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民族理論研究也在國內外大勢的影響下，經歷了諸多的變化。總趨勢是：在探討中發展，在摸索中前進。本文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族理論研究中的主要問題進行述評，不當或疏漏之處，敬祈方家教正。
一、關於民族概念問題的研究
民族概念問題是中國民族理論學界的基礎理論研究之一。改革開放以來，人們對此問題的研究一直沒有停歇過。人們試圖搞清楚究竟什麼是民族，但似乎又總是搞不清楚。於是，人們就孜孜不倦、津津有味地對它進行探討和求索。直到現在，人們對民族概念的探討依然保持著濃厚的興趣，而且這一狀況還會延續下去。關於民族概念問題，有學者探討過"民族"的語境問題，如中文的"民族"、英文的"民族"、俄文的"民族"之異同等；有學者探討過"民族"一詞的中文起源問題，如以往人們普遍認為"民族"系由英文通過日文轉譯而來，但後有人舉證認定"民族"一詞早在中國古代就出現了；有學者探討過"民族"與"族群"的概念及關係問題，如認為"族群"一詞是英文"ethnic group"的中文翻譯，此譯名通常被認為是由臺灣引進的，它被引進後便出現了混用或替用的情況。當然也有學者認為二者各自有其特定的內涵，反對將其替用或混用。
實際上，在我國學術界，對民族概念的探討大都集中在對史達林民族定義的理解和評價上。對此，主要有三種觀點值得關注：
第一，對史達林民族定義持肯定態度。有學者認為，史達林的民族定義"既適用於現代民族，也適用於人類歷史上各個不同發展階段的一切民族，具有普遍意義"。特別是有關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的各類教科書和學術著作中，基本上都對史達林的民族定義給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
還有學者認為，史達林民族定義是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關於民族理論的繼承和發展，它雖然是針對歐洲資產階級民族的，但它的基本精神卻適用於處在不同發展階段上的民族。並認為史達林的民族定義是"馬克思主義的第一個完整的科學的民族定義"。
第二，對史達林民族定義持否定態度。在這方面，既有前蘇聯的學者，也有中國的學者。在前蘇聯學者中，曾擔任過蘇聯科學院民族學研究所所長的託爾斯託夫、原蘇聯科學院院士茹科夫都曾發表過與史達林民族定義相左的觀點。特別是原蘇聯科學院民族學研究所國外亞洲研究室主任劉克甫(亦名克留科夫)更是認為："現在，幾乎蘇聯所有的民族學家都認為這個定義(即指史達林民族定義--引者)有嚴重的缺陷，甚至可以說是阻礙民族理論發展的。史達林定義的基本缺陷是：他所談論的幾個特徵，完全是並列的、等同的，而且'只要缺少一個，民族就不成其為民族'。實際上，這些特徵處於分類學上的不同層次，包含著性質完全不同的內容，根本不能並列。"
我國也有學者認為：史達林民族定義"對我們中國來說，顯然是不適用的。因為它是指的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民族。我們有五十多個民族，約有十來個民族全不符合這個條件。如說民族的四個條件缺一不成，缺一就不是民族了，這和我們的實際情況就不一樣。如仍抓住史達林的定義不放，實在不符合我們的具體情況"。
第三，主張對史達林民族定義進行討論、修訂、補充和完善。有學者強調史達林的民族定義在當時是進步的，但並非完美無缺。它沒有顧及民族產生和發展過程的複雜性，沒有給多種類型的民族的歷史過程留有餘地，遠沒有充分反映民族的社會內容和社會結構。有學者在借鑑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直接對史達林的民族定義進行了修訂、補充和完善。有學者通過發表系列論文不僅就史達林民族定義本身的含義進行了準確明晰地分析，而且還結合蘇聯的民族國家建設實踐做出了深刻的闡發，將民族定義的討論推進到一個新的層面。
如何看待史達林的民族定義，是學界多年來爭論得最多的問題之一。自從史達林民族定義誕生以來，很多人都把它奉為馬克思主義關於民族的經典定義，因此在我國學術界一直佔居主導地位。但是對它的探討和爭論也一直沒有停止過。如上所述，史達林民族定義產生後，既有人持肯定態度，也有人持否定態度，還有人主張應對之進行討論、修訂、補充和完善。前兩種觀點都有點走極端的嫌疑，後一種觀點較容易為多數人所接受。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2005年5月，中國共產黨在關於民族問題的基本理論和政策的闡述中提出："民族是在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形成的穩定的人們共同體。一般來說，民族在歷史淵源、生產方式、語言、文化、風俗習慣以及心理認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徵。有的民族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宗教起著重要作用。"這是迄今為止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概念問題上的新觀點和新見解，是對史達林民族定義的新突破，是中國共產黨人在民族理論問題上與時俱進的新體現，是中國特色民族理論研究的新成果。
總之，人們對民族概念即民族定義的探討，凝聚了諸多學者智慧的結晶，其中有許多不乏思辨性的色彩。但我們相信，人們對民族概念的探討絕不會就此止步；隨著社會的進步和人類自身的發展，人們還會對民族概念進行更加深入的探討；除非未來社會民族不存在了，當然人們對它的探討也就失去了意義。
二、關於民族形成問題的研究
民族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並隨著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而發展，最終將走向消亡。研究民族形成發展的規律，對於正確認識民族這一社會歷史現象，正確處理民族問題，並做好民族工作，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關於民族的形成，主要涉及到這樣一些問題：
第一，關於民族形成的上限問題。其分別有以下三種觀點：其一，認為民族形成於原始社會蒙昧時代高級階段。持此種觀點的人認為：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採用了美國民族學家摩爾根的古代社會分期法，用了"蒙昧民族"、"野蠻民族"的名稱。"蒙昧民族"就是在蒙昧時代形成的民族；"野蠻民族"就是在野蠻時代形成的民族，或已處於"野蠻時代"的民族。說明最初的原始民族，至晚形成於蒙昧時代的高級階段。其二，認為民族形成於原始社會野蠻時代的高級階段至階級社會確立時期。持此種觀點的人認為，原始社會野蠻時代的高級階段發生的第二次社會大分工，即手工業和農業的分離，導致了城鄉的分離和對立。城鄉開始對立的原始社會末期，也就是野蠻向文明、部落制度向國家、地方局限性向民族過渡的時期。
如果說，野蠻時代高級階段是這一過渡開始的起點的話，那麼，私有制的確立、國家的產生、文明時代即階級社會的開始，便是這一過渡的終點。這個終點就是民族形成的時間。這和恩格斯關於"從部落發展成民族和國家"的論斷是一致的。其三，認為民族形成於資本主義上升時期。持此種觀點的人認為，民族並不是普通的歷史範疇，而是一定時代，即資本主義上升時代的歷史範疇。民族是資產階級時代的必然產物和必然形式。封建制度消滅和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同時也就是人們形成為民族的過程。認為在資本主義前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只能有"部族"，不可能有民族。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封建主義時期，國家是封建割據狀態，沒有民族市場，也沒有民族的經濟中心和文化中心。所以在資本主義以前的時期是沒有也不可能有民族的。持此種觀點的學者中，也有人主張按中國的用詞方法，對資本主義以前的人們共同體可以不稱"部族"，而稱古代民族。多數學者贊同第二種觀點，即認為民族是在原始公有制解體、私有制出現的時期形成的。
第二，關於民族形成的條件問題。多數學者認為，從終極原因上看，主要是基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就是在原始社會末期，發生了一場深刻的社會大變革。這場社會大變革的內容是："兩大分離"，即：腦體分離(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離或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分離)；城鄉分離(城市和鄉村的分離)。"三大過渡"：從時代上來說，由野蠻時代向文明時代過渡；就社會制度來說，由部落制度向國家制度過渡；就人們共同體來說，由氏族組織向民族過渡。
第三，關於民族發展的過程或稱歷史規律問題。人們普遍認為，民族一旦形成以後，就必然會經歷一般規律和特殊規律兩種形式。因為民族的發展是受社會的發展所制約的，因此，當人們在認識民族發展規律的時候，必須按人類社會發展的序列來劃分民族發展的類型和認識民族發展的規律。一般來講，社會發展到什麼程度，民族就會發展到什麼程度。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民族的發展按社會發展形態劃分，主要經歷了這樣幾個階段：原始民族(存在於原始社會中的民族及現代原始民族)；古代民族(存在於奴隸制社會中的民族及封建制社會中的民族)；近代民族(資本主義民族)；現代民族(社會主義民族)。關於民族發展過程中的特殊規律，大都認為：民族出現的社會歷史階段不同；民族形成後又消失；民族可以跨越性或跳躍式向前發展。與此相聯繫，還有幾種特殊的歷史現象值得人們關注：民族分化(同源異流)；民族同化(異源同流)，當然這裡面又分自然同化和強迫同化；民族融合等現象。當然，民族發展或民族過程運動的終點是民族消亡，這是沒有疑義的，但那卻是非常遙遠的未來的事情。總的看，民族過程是一個從無到有、從低級到高級，最後實現民族融合，使整個人類融為一體的歷史過程。對於這一點，學界並無大的分歧。
三、關於民族結構與民族屬性問題的研究
民族結構與民族屬性問題是民族研究中的基本理論問題。有關民族結構問題有以下重要觀點。
第一，關於民族結構的涵義問題。有學者認為，民族結構即民族關係結構，主要是指民族之間、民族內部各部分之間表現於經濟、政治和文化諸方面的構成方式。並將其劃分為外部結構和內部結構。有學者指出：民族結構是民族的靜態存在形式，民族結構運動是民族的動態存在(即發展)形式。有學者給民族結構下了一個定義："民族結構，概括說來，就是民族的物質產品生產、精神產品生產和自身生產及其有關方面的有機排列組合。由於各個民族的民族特徵、民族所處的自然地理氣候環境條件，民族的歷史發展和歷史傳統以及民族發展的總進程的不同而各有差異。民族結構是多層次的、複雜的，但卻是有機的系統結構。"
第二，關於民族結構的內容問題。有學者先後探討了民族的經濟結構、政治結構、人口結構、文化結構、心理意識結構等，並認為經濟結構決定著民族的政治結構、文化結構、意識結構等，後者也對前者起反作用。關於民族結構，特別是民族文化結構的層次之分問題，有學者認為，民族結構主要是指一個民族的社會結構，包括民族的社會經濟結構、政治結構和文化結構等。它是民族內部各種社會因素、社會條件、社會成分、社會形態等有機聯繫的系統組合方式。民族結構是一個民族見之於外在的、客觀方面的民族特點。僅以民族文化結構來看，它就分三個層次，即表層結構、中層結構和深層結構。民族文化的表層結構，是指浮現在民族文化表面上的文化現象，它帶有一定的自發和從眾的色彩，如民族語言文字、民族風俗習慣、群眾性的宗教信仰崇拜、口頭文學、民間藝術活動等，它最直接地反映出一個民族社會生活的風貌，具有廣泛的群眾性，是整個民族文化的基礎。它世代傳承，作為一種傳統習慣，對一個民族的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作用。民族文化的中層結構，是指在民族文化表層結構的基礎上經過文化人加工的文化著述和倡導的文化活動，如歷史典籍、文學作品、音樂美術創作、戲劇演出、文化團體活動、文化教育活動、各種文化流派等。其中各種文化流派是其最為突出的表現。因為文化流派的形成，往往標誌著一個民族的文化已經發展到成熟的水平。中層結構是民族文化最重要的載體，它反映一個民族的文化水平，是衡量民族文化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尺。民族文化的深層結構是指民族文化觀念。它紮根和貫穿於民族文化中層結構和表層結構之中，同時又是整個民族文化系統的高度的理性抽象，是民族文化的精神本質。不同的民族文化蘊藏著不同的文化深層結構，展示出不同的精神本質。民族文化的深層結構對整個民族文化起指導的作用並發生深遠的影響。
第三，關於民族結構的特點、性質和社會作用問題。有學者就民族結構的特點進行了概括，認為民族結構存在六大特點，即整體有機性、相關同步性、相對穩定性、自動調節性、動態開放性和調控可塑性。有學者認為，民族結構的性質決定於社會性質。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說，民族地區的改革實際上就是對民族結構的調整與變革。至對於民族結構的調整，有學者認為應該消除民族心理意識結構中的一些惰性因素，"揚棄糟粕、光大精華，使民族心理結構更健康、合理、科學"。通過對民族結構的優化、健全和調整，使其有利於民族生存和發展的自然環境和條件以及民族間事實上的平等，民族間平等關係的交往。
第四，關於民族結構的應用性研究問題。有學者探討了在後民族結構條件下的雙語教育問題，認為歐盟在人類社會結構中具有一種象徵性的意義，它體現出人類對後民族結構的追求。在歐盟一體化過程中，文化認同起著重要作用，其中，雙語教育擔任著消除文化壁壘的角色，這就是我們從後民族結構中去探究國際雙語教育的原因。有學者對某些具體民族，特別是國外民族人口結構進行了研究，指出在蘇聯解體後，由於大量人口外遷使其出生率下降，哈薩克斯坦的人口結構也出現了新的特點和差異，並認為這些特點和差異不僅影響到目前的社會發展和民族關係，也影響到未來的人口發展趨勢。有學者對中亞各國民族結構的狀況進行了分析研究，認為在中亞國家政局動蕩、經濟陷於危機的形勢下，民族結構中的主體民族有利於各國暫時緩解民族矛盾和穩定政局，有利於暫時緩解失業帶來的社會壓力；而從長遠的發展角度看，它侵蝕了中亞社會穩定的基石，不利於中亞各國社會的長治久安，破壞了良性的社會結構，加速了中亞社會的分化。
關於民族的屬性問題，有學者將其區分為民族自然屬性(或族體屬性)、民族社會屬性、民族生物屬性(或人種屬性)這樣幾個方面。並指出：民族自然屬性(或族體屬性)、民族社會屬性和民族生物屬性(或人種屬性)是民族作為社會發展中的歷史現象、歷史發展中的社會現象和人類發展中的種的繁衍現象所具有的基本屬性。民族作為客觀實體而言，是與上述三種基本屬性相對應的民族自然體、民族社會體、民族人種體的統一體。民族的基本屬性表明：民族作為一種歷史範疇，作為一種社會存在，作為一種生命群體，無論是作為社會的產物、社會的客體，還是作為社會和歷史的創造者、社會的主體，它都是活動著的、發展著的，是能動的、歷史的、物質的因素，涉及社會生產(包括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和發展、民族自身生產(人口生產)和發展。另外，民族的三個基本屬性之間既有聯繫，又有區別，在每一個民族的具體表現方面又是相互滲透、相互統一和密不可分的。
近年來，有學者運用牙買加裔英國學者斯圖亞特·霍爾的後現代屬性理論，探討華裔美國人、著名作家湯婷婷如何通過自己的作品反映美國的種族問題以及美國主流社會的種族歧視所造成的華裔族群的"他者"感，試圖透過歷史，再憶傳統文化，找回並重建華裔美國人的民族屬性，強調民族屬性的重要性。有學者還提出國家也具有民族屬性的觀點。認為國家的民族屬性是在民族國家形成階段明晰起來的，其基本動因是全球化。強調在全球化迅猛推進的今天，國家的民族屬性仍有著堅實的社會文化基礎和經濟基礎，民族國家仍有著蓬勃的生命力，但在全球化時代的未來，國家民族屬性的消解將不可避免，這種消解將使人類徹底擺脫民族主義政治的困擾，同時也將開啟民族消亡的行程。
加強對民族結構和民族屬性的研究，將有助於進一步調整並優化民族結構，有助於改善並提升民族素質。這方面的研究仍是民族理論學界面臨的重大任務之一。
四、關於民族意識問題的研究
民族意識是民族理論研究中的一個深層次的問題，眾多學者都為之做出了不懈的探索。其中較為引人注目的是：
第一，對民族意識一詞的產生及其本意的探討。有學者經過考證後認為：1904年8月31日，孫中山在《中國問題的真正解決》一文中開啟了使用"民族意識"的先例。1922年，梁啓超在《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中指出："何謂民族意識?謂對他而自覺為我。"此當為對"民族意識"本意的最早表述。1980年，費孝通也對民族意識發表了這樣的見解："同一民族的人感覺到大家是屬於一個人們共同體的自己人的這種心理。"進而有學者指出，梁啓超論述的是民族分界意識，費孝通論述的是民族認同意識，如果將二者綜合，即成民族意識。
第二，對民族意識的內涵和實質進行了探討。有學者強調了民族意識是綜合反映民族生存、交往和發展的社會意識；有學者認為民族意識即等同於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有學者認為民族意識即等同於民族自我意識；有學者認為民族意識是民族的一切具有民族特點的各種觀念形態的總和；有學者認為民族意識是對民族自我文化特點的覺察；有學者認為民族意識是社會意識中對民族存在的知識、意向、決策三類觀念的總和等等。
第三，對民族意識的結構和層次進行了探討。有學者認為從民族意識所包含的內容來看，應分為三個層次，即民族屬性意識(包括民族自我歸屬意識、民族認同意識和民族分界意識)；民族交往意識(包括民族平等意識、民族自尊或優越意識、民族自卑意識)；民族發展意識(包括民族自我發展意識、民族自主自立發展意識)等。還有學者還把民族意識歸納為六個層次，即自我性(或屬性)意識、自主性意識、發展性意識、族際性意識、宗教性意識、愛國主義思想意識等。
有學者將民族意識細分為八種基本內容，即維護民族語言文字的意識、種族意識、鄉土意識、民族自豪感、維護民族傳統的意識、自主意識、民族親疏意識、關心民族前途命運的意識等。有學者則把民族意識的具體內容歸納為六點，即族籍意識、族源意識、民族語言文字意識、民族地域意識和環境意識、民族文化意識、民族生存發展意識等。
有學者認為如果從民族意識的發展級序來看，則可分為三個層次，即民族社會心理層、民族自我意識層、民族精神層。認為如果從人員及空間的構成標準來看，民族意識還可以分出層級意識，如個人民族意識、個體民族意識、群體民族意識、全球民族意識等。有學者認為如果從感知的角度看，民族意識又可分為兩個層次：一是低層次的屬於感性範疇的，如民族心理、民族情感，二是高層次的屬於理性範疇的，如民族意識形式。有學者則認為民族意識包括相互聯繫的三個方面，即屬於"認識"、"情感"、"心理"範疇的民族意識。並認為心理是情感的基礎，情感是認識的基礎，認識是以心理為其產生基礎與前提的情感的理性化、條理化和系統化。有學者還提出了應把民族意識劃分為具體和抽象兩種形態。
第四，對民族意識的表現形式和特點進行了探討。有學者認為，民族意識是全民族的自我認知模式，是一種高度抽象；而民族意識表達則是這種認知模式和高度抽象的運用。民族意識表達的內容是某種特定的、具體的世界觀和感情，包括偏中性(一定界域內不宜用是非標準直接評價)的內容，如民族感情；非中性(可用是非標準評價)的內容，如民族主義。民族意識表達有精神和物質兩種形式，可看作是符號系統，民族意識是統轄這些符號系統的總原則。有學者在歸納民族意識的特徵和特點時指出：民族意識具有自識性、內聚性、向心性、互容性、趨優性等特點，同時又具有一定的狹隘性、保守性、排他性和利己性。也有學者認為民族意識具有層次性、時代性、階級性三個特徵。
第五，對與民族意識有密切關聯的民族精神進行了探討。有學者以系列論文的形式就"民族精神"概念的來源及其價值取向、民族精神的形成和發展、民族精神與民族意識的相互關係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討，指出，民族精神是民族活力、積極的價值取向和社會信念、健康的民族意識和鮮明的民族性格的有機統一，它是人類精神文明的具體構成，集中表現於各民族特定的歷史事件和人物、特定的文化現象和歷史遺存之中；強調民族所處的地理環境、特定的歷史經歷和社會進程對文化的選擇，是民族精神形成的自然因素，它們分別塑造了民族精神中的性格特徵、民族意識，規定了其社會信念和價值觀念的進步屬性，而傑出人物、宗教和國家的促進則是民族精神形成過程中的社會因素，其中國家作用是主導因素；認為民族精神不是一種靜態的存在和傳統，而是隨社會發展始終處於一種累加進步的過程之中，它需要不斷得到更新和提高。不僅如此，作者還對中華民族凝聚力如何更新和重構問題進行了探討。
第六，對民族意識與民族主義的關係問題進行了探討。有學者認為，民族意識是民族覺醒的產物，民族主義是民族意識的升華；民族主義既是通過民族意識而升華起來的一種觀念形態，同時它又往往外化為一種旨在主張民族自我解放的運動。
第七，對民族意識在當代民族問題中的作用進行了研究。有學者認為，民族意識是一把雙刃劍，它既有積極的作用，又有消極的影響，關鍵是如何進行調控的問題。如果調控得當，無疑會化解民族矛盾，促使民族問題得到順利解決；如果調控不力或失當，就會激發民族矛盾，引起民族紛爭，甚至導致社會動蕩。坦率地講，過去由於受"文革"和"左"的影響，民族意識一度成為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禁區，及至改革開放以後，這一禁區才逐漸被打破，並日益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相信人們今後對該領域的研究，將有繼續深化的可能。
五、關於民族關係理論問題的研究
民族關係是人類社會自出現民族以來就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民族關係是民族生存和發展過程中相關民族之間的相互聯繫、相互交往及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關係。民族關係是民族理論研究的重要領域和民族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民族關係的主要研究對象是民族關係事象、民族關係過程、民族關係發展規律以及協調民族關係、促進民族關係發展的途徑、方式和方法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族理論學界對民族關係問題進行了全方位、多角度地深入探討，其值得關注的問題有如下幾點：
第一，對民族關係的內涵與類型的研究。有學者認為，所謂民族關係就是指民族與民族之間的交往關係，主要包括政治關係、文化關係、民族體的交融關係等。從民族關係的形式和範圍而言，有國內民族間的交往關係、一族與數族的交往關係、數民族之間的交往關係、民族之間的直接交往關係、間接交往關係等。從類型上看，民族關係又有平等和不平等之分，而且民族關係既有社會屬性，又有民族屬性。有學者認為，民族關係實際上是指各民族之間的社會聯繫，就是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群體關係。由於生產力的發展，出現社會分工，對資源、土地等各種物質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需求促使民族內部的交往向民族間的交往延伸，從而形成民族關係。關於民族關係的類型，有學者根據民族結構的差別和族體間互動的形態上的不同，把當今世界國內的民族關係切分為一元主導型、兩極對抗型、多元平等共存型、對立統一型四種。也有學者從政治角度把我國國內民族關係從宏觀上劃分為對抗型民族關係、封閉型民族關係和開放型民族關係三種。
第二，對社會主義民族關係形成問題的研究。鄧小平曾指出："我國各兄弟民族經過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早已陸續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結成了社會主義的團結友愛、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關係。"有學者指出：我國社會主義民族關係開始形成的上限，應該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算起。這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不僅推翻了國民黨政府對中國各民族人民的反動統治，同時也從根本上推翻了在我國經歷了數千年歷史的剝削階級掌握全國政權的政治制度，從而也就從根本上推翻了在我國歷史上長期存在過的民族對民族的壓迫剝削制度，我國各民族在法律上獲得了完全平等的地位，我國各民族間開始了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民族關係的形成過程。也有學者認為，我國民主改革、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我 國的民族關係開始形成社會主義民族關係，它的性質基本上是各族勞動人民之間的關係。在新中國成立以後至民主改革、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前，我國的民族關係存在著各民族間勞動人民與剝削階級統治者的關係，和各民族勞動人民之間的關係。
第三，對社會主義民族關係性質問題的研究。有學者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著我國的民族關係開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廢除了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消滅後，各民族的關係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由原來的敵對關係變成勞動人民之間的關係，社會主義時期的民族關係基本上變成勞動人民之間的關係問題。
第四，對社會主義民族關係基本特徵問題的研究。關於此問題，有多種表述。如"社會主義的團結友愛、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關係"；"團結友愛、平等互助的新型的社會主義民族關係"；"平等互助的社會主義民族關係"；"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民族關係已經確立，並將繼續加強"等。這裡需要特別提到的是，2005年5月，胡錦濤代表黨中央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將和諧要素引入社會主義民族關係領域，指出："今天，我國各民族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係不斷鞏固，各族人民共同當家作主、管理國家事務。"可以說，這是黨中央首次在我國社會主義民族關係中加入"和諧"要素，是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與時俱進和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的又一具體表現。難怪有學者指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我們黨根據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需要提出的一項重大任務，是適應我國改革發展進入關鍵時期客觀要求的戰略抉擇。"將"和諧"要素引入社會主義民族關係領域，"是中國共產黨從現階段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總體目標出發，基於現實民族問題特點和規律對我國民族關係認識的新發展，對我們全面地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民族關係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這樣，在原有的平等、團結、互助的基礎上構建和諧民族關係就成為了現階段我國社會主義民族關係的新特徵、新要求和新任務。
民族關係的理論研究除上述成果以外，還涉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民族關係的影響，西部大開發對民族關係的影響，小康社會建設對民族關係的影響，城市民族關係的新特徵和新變化，民族關係應如何協調與完善，民族關係的未來走向及其發展趨勢等。
總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族理論學界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為指導，並結合中國國情和民族問題實際，在中國共產黨民族理論的導引下和民族政策的實踐中，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使中國民族理論研究在可能涉及的各個領域均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作者熊坤新，中央民族大學中國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研究院教授；王建華，中央民族大學中國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研究院2008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