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08月10日 11:22 來源：《民族研究：中文》 作者：餘成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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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ceptual Origin of Local Biologies and Their Theoretical Implication:Literature Review on Recent Development of Oversea Medical Anthropology
作者簡介：餘成普，中山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中山大學中山醫學院醫學人文中心副教授。廣州 510275
內容提要：加拿大醫學人類學家羅克在20世紀90年代提出了地方生物學的概念，強調生物和文化長期交織而導致的生物社會差異，反對生物醫學普適性身體的有關假定。本文通過對地方生物學這一概念及相關理論進行梳理，展現出醫學人類學新近發展中三個相互關聯的具有認識論和方法論意義的論爭和理論主張：反對身體的標準化，主張生物和文化的地方變異性和可塑性；反對生物—文化、先天—後天的二元對立，在具身化的策略下強調生物—文化的整體性和辯證關係；反對基因決定論，藉助表觀遺傳學來探索生物—文化連接的微觀機制。
關鍵詞：地方生物學/具身化/羅克/醫學人類學/生物醫學
標題注釋：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鄉村慢性病人患病經歷的人類學研究」(項目編號：15CSH031)和廣東省社科規劃項目「慢性病人的身體管理與臨床遭遇：以糖尿病人為例」(項目編號：GD14CSH03)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原發信息：《民族研究：中文》第20166期
一、地方生物學：國外醫學人類學的新近發展
生物醫學(biomedicine)①是指有關臨床和實驗的知識植根於生物學和其他自然科學的醫學分支。②顧名思義，生物醫學的本質是生物學，它視身體為自然的一部分，旨在探索身體的結構及其化學成分，堅信身體的病變在醫學技術面前展露無疑，而心理的、社會的和道德的維度，雖偶爾被提及，但終究被認為是發現和治療疾病的障礙。人類學在生物醫學的研究中是一個後來者。有學者指出，身體，儘管普遍存在，並調節著有關世界的所有反思和行為，但由於沒有被問題化，被大多數文化人類學家置於黑箱之中，成為自然科學的專屬對象。③受身體—心靈、自然—文化、先天—後天二元分割及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分野，以「物質身體」為對象，以「科學」為基礎的生物醫學，長期以來游離於文化人類學學家的視野之外。④
當越來越多的醫學人類學學者把關注的目光試圖從(狹義的)民族醫學轉向生物醫學時，⑤發現這種轉向未被人類學同行和醫學專業人士所理解，而更大的困難則在於沒有合適的理論框架作支撐。⑥醫學人類學的真正發展源於二戰後的國際衛生運動，⑦一些實踐導向的人類學家致力於用人類學理論和方法服務於第三世界的公共衛生研究。至少在初始時期，這些醫學人類學研究者的應用傾向過於突出，忽略了理論探討，更談不上批判思維。
20世紀70年代後，醫學人類學逐漸走向理論自覺，一系列具有反思和框架意義的理論和分析概念，如解釋模型(explanatory models)、地方道德世界(local moral world)、語義網絡(semantic networks)、結構性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地方生物學(local biologies⑧)等，得以提出或在醫療領域內獲得新的生命力。其中，20世紀90年代以來，長期從事醫學人類學研究的加拿大女人類學家羅克(Margaret Lock)⑨及其追隨者以地方生物學為分析概念開展的一系列研究，開啟了有關生物醫學與民族醫學、身體與具身化、自然與文化，以及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之間關係的持續討論，成為醫學人類學領域新近發展的標杆。⑩醫學人類學專業期刊《醫學人類學：健康和疾病跨文化研究》(Medical Anthropology:Cross-Cultural Studies in Health and Illness)在2013年第4期還開闢專欄，在器官移植、愛滋病、阿爾茨海默病、結核病、胚胎幹細胞治療等主題下討論了全球健康時代的地方生物學。(11)地方生物學概念下的民族志研究，呈現出病痛體驗和生物過程的地方變異和可塑性，而這些變異與環境、飲食、文化、健康政策等聯繫在一起。在一定時空範圍內，生物的、社會的和政治的因素會發揮疊加的、相互交織的效應，而地方生物學的民族志研究則致力於揭示出生物社會的整體面貌。
地方生物學不僅直接導向生物醫學既有假定的批判，成為諸多人類學者研究生物醫學及其技術的直接的或隱含的理論視角，具有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意義，同時也是對人類學及相關學科長期以來所探討的生物—文化、先天—後天等若干二元關係的可能超越和突破。本文通過對地方生物學這一概念及相關理論進行梳理和評析，來展現國外醫學人類學的新近發展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