「盜亦有道」(例如黑格爾的「歷史哲學」)。黑格爾盜取中國哲學,卻又盜憎主人。黑格爾曾去巴黎請教漢學家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1788-1832年),並做了筆記。【1】不久,他指控其朋友溫迪施曼(Windischmann)剽竊了自己的中國哲學筆記;【2】而另一方面,他基於該筆記構建了辯證法,後者的真實來源——老子和《易經》——卻被掩蓋、被誣衊;這難道不是剽竊嗎?!迄今為止的所有的國內外的歷史研究與考古項目,都走不出西方中心論的窠臼;其中的大部分均在致力於偽命題,像是泛西方之「古老、古典」以及「西來說」等。學術若背「道」而馳,求真則南轅北轍。本文要告訴大家,什麼是歷史的「道」及其所展開的真相。我們擯棄西方的線性思維與進化學說,而使用中國文化的方法,亦即儒釋道之「天人合一、依正不二、三才四端、陰陽五行……」的方法,從整體、有機、多維和共生的全視角,來探討人類社會及其運動與變化。
(一)歷史的本來面目世界的文化與歷史都被西方中心論篡改得一塌糊塗、一團漆黑,除非有一種超越現代與西方的理論或方法,否則不可能正本清源、正理平治。應該運用傳統思維,探討中國和西方文明及其相關性,從各個方面追根究底,重審定論。我們不妨先給出結論:中華文明是真正的和唯一的原生文明,並且塑造了歐美及現代世界;歷史上的歐洲及「泛西方」恆為原始停滯,不存在文明;西方尤不能自生「希臘哲學、西方哲學」,它們都屬於「道」在現階段展開時的碎片,畸形膨脹而已。西方不可能原創文明及其所有方面,包括文學、數學、科學和哲學。確切地說,「西方文明」(包括西方偽史)是華夏所派生的「矛盾的對立面」——「文明的子系」+「文明的天敵」:「子系」即中國使西方從「神的社會」變為「人的社會」,後者卻被西方編造為「古已有之」;「天敵」即現代西方是在弒母(扼殺文明母親和自然母親),以致這顆生命星球面臨「終劫」。進而言之,「歐美文明」是西方的首個和唯一的文明,它是華夏派生的「子文明」和「新天敵」兼而有之——「新天敵」指:西方作為世界性的戰爭源,即近現代的「海洋暴力」,在更大程度上取代了歷史上的「草原暴力」;兩者皆歸因於中華文明的輻射,它不僅是擴散技術,更重要的是,如此輻射和擴散還把亞歐內陸草原和其兩端海隅的地緣戰略優勢,先後提升起來,從而使蠻族能夠寄生於文明母體而弒母。「子文明」指:中國文化引導「啟蒙運動」,而使歐洲從「神本」轉型為「人本」,遂開始躋於「天下文明」,並且複製了華夏的方方面面——西方基於中國文化與物質文化塑造它的「新文明」和「世界史」,後者包括泛西方的「古代文明」(希臘、羅馬等)和「古老文明」(埃及、兩河等)。德國歷史哲學家斯賓格勒(O.A.Spengler,1880-1936年)批評:「西方的『紅髮蠻夷』在高級文明(中國)……的眼前扮演了蒙古人和滿族人曾經扮演的角色,且扮演的如出一轍。」然而,「……(西方中心論)主宰了我們的歷史思維,使我們無法認識高級人類在通史中的真正地位;……千百年來綿延不絕的偉大歷史和悠久的強大文化只能謙卑地圍繞著(西方中心論)這個極在旋轉,這簡直就是一個太陽與行星的怪想體系!」【3】
(二)文明機率與「突變」「假如進化的歷史重來一遍,人的出現概率是零。」(名言/古德爾)宇宙間的進化過程所發生突變的機率總是極小的;尤其是:銀河系產生「生命星球」,生命星球產生人類,人類產生文明,文明從「和合自然」到「徵服自然」,像這樣的機率都是微乎其微的。另一方面,「徵服自然的文明」則意味著上述進化與突變——特別是文明史和生命史——來到了盡頭。人類的出現是生物圈(生命星球)的不祥之兆,而文明的出現則就像生物圈長出「腫瘤」;所幸有「道的智慧」使之保持良性,若一旦文化完全失控,文明猶如癌症,隨著科學奇蹟而擴散——生命星球的壽限從幾十億年銳減至數百年!這就是說,像西方這種「文明」只是「末日現象」,它是人與生物圈同歸於盡之前的「迴光返照」。然而,今人受西方的「進化~進步史觀」的誤導,從而相信:文明是多元,西方文明是古已有之,中華文明是幾大「文明古國」的晚出者……。重申我們的這一命題,像下面這四種「突變」的機率都是極小的,即:Ⅰ.銀河系產生生物圈(生命星球);Ⅱ.生物圈中出現「智能生物」(人類,等於是生物圈開始潰爛);Ⅲ.智能生物擁有「文明」(等於是「腫瘤」,但在大部分時間裡,它被「道的智慧」保持在良性狀態);Ⅳ.文明蛻變為「徵服自然、耗喪生態」的西方類型(癌化擴散。這是生命史與人類史的最後階段)。…→生物圈(億萬生物)→智能生物(人類)→天道文明(天人合一)→人慾文明(徵服自然)→…〔不久將來〕兩種可能:1.[繼續西方主導](直線)回歸於「自然塵劫」{人與生物圈之同歸於盡?無生星球}2.[中國重新主導](曲線)回歸於「陰陽和諧」{萬物眾生之命運共同體?世界大同}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指出:「工業革命爆發以來,……(西方人)著魔地追求《創世紀》第1章向他們提出的(主宰自然)的目標。……既然化身於人性中的邪惡的貪慾已經用充足的技術力量將自己武裝起來,這一高潮也許就是人類邪惡而愚蠢地將生物圈加以摧毀,從而將生命全部消滅。」【4】又說:「回歸……是治療我們這個病態世界的……唯一有效的方法。……從不和諧返回到和諧,……從陽回到陰。」「中國……是否能夠成功地把傳統的『正題』與現代西方的『反題』結合起來,創造出一個能夠使人類免於自我毀滅的『綜合題』。」【5】
(三)智能生物的「勝出」人作為「智能生物」是生命星球的剋星。人破壞了其賴以存在的星球家園,也就是自我毀滅。人會無所顧忌地打開科技的潘多拉盒子,從而肢解生物圈。越來越多的的物種滅絕,最終是地球劫壞,它不再適合於人和其他生命的棲息了——生命星球蛻變為無生命的宇宙塵埃。但這只是最後的「突變」,而之前的生命史乃至人類史均大抵相反——自然對於人具有壓倒優勢,生死予奪。那就是:生命星球憑藉「天造地設、艱難險阻」把人類分隔、分散在無數個狹小的「生態單位」之中;在此情況下,囿於地方環境的人群一旦「妄動」(包括「有為」或「創造」),就會變亂自家環境,否定棲居或生存。生命星球通過如此局部「放棄」,來遏制「人為」,也「無關宏旨、無傷大雅」;而且在大系統基本完好的情況下,假以時日,被損壞的部分都可以自動修復。這就是說,像西方這種徵服自然的「文明」根本無從產生。那麼,什麼樣的「文明」能夠長期立於天地間呢?萬物眾生的共存永續之道又是如何被打破的呢?倘若西方及現代「智慧」能夠創造文明,那麼,智能生物伊始則就是徑直毀滅。但實際上,在公元1500年之前,生物圈的「自衛系統」對智能生物——人慾人為人智人口——的遏止,還是相當有效的:稍有出格,便被扼殺。生物圈的局部或零星的損壞還多少得以修復。但是,智能生物竟是「見縫插針、乘虛而入」——撕開了生物圈的防線!首先,「亞太季風水圈」是自然的「適度挑戰」;在這裡,人的有為在其「勞有所獲」的同時或稍後,還能夠恢復「生態平衡」,從而保證發展的可持續性,保持技術創新和積累。然後,在技術與文化的「接力、傳遞」的情況下,人類對自然的衝撞終於在生物圈的薄弱環節獲得了突破;那就是,中國的發明與技術使亞歐大陸的西端——歐洲,成為人們連接東半球與西半球、從而成為佔領生物圈的腹心的「海洋捷徑」。人已「戰勝自然」?姑且不論這實質上是「先勝一局、後患無窮」,現在要問:人用什麼辦法做到的?答:只能是「正合奇勝」(迂迴趁虛)這一孫子兵法式的普遍原則,而不是「正面對抗」(主客兩分)這一西方或希臘式的愚蠢方法。在這方面,歐洲人只會事後貪天功為己有。對於自然乃「兩相衝突、單刀直入」,如此西方(希臘)的哲學與科學都是最近才出現的愚蠢思維,反映了幸遇「天時地利」、乘勢「驟起發難」的西方人的狂妄心理。再說,西方也不可能原創科學與哲學,兩者都是「道」的碎片的畸形膨脹。
(四)人的兩種本能人作為「智能生物」具有改變環境、改善自身的無限潛能,此乃人的「第二本能」。人秉賦兩種本能:Ⅰ.人作為一般生物的本能:飲食男女、生息繁衍、趨利避害、親疏有別;Ⅱ.人作為智能生物的本能:反克自然、無法無天、剖析大千、索取萬物。「第二本能」決定人的一切。人類社會的發展、科技、知識和財富都由它而來。然而,第二本能是雙刃劍:造福亦肇禍——既是文明與進步的源泉,又是災禍與毀滅的根由。看一個民族有沒有真智慧,不是看它的「第二本能」的成就(例如科技)有多大,多麼發達;而要看它能否在文化上駕馭「第二本能」——調控「人的潛能」。如果不能在文化上駕馭本能、調控潛能,縱然其文明、科技和哲學再怎麼發達,那麼,該民族也是沒有真智慧,也是不能自我創造(文明、科技和哲學);相反,它們僅僅是真正的原生文明的派生物,只不過幸遇「天時地利」、因而在適宜發展的環境中,綻放潛能而已。如何開發「第二本能」(人的潛能)?古今迥異:現代,由於海洋聯通,人們可以利用「全球性生態」作為其平衡條件與犧牲代價,地緣優勢的國家能夠綻放潛能,收穫正能量,紓解負能量。而地緣劣勢的國家則很可能淪為前者的受害者。古代,由於受制於地理環境,「雙刃劍」對內(負面性難以紓解)。在此情況下,除非有「道的智慧」駕馭和調控之;否則,開發潛能就意味著自我毀滅,於是就以宗教禁錮之(那只能是原始停滯)。所以,唯有中國才能原生文明、原創科技。質言之,現代西方的一切——包括科學與哲學——都不外乎是「人的反克自然的無限潛能」(第二本能),這說明什麼呢?1.西方在古代一無所有:要麼部落吞噬、生生滅滅,要麼神權禁錮、原始停滯;2.歐美文明及其所有方面都是華夏的派生,總源於「道的智慧」;3.西方興盛只是暫時現象(中華文明的爆發期與失控期),它既不兼容於古人所囿於的地方環境,也不會存在於地球村達到極限的未來。
(五)人與自然的關係由「人的潛能、人的有為」是雙刃劍(造福亦肇禍)這一性質所決定,人和自然的關係在近代之前和之後乃根本不同:之前是兩者大致一體,不可對立;之後是主觀客觀分離,嚴重相剋。後者凸顯於西方及「古希臘」。陸海絲路、技術傳播、蒙古徵服、鄭和遠航等開始聯通世界,這使人類破天荒地可以利用「全球性生態」作為其平衡條件與犧牲代價,來支持他們的大有為、大發展。另一方面,由於地理優勢的轉移和中國文化的失控,自然的地位從絕對優勢淪為「徵服對象」。但從長遠來看,人——主要是西方人——只是「先勝一局」。近現代是天人關係的極危險的逆變期:人類徵服和宰制自然,大有作為、大展宏圖,而創造物質奇蹟。再說,在利用「全球性生態」的條件下,人們綻放潛能,其負面(負能量)暫時也不會危及「有為者」(民族國家)本身。近代以前,即在海洋時代之前,定居人群幾乎不能向外紓解矛盾——不能把「負面性、負能量」轉嫁出去;在此情況下,開發潛能或「人的有為」很可能是「自我否定、自我毀滅」。也就是說,古人必須「親合於」自然(而不能與之對抗)。分為三種:1.純樸親合,貼近自然,指中國之南的熱帶定居人群;2.強制親合,禁錮人性,指中國以西及西北的宗教區;3.自覺親合,起伏調和,指處於「中間地帶」的中華圈。前兩種沒有「人為」的餘地。第三種例外:由於在客觀上是「自然對人的適度挑戰」(指中國的地理環境),再加上「道的智慧」(整體和諧、動態平衡);所以在「天人之際」存在著自由空間,可供創造和發展,也就有了「科技與文明」。據此推論:西方及希臘式的主客二分、針對自然的知識體系,不可能單獨存在於近代以前;它只能是「道的智慧」的部分(道器合一、體用不二),之後分裂出來、表現於「西學」(傳至西方,畸形膨脹)而已。人,與其說是「自然之子」,不如說是「自然的頑童」;既叛逆,又離不開她——只想索取更多的乳汁。易道天道使人發而中節、發政施仁。然而,一旦被邪教誘導,人就會弒母(嚼噬其機體)。西方的教與俗(例如西方哲學)正是如此,如果它們得逞,大地母親將不再厚德載物、厚生利用。但願這次「過分叛逆」只是暫時現象,否則不堪設想。《易經》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六)自然的適度挑戰
「適度挑戰」是一切創新和突破的前提。
如上所述,生命星球(生物圈)具備有效的自我防禦的功能。鑑於此,不僅「文明」無從產生;因為自然扼制「有為」,人對抗自然意味著自我毀滅。
倘若沒有智能生物這一「腫瘤」,那麼,生命星球則可以延年益壽、長生久視,從而順利地走完她的許多億年的「成住壞空」的大劫輪迴。
那麼,人和文明又是怎樣產生的?
在數千萬年前,喜馬拉雅山的陡然隆起改變了生命星球的安逸狀態。由此,在北緯30±°這個乾燥地帶的亞太一側,出現了一個水圈,雨熱同季,再加上不南不北、緯度適中,以及地形、氣候與物種的多樣性;這是獨一無二的自然對人的「適度挑戰」——人的有為可以在順應或恢復生態平衡的條件下展開。所以,這裡應該先後是人類和文明的誕生地(這裡只講文明)。
進而言之,中國是大自然或生物圈對人的「適度挑戰」,這是獨一無二的。最大海洋和洲陸,加上最高的山,形成了最大的有序循環、雨熱同季的水圈,生物多樣和豐饒;「人的有為」可以順應自然規律而發展——變易「天道化生」,做到「利用厚生」。
相比之下:
第一,低緯度(熱帶),地表豐茂,生存簡易,自然對人的挑戰過弱;因而,人們缺乏動因,也沒有必要品嘗「文明」的福與禍。
第二,高緯度,陽光稀,地表貧,而且歐洲及地中海是「非時雨」(降水與植物生長期相反),所以「挑戰太強」——若非宗教窒息「人為」,則不存在定居人群。
第三,中國以西——「季風亞洲、亞太水圈」之外——的乾燥區(西亞、北非),亦是「挑戰太強」。因此,中國以外的「泛西方」不可能有原生文明。
因此,在近代以前,即在全球財源資源(首先是西半球的)開始滾滾注入西方之前,亦即在人們差不多全然依靠區域地表資源的往昔;歐洲最為貧瘠,也不可能有如何發展。再說傳統的發展在文化上,必需「動態平衡、整體和諧」的智慧(「道」),否則便是自毀家園、自取滅亡。何況對於舊歐洲是以「神權禁錮」防止人為和人智。
希臘地區及大部分地中海沿岸是土薄多石、崎嶇不平、碎片隔閡,在國際分工的近現代可以因地制宜地種植經濟作物,但在古代則不可能提供基本的生活資料。
圖:北緯30±°地帶,原先全被「行星風系」所控制,屬於乾燥區,因而不可能出現文明。但出現一個「意外」,那就是青藏高原之「突然隆起」(世界屋脊),它造成最大的海陸季風水循環圈。這構成了文明誕生的前提(除此之外,文明發生和發展還需要其他許多條件)。
圖中號碼說明:
1.最大水圈、不南不北、生態多樣、地形複雜,是自然對人的「適度挑戰」,有可能產生文明。
2、3.(東南亞和南亞)水圈。由於人貼近自然,挑戰太弱,生存簡易,缺少動因,不可能原創文明。
4、5.洲洋水圈之外、北緯30°地帶的乾燥區;生態貧瘠,人與人、人與自然皆嚴重對立,不可能產生文明。所謂的古代「埃及文明」和「兩河文明」(蘇美爾、巴比倫等)及「印度河文明」,都是被偽造的。
6、7.地中海—歐洲地區:高緯度、陽光稀、非時雨(降水與植物的生長期相反),因而地表貧瘠,人與人、人與自然皆嚴重對立,若非宗教禁錮,不會有定居人群,所以在其受到中國影響之前,只能是原始停滯。
所謂的「古希臘、古羅馬」都是被偽造的。
(七)原生文明的發祥初民有一段漫長的「靜態和諧」與「簡樸佳境」。然而隨著人口的增加,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係皆變得緊張;於是,原先的理想狀態就走向反面了。韓非子曰:「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雖然「文明」由此緊張而來,但其機率也是極小的。在不同的自然環境裡,由人口增加所導致的天人及社會矛盾的緊張程度,都是不一樣的:就東半球而言,在低緯度區域(熱帶,地表生物量大)不那麼緊張,越往北則越緊張;另一方面,在「亞太水圈」之內,靠海的一面不那麼緊張,越往西——尤其是距離「亞太水圈」越遠的地方——則越緊張。文明的發祥地應該是「適度緊張」(適度挑戰),不緊張和太緊張都不會原生文明;如此「適度緊張」當為上述南北線和東西線的交叉處,亦即,在「亞太水圈」之內的某個內陸地區。——這就是說,世界上只有一個原創文明,那就是中華文明;而其他所有「文明」,都是基於這個「母體」塑造或偽造的。進而言之,喜馬拉雅山與太平洋之間的地質、地理與氣壓、氣候等因素的作用,形成了最大的海陸水循環圈,這裡是絕無僅有的「自然對人的適度挑戰」:雨熱同期,四季分明,地形、氣候及生物均是多樣性,它就給「人為」提供了頗大的餘地;再者,它是「中間地帶」,便於「中庸中和」的文化調節。杜佑《通典》曰:「覆載之內,日月所臨,華夏居土中,生物受氣正。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產厚而類繁,所以誕生聖賢,繼施法教,隨時拯弊,因物利用。」《周禮·地官》論「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在這個「適度挑戰」區塊居住的人群中間,出現了聖人;他們發明文化,運用「道的智慧」進行三才互動,變易化生、利用厚生,並且確保動態平衡、整體和諧,由此,才有可能啟動、推動文明與發展。
(八)「古今之變」的意義
司馬遷說:「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現代階段,人與自然的主從關係被顛倒。幸遇「天時地利」的西方人開始輕蔑自然,瘋狂宰制和徵服之。例如一句名言:「我們不能等待自然的恩賜,我們要向自然索取。」
起先是「以神壯膽」(虛構出褻瀆自然的《創世紀》),再是挪用中國思想與漢語概念而炮製出西方及希臘的哲學與科學(理論部分)。
所謂的「創世紀」及上帝中心主義與「古希臘」及人類中心主義,都應該是1600年之後出現、更晚形成系統的。
歷史中國的發展遭遇國土生態與亞太地理的雙重瓶頸,其「正能量」被「負能量」所壓倒,因而天災人禍與內憂外患愈益深重;於是,文明的「內在張力」通過戰爭與和平,而向外衝蕩。隨著陸海絲路、四大發明、蒙古徵服和鄭和遠航等,開始聯通世界;「天下」越來越大,中華文明的影響正在全球性地展開。
在1405—1433年鄭和遠航、開始聯通世界之前和之後,是截然不同的。這是理解我們的總命題之關鍵。
第一、在近現代,人類破天荒地利用「全球性生態」作為平衡條件與犧牲代價,支持其大競爭、大發展;儘管從總趨勢看,此乃「以空間換時間」,而通向「人與生物圈同歸於盡」(暫且不說這個不堪設想的後果)。
在被中國所開闢的海洋時代的大部分時間裡,西方及日本都是受益者(具有「海洋地緣」的戰略優勢),而中國本身和其他洲陸則都是受害者;但到21世紀開始逆轉:「洲洋樞紐」(中國)反克和淘汰海洋霸權。
第二、近代以前,自然佔優勢,人受制於地理環境,天人相與(人與自然和諧,而非鬥爭)是直接的生命攸關;再說,囿於陸地的古人也不能通過向外疏解矛盾,來釋放其自身潛能,從而獲得「正能量」(建設性)。倒是相反:在古代,開發人的潛能(雙刃劍)則基本上意味著自毀家園、自我毀滅。
唯一例外的是,在「自然對人的適度挑戰」的中國,在「道的智慧」(整體和諧、動態平衡)的制導下,穩妥作為,才會有發展和文明。儘管在物質程度上,傳統中國遠不像今天這樣的「極大豐富」;但兩者是「一元合分」:華夏派生了歐美及現代文明!
圖解 「文明的大爆炸」。近兩百年猶如「萬象更新、春花怒放」的世界文明從何而來?它是破天荒的天人關係被顛倒所導致的「裂變效應」。它之所以發生?是緣於這樣一對因果關係:
1.從客觀條件來說,則是人類首次有機會利用「全球性生態」作為平衡條件與犧牲代價,來支持其大競爭、大發展;
2.從人的主體來說,應為「人的有為」——人作為「智能生物」所具有「反克自然」的無限潛能——的極大解放與綻放。它帶來了人慾、人事和人口的大爆炸,特別是物質文明(科技、產業和知識)的大爆炸。
中華文明「從量變到質變」,方有上述全面爆炸(裂變)。因此,凡是與現代西方同構的它的傳統、歷史或「古代文明」,都是虛構的。
(九)《易經》的有序運動凡能正常維持的社會與發展都是「有序運動」(社會危機或動亂則為「無序運動」)。然而,現代或西方的「有序運動」幾乎全是有條件的,即:對內「有序」(理性),對外「無序」(非理性——犧牲外部世界與地球生態),後者是前者的存在的條件。近現代西方對外製造「非理性」是有目共睹的:殖民擴張、滅絕土著、販賣黑奴、鴉片戰爭、瓜分非洲……;達到世界領土的極限則其內部的「有序」變「無序」——世界大戰與革命;進而,從今往後,一旦達到地球環境的極限則為「人與生物圈同歸於盡」。質言之,現代或西方的「有條件的有序運動」只是歷史長河中的「最後現象」。回顧歷史,自從15-16世紀的海洋聯通以來,人類破天荒地可以利用「全球性生態」作為其平衡條件與犧牲代價;幸遇「天時地利」的民族綻放潛能、紓解矛盾,而地緣欠佳的民族則淪為受害者。近代以前的世界乃完全不同:由於地理的限制,定居人群囿於自身的生態環境;它不支持「有條件的有序運動」——「動」則意味著自毀家園、自我毀滅。往古之「動」,要麼是(無條件的)「有序運動」,要麼是「無序運動」(戰亂毀滅)。除了中國及其影響範圍能夠做到相對的「無條件的有序運動」,而其餘世界——尤其是西方——則幾乎全是通過宗教來恢復或保持「原始靜態」。無條件或真正的「有序運動」發軔於和原創於《易經》,而它所展開的社會實踐則是相對的有序運動,體現於「周期律」;這是歷史上人類社會發展的主旋律,卻被今人所誤解(執著於它的負面)。也就是說,唯一和元一的有序運動在古代中國:「唯一」指絕無僅有的社會運動模式——在維護或恢復「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雙重和諧」的前提下的運動。所以英國哲學家休謨說:「中國儒士是宇宙中唯一有規律的自然神者。」【6】何能如此?因為在文化主體上是「道的智慧」(動態平衡、整體和諧)。「元一」指《易經》的原動力,它是古今世界的真正的啟動者。所以在現代早期,萊布尼茨等西方學者承認:「《易經》揭開了人類文化的神聖計劃」;它是「一切創造力的源泉」(the source of all creativity)【7】;它也是「所有種類知識的源頭」【8】。因此,鑑於古代文明只能是「無條件的有序運動」(人與人、人與自然皆和諧);故而,所謂的西方「古老文明」(埃及、兩河)和「古典文明」(希臘、羅馬)等都是虛構的。
(十)發展史的主旋律任何發展的全過程都呈現「周期律」。被西方和西化學者們所揪住的「中國歷史周期律」,只是負面;他們不提、也不懂它的正面——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一葉障目,一曲之士!所謂的「中國歷史周期律」,我們應該理解為一種相對平衡的有序運動和起伏間歇的持續發展(包括劇烈失衡與神奇恢復),此乃真正文明的軌跡;它是《易經》爻卦周期的實踐和展開,體現了人類的最高智慧。換句話說,人類的技術、知識、發展、文明……,凡此,構成人類社會運動的正面的主要內容。其正面與負面的合乎規律的展開,即呈現出「周期律」。由於受到西方中心論的蒙蔽,現代人只看到周期律的負面,而忽視其正面;只看到它的傳統性與國別性,而忽視其普遍性與現代性。來看一下世界歷史的脈絡,一分為二:中華圈內/ 「道」(文化)調節人為 → 發展型的大起大落。這是周期律。大落之際是文化失控又恢復。其餘世界/ 「神」(教派)窒息人性 → 原始性的生生滅滅。這是自然律。受文明刺激的族群則大衝突。周期律的理論原型是《易經》六十四卦,實踐起來卻參雜太多的偶然性與非理性;儘管如此,它不失為一種純正的「有序運動」(陰陽替進)。在一個有限的國土環境裡,不斷變化的技術、人口、心性、資源、生態、政治和華夷關係等因素及其正面與負面,交相激蕩,迅猛並發而崩潰;負能量釋放殆盡,文化作用方能生效,再開始新一輪周期。進而言之,用技術來緩解人口與資源的矛盾,卻潛藏更大的失衡,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爆發。現代的大發展是「以全球性生態作為其平衡條件與犧牲代價」,這與往昔囿於地方生態的「小發展」,不能同日而語;但兩者既是因果關係,又是「從量變到質變」。由於蒙古徵服與鄭和遠航等開始聯通世界,天人關係(人與自然)就被顛倒;於是,「中國歷史周期律」在經濟層面上,變遷為資本主義周期。在19世紀,由於地理擴張、從而「市場平面擴張」,資本主義長足發展,表現為大約每十年一次波動,卻以頻繁發動戰爭為「槓桿」。20世紀上半期,由於地理擴張達到極限、從而「世界市場固定」,周期表現為非理性和大衝突(大蕭條和兩次世界大戰)。20世紀下半期,西方通過深掘生態的「消費革命」,而使世界市場「立體擴張」;資本無往不利,周期利而不害,但這也是暫時現象。
(十一)物質文明的爆炸因為陸海絲路、技術傳播、蒙古徵服、鄭和遠航等開始聯通世界,人們破天荒地可以利用「全球性生態」作為其平衡條件與犧牲代價,來支持他們的大有為、大發展;於是,中華物質(技術)文明「從量變到質變」——科技、經濟、人口、知識和信息等多重「爆炸」(井噴)。至於在何處發生「爆炸」(井噴),那並不局限於發祥地或原創國,而是看當時哪裡是「全球通衢」。另一方面,世界聯通也使地理優勢從亞歐大陸的東面,轉移到其兩端的「海隅」(大島或半島),而歐洲則成為連接東、西半球的捷徑。這樣,西方就成了中華物質文明的接力者,亦即成了新時代的衝刺者。儘管如此,西方不能直接接受中國技術與文化,從而變成「天下文明」中的新成員和生力軍。17世紀中葉以前,中國技術在歐洲所發揮的作用,不是「正能量」(建設性),而是「負能量」(破壞性);後者半為殖民擴張、滅絕土著,半為歐洲內訌、人神火拼(三十年戰爭死人千萬)。幸虧傳教士引進儒學加以拯救,掀起啟蒙運動,完成轉型:神的社會→人的社會(世俗化、文明化);這樣,西方方能通過複製中國來塑造自身(包括西方偽史)。因此,經過兩百多年「中國化」,再依靠最佳「地緣政治」,西方便站在「歷史巨人」的肩上而登峰造極。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自然力的徵服,機器的採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行駛,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裡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共產黨宣言》然而從長遠來看,地理優勢(地緣政治)及其所決定的發展中心都會改變,其總趨勢則為:歷史中國…→ 19世紀歐洲 → 20世紀美國 → 21世紀中國
參考文獻【1】 Hegel's knowledge of the thought of Lao-tzu and Taoism largely came from the works of the French sinologist, Jean-Pierre Abel-Rémusat (1788–1832)……. Hegel met AbelRémusat in person during his trip to Paris in 1827. In his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Hegel refers explicitly to Abel-Rémusat's Mémoire sur la vie et les opinions de Lao-Tseu.」 ……tries to make the case that Lao-tzu first gave expression to doctrines that were later known among ancient Greek philosophers such as Plato and Pythagoras. Moreover, Hegel claims to have seen manuscripts or translations of the works of Lao-tzu, when he visited Vienna in 1824.」 [ Jon Stewart: Hegel's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igions of the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68-70.]【2】Michael John Petry: Hegel’s Philosophy of Subjective Spirit: Volume 3, Springer Netherlands, 1977, p.575.【3】[德]斯賓格勒 著《西方的沒落》,吳瓊譯,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第二卷,第35頁;第一卷,第15頁。【4】《人類與大地母親》,第17、22頁。【5】湯因比:《歷史研究》,第438和394頁。【6】Chinese literati were the only regular body of deists in the universe. Derek Howse: Background to Discovery, p.151.【7】the Yijing unveils a divine plan for the culture of man. Richard J. Smith: Mapping China and Managing the World, p.189.【8】 J. G. A. Pocock: Barbarism and Religion: Volume 4, 11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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