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隆國強
2019年10月31日，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簡稱《決定》）。智庫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智庫的能力是國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體現。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作為首批中國特色新型高端智庫試點單位之一，按照中央要求，開展了大量改革創新的探索，取得了明顯成效。學習貫徹四中全會精神，必須密切結合我們工作實際，用四中全會精神來指導智庫建設和各項具體工作，不斷增強戰略謀劃和綜合研判能力，為服務中央科學決策做出新貢獻。
智庫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從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對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作出重要批示以來，黨的多個重要文件都將其作為改革發展的一項重要任務。2015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公開印發《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簡稱《意見》）指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是黨和政府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的重要支撐，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十九大報告再次提出要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示，要從推動科學決策、民主決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增強國家軟實力的戰略高度，把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作為一項重大而緊迫的任務切實抓好。
十九屆四中全會文件提出，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要「健全決策機制，加強重大決策的調查研究、科學論證、風險評估，強化決策執行、評估、監督。」智庫之所以成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是由智庫在科學決策過程中的獨到功能決定的。
1.以政策研究與評估為本職，為科學決策提供支撐。無論大事小事，決策正確是取得成功的關鍵。因此，自古以來人們就高度重視決策。在中國古代，春秋戰國時期就有很多專門出主意的謀士，但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智庫。現代智庫只有100年左右的歷史。布魯金斯學會是美國第一家現代意義上的智庫，其成立可以追溯到1916年，是著名的公共政策研究機構。一百年前美國之所以出現現代智庫，是因為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快速推進，帶來種種社會矛盾，越來越多的公共政策需要進行專門研究。後來，世界各國都有大量智庫出現，智庫數量急劇增加。從全球來看，2019年TTCSP全球智庫資料庫中列出了8248家智庫，其中，歐洲2219家，北美2058家，亞洲、中南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中東和北非地區的智庫數量分別為1829家、1023家、612家和507家。從國別看，美國智庫數量居首，1871家，印度為509家，中國智庫數507家，居全球第三位。
改革開放後，面臨經濟體制改革和擴大對外開放的新形勢，國務院成立了以資政為職能的經濟研究中心、價格研究中心、技術經濟研究中心、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等機構，這些都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前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全局性、戰略性、綜合性、長期性問題開展研究，同時也研究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熱點、難點和焦點問題，為中央很多重大決策提供了科學支撐。近年來，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推進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對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作了全面系統的頂層設計和部署，出臺了高端智庫建設的指導意見，有力地推動了我國智庫建設，中國智庫的整體水平與能力得到有力提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是首批高端智庫試點單位，在體制機制創新、人才建設和能力建設方面開展了大量工作，為中央決策服務的能力得到了進一步增強，政策研究成果的質量與水平持續提升，彰顯了智庫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重要作用。
人們把智庫的基本職能概括為資政啟民。資政是在科學研究的基礎上為政府決策直接提供政策建議，這容易理解。為什麼強調啟迪民智呢？這是因為，有一些重大政策建議從提出來到成為政策，需要先在社會上凝聚共識。中國的人口政策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國人口到底是多好還是少好？其實一直都有不同的看法。新中國成立以後，人們認為人多力量大，主張多生孩子，我國人口急劇增加。其實，人口是把雙刃劍，如果把人充分用起來，就是人力資源。但是人口的再生產，如果和經濟發展脫節，人口增長得太快，就變成人口負擔。人口過多，消費率就高，儲蓄率低，投資率低，會影響經濟增長速度，也會影響到人均收入水平，糧食供給處於緊平衡狀態，一旦遇到天災，還可能出現重大人道主義災難。看到人口過快增長的挑戰，馬寅初先生在上世紀50年代發表了《新人口論》，提出了計劃生育的主張。這一主張和當時主流認識不一致，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受到了批判，有人說馬寅初所姓的「馬」不是馬克思的「馬」，是馬爾薩斯的「馬」。意指其「人口論」不符合馬克思主義。馬寅初被打成「中國的馬爾薩斯」。直到上世紀70年代，人們對人口過多帶來的問題有了切身感受，「新人口論」提出的計劃生育思想，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計劃生育成了我國的基本國策。也就是說，新人口論從提出到變成決策，經歷了約20年時間。如果沒有計劃生育政策，大家可以想像一下，會是一個什麼情景？中國經濟不可能發展這麼快，因為大量的儲蓄會被多餘的人口消耗掉，儲蓄率低，投資率低，增長率下降。所以，這個問題要歷史地看。今天在新的人口形勢下，我們需要什麼樣的人口政策？這再次成為一個重要的公共政策問題。
智庫直接的成果是推動公共政策的形成。有的公共政策提出來，可能迅速被決策者接受而成為公共政策。但是，越是重大的政策，越需要從多個方面進行全面考慮，可能花的時間就很長。
政策評估也是智庫的重要職能。政策評估與政策研究有很多相似之處，但也有一些區別。政策評估包括事前評估、事中評估、事後評估。事前評估是在一項政策實施之前，對政策方案進行評估，提出修改完善的意見。十八屆三中全會描繪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藍圖，在涉及經濟與生態領域的改革方案時，很多都要求開展第三方評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很多部門都承擔過相關任務。事中評估是在政策實施過程中對政策效果進行評估，例如我國實施經濟社會發展五年規劃，現在通常會在實施過程中，進行五年規劃的中期評估，及時發現問題，修改完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多次做過五年規劃的中期評估。2013年中央決定在上海設立自由貿易試驗區，這是新時期改革開放的重大舉措，為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對外開放進行大膽探索。從上海自貿試驗區設立後，每年都進行一次第三方評估，總結梳理取得的進展，分析存在的不足，提出下一步工作重點的建議。近年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牽頭開展了上海自貿試驗區的幾次年度評估、海南自貿區一周年評估，以及全國自貿試驗區五年評估等。所謂事後評估，是在一項政策實施完成後對效果進行評估。比如，2016年初國務院批准在15個城市和新區實施為期2年的《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方案》，在試點結束之際對方案實施效果進行了評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牽頭開展的第三方評估充分肯定了試點的成效。在此基礎上，商務部又推出了《深化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總體方案》，得到了國務院的批准。
2.準確開展政策解讀，助力政策實施。政策制定後，能否得到有效執行和實施，取得預期政策效果，取決於執行部門是否準確理解政策，也受社會公眾能夠理解、接受和配合的影響。我國是一個大國，各地的差別非常大，中央的政策不可能特別細緻具體，如果特別細，可能適合北京，但未必適合貴州，或者甘肅。所以，要求政策在全國普適就不能太細，政策實施需要地方各級政府結合本地實際，制定更加細化的方案。如果地方搞形式主義，以文件落實文件，中央政策能否取得預期效果就會大打折扣；反之，搞層層加碼，用運動式、一刀切的辦法來貫徹，也會過猶不及。同樣一個政策，有的地方貫徹得好，有的地方相對差一點，有的地方甚至出現負面效果，其中一個原因是在細化的時候，執行層是不是準確地理解了中央政策的精神實質。所以，政策解讀對政策實施很重要。政策解讀的形式多種多樣，例如給各級黨委（黨組）中心組學習作輔導報告，去黨校講課，參加論壇做報告，在媒體發表文章等。如果說政策研究要講究科學性，那麼政策解讀則要強調準確性。這就要求智庫專家首先自己要學懂弄通，而且能夠準確地把中央的政策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讓執行層面和社會各界理解。
3.加強國際交流合作，開展智庫外交。當今世界，除了政府間外交活動外，公共外交的作用越來越大。尤其對於中國這樣一個迅速崛起的大國而言，公共外交的作用不可或缺。智庫外交是公共外交的重要內容，其作用是多樣的，一是學習國際經驗，支撐科學決策。智庫對其他國家開展深度調查研究，總結和借鑑國際經驗，結合本國實際提出政策建議。二是增進相互了解，促進國際合作。比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是國際社會特別是大型跨國公司領導人深入了解中國經濟發展形勢、發展戰略和政策的重要窗口，國際影響力越來越大。三是講好中國故事，消除誤解，凝聚共識，助力改善國際輿論環境。四是藉助國際智力，為我所用。我們與國際組織、國外智庫、跨國公司開展聯合研究、舉辦論壇等多種活動，為我國發展建言獻策。五是開展智力援助，分享中國經驗。
新時代智庫的任務更加艱巨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們要把握好兩個大局，一個是世界格局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另一個是我國建設現代化強國的大局。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所處的國際環境更加複雜，需要準確判斷與把握新機遇，應對新挑戰。今年將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的第一個百年目標，開啟第二個百年目標即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要實現更加宏偉的新目標，需要與時俱進位定新發展戰略，研究和解決新問題，採取新舉措，構建新體制。時代給智庫提出了新考卷，智庫必須回答好這些新問題，才能不負時代的要求。
1.中國發展所處的國際環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必須深入研究國際格局變化的根本原因與主要動力，才能準確判斷國際形勢演變的新趨勢，分析國際形勢演變中所蘊含的新機遇新挑戰。前幾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將「中長期國際經濟格局變化和中國的戰略選擇」確定為中心的年度重大研究課題，組織全中心的力量開展深入研究，最終形成了《百年大變局——國際經濟格局新變化》這部重要的研究報告，2018年在中國發展出版社出版。
在這個課題研究過程中，貫穿了三個關鍵的重大因素的影響，就是新技術革命、大國博弈和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回顧歷史，從工業革命以來，科技進步是推動國際格局洗牌的基本動力。每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都會帶來新機遇新挑戰。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已經深刻地改變了我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未來的改變會更加深刻。迄今為止，我國作為一個後發的發展中國家，在數字革命的國際競爭中，取得了不錯的進展，特別是在數位技術的應用方面，有些走在了世界的前面。前一段時間，有一個澳大利亞人發的小視頻，他會說流利的中國話，他說在中國生活時可以方便地叫外賣、用手機支付、享受便宜的滴滴打車服務，回到澳大利亞後，感覺生活很不方便，特別懷念在中國的生活。這個小視頻說明，我國在數位技術應用方面，已經取得了不錯的成就。但我們也要看到，我國在核心技術、基礎部件、系統軟體等方面與發達國家存在的差距。面對新技術革命，我們要深入研究，新技術革命還會帶來什麼重大機遇？對生產方式會帶來什麼樣革命性的變革？不論是新工業革命也好，還是工業網際網路也好，我們如何才能實現後來居上？如何在堅持開放合作的前提下，克服「卡脖子」問題？如何保證新技術革命背景下的經濟安全？可以說，新技術革命帶來的深刻變化，給智庫提出了很多新問題，需要回答。
大國博弈一直是影響國際格局變化的重要力量。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迅速增強，我們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中美關係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美國把我國作為戰略競爭對手，多方採取措施，除了挑起大規模的貿易戰以外，還在戰略上遏制，技術上「脫鉤」，規則上打壓，體制上抹黑。美國學者甚至提出了中美會否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問題。針對中美貿易摩擦，我們做了大量的研究。中美博弈具有長期性、系統性、全面性，將伴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全過程，是必須面對的一個大課題，有很多新問題需要智庫去回答。例如，現在中國是能源進口大國，石油對外依存度達70%，如果能源技術沒有革命性的變化，這個格局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就很難逆轉。過去幾十年美國也是石油進口國，中美有共同利益，都希望全球油價不能太高，確保全球的主要產油地區穩定和國際能源運輸通道的安全。但因為頁巖氣革命，現在美國實現了能源獨立，從一個石油進口國變成為出口國。現在美國希望我國採購他們的油氣資源。美國從一個石油的淨進口國變成石油的淨出口國，將對全球能源的地緣政治產生深刻影響。從一個出口國的角度來說，他希望油價高一點，對我們來說，油價高我們將承擔更多的成本。如何找到一個合理的平衡點？另外，人們難免要考慮，如果大量購買美國的油氣資源，會不會形成對美國能源的依賴，未來美國會不會把石油作為一種武器？以史為鑑，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石油進口的80%依賴美國，美國人曾經把石油當成武器，對日本實行石油禁運。
全球治理體系加速變革，經貿規則加速調整，也是推動百年大變局的重要因素。以世界貿易組織為代表的多邊貿易體系對經濟全球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近年來美國強調「公平貿易」，單邊採取了加徵關稅等貿易保護主義政策，阻撓世界貿易組織上訴法官的遴選，多邊貿易體制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WTO改革問題提上了日程。與此同時，區域合作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大量湧現，成為新的經貿規則的重要平臺。一方面，國際經濟治理體系加速變革，為我國參與改革提供了新機遇。另一方面，美國及其他發達經濟體針對中國制定新的經貿規則如國有企業的補貼問題、環境標準、勞工標準等，也是一個新的挑戰，如果應對不得力，我國在新一輪規則制定中可能面臨被邊緣化的風險。
總之，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智庫要進一步增強綜合研判能力，分析新機遇新挑戰；智庫也要進一步增強戰略謀劃能力，提出應對百年大變局的新思想、新戰略、新對策，使我國能夠繼續趨利避害，加速發展。
2.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第一個百年目標即將收官，建設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目標已經確立，開啟了新徵程。
建設現代化強國需要轉變發展方式，加快實現向高質量發展的轉型。高質量發展需要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的要求，把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落實到發展的實踐中。難的是全面落實，即強調發展理念的整體性、系統性、協同性，在實踐中同時體現五大理念的要求。
高質量發展需要實現發展動能的轉換，從以往主要依靠生產要素的投入，轉向更多依靠效率的提升。這就要求我國加快增強創新能力，加快推進產業結構的升級，加快提升我國國際分工地位。轉向高質量發展，要求發展的協調性進一步提高，區域分工更加合理，區域合作更加高效，區域一體化發展邁上一個新臺階。轉向高質量發展要求發展方式更加綠色可持續，生態改善環境優美，節能減排持續推進，能源效率持續提高。轉向高質量發展還要求在新的國際環境下實現開放發展，如何在深刻變化的國際環境下趨利避害，如何在全球價值鏈上提升中國的分工地位，如何用好全球資源增強開放創新的能力，這些都是亟待回答的問題。最重要的是，高質量發展是效率與公平兼顧的發展，國民更加公平地分享發展的成果，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核心要義。要實現向高質量發展的轉型，關鍵在於構建一整套有利於促進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引導發展方式的轉變。必須認識到，轉向高質量發展，並不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而是一個需要艱苦奮鬥的過程，是需要不斷改革創新的過程。
總之，國際國內形勢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無論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還是轉變發展方式實現現代化強國目標，都對智庫提出了新要求，智庫的任務更加艱巨，也大有作為。面對新時代提出的新任務，智庫工作人員應該自覺地擔負起這個歷史責任，用更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服務科學決策。
加快建設高水平中國特色新型智庫
過去幾年，智庫建設取得長足進步。但是，與時代要求相比，與中央科學決策的期待相比，無論是政策研究的水平與質量，還是人才、體制機制，都還有不小的差距。因此，一定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從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高度，重視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
1.加強政治思想建設與組織文化建設，增強智庫工作人員的使命感、責任感、榮譽感。
首先，要始終堅定不移地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基本立場。社會不同群體既有共同利益，又有各自局部利益。政策研究從不同的立場出發，會產生不同的政策取向。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是黨中央國務院直屬的智庫，任何時候都必須牢牢堅守為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務的根本宗旨，把這作為政策研究的基本立場。具體到每一項政策研究的時候，要把這個根本宗旨貫徹在每一項政策建議上，要善於處理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短期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關係。以農產品價格政策為例，價格到底是高了好，還是低了好？回顧我國在不同時期實行不同的農業政策，在工業化初期國家發展的首要目標是加速推進工業化，要調動各種資源來實現工業化，因此，把農產品價格壓低，依靠工農產品剪刀差積累建設資金。後來為調動農民種糧的積極性，不斷提高農產品價格，還實行了農產品保護價，取消了農業稅，加大對農業補貼的力度等，以更好地保證糧食安全。這都是為了中華民族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做出的決策。任何一項具體政策，都免不了讓某一個群體在這個政策上受益多一點，某一個群體受益少一點，甚至要承擔更多的成本。作為國家所屬的智庫，我們始終要從大局出發來研究問題，提出政策建議。所謂保持政策研究的獨立性，最重要的就是自覺與特定利益集團切割，絕不能從局部利益出發，為特定部門、特定地區和特定群體的利益遊說。我們提出政策建議是不是從整體利益、長遠利益來考慮，這是政治素養問題。要提高政治素養，就要自覺地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來武裝自己的頭腦，指導政策研究，力爭做到學懂弄通，知行合一。
其次，要加強組織文化建設，不斷改進作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組織文化是什麼？就是「唯實求真、守正出新」。要求我們要深入調查研究，堅持實事求是，理論聯繫實際，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反對教條主義、本本主義。要端正作風，既不譁眾取寵，也不無病呻吟。要勇於創新，不人云亦云。
2.加強能力建設。智庫要有所作為，不僅要有正確的立場，而且要有相應的履職能力。因此，能力建設是一流智庫的基礎。
一是選題能力。提出一個好問題，是優秀政策研究項目的起點。在各種各樣的問題中選擇出真正有價值的問題，需要「急領導之所急，想領導所未想」，前者是決策者當前需要馬上決策的問題，智庫要發揮自身優勢，為決策者提供決策的方案，支撐科學決策；後者是尚未進入決策者視野，但實際上非常重要的問題，智庫要提出問題和解決方案，引起決策層重視，推動問題的解決。《黃帝內經》載：「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治「已病」的醫術固然要求高，治「未病」對醫術的要求更高。對智庫而言，要有能力治「已亂」，更要有能力治「未亂」。
二是調查研究能力。政策研究區別於一般社會科學的學術研究，在於其問題導向和解決方案導向，因此必須從實際中來到實際中去，調查研究是開展政策研究的必備基本功。既要善於解剖麻雀，從典型案例中找到規律，又要善於用好各種統計數據，開展定量分析，還要儘快學習新的調查方法。多年來，人們開發出了多種多樣的調查研究方法，如案例調研法、問卷調查法、德爾菲法、統計分析法等等。近年來，隨著信息技術飛速發展，像大數據等新的調研方法正在湧現出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的大數據實驗室利用大數據開展經濟形勢分析，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三是綜合研判能力。優秀的智庫既要能夠見微知著，見葉知秋，對趨勢性變化前瞻性做出準確判斷，又要能夠從紛繁複雜的表象中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找到問題的根源，這就要求具有較強的綜合研判能力。公共政策問題是經濟社會複雜系統中的問題，分析與解決政策問題不能依靠單一學科，而是需要多學科的理論、多種分析方法相互結合、相互驗證。在進行分析研判時，要儘可能把具有不同學科背景的專家組織起來，一名優秀的智庫專家也應該努力具備多種學科知識，熟悉多種理論，把經濟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政治學、系統科學等多種學科綜合起來，把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有機結合起來。
四是戰略謀劃能力。政策研究要從全局高度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必須具備較強的戰略謀劃能力。研究者要有歷史眼光和動態眼光、全球視野和宏觀視野，要善於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解決方案才能既有頂層設計，又具可操作性。在多數情況下，解決問題往往面臨多重約束，同時需要兼顧多重目標，因此，解決方案往往沒有最優，智庫需要在多方案比選的基礎上，為決策者提供幾種不同的備選方案，指出不同方案各自的長處與不足。
五是成果傳播能力。一流智庫要有較強的決策影響力、社會影響力和國際影響力。政策研究成果的質量和水平是發揮影響力的基礎，要善於把高質量的研究成果用深入淺出、通俗易懂的方式表達出來。提高決策影響力，要建立暢通的溝通渠道，積極主動將政策研究成果提交決策者和相關政府部門。提高社會影響力，要建立和維護良好的媒體關係，主動策劃，及時發布。提高國際影響力，要熟練運用國際通行的表達方式，向國際社會傳達研究成果。成果傳播的載體與方式多種多樣，如內部政策簡報、公開的報刊圖書、論壇、發布會、政府部門的聽證會、政策研討會、宣講授課、文件起草等，還有隨著信息技術進步影響力日益上升的官網、微博、微信公眾號等，優秀的智庫需要熟練運用傳統與新興傳播工具、合理利用內部與外部平臺，取得最佳成果傳播效果。
六是國際交流能力。作為一個新興大國，我國的國際影響力日益上升，這要求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必須具備相應的國際交流能力和國際影響力。要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英語傳播平臺，如英語官網、英語刊物，高端國際論壇，要通過「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經常性地與國際同行開展各種交流，打造國際智庫網絡，加強國際媒體關係。
七是資源整合能力。政策研究是需要多種資源投入的活動，優秀的智庫必須擁有很強的資源整合能力，擁有穩定充裕的經費投入，建設高水平的政策研究基礎設施，吸引高水平的研究人員，獲取及時的信息資源，建立穩定的智庫合作網絡，真正形成「小中心、大網絡」的研究體系。
八是組織管理能力。近年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從自身實際出發，著力推進規範化、程序化、制度化和信息化建設，取得了明顯成效。下一步，我們要進一步學習借鑑國內外優秀智庫的經驗，查找不足，及時補足能力短板，增強為中央決策服務能力。
3.加強人才隊伍建設。高水平人才隊伍是建設一流智庫的關鍵。人才隊伍是由多層次人才構成的，要有一流的領軍人才，也要大量的骨幹研究人員和管理與服務支撐人員，其中，一流的領軍人才是最稀缺的，沒有一流的人才，不可能有一流的成果。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這為智庫人才隊伍建設指明了方向。智庫要把引進人才和培養人才有機結合起來，從中國人才流動的現實看，要特別重視培養人才。當前，智庫面臨激烈的人才競爭，新建智庫如雨後春筍，加上投資銀行等商業機構、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等，都在和智庫爭奪人才。因此，智庫要高度重視引才聚才。一是要事業聚才，為人才發揮聰明才智提供良好工作環境，為其提供服務國家推動社會進步的平臺，增強其從事政策研究的榮譽感、自豪感。在社會上不斷提高智庫的良好形象，讓智庫工作成為一個受人尊重的職業。二是要感情聚才，營造一個團結友愛的人文環境，相互尊重，相互關心，心情舒暢。三是要待遇聚才，提供適當的政治待遇、經濟待遇，讓智庫工作成為一個體面的職業。另外，要重視制度聚才，對各類人才的工作有一個科學的評價體系和激勵機制，讓人盡其才，各得其所。
4.加強體制機制建設。智庫體制機制，包括組織管理體制、經費管理體制、人事管理體制、研究項目管理體制、成果評價和應用轉化機制、外事管理體制等。目前，智庫體制機制與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目標要求還不完全適應。尚未建立起一套符合智庫運作規律的管理體制，政府所屬智庫往往「參照」公務員管理或「參照」科研事業單位管理，民間智庫不得不註冊成企業，承受與企業一樣的稅負，從業人員職稱評定等很多現實問題無法解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探索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組織形式和管理方式。這是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牛鼻子」。需要從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高度出發，按照智庫運作的規律，把國際經驗與我國實際相結合，儘快建立起一套智庫的法規和制度，對智庫的法律地位、稅收制度、財務制度、人事制度、外事制度等做出安排。各個智庫在這個總體制度框架下，建立和完善自身的管理制度。
總之，我們學習貫徹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一定要緊緊結合我們的工作，大力推進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要進一步增強從事政策研究工作的使命感、責任感、榮譽感，為推動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做出新貢獻。
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
文章來源：《中國發展觀察》雜誌2020年第5-6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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