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語言復興研究的理論和實踐

本文探討了語言復興作為研究和實踐領域的起源和發展。基於最近出版的《勞特利奇語言復興手冊》，本文將語言復興定義為「為逐漸或已經不被使用的語言提供新的生命和活力的過程」，認為語言復興研究的發展與20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逐漸興起的瀕危語言研究相呼應。這顯示了語言復興如何在21世紀初作為一個獨特的研究領域出現，並且有逐漸往跨學科發展的趨勢。本文提供語言復興的案例研究，以展示在不同的社會、政治和文化背景下研究和實踐交織的方式。最後簡要分析了該領域發展的兩個重要趨勢：語言復興教學課程的發展以及語言復興民族志研究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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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語言復興一般被理解為「為逐漸或已經不被使用的語言提供新的生命和活力的過程」。當前語言復興是一個正受到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的越來越多社會團體和學者關注的領域。本文關於語言復興的討論是基於最新出版的《勞特利奇語言復興手冊》（下稱《手冊》）。《手冊》不僅彙編了來自近 20 個國家的 20 多個案例研究，且額外收錄了與語言復興話題相關的 26 個章節。這些章節涵蓋了以下話題：健康與福祉、語言政策與規劃、教育、讀寫素養、語言檔案編制以及技術（Hinton，Huss & Roche2018）。本文將以討論全球範圍內的語言瀕危危機及其學術研究為開篇，介紹語言復興的相關理論研究和經驗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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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復興研究的理論及其發展★

（一）術語和含義

語言復興一詞總是與瀕危語言息息相關，即語言社區正受侵入性語言的影響而轉向單語制。在極端（但越來越常見）的情況下，語言社區內根本不再有任何原語言的使用者。除語言復興外，還有其他密切相關的術語，包括語言維護、逆向語言變遷（reversing language shift，RLS）、語言恢復和語言復活。

20 世紀 80 年代，在土著社區最深入地參與雙語教育的時代，語言維護常常指人們推動他們所期盼語言的努力和過程。語言維護是語言變遷的反義詞。它描述的是在周邊的主導優勢語言已經開始影響的情況下，社區保持語言使用者繼續使用其語言的情況或行動。

但是當一個社區認識到他們的語言實際上正在消失時，「語言維護」一詞就變得過於「溫和」。語言維護一詞隱含的意義是減緩或阻止語言流失，即維持現狀。但現在我們看到世界上有大量的土著和少數民族語言，好幾代人都不再認識，而且也不再被原本的語言使用者使用。語言復興現在常常指不僅維持，而且增加瀕危或處於「休眠」狀態的語言在社區以及/ 或者個人日常生活中的呈現。

同樣地，逆向語言變遷（RLS）這一術語在當前語言衰退的發展背景下可能具有誤導性的內涵。有時被稱為「語言復興之父」的 Joshua Fishman，在他著名的關於「分級代際傳遞嚴重度（Graded In- tergenerational Disruption Scale，簡稱 GIDS）（Fishman1991）的著作中提出了這個術語。在文中，他總結了 8 種語言流失程度與不同層次上扭轉語言流失所需的幹預措施。但Bernadette O』Rourke（2018）指出，Fishman 的逆向語言變遷理論主要是將語言的使用擴展到教育和政府等機構，但這在當前現實情況下並沒有真正發生。語言衰落的另一方面體現在被復興後的語言與原有語言有諸多不同：雖然新的語言有許多原有語言的特徵，但同時具有新發音、新語法、許多新單詞，在新的場合被使用，這些可用於該語言討論過去從未談過的新話題。

語言恢復一詞有兩種截然不同的使用方式：其一，該術語專門指重新恢復處於沉寂或是休眠狀態的語言的行為。沉寂或是休眠狀態指的是該語言已經沒有任何在世的使用者。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語言復興是基於語言使用者依然存在的情況。其二，語言恢復作為術語還有一層隱含的意思，即「社區宣示他們講一門語言的權利以及設定相應的目標來回應社區的語言需求和期盼」（Leonard2012 ：359）。

語言復活一詞也有兩種不同的使用方式。與語言恢復一樣，休眠語言的復活也可稱為語言復活， 並與語言復興區別開來。在澳大利亞，語言復活這個詞已經變得非常流行，並逐漸成為與語言復興同義的通用術語。對這種現象的學術研究稱為復興語言學或復興派。這也被Ghilad Zuckerman 歸類為歷史語言學的一個分支。

（二）語言瀕危與語言瀕危研究

世界當前有7097種已知的語言（Simons&Fenning2018）。然而，大量關於語言多樣性的研究發現世界語言總數量正處於快速且持續的下降狀態。作為世界語言工作最重要的參考書籍之一，《民族語言志》（Ethnologue）記載的數據顯示：世界有 473 種語言處於「瀕臨滅絕」的狀態，即不多於100 個語言使用者，並在社區中沒有其他人懂得或使用該語言（Simons&Fenning2018）。另外，大量語言被定義為「瀕危」狀態，即該語言有失去其所有使用者的風險；Campbell &Belew（2018）稱世界接近一半的語言都處於瀕危狀態。

語言瀕危這一概念在 20世紀 80年代末及 90年代初期首次被語言學家提出。這一概念的出現也正是響應了學界對語言保護行動的呼籲。在 1987 年的第 14 屆國際語言學家會議上，與會專家決定把語言瀕危列為第 15屆大會的核心議題之一（Wurm1996）。1991年，在第 15屆會議的準備過程中，一系列關於語言瀕危的文章發表在由哲學和人文研究國際委員會出版的《第歐根尼》（Diogenes）期刊上。其中部分文章也發表在《瀕危語言》（Robins&Uhlen- beck1991）一書中。同年，來自麻省理工學院的 KenHale在美國語言學家協會的年度會議上設立了一個關於瀕危語言的座談小組。小組討論成果在翌年以專刊形式發表在《語言》（Language）期刊上（Haleet al. 1992）。可見，20 世紀 80 年代末及 90 年代初期是語言瀕危研究萌芽的關鍵時期。

「瀕危語言」一詞反映了「瀕危物種」的概念。瀕危語言的經驗實踐與理論研究也從全球環境運動中吸取了相應的方法工具和道德合法性。瀕危語言運動試圖提高公眾對全球語言瀕危與流失程度的認識，並動員各種資源來維護語言的多樣性。該運動不僅造就了一個新的語言研究領域（Austin & Sallabank2011 ；Thomason2015），而且還被歸入到由包括教科文組織在內的大型非政府組織所支持的、資助與資源都相當充足的一系列活動之中。該運動有許多成就，包括對全球語言多樣性和瀕危情況的介紹與推廣，創建語言活力的評估系統（如 UNESCO2003，2011），全球語言檔案的編制， 語言學家的培訓，數位化檔案的創建以及語言錄音材料的保存等。該運動也成功地將語言瀕危研究話題國際化。這一運動的影響也延伸到中國境內。

（三）語言復興研究的歷史

語言復興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瀕危語言研究。然而，它也是一個高度跨學科的領域，從語言學及一些姊妹學科，如應用語言學和語言人類學、社會學、教育學、心理學、人類學、政治學及其他學科與領域中汲取靈感。語言復興研究的發展得益於語言流失研究和語言變遷研究多年來的積累。如Uriel Weinreich（1953）和Einar Haugen（1952）等的奠基性工作關注了語言變遷，而 Fishman 早期的作品《美國的語言忠誠度》（Language Loyalty in the United States）（1966）中所考察的移民群體的語言保護行為是當代語言復興運動的雛形。這時期研究的主要焦點是語言變換中的社會和經濟動因。

從這種宏觀社會學視角脫離出來的重要著作是 1979 年 Susan Gal 的《語言變遷：在雙語國奧地利語言變化的社會決定因素》。此後，在整個 20 世紀 80、90 年代，語言流失現象引起了學術界更廣泛的關注。1991 年，Fishman 的著作《逆向語言變遷：幫助瀕危語言的理論和經驗基礎》出版。這一具有標誌性意義的論文集討論了可用於支持社區語言發展的方法。與此同時，許多語言社區開始重視和尋求語言保護。20 世紀 90 年代，我們開始看到在土著社會裡有一輪強大的語言運動來扭轉土著語言消亡的趨勢，例如在美國以「穩定土著語言」為主題的一系列會議，具體的議程和行動目前在網上能公開查閱。在這些語言復興的實踐經驗與瀕危語言的學術研究不斷發展和共同催化下，語言復興這一領域正式誕生了。

語言復興領域具有裡程碑意義的出版作品是《實踐中的語言復興綠皮書》（Green Book of LanguageRevitalization in Practice）。該書是由 Leanne Hinton & Ken Hale 編纂，於2000 年出版。緊隨其後，大量相關出版物湧現，如一系列針對個人（Hinton2002）和家庭（Hinton2013）實行語言復興的重要實用指南、新教科書以及論文集。現在還有兩本在線可供開放獲取的以語言瀕危和語言復興為主要議題的期刊：一是《語言文獻和描述》，該期刊總部設在倫敦大學東方及非洲研究學院，已出版 15 卷；二是《語言文獻和保護》，該期刊總部設在夏威夷大學，現已出版12 卷。事實上，實現研究的在線開放獲取，使得語言復興相關的從業和實踐者可以隨時隨地接收到最新的研究成果，這是語言復興研究的一個重要特徵，展示了這一領域的研究和實踐互融互通的狀態。這方面的例子包括編著《重新喚醒語言：澳大利亞土著語言復興中的理論與實踐》（Re-awakening Languages: Theory and Practice inthe Revitalisation of Australia’sIndigenous Languages）（Hobson &Robert2010）， 基於庫納人語言復興的案例研究——《讓庫納語說起來！重拾澳大利亞語言》（WarraparnaKaurna! Reclaiming an Australian Language）（Amery2016），以及來自日本的阿伊努人和北歐的薩米人的文化和語言復興的系列研究——《土著的繁榮：薩米語和阿依努語的超越復興》（Indigenous Ef ores- cence: Beyond Revitalizationin Sapmi and Ainu Mosir）（Roche，Maruyama &VirdiKroik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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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復興的研究和實踐★

在語言復興領域，研究與實踐之間的界限是模糊的。研究指導實踐的情況包括過去和現在的語言記錄工作、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習得理論及雙語語言習得模型、雙語制研究和認知發展研究、語言教學理論和方法、語言選擇的社會學等。從實踐中發展的理論研究包括語言復興過程中的語言變化、新詞的形成、語言政策研究、語言和福祉等心理因素，以及至關重要的、哪些語言復興的做法有效，哪些無效，其中的原因是什麼。當然，這些研究都會反饋到實踐中，形成互動的循環。

語言復興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為瀕危語言的教學提供有效的理論和方法。理論和記錄語言學家經常專注於瀕臨滅絕的語言，但往往對人們如何學習語言知之甚少。應用語言學家直接關注語言學習，但他們對本土語言和文化，以及影響學習和使用瀕危語言的特殊環境的研究很少。學校課堂管理和課程開發也是一個專業領域。例如，即使一個語言學家對特定的語言非常了解，他/ 她可能不懂得如何有效地教授一門語言，因而語言學家很可能在語言教學環節裡陷入困境。

語言復興常常涉及研究人員與社區之間的合作。在許多情況下，社區可能會聘請語言學家或其他學者幫助他們開展工作，並且有些語言學家會在社區中發起語言復興項目。語言學家由於本身對於語言的敏銳性，通常與瀕危語言有特殊關係。他們對語言的研究可以為那些使用者很少甚至沒有使用者的語言提供重要的幫助，也可以為教師提供他們可能需要的元語言的理解，以便開發語法課程。雖然如此，大多數語言學家實際上很少接受過語言教學的訓練。

除社區與語言學家之間的合作之外，作為一個實踐與研究相通的領域，語言復興還涉及世界各地社區之間的合作。這種合作變得越來越頻繁的原因在于越來越多社區成員被培訓成了語言學家、人類學家和其他語言復興專家。世界各地舉辦的專題討論會與會議。通過會議，不同相關者分享經驗和想法，並相互介紹成功的語言復興方法，如在紐西蘭毛利人案例中開發的「語言巢（language nests）」，加拿大最初的「沉浸式教育」，以及美國加利福尼亞的「師徒項目」。時至今日，上述成功的經驗已經被廣泛地應用到世界不同的瀕危語言保護項目之中。（關於上述及其他相關項目的詳情，見 Hinton2002 ；Olthuis et al.2013）

最後，語言復興需要許多專業人員和不同種類的知識；社區內需要有積極的語言活動家，同時希望語言使用者和文化傳承人都願意參與。此外，還需要不同的專家：語言學家（應用或其他方向）、教育專家、課程開發人員和媒體。通常，具體的知識領域也可以發揮作用：自然學家、地質學家和地理學家可以幫助社區加強他們與屬地之間的關係；檔案工作者和圖書館人員能幫助他們獲取有關其語言、文化和歷史的出版物和未發表的材料；製圖師可能會被要求幫助繪製地名和地域邊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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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復興的案例研究★

本節概述了世界各地的語言復興工作，以便介紹為支持瀕危語言而開展的各種活動。以下既有為人熟知，也有較少人知的案例。

紐西蘭毛利語（Māori language） 復興是最著名和最有影響力的語言復興案例之一（Winitana2011）。毛利語言復興過程中最值得關注的方面是「語言巢」方法的應用——針對幼童的沉浸式語言課程，即兒童從社區中仍然能流利使用該語言的長者處習得語言。這種模式已經在世界各地被廣泛使用，包括芬蘭的薩米人和俄羅斯薩哈林島的尼夫克人。復興計劃包括涵蓋各級的教育、紙質媒體、廣播媒體以及「家庭語言規劃倡議」（O』Reagan2018 ；May &Hill2018），「語言巢」只是其中一部分。雖然由毛利社區發起和實施，但這些努力得到了紐西蘭政府的支持。紐西蘭政府於 1987 年通過了《毛利語言法》，其中包括建立一個正式的政府機構——毛利語言委員會，以管理毛利語發展的相關事務。

澳大利亞的語言復興情況則非常不同（Hobson2018）。在紐西蘭，當復興工作開始時，毛利語依然在被使用，而許多澳大利亞的土著語言已經徹底消失。2014 年澳大利亞發表的一份評估報告指出，殖民時期的 250 種土著語言僅有 120 種仍被使用。這意味著澳大利亞語言復興的大部分工作都集中在從稀缺的歷史記錄（如單詞列表和一些簡單的示例句子）中重建語言。其中一個例子是帕拉瓦（Pala- wa）語，該語言是根據塔斯馬尼亞島上幾種語言的不完整記錄所重建的（Berk2017）。除了語言重建外，澳大利亞全國還有許多其他的語言復興計劃，如通過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如「語言多樣化資源網絡」，Resource Network for Linguistic Diversity）（Gessner，Florey，Slaughter et al.2018），在教育、藝術領域和媒體中推廣土著語言。儘管如此，正如上文引用的 2014 年報告所示，澳大利亞的大部分土著語言仍處於瀕危狀態，語言數量持續下降。

巴基斯坦北部的語言復興有著與上述兩個案例不同的背景（Liljegren2018）。在這個與阿富汗、塔吉克斯坦、中國、印度接壤的山區，流行近 30 種語言。該地區的語言復興工作主要集中於基礎語言研究（如語法和詞典）、正詞法的創建和教育材料的製作。成立於 2003 年的語言倡議論壇在語言復興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論壇有兩個主要功能：其一，它作為一個可以進行社區活動的物理空間，同時為語言復興工作者提供可以支持他們工作的資源；其二，它還促進語言復興工作者和社區之間的聯絡，使專業知識、經驗、方法、技能和資源能夠在該地區不同社區之間流動。

北歐（如挪威、瑞典、芬蘭、俄羅斯部分地區等）的薩米語在語言復興研究和實踐方面提供了有趣的創新（Aikio-Puoskari2018）。薩米語言復興人員已經利用了其他地方開發的方法，例如上文所述的紐西蘭的「語言巢」模型。該模型在芬蘭的伊納裡薩米（Inari Sami）語的背景下取得重要發展。工作者在那裡建立了一個針對提升「迷惘一代」語言能力的成人教育計劃。紐西蘭「語言巢」模型主要關註上一代的語言流利使用者（如祖父母）與下一代語言使用者（如幼兒）之間的語言傳遞，薩米語成人教育計劃的意義則在於加強了「語言巢」模型中對於中間一代語言使用者的關注（Olthuis et al.2013）。其他重要的研究考察了如何處理語言復興過程中所涉及的複雜的心理障礙（Juuso2015），以及相關的矛盾情緒（Huss & St nberg2018）。薩米語案例中也探討了如何使用先進工具推動語言復興中數位技術的應用和發展（Cocq2018；Outakoski2018 ；Sedholm2018）。

最後，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不同原住民社區也出現了許多重要的語言復興計劃。其中一個是「生命之息（Breath of life）」工作坊和機構（Baldwin，Hinton &Pérez-Báez2018）。該計劃旨在讓語言復興工作者獲取存儲了語言信息的檔案，並培訓他們使用這些資源。在加利福尼亞州開發的另一項重要舉措——「師徒」計劃，通過將語言流利使用者與語言學習者配對來促進語言學習（Hinton2002）。該計劃通過參與現實生活場景來促進語言習得，如烹飪，購物，在熟悉的地方散步，以及參與社區活動。這種語言學習方式已經被用於世界各地的各種語言復興情境中。

以上對於語言復興方法、研究和背景的回顧只是為讀者了解世界各地正在進行的許多活動提供簡要介紹。讀者可以參考《手冊》以獲得更完整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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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復興研究未來的方向★

最後，我們認為，作為一個研究與實踐兼有的領域，語言復興有兩個發展中的方向。下面對此加以說明，以便讀者了解該學科目前的發展。

（一）高等教育的瀕危語言正規學習與研究

除了上文所提及楚克曼關於復興派研究的在線課程以外，我們注意到語言復興有越來越多正規化的可供學習和研究的機會，其中有3 個例子。第一個例子是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剛剛啟動的土著語言復興的「指定的重點」項目。該項目能讓學生參與一系列專門的語言復興課程，以此作為研究生學習的一部分，學生可獲得參與該項目的證書。第二個例子來自澳大利亞，雪梨大學現在提供土著語言教育碩士學位，培訓土著學生恢復與教授他們的傳統語言。最後一個例子是加拿大的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其開展了「第一民族（土著民族）和瀕危語言計劃」。該計劃開展了各種項目，包括語言復興證書項目以及許多土著語言的課程。這3 個例子只是越來越多的語言復興課程當中的幾個典型。這些課程和計劃在全世界範圍內提供了學習瀕危語言、語言復興理論與方法的機會。這有助於培養新一輩的語言使用者與領導語言復興工作的社區成員。

（二）基於特定社區的語言復興民族志研究

語言復興作為一個研究領域，近年來的另一個發展趨勢是基於特定社區的語言復興民族志研究的湧現。Kendall A. King（2001）的研究為這一新興領域奠定了重要基礎。在過去 10 年中，該領域值得關注的研究包括Meek（2011）、Perley（2011）、Wyman（2012）、Urla（2012）、Jacob（2013）、Nevins（2013）、 Coronel-Molina（2015）、 Debenport（2015）、 Costa（2016）和Davis（2018）。這些研究有助於率先揭示語言復興工作的複雜性和人本情懷，並發出了一個強有力的提醒：語言復興總是以人，而非語言，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