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國經濟減速的原因，包括重要需求和相關產業歷史需求峰值的相繼出現、人口和勞動力的數量與結構的變動、可利用技術的減少、資源環境接近或達到了臨界狀態等。要區分兩種不同類型的增長，即「補短型增長」和「升級型增長」。應當把中等收入群體倍增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後的另一個重要戰略；推動與兩類增長相配套的一系列重要改革；改革方法至關重要，「摸著石頭過河」仍未過時。深圳具備了「升級型增長」幾乎最為有利的條件，同時也面臨著如何打破逐步增多的約束條件限制的挑戰，應當拿出當年改革開放的勇氣、魄力和智慧，在體制機制政策上拓開一片新天地，引領全國的「升級型增長」和高水平對外開放。
[關鍵詞] 經濟減速 深化改革開放 中等收入群體 深圳
經過近十年的增速回落，中國經濟逐步轉入中速增長平臺。經濟增長從高速到中速是如何發生的？中速增長期的增長動能源於何處？這是兩個對理解中國經濟走勢至關重要而又相互關聯的問題。本文討論了中國經濟減速的原因，提出了中速增長期的兩種增長類型，即「補短型增長」與「升級型增長」，強調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目標的重要性，分析了與這些增長相配套的重要改革選項，正確的改革機制和方法論，最後對深圳如何引領「升級型增長」提出了政策建議。
一、影響中國經濟減速的重要變量十年前，在研究「二戰」以後工業化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我們提出中國經濟在經歷長時期高速增長後，將下一個大的臺階，由高速增長轉入中速增長。當時中國剛剛經歷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採取四萬億刺激政策後，經濟快速回升至高速增長軌道。對中國經濟將要下臺階、增長階段轉換的觀點，認同者甚少。但此後這個過程確實發生了。
在經歷多年的增長減速後，特別是2019年三季度增速低至6%以後，社會上又出現了一種擔憂，認為經濟將大幅下滑，甚至深不見底，主張通過大力度的財政貨幣刺激手段穩增長。而我們的看法是，除非出現類似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和其他巨大的外部衝擊，中國經濟繼續深度回落的可能性並不大，相反，中國經濟正在穩下來，進入一個十年左右的中速增長穩定期。十年前後兩種看似相反的觀點，背後反映了一個共同問題，就是如何理解中國經濟增長階段轉換的邏輯。
中國經濟減速，由高速轉向中速，是一個複雜的歷史演進過程，至少應當關注以下幾個重要變量。
首先，重要需求和相關產業歷史需求峰值的相繼出現。所謂歷史需求峰值，是指在整個工業化幾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歷史進程中，某種需求數量最大或增長速度最高的那些點或區間。這是我們在觀察工業化歷史經驗時所注意到的一個相當普遍現象。
從微觀角度看，歷史需求峰值與消費者行為相關。消費收益遞減規律決定了人們對某種產品的需求是有限度的，如家用電器中的洗衣機、電冰箱、電視機，一個家庭通常有一兩臺就夠用了；即使是城鎮居民住房，人均達到三十多平方米後就差不多了。當然，這些都是受到已有技術和資源條件的約束。
在現實經濟分析中，歷史需求峰值是一個宏觀現象，是大量個體消費行為的集合，由社會全體消費者的行為所決定。收入水平及其結構、消費者個人或某個集體的消費偏好、供給能力和結構、體制和政策約束等，都會影響到歷史需求峰值出現的時點和形態。
直觀地看，歷史需求峰值似乎是一個需求側現象，實際上它是由技術驅動的。如果沒有技術變革，生產出相應產品，需求無從談起。蒸汽機由瓦特所推動，汽車的大規模普及與福特流水線密切相關。由此而論，歷史需求峰值本質上是一個技術問題，供給側的問題。
其次，人口和勞動力的數量與結構的變動。這是經濟學家最常提到的變量。15～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從2012年開始減少，每年減少的數量從二百多萬到近年來的四五百萬。這與年青一代學習時間延長有關，更多的則是人口老齡化的影響。2018年中國的就業人數總量負增長，出現拐點。
增長減緩對就業的衝擊，是近年來宏觀決策中優先考慮的因素，穩增長就是為了穩就業。從實際情況看，衝擊主要是結構性的，如重化工業減速、出口減速等對相關行業就業的影響。在總量上，就業基本穩定，一個百分點GDP增長所吸收的就業人數，從十年前的一百多萬，增加到近年來的二百多萬。就業人數既會受到經濟減速的影響，同時它本身就是經濟減速的重要變量。
再次，可利用技術的減少。後發經濟體能夠實現更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一個重要條件是能夠利用先行者已經發明和推廣的先進技術，這就是所謂的「後發優勢」。東亞成功追趕型經濟體如此，當年的美國對英國的追趕也是如此。尊重保護智慧財產權與向後起者轉讓技術並不矛盾，運用技術優勢恰恰是先行者對外投資和擴張的驅動力。
這裡需要關注的一個理論問題是，技術中所包含的可編碼知識與不可編碼知識對技術轉讓的影響。可編碼知識，如機器設備中包含的技術知識，寫入操作手冊中的工藝流程等，學習成本較低，易於實現轉讓。而不可編碼的知識，如必須通過「幹中學」才能獲取的知識，尤其是那些尚處在創新醞釀階段的難以條理化的知識，則轉讓成本較高，或難以轉讓。對後發經濟體來說，擁有更多的可編碼知識的技術，意味著具有在較短時間內實現相同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的潛能，有助於提升經濟增速。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無疑受到已有先進技術特別是可編碼知識技術的驅動。
經過長時間的高速增長，中國已經形成了聯合國界定的最為完整的工業門類。這是迄今為止其他國家未所能及的。在技術水平上，中國過去主要是跟跑，近些年來已經在部分領域「並跑」，在有的領域「領跑」。當我們說到這些成就時，同時也意味著人類社會已有的可利用技術正在減少，特別是那些容易學的可編碼知識技術已經不多了。
複次，資源環境接近或達到了臨界狀態。隨著重要需求和工業產品達到歷史需求峰值，對應的部分能源資源人均消耗水平，也接近或達到國際比較意義上的峰值。汙染物排放，特別是碳排放，正在挑戰環境容量和氣候變化的底線。事實上，相當多區域的排放已超臨界值。當嚴重霧霾天氣影響到日常生活工作時，人們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現在吃飽了、穿暖了，物質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為何難以呼吸到一口新鮮空氣？由此反思一個本源性問題：我們推動經濟增長的目的究竟是什麼？
傳統工業化是通過「改造」自然環境加以推進的。過去很長時間內，人們對這種「改造」的成本認識不足，甚至視而不見。但這種成本總會以各種方式表現出來，並且日益尖銳地威脅到傳統工業化的可持續性。我們當下所面臨的挑戰，從長期看，並非對傳統工業化方式漏洞的簡單彌補就可應付，而是要在真正理解的基礎上，推動傳統工業化發展方式到綠色發展方式的轉換。
無疑，與經濟減速、增長階段轉換相關的因素還可以列舉出很多，但以上幾條足以說明這種變化的必然性。在上述幾條中，歷史需求峰值是需求側的，其他三條基本上屬於供給側。以往增長研究主要集中於供給側，現在看來要增加對需求側的關注。供給側要素，如人口和勞動力、技術、資源環境等確實直接影響到增速，但我們不妨做一個假設，人口和勞動力供給保持不變，經濟高速增長是否可以持續下去？答案是不會。如把歷史需求峰值的約束加上去，增速依然會下降。把這些因素放在一個統一框架內進行解釋分析，是一件實踐中很有必要、理論上很有意義的工作。已有增長理論所提出的收斂、趨同等說法，更多的是一種現象描述，缺少結構性邏輯分析。這也是進入減速期後認識「混亂」的一個原因。
中國經濟減速、增長階段轉換並非個別現象，得到了更大範圍歷史經驗的支持。經驗是邏輯的外在體現。我們對經濟減速的研究，就是始於對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等經濟體歷史經驗的關注。這些經濟體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者，然而，在經歷了長達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長之後，在人均收入達到11000國際元（按照麥迪森的購買力平價方法計算）時，無一例外出現減速，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速增長。這一轉換，日本發生在上世紀70年代初期，增速降到4%左右；韓國發生在90年代中後期，增速降到5%左右；中國臺灣發生在80年代後期，由於當時抓住了信息產業發展的機遇，增速保持在5%～6%。
回到中國當前的增長態勢，多項研究表明，2020年以後，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將降到5%～6%。事實上，這是一個相當樂觀的估計。近年來的實際情況表明，繼續維持6%以上的增速難度很大。今後一段時間，宏觀經濟增速可能有0.5～1個百分點的回落，但這或許是由高速到中速的最後一跌，然後穩定在5%～6%或5%左右的中速增長平臺上。
這樣一種展望並非悲觀，而是體現了對中國經濟增長前景的信心，這種信心是建立在對經濟增長長期分析邏輯框架之上的。以這一框架為背景，2016年下半年到目前為止，處於初步觸底期；此後將會逐步進入5%～6%或5%左右的中速穩定增長期，借鑑有關國際經驗和對未來增長潛能的研究，這一時期有可能延續十年左右時間。
中速穩定增長期將會呈現若干新的特點，比如，持續下行壓力明顯減少，中速增長平臺逐步得以展現；增長的波幅減小，穩定性增強，但中速平臺上的周期性波動對宏觀經濟走勢的影響加大。
二、「補短型增長」與中等收入群體倍增戰略中速穩定增長期是中國經濟下一步的新場景。發展仍然是硬道理。對於以往習慣於10%左右高增長的經濟體來說，5%左右的中速增長似乎「唾手可得」。這裡存在著一種可稱之為「數字幻覺」現象。增長速度是分子分母共同決定的，作為分母的增長基數每年都在擴大，作為分子的新增量增速相對放緩，但每年也在增長。近年來，中國經濟提供了全球近30%的新增量，其規模相當於澳大利亞等國的經濟總量。從數據上看，基建、房地產等投資增速明顯降低，但實際規模均超過以往。在這樣一個水平上保持5%左右增速的難度往往被低估了。中速增長期的增長動能，本研究項目以往成果中已有不少討論。概括地說，可以區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補短型增長」，另一種是「升級型增長」。
所謂「補短型增長」，是指低收入階層追趕中高收入階層而帶動的增長。這樣就引出一個重大議題，即如何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所謂中等收入群體，按中國官方統計標準，是指三口之家收入處在10萬元到50萬元人民幣的人群，目前中國這一群體的規模大約為4億人左右。我們認為，應當把中等收入群體倍增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後的另一個重要戰略，爭取用十年或略多一些的時間，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目標，中等收入群體從目前的4億人增長至8億～9億人，佔到總人口的60%以上。
提出這一目標的首要原因是，低收入群體接近或達到中等收入水平，將成為今後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最為重要的增長來源。這是中國內需增長最大的潛能所在。同樣需要提出的是，提升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縮小他們與中高收入階層的差距，所釋放出來的需求能夠在相當大程度上直接匹配處在過剩狀態的已有產能。
另一個原因是，當中等收入群體佔多數後，才能形成較為穩定的社會結構。拉美和東亞一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經驗表明，過大的收入和財產分配差距，往往會成為社會不穩乃至陷入混亂的起因。不僅如此，近些年美歐等國家情況顯示，即便進入高收入社會，收入差距過大，中等收入階層收入增長停滯，依然可能催生民粹主義，導致社會動蕩和政治極端化傾向。
在這種情境下，如何在增長與縮小收入差距之間尋找平衡，有效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進而實現倍增目標，理解並解決問題的思路和方法尤為重要。
一種傳統的、依然頗有影響力的思路著眼於收入再分配，把高收入乃至部分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轉到低收入群體，即所謂「劫富濟貧」，以縮小收入差距。國內外的歷史經驗證明，這條路是走不通的。一個社會抑制了最有創造性那部分人的活力後，並不能改變低收入者的狀況，還會滑到普遍貧窮。
另一種思路則立足於機會均等，致力於縮小不同群體之間在人力資本提升上的差距。一個簡單的邏輯是，在剝去種種社會關係的外衣後，人們之間能力的差距，遠沒有現實世界中收入和財產分配差距那麼大。如果能夠創造一個人力資本公平發展的社會環境，人們的積極性、創造力都能發揮出來，公平和效率就可以相互促進而非相互衝突。
依照這種思路，下一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需要通過宏觀政策發掘增長潛能，通過結構性改革增強社會流動性，通過社會政策全面提升人力資本質量①。
三、「升級型增長」與可以利用的優勢資源和條件所謂「升級型增長」，主要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發達國家已經有的我們還沒有的那些增長，這部分仍然具有追趕的屬性；二是處在全球科技和經濟發展前沿「無人區」的那些增長。這兩部分內容相當於我們在2015年研究中提到過的追趕標杆型增長（A型增長）和前沿拓展型增長（F型增長）。
「升級型增長」體現了經濟長期增長的方向，有一些重要特點。
第一，知識和技術密集，附加價值較高。從產業角度講，包括我們通常所說的「高技術、高附加價值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等。但並不意味著都是新的高端產業，傳統產業的升級改造、向產業鏈中高端的提升，也屬於「升級型增長」範疇，而且在數量上可能佔到多數。
第二，與之相聯繫，支撐這種增長的是中高級生產要素，包括熟練技能、高水平的基礎和應用研究、高端基礎設施和技術裝備、複雜的金融工具等。
第三，地域集中度較高，並不像某些低水平產業那樣遍地開花。高附加價值產業分布在大都市的核心地帶，能夠抵禦要素成本上升的壓力，形成一定的進入門檻。
第四，在地域集中的背後，是更為複雜的專業化分工供給網絡，以產業集群的形態呈現。高級生產要素並非各自為戰，供應鏈網絡使之產生協調效應，成為新創造出的、本地化且不可移動的競爭優勢。
第五，與以往「升級型增長」不同的是，數位技術作為一種普適性要素，與眾多產業相互結合形成新的技術、組織結構和商業模式，如有些產業被納入了平臺經濟的架構。數位技術為產業升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動能。
這些特點決定了或許只有部分地區能夠實現「升級型增長」，至少在開始的一段時間，只有少數地區能夠抓住機會。但是哪些地區能夠率先進入「升級型增長」行列，尤其是增長要聚集到某些具體城市時，仍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近些年深圳、杭州等地網際網路產業異軍突起，就出乎很多人的意料；部分中西部省會城市的快速發展也是超預期的。
由高速增長到高質量發展、投資驅動到創新驅動，增長空間的分布趨於集中，但機會之門對每個地區都是敞開的。這在很大程度上與「升級型增長」的多樣性與分工類型改變有關。
「升級型增長」的典型形態是高技術產業的發展，如近年來處在「風口」上的網際網路、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慧，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術；這些新技術、新商業模式融合運用的垂直領域，如電動化、智能化、共享化的汽車產業等。這些產業的崛起需要足夠的中高級生產要素和供應鏈網絡的支撐，只能成長於為數不多的地區。除此之外，構成現階段經濟主體的傳統製造業、服務業、農業、建築業等，也處在劇烈的轉型升級過程之中。如果從數量上說，這部分產業在「升級型增長」中應有更大比重。
傳統產業升級實質上也是提升技術含量和附加價值，但表現形態因行業、地域、體制機制乃至文化的不同而異。有的沿著「微笑曲線」向兩端延伸，有的致力於提升製造水平，有的則藉助機器人等降低成本，如此等等。這些領域豐富多彩的程度也將超過預想，前提是市場力量真正發揮作用。隨著歷史需求峰值的到來、產能過剩的加劇，幾乎所有的競爭性傳統產業都經歷了分化重組。有研究表明，在過去兩三年內，產業集中度明顯提高，市場份額、盈利向少數頭部企業集中。有的行業，以往有上百個企業，經過優勝劣汰後，可能只剩下二三十家甚至更少的企業。這也是眾多中小微企業近年來經營困難、日子不好過的重要原因。
從發達經濟體的歷史經驗看，在與現階段中國大體相同的增長階段，那些在競爭中勝出、站到技術含量和生產率高端、具備長期穩定國內外競爭力的企業，大部分都處在所謂的傳統行業，如德國的機械製造、化工，英國的食品、保險，義大利的服裝、製鞋、建材，丹麥的乳製品、家具、農業機械，瑞士的食品、紡織機械等。我們經常講中國要從製造大國轉向製造強國，實質上是使傳統製造業實現「升級型增長」。
水平型分工增加也是傳統產業升級過程中的重要特點。中國傳統產業正在經歷著由垂直型分工向水平型分工的轉變，也就是說，過去更多地依託於低技術含量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而以後的產業發展更多藉助中高級生產要素的支撐。水平型分工大量發生在產業內，分工發生的原因主要不是要素技術含量差距，而是通過人為努力成長起來的新高級要素，如供應鏈網絡、營銷渠道、專有技術、品牌乃至文化影響力等。比如，中國既可以生產蘋果手機，也可以生產華為、小米等國產品牌的手機，在技術、品質等指標上屬於同一檔次或非常接近，在國內外各有大量的粉絲消費者。在汽車、家電等領域，這類水平型分工也日益增多。水平型分工增加了競爭激烈程度，也提供了更多中國企業和品牌的勝出機會。
「升級型增長」是一個大規模的行業「洗牌」過程。競爭中勝出企業的優勢地位很可能維持相當長的時間，其他企業要打破這種格局難度很大。全球化背景下的國際分工體系中，任何一國都不可能在所有行業或產品中均佔有競爭優勢，但由於中國是一個超大型經濟體，且工業門類齊全、開放度較高，很可能比其他經濟體擁有更多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行業和產品，構成中國參與全球分工體系競爭優勢的基礎。
中國的「升級型增長」有諸多優勢資源和條件可加以利用，其中一些優勢是其他經濟體所不具備的。首先是超大規模統一市場。中國作為擁有十四億人口、收入和消費水平處在上升期的國內市場，在世界上首屈一指。這樣的市場條件，最重要的是能夠產生巨大需求，而需求對產業成長至關重要。同時，超大規模統一市場有利於降低生產和交易成本，有利於形成生產和消費的規模優勢，有利於商業模式創新和技術創新。在國內市場競爭過關的企業，在國際競爭中通常不會落伍。
其次，對內放開、對外開放形成的民營經濟、外資經濟，加上市場化改革較有力度的部分國有經濟，展現出內生的旺盛且可持續的增長活力，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體。以民營經濟為例，改革開放初期是作為拾遺補闕而「放」出來的，而當下已經成長為在國民經濟增長中發揮「五六七八九」作用的力量。在經濟轉型期，這種增長活力經常表現為更強的韌性，對來自國內外的市場、政策和自然界衝擊的適應性大大提高，同時也拓展了「升級型增長」的可能空間。
產業門類齊全、配套能力強、供應鏈較為完整等，是中國產業升級的另一個優勢。以往中國的成本優勢，主要基於勞動力成本低，但近年來人們發現，在相互多領域，當勞動力成本上升後，低成本優勢依然存在，奧妙就在於存在著由複雜而細緻專業化分工協作而形成的供應鏈網絡。有的企業轉走後又轉回來了，原因就在於其他地方不具備這樣的供應鏈網絡。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分布著大量的產業集群，其競爭優勢就在於這類供應鏈網絡。「升級型增長」將會給這些產業集群帶來向價值鏈高端提升的機會。
中國在數位技術時代的競爭位勢發生了重要改變。依託超大規模統一市場、產業配套條件好等優勢，中國已經湧現了一批處在全球前列的企業、技術和產品。數位技術與實體經濟的融合，過去一些年主要表現在消費端，進入生產端後，將可能展現更為強勁的變革動能。如能保持並擴大在數位技術領域的有利位勢，將使「升級型增長」贏得先機。
還需要提出的是中國經濟內部的巨大對衝功能。中國超大規模的內部統一市場、多樣化的需求和供給要素、不平衡的消費和產業結構等，為產業轉型升級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試錯空間。「升級型增長」實際上是一個試錯過程，有的地區可能失敗，但另一些地區則可能成功。地區之間相互競爭，也在相互學習，從失敗中汲取教訓，降低成功的代價。由於諸多原因，地區之間發展格局會有很大不確定性，有的地區遇到困難甚至危機，有的地區則抓住機遇，快速崛起，進而在全國範圍內形成對衝效應。事實上，過去幾年這類情景已多次出現。這種對衝功能為產業升級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容錯性，也使產業升級過程有可能實現穩中求進。
四、與兩類增長相適應的重要改革以上討論的「補短型增長」和「升級型增長」，構成了中國經濟中速穩定增長期的兩翼。這兩種類型的增長只是研究上的一個區分，實踐中是融為一體的。這兩類增長都有令人期待的前景，有相當多的支撐要素和有利條件，但並不意味著增長潛能必然能夠得以釋放。問題依然是，如何把這些好的要素和條件有效組合起來，實現要素生產率提高和高質量發展。這裡需要解決的主要還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體制機制政策問題，具體而言，就是如何推動中速穩定增長期的改革取得實質性進展。
這一時期的改革也將有自身的特點。改革仍然要「替代」，棄舊圖新，同時也要「升級」，與中高級生產要素的配置利用相適應。從問題導向出發，可以提出如下一些方面的改革議題。
（一）穩定預期導向的產權和企業治理結構改革
穩定預期有著較以往更為重要的意義。過去一個時期，在對民營經濟的看法上出現混亂，影響到民營企業的生產經營和投資。下一步產業轉型升級、創新驅動，首先要有長期穩定預期，對產權保護、企業治理結構有效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進一步明確定位民營經濟的地位和作用，給民營經濟吃長效定心丸。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在此基礎上，能否考慮提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我們黨長期執政，領導全體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依靠力量。
——把所有制分類與企業分類區別開來。按照國有、民營區分企業類型，實際上是市場經濟發育程度低的表現。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成熟，企業的股權結構趨於多元化和相互融合，要找到一個單一所有制的企業越來越難。應摒棄按所有制對企業進行分類的傳統做法，而以企業規模、行業歸屬等進行分類，如大中小企業，工業企業、服務業企業等。同時進行投資者分類，如中央國有資本投資者、地方國有資本投資者、機構投資者、個人投資者、境外投資者等。所有企業都要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在市場上公平競爭。國家對所有企業一視同仁，無歧視地平等對待。
——按照「管資本」的思路明確國有經濟的作用範圍。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國家對國有經濟由「管企業」為主轉向「管資本」為主。按照黨的十九大所指出的，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國有資本的使命和任務，是服從國家發展戰略的需求，對國民經濟發展全局發揮支撐性、引導性作用。為此，應聚焦於提供公共服務、完善社會保障、發展重要前瞻性戰略性產業、保護生態環境、支持科技進步、保障國家安全等。對這些領域進行戰略性投資，對其他領域則少進入或不進入，如確有必要進入，也主要是財務性投資，設定退出期限。國家主管部門對國有資本投資領域要進行合規性審查。
（二）大都市圈和城市群發展導向的要素市場改革
大都市圈和城市群加快發展是中速穩定增長期的龍頭，大部分新增長動能會出現在這一範圍。抓好這個龍頭，就要把與此相關的要素市場改革置於優先地位。
——促進人員、資金、技術、土地等要素在城鄉之間雙向自由流動。既要讓農民進城，也要允許城裡人下鄉。加快農民工進入和融入城市的進程。重點要解決好農民進城人員的住房問題，不僅對他們安居和融入城市至關重要，也能帶動大量的消費需求。
——改革重點要聚焦大都市圈的城鄉接合部。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要求，加快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入市，創造條件允許宅基地向集體組織外部流轉，對城裡人下鄉買房應持開放態度，允許試錯糾錯。城鄉居民宜城則城，宜鄉則鄉，在小城鎮建設中，允許、鼓勵城鄉人員、資金、技術等要素共同參與，共建共享。
——農村集體土地和農民宅基地入市、轉讓等收益，要優先用於建設社會保障體系，為農民提供社會安全網，把土地這種稀缺要素解放出來，既能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也能更好解決農民、農村的穩定問題。
（三）以提高要素生產率為導向的放寬準入、公平競爭改革
目前仍然存在的低效率領域，大都與不同程度的行政性壟斷、缺少競爭有關。這方面的改革已經講了多年，不能再拖下去了，要有實質性突破。
——包括石油天然氣、電力、鐵路、通信、金融等在內的基礎產業領域，在放寬準入、促進競爭上，要有一些標誌性的大動作。比如，石油天然氣行業，上中下遊全鏈條放寬準入，放開進口；通信行業，允許設立一兩家由民營資本或包括國有資本在內的行業外資本投資的基礎電信運營商。這樣的改革既可以帶動有效投資，更重要的是降低實體經濟和全社會生產生活的基礎性成本。
——在歷來由國有機構經營的高技術領域，如航空航天領域，鼓勵民營企業和其他行業外企業進入。近年來在這方面已有所進展，步子可以邁得更大一些。經驗表明，民營經濟在高技術領域的創新具有更大潛能，中國航天領域也有可能出現馬斯克這樣的企業家。
——在高水平大學教育和基礎研究等領域的體制機制政策改革上，要有大的突破。可以考慮在創新走在前列、科教資源豐厚的若干城市，像當年建立經濟特區一樣，創辦高水平大學教育和研發特區，突破現有體制機制政策的不合理約束，形成一批類似西湖大學那樣的新興大學教育和研發機構，走出一條新路，為中國的創新發展打下可靠且可持續的基礎。
（四）人力資本提升導向的社會政策體系改革
無論是供過於求狀態下產業分化重組，還是創新導向的「升級型增長」，都要求改進和完善社會政策體系，並使其在「保基本」的基礎上，將重點轉向人力資本「提素質」。
——健全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在就業、醫療、養老等方面，加快完善覆蓋全國的「保基本」社會安全網，推動實現全國統籌、異地結轉，增加便利性，為勞動力合理流動提供便利。
——以更大力度、把更大份額的國有資本劃轉社保基金。從邏輯上說，國有資本具有全國人民社會保障基金的屬性。這一改革有利於補充現有社保基金缺口，有利於減輕企業上繳五險一金的負擔，也有利於改進企業股權結構和治理結構。
——促進機會公平。改變有些地方對低收入勞動者的歧視性做法。在大體相當條件下，在就業、升學、晉升等方面，給低收入階層提供更多機會。
（五）綠色發展導向的資源環境體系改革
綠色發展包括但不限於環境保護和汙染治理，正在形成包括綠色消費、綠色生產、綠色流通、綠色創新、綠色金融在內的綠色經濟體系。推動綠色發展，不是對傳統工業化發展方式的修補，而是加快形成與之相競爭、更符合可持續發展要求的新發展方式。
——形成經濟社會環境協同發展的目標體系和核算方法，使傳統工業化方式中外部化的成本內部化，綠色發展方式中外部化的收益內部化，重新定義、比較經濟活動的成本和收益，推動綠色發展成為低成本、可持續、有競爭力的新發展方式。
——加快探索生態資本服務價值核算，解決好生態資本及其服務價值的「算帳」問題，並逐步推動生態資本服務價值可度量、可貨幣化、可交易，使生態文明建設和綠色發展更多成為企業和居民的日常經濟行為。
——由傳統工業化發展方式轉向綠色發展方式，從根本上說要靠綠色技術驅動。「十四五」期間應推廣一批較為成熟、能夠帶來明顯經濟社會效益、起到示範作用的重大綠色技術，並相應形成支撐性體制機制政策。
（六）引領全球化導向的開放型經濟體系改革
中國是全球化和市場經濟的積極參與者、重要受益者。全球化時代的競爭，說到底，是不同經濟體市場經濟體系的競爭。在全球市場經濟體系競爭中，中國不能落在後面，只能站到前面，這樣才能把握大局，贏得主動。
——以長遠眼光維護和引領全球化進程。全球化遭遇衝擊，包括WTO在內的全球貿易投資金融等規則面臨重大調整，幾大經濟體有可能走向「三個零」（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中國應以前瞻性、引領性舉措，在維護自身利益的同時，推動全球治理結構合理變革，以順應全球化進程的需要。
——把對外開放的壓力轉化為對內改革的動力，加快制度規則性開放。國際談判中涉及到的一些議題，如打破行政性壟斷、公平競爭、國資國企改革、產業政策轉型、改革補貼制度、保護產權特別是智慧財產權、轉變政府職能、維護勞動者權益、保護生態環境和綠色發展等，並不是別人要我們改，而是我們自己要改，是我們從長計議、戰略謀劃，從中國國情出發做出的主動選擇。對外開放與對內改革相互推動，將有助於高標準市場體系形成，增強我們的長期競爭優勢。
——下一步對外開放應謀劃一些更有前瞻性和想像力的重大舉措。比如把自貿區開放與國內改革相結合，對內對外改革開放的一些重大舉措，可在自貿區率先主動試行；在較大範圍內，如海南省或粵港澳大灣區，開展「三個零」（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的試點，形成高標準市場體系、高水平對外開放的試驗田，並與有關國家的部分地區對接，在全球開放中起到引領作用。
五、改革方法論：摸著石頭過河仍未過時提出改革仍要摸著石頭過河，不少人表示質疑：改革開放已經40多年了，還有這個必要嗎？這涉及到對改革方法論的理解。
我們經常講頂層設計和基層試驗，頂層設計主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指方向，向東還是向西，方向不能走偏；二是劃底線，什麼事情不能做，什麼局面要避免。在此前提下，何種體制機制政策符合實際、管用有效，還是要靠基層試驗，靠地方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去試，通過試錯找到對的東西。
說摸著石頭過河，是因為在改革開放發展中總是要面對大量未知和不確定的因素，不同時期要過不同的河流，並非只過一條河就可以了。改革開放初期，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怎麼搞，城市企業改革、價格改革如何推，事先並不清楚，在試的過程中逐步摸出一條新路。許多成功的做法，是地方、企業先試，效果不錯，中央發現後總結提高，推廣到全國。中國經濟進入中速穩定增長期，要實現創新驅動的高質量發展，哪些行業、哪些地方能夠率先突破，哪種辦法切實管用，也是不大清楚或有很大不確定性的。頂層設計要求過這樣一條新的河流，從此岸到達彼岸，但到底具體如何過，還是要靠基層試驗。事後我們知道需要踩著五塊石頭過河，但開始時看到的是一片茫茫水面。可行的辦法是把水面劃分為100個方格，逐個試錯。如果只有一個主體去試，需要很長時間，十個主體去試，時間只需十分之一，一百個主體去試，時間就更短了。創新本質上是一個試錯過程，真正的改革就是體制機制政策創新，需要調動社會各個方面去參與、去試驗，好的體制機制政策在這個試錯過程中才能脫穎而出。
對政府作用，需要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加以區分。中國是一個超大型經濟體，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角色差別較大。中央政府在國家安全、發展共識、宏觀經濟穩定、全國統一市場、全國性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發揮主導作用，而地方政府則是經營好自己範圍內的各種不可移動資源，硬的如基礎設施，軟的如營商環境，還要直接介入招商引資，通過有競爭力的不可移動資源去吸引企業這樣的可移動資源。一個地方經濟發展得好，是由於地方政府經營的不可移動資源與企業經營的可移動資源形成了好的互補效應。換個角度說，企業面對市場競爭、開展創新，要以大量精力去應對不確定性。而政府經營好不可移動資源，是在減少不確定性。在企業資源一定的情況下，就可以把主要精力分配到市場競爭和創新活動上。這就是好的發展環境的含義。反之，發展環境差，政府經營的不可移動資源問題多，如基礎設施短缺、營商環境不穩，不僅不能減少反而增加不確定性，企業不得不抽出大量精力加以應對，能夠用在市場競爭和創新上的精力相應減少，市場活力和競爭力必然下降。
在這種格局下，地方政府的領導力、主要領導人的素質，進一步說，地方領導者的企業家精神至關重要。所謂企業家精神，本質上是創新精神，指能夠對要素進行重新組合的眼界、膽略和技巧。企業家精神並非企業領導者固有，包括政府在內的各類組織領導者應該也能夠擁有。當然，企業領導者也不一定都是企業家，有的只是循規蹈矩乃至平庸的管理者，政府機構領導者亦是如此。
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的一大特色是地方競爭，這是傳統的政府科層組織與市場經濟相遇後的產物，或者說是改革前初始條件與改革開始後引入新要素之間融合後的產物。地方競爭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領導者之間的競爭，有些地方發展得快且好，是因為當地領導者具有企業家精神，敢於並善於重新組合當地各種不可移動的要素，也就是想幹事、敢幹事，而且能幹成事。強調發揮地方基層的積極性、創造性，基本的一條，就是要把具備企業家精神的人才推到地方政府特別是城市政府的領導崗位上去。有了這樣一批人，加上地方之間的競爭，許多意想不到的好東西就會脫穎而出。
改革就是要理順關係，理順解決問題的辦法，不同的矛盾問題，用不同的體制機制政策應對，用經濟學的觀點說，就是要成本低、預期穩且可持續。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經常講的一句話是，要用法律的、經濟的和必要的行政辦法。有的問題要用法律辦法，如產權保護；有的問題要用市場機制辦法，如價格調節；還有的問題，如應對突發事件，較多的要用行政性辦法。容易出現的傾向，是不適當地倚重行政性辦法，這樣層層加碼、形式主義、走極端就在所難免。如治理汙染無疑是正確的目標，但在有些地方變成了「一刀切」，以行政命令將小企業或化工企業一律關停，產權保護、成本收益都不講了，其結果往往事與願違，甚至一地雞毛。強調地方探索、基層試驗，就是要找到真正符合規律、符合實際、管用有效的體制機制政策，法律的歸法律、市場的歸市場、行政的歸行政，如此才能提高治理效能。
六、深圳如何引領「升級型增長」在本文所討論的兩種類型增長中，深圳具備了「升級型增長」幾乎最為有利的條件，應該而且完全可能走在全國前列。另一方面，深圳也面臨著如何打破逐步增多的約束條件限制的挑戰，如以IT產業主導的產業結構增長動力減弱，土地、人工等要素成本快速上升，源頭創新能力不足，社會發展相對滯後制約人力資本提升，資源環境壓力加大擠壓可持續發展空間等。與深圳曾多次經歷的轉型壓力相似，打破上述約束條件限制將會打開深圳「升級型增長」新的巨大空間。
（一）加快形成增長潛力充足的新主導產業
深圳在人均收入接近3萬美元的水平上，仍能保持7%以上的高速增長，從產業結構角度看，主要是因為擁有以IT產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但近年來IT產業的增長速度已明顯放緩。深圳的優勢在於製造加創造。房地產和金融對所有城市都是誘惑，包括深圳在內的很多大城市也能搞出些名堂，但具備以製造加創造為基礎成為全球科創中心條件者則鳳毛麟角。深圳應當堅持這個方向不動搖。事實上這個方向的發展潛能依然很大，不可限量。至於應當發展什麼樣的新產業，還是要堅持深圳的一貫傳統，以市場為基礎、企業為主導，在一個開放競爭的環境中使優秀的企業和產業脫穎而出。深圳的大企業能力很強，更重要的是擁有大量創新活躍的中小企業。政府應加固已有的創新環境，善於識別和催生新產業，為有潛能的企業和產業補短板、破瓶頸，打通產業鏈條。
（二）補上高水平大學教育、基礎研究的短板
中國近些年創新發展較快，優勢在於市場規模巨大，產業配套能力強，而短板則是基礎研發滯後、源頭創新甚少。這些優勢和短板在深圳也都表現明顯。當創新進入無人區，特別是當有人在關鍵科學技術領域「卡脖子」的時候，高水平大學教育、基礎研發領域「補短板」的任務就無法迴避了，因為遠距離「借智」的做法無法滿足前沿性創新近距離交流的需要。事實上，深圳在這個領域是有遠見的，已有大量投入。下一步應當確立的一個目標，就是高水平大學和研發機構要產生諾貝爾獎級的研究成果，要形成相應的研究能力和環境。如此才能與深圳作為全球科創中心的地位相匹配，才不至於出現一定時期後創新後勁不足的問題。
（三）建設以深圳或深港為核心的大都市圈
深圳現階段面臨的供地不足、房價過高、製造業成本上升過快等問題，需要通過加快大都市圈建設來解決。具體地說，在深圳周邊一小時車程的範圍內，打破現有行政區劃的限制，形成大批小城鎮與城市核心區相互關聯的新城市體系。深圳核心區致力於發展高技術、高附加值的產業，其他製造業和服務業則依照產業鏈的關聯性分布到周邊城鎮。在空間資源配置上，也要貫徹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基本原則，按照人口流向確定建設用地和公共服務資源指標的配置。與農村人口進城落戶相配套，加快推進住房、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健全財政轉移支付同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鈎機制，繼續推進並擴展義務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隨人員流動可攜帶的政策，逐步打通農村社保和城鎮居民社保的銜接。與都市圈建設相銜接，分期建設主要面向外來人口特別是農村進城人口的安居房工程。戶籍制度應逐步轉為人口居住地登記制度。逐步確立與企業和社團法人類似的城市法人地位，把城市管理者行政級別與城市法律地位分開。城市不論大小，在生產要素獲取、基本公共服務提供、發展環境建設等方面具有平等地位和權利。允許並鼓勵中小城鎮從自身發展需要出發，主動融入都市圈建設進程。
（四）在生態文明建設、綠色發展上成為先鋒
在製造業佔比仍遠高於世界大都市的情況下，深圳實現人均碳排放僅7.5噸，空氣品質指數從十多年前將近100微克下降到了近年的26微克以下。深圳提出並正在實施「兩達一高」，即目標碳排放達峰、空氣品質達標、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目標。「十四五」期間，深圳應當率先形成包括發展理念、政策目標、重點領域、體制機制等在內的綠色發展基本框架，並力爭在核算和技術這兩個綠色發展的支柱領域取得突破。生態資本服務價值核算是綠色發展的基石，缺少這塊基石，綠色發展的大廈是立不起來的。深圳如能在這方面先行一步，將有助於展示並確立綠色發展方式在成本收益比較上的優勢，推動綠色發展真正成為企業和個人的日常經濟行為，從而大幅加快綠色轉型進度。綠色發展不是放棄而是追求更高的生產率，區別在於使用綠色技術。綠色轉型要求所有創新都應當是綠色的，並且逐步用綠色技術替代傳統技術，這將為深圳的創新和增長提供前所未有的空間。
（五）在深化改革開放上再度領先
深圳的發展靠的是改革開放先行先試。要在「升級型增長」中帶頭，必須在新形勢下的改革開放再次衝到前面。前面提到的加固創新環境、教育科研體系改革、建設大都市圈、引領綠色發展，等等，都需要拿出當年改革開放的勇氣、魄力和智慧，在體制機制政策上拓開一片新天地。面對逆全球化的壓力，對外開放應站上「三個零」（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的制高點，爭取國際博弈的主動權。深圳和粵港澳大灣區在此過程中應該有一些更具前瞻性和想像力的重大舉措，對高水平對外開放和全球化的持續推進起到引領作用。
作者劉世錦系第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馬洪基金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