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認同一直是國際學界的重要研究議題。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語言認同就成為語言學、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傳播學等學科的重要話題，並在一些語言學學科中發展成核心概念，如應用語言學（Edwards 2009）、社會語言學（Labov 1966）、語言社會學（Fishman 1991；Omoniyi & White 2006）、二語習得（Norton 2013）、人類語言學（Joseph 2004）、教育語言學（Spolsky & Hult 2008）、語言規劃學（Ricento 2006）等。丹尼斯•埃傑（Ager 2012）在《語言規劃與語言政策的驅動過程》一書中，將語言認同視作語言政策的第一驅動要素；最新版的《社會語言學引論》（第七版）（Wardhaugh & Fuller 2015）就詳細討論了社會語言學中「認同」概念的由來和一些認識誤區；新近出版的《盧德裡奇語言與認同手冊》（Preece 2016）也專闢一章討論當前語言認同研究存在的問題和挑戰。
在國內，語言認同話題也受到不同學科學者的關注，下圖是從1999年到2018年上半年的「語言認同」學術研究趨勢圖。從圖中可以明顯看出，最近10年，語言認同研究一直熱度不減。
為此，《語言戰略研究》創刊號（2016年第1期）特別策劃了「語言與認同」專欄，足見對這一問題的重視。專欄內容涉及語言與國家、民族、地區的認同，方言區和民族地區等的國家認同，港澳地區的國家認同等。專欄推出8篇文章和以「多人談」為名稱的一組短文。
《語言戰略研究》2018年第3期再度探討這一話題，但專欄名稱從「語言與認同」改為「語言認同」，研究內容更加聚焦語言生活。專欄推出了5篇文章，意在把相關研究繼續向前推進。
從中國知網的下載量和被引量看，《語言戰略研究》在語言認同研究方面與國內其他學術刊物有效互動，學術影響力逐年攀升。這裡我們將《語言戰略研究》相關研究的主要觀點整理出來，以饗讀者，也希望更多學者參與到該話題的研究之中。
馬戎（2016）在《中國民族地區的語言區域與語言應用模式論》一文中，提出多種實用性語言組合的「生活語區」與「學習與就業語區」的概念，討論了多民族聚居區的語言多重認同問題。
黃行（2016）指出，語言認同是族群認同的重要屬性。語言不同的社會功能可形成不同的語言角色認同，鑑於國家語言和民族語言認同角色定位的不同，建議用市場化政策提升國家語言工具認同，用非市場化優惠政策保障民族語言的區域自治權利、非遺文化的載體權利。
覃業位、徐傑（2016）指出，絕大多數澳門青年對粵語的認同度最高，而對其他三種語言的認同度相對較低。多數澳門青年認為葡語是官方語言和第二外語，普通話是國家通用語，英語是第一外語。對不同語言的不同心理距離決定了其對不同語言的不同言語態度和不同言語行為，而其在地域認同和文化認同上的表現反過來強化了語言認同差異。
劉慧（2016）以少數族群的語言景觀為研究視角，考察印尼華族集聚區華語標牌與族群認同之間的互動關係，發現其族群認同、語言能力、語言使用等存在較高的一致性，已形成華人言語社區。判斷少數族群的言語社區是否形成，其公共空間的語言景觀應成為重要的參照指標。
董潔（2016）探討了「城市新移民」農民工語言身份認同調查和城市中產階層移民語言身份認同調查。城市新移民在不同的語言、方言、口音、語言風格之間轉換，通過語言構建家鄉身份、城市新移民身份等多重身份認同；身份認同是一個構建的過程，不僅需要人們對自己身份的宣稱，也需要他人的確認才能得以確立。
何蓉（2016）梳理了中國知網資料庫中以「留守兒童」為主題的文獻，發現其含義在傳播中不斷發生變化。各級政府機構的各項助學救濟措施成效顯著，強化了國家認同，但仍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著家庭功能缺失、村莊等基層共同體的紐帶作用喪失等問題。
周慶生（2016）對國內「語言與認同」研究進行了綜述，指出，國內學界的研究涉及六個方面：語言認同的內涵；社會語言與認同；教育語言與認同；農民工語言與認同；少數民族語言與認同；海外華人語言與認同。展望未來，上述六大領域的研究熱度似將持續，但會更加青睞新方法、新範式、新路徑，特別是民族志等方法，很適合分析「心路」。有關社交網絡語言與認同的研究尚有大片處女地等待開發。
尹小榮（2016）梳理了2010年至2015年國外「語言與認同」研究的相關文獻，歸納指出，語言是構成民族認同最穩定的要素，是觀察民族心理與實踐關係的工具，語言認同能夠反哺國家認同、地域認同和文化認同，能夠維持和強化民族認同。
《語言戰略研究》創刊號封面
在2018年「多人談」中，李宇明（2018）指出，「語言與認同」是社會性、現實性都非常強的學術話題，特別需要注意研究方法的問題。陸儉明（2018）認為，認同對一個多民族國家來說，起碼會聯繫著四個方面：一聯繫著民族語言，二聯繫著國家通用語言，三聯繫著民族，四聯繫著國家。張洪明（2018）指出，要從學理上分清「語言認同」的不同層次，比如，有的語言政策從政府角度來說是成功的，但對個別群體來說或許認為是失敗的。
郭熙（2018）指出，關於國家通用語言名稱的問題，應該考慮國家整體利益和作為中華民族的整體的利益，應該考慮名稱對認同的潛在影響。崔希亮（2018）以「華語」「漢語」「國語」「普通話」「中文」等術語為例，論證了語言命名會影響心理認同。
石剛（2018）認為，語言政策要想真正取得實際效果，絕對不是靠喊口號就可以解決的，如果在語言觀念方面沒有根本的轉變，導致語言政策制定和執行方面出現偏差，其後果就可能失之毫釐，謬以千裡，甚而引發與設計者初衷相反的結果。
趙守輝（2018）指出，語言認同是可以構建的，多元的認同可以是比較寬容的，是後現代的思想，解構一元的、中心主義的，是要顛覆本質主義的、絕對理性化的。
徐傑（2018）呼籲語言標準應適度多元，具有包容性。在維護相對穩定的共同核心語言要素和高質量相互理解度的前提下，允許和尊重漢語普通話大家庭中各區域成員擁有一定的特色，給予境內外客觀存在的普通話區域變體以平等的地位和充分的尊嚴。
徐丹（2018）認為認同感是一種主觀概念，政治因素在認同感裡比其他任何因素都重要。徐大明（2018）則指出，語言是實踐的產物，語言認同是語言習得和語言實踐的產物。語言認同雖然具有主觀性，但我們應該找到主觀的客觀基礎。
石定栩（2018）呼籲，香港中小學的普通話教中文是個熱點問題，應該把香港中小學用普通話教中文的邏輯說清楚，不能跟著某些人的話語走。
史有為（2018）認為，語言使用將影響國家或祖國認同。人們並不一定會自然或自覺地把語言與國家認同這二者聯繫起來，一般人只會存在深淺程度不同的無意識聯繫。我們需要在國外對旅僑做一次「語言與認同」的補課，加強對僑民後代的漢語教育。劉丹青（2018）指出，語言不是認同的唯一因素，有時候也不是認同的決定性因素，語言認同應立足於國家統一、社會和諧、權利保障。
王春輝（2018）認為語言忠誠是語言態度的一種，在多語社會和多語人的語言認同中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語言忠誠現象在移民群體中最為典型，在超國家、國家和亞國家3個層面都有所體現。語言忠誠在民族、文化、國家這3個維度的認同中的表現比較複雜，構成了一個忠誠度連續統。「語言忠誠」是個中性短語，應當以相對的眼光，將之放在不同利益群體、不同層面、不同視角的背景中來具體分析其利弊。
方小兵（2018）提出了語言認同研究範式4個轉變：（1）從結構主義向建構主義轉變，開始重視認同的建構過程、機制和驅動因素；（2）從關注語言態度等主觀因素向語言行為傾向等客觀因素轉變，開始重視認同的實踐性和社區層面的他者認同；（3）拒絕將語言認同視作一種靜態身份標識，開始關注語言認同的動態流變和認同逆轉現象；（4）從單一語言認同向雙重語言認同的轉向，開展了雙母語現象的研究。
單韻鳴、李勝（2018）指出，廣州人的母語已不單純是粵語，且正在出現代際語言轉移現象，超過一半廣州人對粵語的未來持悲觀態度。對英語的評價略高於普通話。參考語言活力評級標準，粵語可評價為「有活力，但受到衝擊、活力出現下降苗頭」。
侍建國（2018）從語言、社會的角度分析港式粵語對港人的區域身份認同作用，認為在經歷長期的英語浸濡和回歸後內地普通話的強大影響下，香港仍是一個日常語言為粵語的華人社會，港式粵語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王曉梅（2018）的《馬來西亞華文學校華語管理與華人認同》分析當地華校如何通過語言管理（主要是華語）來強化華人認同，發現兩類學校的華人認同與華語規劃密切相關。
劉勁榮、張琪（2018）的《美國加州維塞利亞鎮拉祜族家庭的母語傳承》通過美國拉祜族依靠教堂和家庭兩個重要場所保留和傳承母語，說明語言認同乃至身份認同並不完全受地域制約。
《語言戰略研究》2018年第3期封面
儘管語言認同研究已經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但仍然存在許多值得探討的問題。
（一）中文「語言認同」中的「認同」與英文中的identity含義有哪些差別？
在漢語裡，「認同」有不同的含義，可以指「認為跟自己有共同之處而感到親切」，也可以指「承認、認可」。這顯然不同於社會語言學中英語舶來品identity（身份、認同）。因此，人們對認同（包括社會認同和語言認同等）的理解並不一致。
（二）語言認同和語言態度有何異同？
一些學者下意識地將其視為純主觀的現象，以語言意識代替語言，憑藉「想像的共同體」「精神言語社區」等概念，無限度誇大主觀情感因素的作用，認為「語言認同本質上是一種語言態度」。這些觀點常常僅關注個人語言情感態度，不考慮其語言行為傾向；只研究自我認同，而很少將來自社區層面的他者認同納入調查範圍。是否應該區分語言認同與語言態度？這兩個術語最根本的差別在哪兒？
（三）應該通過什麼樣的指標和參數來對語言認同進行評估？
語言認同僅僅是一個主觀判斷的結果嗎？如果沒有標準，怎麼判斷語言認同在時間上發生了變化，在空間上（不同區域）存在差異？鑑於語言認同缺乏公認的評估標準，量化指標的設置存在隨意性和片面性，建議學界儘快組織開展對語言認同評估的研究，提出既有普遍學理意義又具有可操作性的評價系統、評估指標和相關參數。
（四）「語言不認同」有哪些表現形式？
禮貌現象一直是語用學的研究熱點，近年來，禮貌現象研究發展到「不禮貌現象」研究。語言認同也應該考慮探討「語言不認同」的具體表現（顯性和隱性）、主要原因，以及對（家庭）語言習得、語言瀕危、語言衝突的影響。相信此類研究必將深化對語言認同概念的理解，推動語言認同研究範式的演進。
語言認同如今廣受重視絕非偶然。人口大流動，語言接觸頻繁，社會越來越多元化，國際化速度加快，身份和認同困惑不斷增加，社會矛盾也日趨尖銳。全球化和城市化發展、雙語家庭、跨國婚姻、語言智能、語言競爭、語言傳承等帶來的不少新問題都跟認同有關。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多語言的大國，語言國情複雜多樣。如何在國家認同、民族認同，以及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的建構諸方面做到和諧發展，語言因素在某種程度上扮演著重要角色，深入開展語言認同研究的理論和實踐意義都在凸顯。《語言戰略研究》期待更多對「語言認同」進行深入探討的實證性和理論性文章。
董潔 2016 《「城市新移民」的語言身份認同》，《語言戰略研究》第1期：50—55。
方小兵 2018 《當前語言認同研究的四大轉變》，《語言戰略研究》第3期：22—32。
何蓉 2016 《語詞傳播中的意義遷變與認同機制》，《語言戰略研究》第1期：56—63。
黃行 2016 《論中國民族語言認同》，《語言戰略研究》第1期：25—32。
劉慧 2016 《印尼華族集聚區語言景觀與族群認同——以峇淡、坤甸、北乾巴魯三地為例》，《語言戰略研究》第1期：42—49。
劉勁榮，張琪 2018 《美國加州維塞利亞鎮拉祜族家庭的母語傳承》，《語言戰略研究》第3期：58—72。
侍建國 2018《港式粵語及其身份認同功能》，《語言戰略研究》第3期：42—48。
覃業位，徐傑 2016 《澳門的語言運用與澳門青年對不同語言的認同差異》，《語言戰略研究》第1期：33—41。
單韻鳴，李勝 2018 《廣州人語言態度與粵語認同傳承》，《語言戰略研究》第3期：33—41。
王春輝 2018 《語言忠誠論》，《語言戰略研究》2018年第3期：10—21。
王曉梅 2018 《馬來西亞華文學校華語管理與華人認同》，《語言戰略研究》第3期：49—57。
尹小榮 2016 《語言與民族認同國外研究綜述（2010—2015）》，《語言戰略研究》第1期：80—87。
周慶生 2016 《語言與認同國內研究綜述》，《語言戰略研究》第1期：7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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