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文原作於2019年。
2019年是澳門回歸祖國20年的紀念年份，兩岸四地的語言學與中文教學界的同行，協助澳門語言學會，召開了「澳門特區20年社會語言狀況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王寧老師以《語言文字與文化認同》為題，作為這次會議第一位主題發言人，她以港澳回歸前後中文教育的參與者、目擊者和見證者的身份，在文章中從自己的所見出發，充分闡釋了語言文字與文化認同的關係，盛讚了堅持在港澳地區推進中文教育的同仁們表現出的家國情懷和民族大義，也從理論上分析了「母語」作為第一語言的自然形態和社會形態，闡釋了資訊時代祖國語言文字進入網際網路所標誌的國際影響力。文中還可看出兩岸四地語言學和中文教育界學者們基於文化認同的感人的友誼。文章收在黃翊教授主編的《蓮香海闊，語重情深》論文集裡，「章黃國學」在此推薦。
《蓮香海闊，語重情深》書影
語言文字與文化認同
——談港澳中文教育的重大意義
文丨王寧
1997-1999年港澳先後回歸祖國，已經分別經歷了20、22個年頭。港澳語言學學人在這20年前後最大的貢獻，是不斷把中文教育推向前沿。無人不說中文，無人不受教育，「中文」和「教育」這兩個詞，對中國人來說，何等的普通。但是這兩個詞連在一起，對香港和澳門，卻有著千斤的重量。很多事實讓我們認識到，中文的回歸是港澳回歸的一個重要部分；因為，語言文字是文化的基石，語言文字自信是民族文化自信的第一要義。文化的認同不能停留在政令、公告、宣傳上，是要入腦入心的。在過去的100年裡，香港、澳門雖不能說沒有中文教育，但在學校課堂裡，在社會生活裡，並不能夠暢快地用祖國的語言文字授課和交流。我在上世紀末給程祥輝教授出版的第一本論文集《中文回歸集》所寫的序裡說：「主權的回歸，並不等於『祖國』二字都已裝進了人們的心裡。經濟發達、生活富裕的驕傲，在有些淺薄的人群裡，遠勝過文化燦爛、精神充實的自豪。利益會使人自覺地去對抗一個合理的舉動，習慣則會使人不自覺地去反對一個正義的行為，對付那種無形的挫力，是需要決心和毅力才能堅持下去的。」 20年來，因為各種原因，特別是因為與朋友互相牽掛的直接原因，我成為港澳中文教育的參與者、目擊者和見證者，我親眼看到了那種「挫力」——有形的和無形的——無形的「挫力」更多正是在人們的腦中和心裡。同時，我也親眼看到，港澳的語言學學者和教師們迎著各種困難，頂著許多壓力，堅守著，努力著，擔負起中文真正回歸的艱巨任務。
莊嚴輝煌的中英香港交接儀式場景
家國情懷和民族大義
中文教育在港澳的推行是艱巨的，許多語言學學人為此不懈努力。有人說，他們做這件事是由於他們的專業和職業；我卻覺得，不僅如此，這是他們的家國情懷和民族大義。放棄了民族大義，第一個表現必然是首先看不起自己民族的語言文字。100年英語強勢，一下子轉變為把漢語變成第一語言，更把漢語標準語當成最高級的雅語，這確實不是一件容易事。港澳的語言學學人面對這樣一件很難的事情，是需要定力的。
港澳回歸10年前，我看到了中文教育的起點。
1986年，正是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籌備的時候，我到香港剛剛成立的「中華文化中心」作講座，確定的題目是《訓詁學的研究和應用》，和我對講的是正在德國學習的臺灣學者岑溢成先生。一登講臺我就知道來講訓詁學是何等的奢侈，儘管我和岑老師都把訓詁學解釋得非常實用和通俗，內容也儘量講一些普及的甚至有趣的應用實例，例如篆刻、楹聯、熟語、典故、菜餚名稱……但和我們交流的只有極個別幾位對字畫古董有興趣的商界人士，少有學者，因為香港多數高校還沒有開設系統的現代漢語課，更不要說文字、聲韻、訓詁學了。澳門大學的前身東亞大學尚在籌建的醞釀時期，更不會有人關注這個內容。1986年到香港回歸的10年間，我又有兩次到港澳：一次是參加章太炎、黃季剛先生的紀念會，一次是跟隨啟功先生來作書法作品的義展。這兩次去認識了更多同門和同行的朋友，了解了香港的中文教育現狀。我才知道，香港高校的課程多半用英語講授，包括文科的歷史課。中小學課程包括語文一律用粵語，只有少數臺灣的學校是用國語的。
粵語拼音對照表（局部）
香港回歸後的1998年前後，有三件事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一件是我和北師大其他十幾位教授與香港教育學院合作，協助香港教育署，分兩期培訓中小學普通話老師。學生告訴我們，港澳還有不少人把普通話當成「下等語言」，推廣起來阻力很大。那時，報紙上常有文章反對用普通話教語文。他們的論點無非兩個：一個是說普通話粗糙不豐富，都是「官腔」，聲音也不好聽；另一個是說用普通話讀文章，體驗不到其中的思想情感。如果只是這兩點，屬於說慣方言的人對標準語一時還不熟悉，也情有可原；但其中摻雜著對自己祖國語言文字的蔑視甚至攻擊，就很難讓人容忍。過了一段時間，香港的商業需要內地推動，普通話有了謀職的需要，教學有過暫時好轉的態勢；但這種被商業發展和工作就業的實用目的激發起來的積極性，畢竟不是根本的文化轉軌，是不牢靠的。
第二件是2003年，我們成立不久的「漢字與中文信息研究所」和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母語教學教師支持中心」的老師們一起做過一個《跨學科語法研究與應用》項目，他們搜集了各個學科的考試試卷，研究其中的語言運用問題。在19000多道試題的題面中，犯有不同語法錯誤的高達1000多例，約佔5%左右。那些句子給我們的感覺是「錯得離譜」「難以卒讀」「不知所云」。這些語誤多半屬於雜糅類型，難以從單一角度分析，一看就知道是語感的問題，而不純粹是語法知識的問題。我們曾問香港的老師們：「有那麼多的病句，怎麼在考試時學生還能懂呢？」他們說：「這很容易理解：試題帶有很濃厚的程序化特點，一次又一次重複這些試題語言，大家一看就知道怎麼做。就這樣，因為看不懂題而答錯的情況也經常出現。」這件事引起我們久久深思：考題的語言是最需要清晰、準確的，這些極不健康的英文、粵方言和科學用語雜糅的書面語，其中的病句必然潛在地影響了答題的學生，他們會不自覺地形成了一種偏誤語感，完全體會不到祖國語言的精確美好了。
第三件事，是2002年去香港開學術會議，學生們請我去看一場很隆重的文藝演出。他們說：「香港現在已經進步多了，演出報幕開始用普通話了。」到開場報幕，語言的順序卻是：英語-粵語-普通話。後來我知道，澳門報幕的順序是：英語-葡語-粵語-普通話。香港回歸將近5年後，漢語的地位仍然如此，讓人感到在這裡，母語是不安全的。
在這樣工作的起點上，港澳的語言學界的朋友和許多語文老師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們一直在推動普通話教學，不斷提升和優化中文教學的質量，花費大量的力氣編寫教材。為了證明普通話教語文對課文的理解優於方言，他們展開了平行班的對比試驗。在簡繁字問題爭議激烈的環境下，他們以自己的智慧提出了比較可行的方案達到兩岸和諧共處。他們展開了港澳社會語言生活的調查研究，帶動起高校中文系的學科建設，正在一步步改變著港澳語言生活的面貌。說起他們的工作，可以列出長長的名單表彰他們的事跡。在這裡，我想舉出幾個自己熟悉的例子作為見證：
我在為程祥徽教授《面海30年》的論文集所寫的序裡說：「這30年，他從東亞大學到澳門大學，走在澳門高校建設的隊伍中，參與了也見證了澳門回歸前後教育的轉變與發展。這30年，在澳門的最高學府，他用自己語言學的學識，開闢了為澳門『中文回歸』設立的學壇，從『簡繁由之』的提出，到對『澳門華語生活』的關注。」除了我列舉的這些工作外，還需要補充的是以程祥徽教授為首任會長的澳門語言學會、澳門大學和澳門理工大學的語言學學者，在澳門組織的幾個影響深遠的會議：1990年組織的「澳門1997語言工作路向學術研討會」，1996年組織的「語言與傳意學術研討會」及「詩詞寫作國際學術研討會」；2011年組織的「澳門語言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2013年組織的「兩岸漢字使用情況學術研討會」——這些會議面向社會實際問題和理論問題，推進了中文教育、統一了學界的認識、加快了中文回歸的步伐。還需要一提的是，程祥徽教授主持澳門大學文學院工作時，邀請了北京大學的一批知名的語言學專家，開設了多門學術水平很高又很適合澳門的語言學課程。這樣有力度的、腳踏實地的工作，如果沒有宏遠的志向，是很難堅持下來的。
王寧老師和程祥徽老師
港澳與大陸分離一個世紀，相聚後，認識、習慣和語言生活的基礎都會有區別，如何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求大同存小異，港澳的許多學者在這方面是用心思的。我在為田小琳教授《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文集》所寫的序言裡說：「在談到這個問題時，還需要補充劉羨冰校長對港澳文化教育改革的一貫關注和適切的建議。她以自己在教育界的威望，率先提倡加強中小學的母語教育，寫了很多說理透徹、實例充足的論著，對學校教育的影響非常深廣。」
漢字的使用問題既是政策問題，又是科學問題。1997「語言工作路向學術研討會」上，我發表了一篇題為《漢字的優化與簡繁字問題》的學術論文，時為新華社文教部領導的冼為鏗先生給予了親切的響應。他既站在國家語言文字政策的立場上，又以學者的身份深入研究了漢字的結構和字理問題。十多年來，他以深厚的學養和不停的學習，作文寫書，不僅僅從政治的角度討論漢字「處在這樣的現實中，小琳從事中文教育是用心的。她的心一直沒有離開北京，腳卻切切實實踏在港島。她有自己的堅持，盡力傳播語言文字規範，又有實事求是的變通——這些，都反映在她主編的字典辭書中。在字形上，她遵從以簡化字為坐標的簡繁關係對照，但在繁體字的選取中，又優先選用了一些香港中小學語文教育的字形。她率先注意了簡化字的字用合併現象，在簡化字轉為繁體字時，精細地處理了一對多的字際關係。在讀音上，她遵循普通話審音的規定，也適當採用了一些臺灣的讀音。在語法上，她主張分開『語法的核心規範與區域規範』，使在某個區域中已經流行的少量句式，不輕率地被判出局；而在解釋『區域規範』的一些語法現象時，她也很慎重，能夠仔細觀察這些少量句式的發展趨勢和前途，不使之衝擊了核心規範。這些地方，都體現了小琳的一種從語用出發的動態規範原則，使『其體自方』的硬性規範，去掉一點點稜角，稍微柔性一點地進入港澳地區。」這樣細緻的工作，沒有家國情懷和歷史使命感是做不到的字問題，同時也把港澳的漢字使用問題引導到理性和科學的軌道。
普通話教學是否影響表達和吸收？在很多人對英文和粵語抱有執念的情況下，說服港澳的家長和教師是不能用空話的。香港保良局的劉筱玲校長，掌管著小學和中學兩個知名度很高的學校。她從1999年開始，便在自己掌管的學校裡進行用普通話教中文和用粵語教中文的效果比較。這個比較開展兩年後，她於2001年考入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漢語言文字學專業攻讀博士學位。學位論文題目即是普通話與粵語教語文比較實驗的報告。
2005年，香港召開發布會，公開發布了劉校長的實驗結果。我去作了講評，總結了她實驗的5點成功之處：
（1）實驗班和對比班在同一所學校，用同一位教師任教，學生在起點上總體成績相當，是根據自願任意編排的，教法、進度、教材完全一樣，平時與最後的測查內容相同，標準相同，除教學語言不同外，把變量減少到最小。
（2）個體成績與集體成績同步追蹤，整體數據與分級數據同時採集，且效果檢驗方法多元化，把不可比的個性化因素減到最小。
（3）量化比較和質性表述的採集相互參照，加強對有關參與者的口頭調查，了解他們的認識和感受，用他們表述的意見來印證量化的數據所說明的問題，充分體現教育的人文性和教育對象的個性化。
（4）實驗不間斷地連續5年，實驗人員和實驗對象固定不變，充分顧及了教育實施的長期性和效果的滯後性。在這個極有說服力實驗的推動下，劉筱玲校長學校的普通話、英語和漢字教學成績突出，是有公論的。能夠用這種實際教學效果來說服社會的舉措，必須自己先有信念，先有高度的責任感，否則是難以做到的。
我所了解的情況掛一漏萬，只見一斑，已經可見港澳中文教育的許多精彩事實了。20年，我們和工作在中文教育第一線的港澳老師們成了朋友，眼看著他們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衝破各種阻力、克服許多困難，把中文教育一步步推進，將中華文化從課堂和社會生活中介紹給大眾，才有了今天港澳語言生活和語文教育的新面貌。
王寧老師與部分與會老師
自然母語與社會母語
在香港澳門的中文教育實踐中，遇到很多因為實際問題產生的理論概念問題。有些本來明白到等於常識問題的概念，一旦被混淆，便需要在概念的內涵上作出補充的說明，關於「母語」概念的問題就是這樣產生的。
在香港進行普通話教學的初期，抵制這項措施有一種十分強烈的說法，有人說：「粵語是香港人的母語，不學自己的母語，反而去學第二語言，是完全沒有必要的。」這種說法或許有極少數人是在有意混淆視聽，而更多的人則是出於對「母語」概念的內涵沒有弄清的胡塗觀念。
「母語」本是一個十分明確的概念，也有明確的定義。《中國大百科全書》指出：在一般情況下，第一語言稱為母語，也就是一個人所屬民族的民族語言，也稱本族語。而第二語言，也就是非母語語言，則是境內其他民族的語言或外語。在談到「第一語言與第二語言」時，《大百科全書》還明確指出：「大多數民族語，都有或多或少的、差別或大或小的若干方言，同時都以其中之一或者以某一方言為基礎形成的共同語作為這個民族的標準語」。這就十分明確地說明，「母語」是針對「第二語言」來說的。《大百科全書》的這個解釋，至今仍是我國其他典籍解釋「母語」概念的依據。但是在一般人的心裡，「母語」也就是出生時原生家庭帶來的自然習得的語言。在工業現代化之前，特別是以農村為主的小農經濟社會裡，原生家庭的語言大多是方言，因此，有些人也就自然而然地認為，只有方言才是「母語」。現代工業化社會，在人們的語言生活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首先是農業現代化改變了狹小的「家園」的觀念，家庭成員的遷移使一部分人離開原生地落戶其他地方，甚至國際間的遷移也漸漸不屬於個別現象。因此，新生兒最早習得的語言並不一定是原生家庭的方言。如果加上父母並非新生兒的直接餵養、照看者這樣的現象也漸漸加多，自然母語轉移的情況也就經常發生。這就是說，籠統的把在原生家庭的方言當成「母語」，已經不能用以確定個人的語言面貌，對個人特點的論定和教育措施的規劃，失去意義。而不考慮各種變化、只從早期習得的現實狀態來判定一群人的「母語」，還會淡化「母語」的文化認同作用，也會造成「母語」與「第二語言」界限的混淆，對國際交流和歸屬國籍的認可都是不利的。這樣做，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就是沒有為標準語留下適切的位置和足夠的空間。因為，標準語對大部分人來說，也是要後天學習的。
這樣，關於「母語」概念的內涵，按照《大百科全書》的解釋，應當確定「母語」首先也必須是個人的民族語言，然後要區分兩個不同的概念，即：自然母語與社會母語。自然母語一般應當是出生時自然習得的本民族語言，而社會母語只能是本民族或本國的標準語。凡「母語」必為「第一語言」，而本國的學校教育，特別是義務教育，體現的是國家意志，也就必然是標準語教育。漢語的標準語是普通話，所以普通話是「第一語言」，必須與外語分開。香港的中小學課堂語言，過去是粵語，也就是方言，逐步過渡到普通話，也就是標準語，都是第一語言教學，這是民族認同的大事，是不能含糊的。
區分鄉音、雅言，不只是現代如此，歷史上無不如此。這裡，我想引用宋代楊簡《慈湖易傳》解釋《論語》的一段話來說明鄉音和雅言的關係，他說：「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者，文雅之謂，雅言謂非俗語鄉音，乃雅正之音也。聖人於平居無事，不必修敬，故只常言；至談詩書與執禮之時，則乃為雅正之音。」可見，自孔子以來，雅言，也就是標準語，是正規場合、外交禮儀、嚴肅體裁的文章等必須使用的標準語。雅言更是一種規範的書面語，每個人一旦進入書面語學習，就立即進入標準語（民族共同語）範疇。學會用標準語進行口語交流和書面表達，不但是一種修養，而且有重要的實用價值。沒有這種標準語，用紛繁複雜的地域方言來進行交流，不但會在國際上使外國人莫衷一是；而且，就連國內的跨地域交流，也會困難重重。學習普通話與平時與人來往，特別是與鄉鄰、家人交談既無矛盾，又無衝突，這個道理是很容易明白的。
中國方言區分部示意圖
就教育而言，區分母語與非母語的意義更為重要。這是因為，這兩種語言學習的途徑不一樣，因此，教學的方法也截然不同。一般情況下，中小學的語文教學是在母語自然習得的基礎上加深對本民族語言運用能力的培養，同時也加深對本民族文化的吸收與理解，這種學習要大量利用書面語的言語作品來進行，也就是利用本民族優秀的書面文本進行母語的再教育。而且，確立「社會母語」概念的意義，絕不只是用以確立一種教學策略和方法。語言是民族的特徵之一，語言的存亡關係到民族的存亡，社會母語不但保證了全社會內部交流的暢達，也體現了一個民族對外交流的主權。如果我們只把自然母語當成母語，不建立起社會母語這個概念，就難以建立社會語言生活的正常原則，難以解決語言和民族獨立的關係。所以，建立母語的概念，與制度無關，港澳和大陸在維護自己母語，做好母語教育，有著共同的責任。港澳的中文教育首要的意義在於此。
這些年，我們欣喜地看到，港澳的漢語研究和中文教育，有了很大的進展。「兩文三語」中的普通話已經被社會廣泛重視，用普通話教中文已經成為大多數學校的目標。漢語的事實，地域的特點，漢語傳意的研究、社區詞的研究、澳門的社會語言學研究等課題，都有了很重要的成果。但是，如果僅僅局限於商業購物的需要，缺乏民族認同的大目標，中文教育和普通話教學的根本目的還沒有達到。漢語研究在港澳還有很大的空間，港澳的漢語研究者和工作者任重道遠，期待新的成果、新的教育面貌不斷湧現。
中文回歸與文化認同
港澳語言學者推動中文教育的成績，是不斷提高中文教育的社會地位。學校教育中，中文應當是首要的教學語言，在社會語言生活中，漢語、漢字應當是最重要的交流工具。港澳回歸後的重要活動主持會議先用英語，最後再用普通話的不正常情況，現在已經有所減少。
1997年以前，港澳的社會語言以英語為強勢語言。漢語的特點漸漸被忽略。過去的語言學教學強調的是世界語言的共同性，並且把印歐語的特點當成語言普遍性，讓母語教學附會那些特點。成功的母語教學必須突出漢語漢字的特點，差異性比共同性更為重要。不僅母語教學是如此，英語和葡語在港澳也只能是第二語言的學習。學習第二語言的重點，是學習目標語與母語相異的部分。學習第二語言的水平和質量是與第一語言也就是母語的運用能力成正比的。無論如何，中文教育的地位是應當放在第一的。
漢語是詞根語，它的基本詞根又是單音節的；而且，它又是一種有聲調的語言，這就使它具有了印歐語不具備的特點，也是它的優點。
漢語是詞根語，詞在句中不論承擔何種功能，基本沒有詞形的變化，所以，漢語的句子組織非常靈活。啟功先生曾經舉過幾個十分典型的例子，說明漢語句子裡的詞排列起來可以靈活。有的換了位置意思大體不變，有的換了位置只是重點不同：「長河落日圓」——「圓日落長河」——「長河落圓日」，三句意思大體不變，但所見景象的著重點不同。「導之以政，齊之以禮」——「以政導之，以禮齊之」——「政以導之，禮以齊之」三句意思大體不變，但第一句重點在「導」和「齊」，第二句重點在「以」，第三句重點在「政」和「禮」。
世界各類語言中，語法結構簡單的類型，詞彙和語義承擔的表達功能必然厚重。漢語就是一種語義十分豐厚的語言。同樣一個概念，可以用多種詞語來表示。例如：殷周時代一個「天」，魏晉以後衍生出後來的「天空」「天穹」「天宇」等多個雙音詞。不但詞彙豐富，而且詞語內涵繽紛多彩，上述雙音詞，不但表示了「天」的概念，還附加了天空的視覺形狀——天空對大地的籠罩似房宇、似穹廬。
漢語語素是單音節，又有聲調 ，這就形成它具有整齊的韻律，天然的音樂性。漢語的文學體裁極端豐富，數千年來，漢語積累了許多內容形式俱佳的言語作品，詩詞歌賦之外，散文的語言也時常三字格、四字格、六字訣、七字律等對仗、排比等語言的特殊表達方法。韻律是漢語的「血小板」，在純文學的韻文體裁裡，韻律挾持句法、變換正常句式的語言事實比比皆是，構詞法具有非句法特徵，也是不爭的事實。漢語雙音詞在東漢以後的激增，主要句式的形成和演進，都有自己獨特的規律，不能完全用所謂的「詞彙化」來解釋。
如上我們簡單列舉的一些現象，就已經看到鑽研漢語要從語言事實出發，要從真實的現象窺探規律。著名國學大師章太炎關於語言的獨特性有十分精闢的說法。他說：「中國之小學及歷史，此二者，中國獨有之學，非共同之學。」「凡在心在物之學，體自周圓，無間方國，獨言文、歷史，其體自方，自以己國為典型，而不能取之域外。」語言和歷史是有稜角的，是有民族性的，不論是交流還是研究，不同語言具體的差異性比之抽象的共同性，永遠是更為重要的。
章太炎先生
漢字是世界最典型的表意文字，也是最古老的自源文字之一。世界上古老的自源文字並不多：漢字與兩河流域古巴比倫的蘇美爾楔形文字、埃及的聖書字、希臘的克裡特島線形文字A等，都是古文明的產物。所謂自源文字，是指這種文字產生於當時當地的地理、歷史環境，並且是專為一種語言所建構的書寫系統。在中國，漢字是自源文字；日本、韓國也使用部分漢字，對他們而言，漢字是借源文字。漢字完全適合漢語，所以是「語素-音節文字」。更重要的是，漢字是所有古老的自源文字中從來沒有中斷過的表形-表意文字。我們可以順利地解讀甲骨文和金文，也是因為漢字發展演變的連續性。
漢字演變的示意圖
漢字經過存廢之爭。1908年，巴黎的中國留學生主辦的無政府主義刊物《新世紀》第四號，發表了吳稚暉的《評前行君之「中國新語凡例」》一文，鼓吹中國應廢除漢文漢語，改用「萬國新語」（即Esperanto世界語）。同年， 章太炎發表了萬言長文《駁中國改用萬國新語》，對漢字的優劣和是否能夠廢除的問題，進行了針鋒相對的論爭。在這篇長文中，章太炎駁斥了「象形字為末開化人所用，合音字為既開化人所用」的說法，指出使用拼音文字的民族和國家，從他們的文化看，並不都優於使用漢字的中國。同時指出，是否能普及教育，在於政府是否重視而認真推行，歸咎於文字的優劣是難以說服人的。他明確提出了漢字與拼音文字優劣互補的主張：「象形之與合音，前者易知其義，難知其音。後者易知其音，難知其義。」章太炎還指出，一個國家的文字所以能夠保存、傳衍，是因為它與本國的語言相契合。日本所以改讀改字，是因為日語與其借去的漢字不相契合。
漢字沒有廢除，就有了後來的簡繁之爭。90年代，大陸和港澳在簡繁字問題上有過相互的理解，經過「漢字優化」問題的討論，提出「簡繁由之」的主張，並有了「相映成輝」的共同認識。「漢字落後論」已經逐步消除。經過一個多世紀的分離，海峽兩岸在漢字的使用和規範上，已經有了很多不同，但是，漢字作為一種自源文字，一直攜帶著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它是中華文化的活化石，在古老的漢字中，可以追溯中華文化的種種原生態。共同的歷史文化把大家連接在一起。中華文化成為大家統一認識、消除分歧的重要基礎。這使我們更加理解了章太炎在一個世紀以前說過，要用語言文字來「激勵種性」，來「增進愛國的熱腸」的深刻意義。
簡化字總表（局部）
進入21世紀以後，我們在高科技領域來看漢字，達到一個統一認識的新高度。
上世紀90年代開始，全世界進入資訊時代。資訊時代的特徵，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說明：首先是生產活動引入了信息處理技術，也就是計算機進入了工業、農業生產和科技發明，使這些部門的自動化達到一個新的水平，生產力的提高是飛速的；其次，電訊與計算機系統合而為一，可以在幾秒鐘內將信息傳遞到全世界的任何地方，電報、電話、郵政都被網絡傳播替代了，人類的交流必須在這樣的條件下來考慮成敗；最後，信息和信息機器成了一切活動的積極參與者，甚至參與了人類的知覺活動、概念活動和原動性活動，也就是在精神活動方面，也有越來越多的內容，由計算機部分代替了人腦。資訊時代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改變了人與人相處的方式，改變了人們的學習方式，也就必然要改變人的思維方式。中國的信息革命，都跟漢字有關，特別是第二個方面。應當想到，如果漢字沒有進入計算機，手機和計算機裡只有英文，我們很難傳遞漢語信息。海峽兩岸共同經歷了告別鉛與火的時代。漢字迎來了信息革命的挑戰。王選院士在1981年主持研製了中國第一臺計算機漢字雷射照排系統原理性樣機華光I型。有了這一臺雷射照排以後，我們就可以將信息輸入到計算機內，並且它能使信息轉化到紙上一頁一頁輸出來。從1985年到1993年，王選院士又先後主持研製成功並且推出了華光II型到方正93系統，一共五代產品，以及方正彩色出版系統。這樣印刷又進入到了彩色系統。而在此之前，我們是怎麼印書的呢？是通過鉛字排印完成的。鉛字先要用手刻，刻完了再去做成模具，然後批量澆注。印不同的書，如果遇到之前沒有的字，還得重新刻字。而且鉛字是耗材，用過一段時間後，凸起的字面就會磨平，必須更新。因此鉛字排印，費時費力，效率很低。由於鉛字是用火鑄成的，所以我們把這個時代稱為「鉛與火的時代」。王選院士研發的這些成果開創了漢字印刷的一個嶄新時代，使我們的報業和印刷出版業真正告別了「鉛與火的時代」，邁入「光與電」的技術革命。漢字進入網際網路後，在網際網路上所佔比例從2016年的2.8%，到2018年僅僅2年的時間，就上升為4-6%，這是中國對世界影響力提升的表現，也是國家軟實力提升的表現。時至今日，漢語漢字的優越性已經充分顯現，對自己語言文字的自信，應當牢固的樹立。
漢字雷射照排之父：王選
中國語言學的發展做出了一定的成績，但是，由於不恰當地盲目引用西方語言學的方法和結論，漢語、漢字的真實面貌並沒有被描述清楚，很多語言信息被忽略而失落，很多屬於漢語漢字的內在規律不能客觀地表述。傳統語言學的繼承一直沒有很好地提到日程上來。重視歷史，重視傳統的繼承與現代轉型，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保護自己文化必須也只能遵循的道路。文化的多樣化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前提，這並不違背國際化的原則。正確對待中西文化的交流與吸收，正確對待傳統的繼承和創新，在很多領域有過深刻的論辯。如今我們來客觀地看待這段與中國道路相關的思想論辯歷史，可以擇取其中或多或少的合理部分。而現今中國已經初步擺脫貧弱，討論問題的背景早已經轉換。只是，在對這一問題論辯的回眸中，我們看到的是，建設自信文化的重要性。港澳的很多學者二十年的奉獻，創造了很多在特殊情況下進行母語教育、增進文化自信的經驗。在文化認同的前提下，把中文教育推向新的高度是兩岸學者共同的歷史使命。
「澳門特區成立20周年社會語言狀況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
作者簡介
王寧，1936年生，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資深教授，北師大章太炎黃侃學術研究中心主任，章黃之學在當代中國的重要傳人。
特別鳴謝
書院中國文化發展基金會
敦和基金會
章黃國學
有深度的大眾國學
有趣味的青春國學
有擔當的時代國學
北京師範大學章太炎黃侃學術研究中心
北京師範大學漢字研究與現代應用實驗室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古代漢語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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