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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族群音樂文化研究與身份認同
有學者提出：「眾所周知，社會文化體系好比一盤棋，或一張巨網，在每一特定歷史文化語境中，個人必然要與世界、與他人建立認同關係，並遵循文化編碼程序，逐步確定自己在這一社會文化秩序中的個體角色。」①作為國家、民族社會文化體系的子項之一，中國少數民族暨跨界族群音樂文化亦呈現為一張文化身份認同之網，並且攜帶著自己的編碼程序和表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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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增定 | 現代民族國家的內在矛盾與族群認同
不過，在現代社會的情況完全不同的是，在傳統社會中，族群的衝突和對立雖然無處不在，但它本身並沒有對既定的社會政治秩序構成根本的挑戰，因此並不是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對於傳統社會來說，所謂的族群認同並不是一個獨立自在的問題，在大多數時候甚至根本不構成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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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族群對立:「國家認同」取代民主主題
「臺獨」訴求的基本思路：獨立優先民主 現代國家的政治發展，一般以政治民主化為核心。民主作為多數權力的體現，朝野政黨競爭主要體現在公共政策和施政層面上，爭取多數民眾的支持，有時涉及對外政策，但不可能涉及國家認同之爭。不太可能冒著社會分裂和對立的風險，倡導分離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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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西方多元文化主義思想中的族群與國家關係理論研究
《當代西方多元文化主義政治思想研究：民族與國家關係視閾》。自由主義的公民觀只看到了個人和國家這兩極。實際上，公民和國家之間還存在著一個中間地帶，它是由各種不同的群體，其中包括種族、民族、性別、年齡、宗教、文化等構成的特殊團體。個人是通過他所歸屬的群體，特別是族群而和國家發生關係的。因此，在社會中，個人首先面對的是族群而不是國家。因此，國家應該首先承認的是族群的地位，維護它們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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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轉型中的國家認同:烏克蘭的案例研究
烏克蘭的社會轉型在政治方面可以理解為構建現代國家的過程，不僅要進行民族-國家的重新構建，而且還要進行民主-國家的構建。社會的轉型造成了烏克蘭社會在歷史宗教文化上的認同矛盾，經濟發展上的道路之爭，在政治上的民主危機。這三個方面的矛盾演化成為烏克蘭國家認同的危機。通過分析烏克蘭出現的國家認同危機，筆者認為，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國家認同差異並不可怕，重要的是政治家如何去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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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記憶 文化邊界 族群認同
歷史記憶 文化邊界 族群認同——— 《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對彝族支系他留人聚落的歷史人類學考察》簡介楊曉雯 一、內容摘要 本文對生活於雲南省麗江市永勝縣六德鄉的彝族支系他留人的族群認同與歷史記憶的關係進行了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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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
> 編者按：《華夏邊緣》是著名學者王明珂討論中華民族族群認同與歷史發展的重磅研究，為回答「什麼是中國人」提供了全新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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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珂:資源競爭、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
但是，我不認為這種文化的相似性必然會形成一族群。事實上是，由新石器時代晚期到商周時期，整個東亞、北亞、中亞的各地域文化都有相似與相異的地方；客觀說來，有些地域間相似點多些，有些地域間相異點多些。但是客觀的文化相似與相異程度，並不是造成同一族群或不同族群的標準。造成族群認同的共同語言、文化，常是該人群中精英分子的主觀想像或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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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金元朝的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
古代民族是族群共同體，民族認同是族群意識和行為，指人們對自己族群的血緣、文化、歷史記憶和鄉土懷有的強烈感情及相應的行為實踐。國家是政治共同體，中國古代的國家認同即王朝意識與相應的政治行為，指人們（社會群體、族群）對王朝政權正統性、合法性及其制度和文化的認同。族群意識先於國家意識而產生，民族認同可以提升為國家認同，也可以解構國家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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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嘉宏:臺灣族群認同 藍綠涇渭分明
中評社匯整研討會與會學者發表的相關論文內容，陸續刊登。輔英科技大學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蘇嘉宏發表「南臺灣的族群認同與投票行為研究：2012年總統選舉個案分析」論文，全文如下： 摘要 近年來臺灣選民在政黨認同的投票行為上，可以概括得出一個印象：濁水溪以北為泛藍得票高於泛綠，但濁水溪以南則泛綠得票高於泛藍，充分顯示「北藍南綠」的「南北地域」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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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川:臺灣人的族群認同及其異化邏輯
族群意識「為人我之別的感情因素提供價值基礎，並在與別人接觸的過程中形成相當程度的冷酷與暴力」，其導生於族群之間的差異乃至區隔，是由其群體記憶和群體文化等所形塑出來的社會認知特別是政治認知。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派伊就曾指出：「族群意識可以建立一個國家，也可以撕裂一個國家。」某種程度上，族群意識的異質性是社會對立甚至撕裂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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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認同的規範之維
這種認同性危機既可以是直接指向共同體的、體現族群關係的、文化先賦予性的認同危機；也可以是針對國家權力安排的、作為公民個體的、政治選擇性的認同危機。不管是何種維度的認同性危機，都無法使國家免於失序、混亂甚至分裂之憂。也正因為這樣，派伊指出認同性危機是現代國家建構過程中第一個、也是「最根本的危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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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增訂本)
——這問題不僅困擾許多研究中國的學者，也困擾許多居於中國認同邊緣的人。《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增訂本）即嘗試解答此一問題。作者認為，由線性的歷史溯源，以及對所謂「典型中國人」的研究，都難以解答這個問題。因此從一個新的角度——中國人族群邊緣的形成、維持與變遷來了解中國人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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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洪濤 | 「再造華夏「:明初的傳統重塑與族群認同
關於洪武時期明廷對中國傳統社會產生的深遠影響，現代學者的研究相對較少。據筆者管見，僅有範德的專著與朱鴻林等學者的論文集關注了這個論題。前者以朱元璋的立法為切入點討論明廷重建具有等級制色彩的傳統社會秩序的問題，後者側重於對朱元璋的治國理念與實踐的探究。與上述論著不同，本文試圖將明廷重塑華夏傳統的舉措置入華夏族群史的脈絡中予以考察，從族群認同的角度揭示『再造華夏』的歷史蘊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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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戰略研究》| 方小兵:「語言認同」研究熱度不減
在國內，語言認同話題也受到不同學科學者的關注，下圖是從1999年到2018年上半年的「語言認同」學術研究趨勢圖。從圖中可以明顯看出，最近10年，語言認同研究一直熱度不減。對不同語言的不同心理距離決定了其對不同語言的不同言語態度和不同言語行為，而其在地域認同和文化認同上的表現反過來強化了語言認同差異。劉慧（2016）以少數族群的語言景觀為研究視角，考察印尼華族集聚區華語標牌與族群認同之間的互動關係，發現其族群認同、語言能力、語言使用等存在較高的一致性，已形成華人言語社區。判斷少數族群的言語社區是否形成，其公共空間的語言景觀應成為重要的參照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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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紅:族群民族主義的復歸與民族國家的選擇
在民族國家發展的過程中，族群民族主義長期隱伏於公民民族主義主導的國家建構實踐中，但是，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推崇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文化多元主義成為主流價值，國家內部多元族群的文化認同不斷擠壓統一公民身份的認同空間，沉寂已久的族群民族主義開始抬頭，復甦的族群意識甚至種族意識不斷侵蝕國家意識與公民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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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清史」研究:在新的高度回歸「國家認同」
「新清史」作為一個學術派別或研究範式，其在學界產生的影響力度是難以估量的，其所主張的內亞、「滿洲」特性或是族性等已不再是清史研究中的邊緣問題，在經歷過「新清史」的挑戰之後，重新在新的高度回歸的「國家認同」，已經成為清史研究的一種新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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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散族群多元文化認同對社交媒體使用的影響
在相關研究中最有影響的，當屬Berry（1997）基於遷移者對母國文化認同與寄居國文化認同的結構性差異而提出文化涵化的（acculturation）框架。其中包括四種涵化策略：同化、分隔、融合與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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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華人的華文教育、族群認同與多元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2020年11月1日，武漢大學國家文化發展研究院主辦的「馬來西亞華人的華文教育、族群認同與多元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在線舉行。 馬來西亞是「一帶一路」上的重要國家，2020年是「中馬文化旅遊年」，而馬來西亞華人又是世界上最多的海外華人群體之一，研究馬華文化之於中馬文化交流、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海外傳播等重大問題皆有重要意義，本次會議正是基於此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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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族群衝突 | 文化國家還是政治國家?
而國家的統一併非當然之事，國家內部的衝突與分裂往往也不僅是少數別有用心之人興風作浪的結果。如何理解那些在制度上、行動中失敗或成功的海外族群政治案例？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思想市場欄目特別邀請了上海政法學院族群政治研究小組研究員鄭非為我們撰文講述「海外族群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