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性別——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中心概念
劉 霓
提 要社會性別這一概念形成於20世紀60年代第二次女性主義浪潮時期。幾十年來,作為女性主義理論的一個中心概念,它在探索婦女受壓迫的原因、不平等性別關係的形成以及推動婦女的思想解放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與此同時,這一概念也不斷受到來自女性主義內部與外部的批評與質疑,受到各種新的思潮的挑戰與影響。
關鍵詞 社會性別 女性主義 唯物主義 後現代主義
一、什麼是社會性別
社會性別在英文中是「gender」,這個詞的詞義本身為「性」,英文詞典中,它的第一解釋是指語言學中名詞和代詞的詞性。然而「gender」這個詞作為女性主義理論中的一個概念,它所具有的含義就絕不僅僅是這麼簡單了。在2000年出版的由洛蘭·科德主編的《女性主義理論百科全書》中,有關社會性別的詞條中談到:在普通字典的定義中所遺漏的正是社會性別——基於生物學的性別基礎上的社會角色——對於女性主義思想的意義。而在另一本在此前出版的工具書,即由索尼婭·安德馬赫爾等人主編的《女性主義理論詞彙彙編》中,對社會性別是這樣解釋的:在第二次女性主義浪潮初期,女性主義者採用心理學家羅伯特·斯託勒(1968)所提出的性別與社會性別的劃分方法,將性別差別的社會文化意義從其生物學基礎上區分出來。
除了這些工具書中的解釋之外,在美國女性主義學者坎達斯·韋斯特和唐·H.奇默爾曼撰寫的文章《行動著的社會性別》中還可以找到一種更為淺顯易懂的解釋。她們講到:在講授相關課程中,我們告訴學生,性別(sex)是由生物學所描述的東西:如人體、荷爾蒙和生理學等,而社會性別(gender)是一種獲得的地位,這一地位是通過心理、文化和社會手段構建的。
總之,性別,作為生物的構成,指的是與生俱來的男女生物屬性,而社會性別是一種文化構成物,是通過社會實踐的作用發展而成的女性和男性之間的角色、行為、思想和感情特徵方面的差別。
二、社會性別概念在女性主義理論中的確立
在60年代末,社會性別概念與第二次女性主義浪潮幾乎是同時出現的,至少從那時開始,它不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詞彙,而是被作為一個分析類別,用來解釋女性氣質的社會構成,並從社會性別的相互關係的角度來分析男性權力和男性特權得以維持的原因,並進而成為西方女性主義理論中的一個中心概念。
儘管直到20世紀70年代,社會性別的概念才在女性主義者中間流行起來,但是「男女之間的差別並不完全是由生物學決定的」這樣一種認識卻有著更長的歷史。比如西蒙娜·德·波伏娃於40年代在她的《第二性》中就對這個觀點作了系統論述,並講出了女性主義者所熟知的那句話:「女人並不是生就的,而寧可說是逐漸形成的。」應當注意到的是,因為波伏娃是用法語寫作,她在當時並沒有使用今天提到的性別和社會性別這樣的詞彙,但是她的《第二性》作為西方女性主義的理論經典,全面和歷史地分析了婦女的處境、權利與地位,指出了當時西方社會對婦女自由的種種限制,而「婦女是被造就的」這一論點在此後的社會性別理論發展中始終處於中心地位。
波伏娃對女性主義思想的另外一個也是更為重要的貢獻,是在社會性別的概念化中揭示了其中的等級關係。也就是說,社會性別與生物學意義上的性別不同,並不是涉及男女之間一種對稱的差別,而是一種不對稱的、不平等的關係。同樣是在《第二性》當中,波伏娃指出,婦女是被社會建構為他者(theOther)的人,婦女的劣勢不是自然形成的,這個等級劃分的二元體系是父權制的產物,是用來為鞏固男性權力服務的。因此,女人不僅是一種社會建構的產物,而且較之男人,她們的社會地位更低,不值得受到尊重和重視。
在前輩思想家為社會性別觀念的確立奠定了基礎之後,第二次女性主義浪潮中還有一些女性主義學者為這一思想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首先應當提出的是安·奧克利,她是屬於那些最早在性別和社會性別之間作出明確劃分的學者之一。然而將社會性別區別於性別並不是奧克利自己的發明,而是她從心理學家羅伯特·斯託勒那裡借用來的。斯託勒是一個研究兩性人的心理學家,他在研究中發現,這些人在生物學意義上的性別與他們出生時被認定的性別或他們自己定位的那個性別類別並不相符,因此在描述這些人的處境時,性別和社會性別這樣一種劃分十分有用。從斯託勒那裡獲得啟發,奧克利提出,社會性別並非生物學性別的直接產物,她將性別定義為表示生物學意義上男性和女性的解剖學和心理學的特點,而社會性別是社會建構的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不是由生物學性別所限定的,而是通過社會、文化和心理的影響形成的,這種影響在特定的社會和特定的時間中,在一個人成長為男人或女人的過程中無所不在。
另一個對社會性別作出重要論述的是蓋爾·盧賓,她最有影響的文章是《女人交易》。與奧克利略有不同,盧賓將社會性別與目的在於生育的性行為聯繫在一起,將兩者歸入一個概念術語,即性與社會性別制度。按照盧賓的觀點,每個社會除了某種經濟活動的組織形式之外,都有一個性與社會性別制度——「在其一整套的組織安排中,人類的性和生育的生物原料既被人與社會的幹預所塑造,又在習俗的方式中獲得滿足。」這些安排指的就是在不同社會中具有不同文化特點的組織人類性關係的一些傳統方式,特別是親屬關係和婚姻結構。由此盧賓認為,社會性別應被定義為「一種由社會強加的兩性區分」,是「性別的社會關係的產物」。
在對社會性別概念的論證中,不少女性主義者總是將它與權力聯繫在一起,她們指出,社會性別是一種中心動力,通過社會性別,權力被系統地進行了安排。男子氣質標誌著權力和權威,在所有社會中,政治權力和道德權威都被男性壟斷著。凱特·米利特(《性的政治》)和舒拉米斯·費爾斯通(《性別的辯證法》)就是這一論點的典型代表,她們二人將有關社會性別的思考推進了一步。比如費爾斯通在她的《性別的辯證法》中就曾指出:社會性別的差別影響著我們生活的每一個方面,這些差別是在男性佔支配地位的社會中一個精心組織的體系,「女性主義的理論任務就是認識這一體系,而其政治任務便是終結這一體系」。
在70年代,女性主義學者還通過使用「性別角色」和「性別角色刻板印象」等社會學概念來加強社會性別分析的基礎,來探討各種各樣的社會力量是怎樣在人的一生當中發揮作用,並使其形成相應的社會性別範型。她們當時研究的範圍包括託兒所、學校和就業市場,還涉及家庭生活、性行為、文化和政治等更為廣泛的社會層面。在這些分析中,社會性別既被用來指稱男女之間的差別,也指被認為是決定了這些差別的文化方面的種種刻板印象和觀念。
在此後女性主義研究的發展中,社會性別這一概念還依使用者的不同而被派上了各種用場。例如對心理學領域中的女性主義者而言,社會性別最初主要是指一整套個性特徵或傾向;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則多在結構的層面上,而不是在個人或主觀的層面上來研究社會性別,比如前面提到的有關性與社會性別制度的研究;與此同時,文學領域的女性主義者則忙於分析社會性別在語言和其他表述體裁與實踐中的符號結構,不管這些符號結構是在高雅文化中出現還是在色情作品中出現,她們的這些研究進一步證實了波伏娃的觀點——在以男性為中心的世界中,婦女是作為「他者」而存在的。
到20世紀80年代,女性主義理論家們開始尋求對社會性別進行更為詳盡的闡釋,主要方法則是通過強調社會性別與階級、種族和其他權力形式的相互聯繫,來分析社會性別紛繁複雜的社會、心理和文化層面的能動性。女性學者們試圖通過分析人在不同社會背景中所經歷的社會性別化的經驗與實踐,用更為複雜和精確的闡釋方法,將社會性別作為一種認識文化現實的分析工具,從而使其理論化。
女性主義研究中對社會性別概念如此積極和全面地應用,也在女性主義內部和外部產生了一些疑惑和見解上的衝突,一些涉及這一概念本身的問題被提了出來,如主觀性和社會性別的社會-文化關係之間是一種什麼聯繫?社會性別有沒有可能是中性的?女性主義的目的是要消除社會性別,還是要改造它?社會性別是否應被賦予新的形式以適應時代的變化?社會性別在塑造女人和男人的生活和經驗方面有怎樣中心的和重要的作用?社會性別與其他權力與特權等級之間是怎樣的一種聯繫?這些問題的提出不是偶然的。鑑於女性主義的宗旨是開創改變婦女生活的社會變革,僅僅靠社會性別概念本身不可能完成為這樣一個宏大目標服務的理論任務,而正是在對這一概念的論證、質疑和豐富發展的過程中,女性主義理論才能前進。
三、女性主義研究中對性別—社會性別劃分的一些爭論
雖然多數女性主義者承認波伏娃對婦女社會地位的分析是革命性的,但是她的觀點並不是被普遍接受的。比如激進女性主義者就仍然願意保持生物學意義上的性別和社會角色之間的緊密聯繫,她們認為,由於女性具有獨特的身體特徵和養育下一代的能力,婦女不僅是特別的,而且是更為優秀的。她們認為,波伏娃的社會性別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忽略自然的性別差別和貶低女性氣質的作用。
女性主義立場理論則認為應當通過另一種聲音,通過婦女的立場來認識世界,並以此為基點來尋求開拓婦女的經驗。持這一觀點的女性主義學者堅持認為,婦女有著比男人更為獨特和更好的世界觀,因為她們不是統治結構的組成部分。而黑人女性主義者更是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這一群體的代表人物貝爾·胡克斯(bellhooks)認為,社會性別理論化建立在一個共有的和本質化了的社會性別的假設之上,而實際上這是成問題的。她從種族批判的立場出發,反對將婦女在這樣一些基礎上分類,指出並非所有婦女都以同樣的方式和同樣的程度被邊際化,比如白人中產階級的異性戀婦女有時就是另一些「他者」的壓迫者,或是從對她們的壓迫中獲得好處。因此胡克斯認為,鑑於社會性別尋求優先於其他社會身份的地位,因此潛在地妨礙了對種族和階級這樣一些身份的認同。
此外,雖然盧賓和奧克利強調社會性別的文化建構,但她們也都假定這一划分是建立在生物學的基礎之上的,正因為如此,她們的結論中也都有一些尚待女性主義學者繼續研究和爭論的問題。盧賓的研究提出了性行為和社會性別之間的關係問題;而對奧克利的性與社會性別制度,女性主義者提出的問題是,如果生物學意義上的性別差別表明了一種自然的分別,那麼,社會性別的差別究竟是這一自然分別的社會表現呢,還是兩者之間存在著更為複雜的關係?
在一段時間內,一些女性主義學者從各種各樣的角度進行論證,指出性別和社會性別之間的對立是應當給予質疑的。有些人提出,複製和延續文化與自然的二元論不符合女性主義的利益,這種二元論在西方文化中已經無所不在,為什麼還要創造它。莫伊拉·蓋滕斯(MoiraGatens)就曾通過她的「性別與社會性別劃分之批判」一文論證了這種觀點,對這樣一種劃分能否有效地服務於女性主義者對婦女經驗的認識提出懷疑。索梅爾·布羅德裡布(Somer Brodribb)則更進一步,指出女性主義研究並非只是與自然和文化之間的二元對立打交道,必須給予挑戰的是將文化凌駕於自然之上的父權制意識形態。在布羅德裡布看來,過於強調社會性別而忽略生物學上的男女差別是對女性身體的否定,這是性別歧視而不是婦女解放。還有的學者認為社會性別概念不足以捕捉具體的婦女特徵和婦女作為「他者」的社會和文化限定之間的相互影響。
另外,還有一些學者從性別-社會性別的劃分對本質主義的挑戰這一角度提出問題,她們認為這種對本質主義的挑戰是不充分的,因為社會性別仍然是嫁接在生物學的性別之上。站在這一立場的女性主義學者提出,如果社會性別是社會的,我們就應該考慮它是如何形成人們有關生物學的性別觀念的,就應該質疑社會性別類別本身的實際存在,並闡明社會中的人們為什麼和怎麼樣被分成所謂男人和女人兩個群體的。持這一觀點的學者通常與後結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思潮有聯繫,主要代表人物包括朱迪思·巴特勒(JudithButler)和丹尼絲·賴利(Denise Riley)等。
四、唯物主義和後現代女性主義對社會性別的看法
持唯物主義觀點和後現代主義觀點的女性主義學者對社會性別範疇本身的存在提出了疑問,認為「女人」和「男人」是這樣一些社會類別,它們是由兩者的相互關係來限定的,而不是由先於社會而存在的生物學實體來限定的。儘管唯物主義和後現代女性主義都是從反對本質主義的激進立場出發,但二者的分析方法不同。唯物主義女性主義強調社會結構關係,將男人和女人看作為建立在不平等的剝削關係基礎上的社會群體;而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者則強調文化的解釋,在她們看來,男人和女人是由推論所構建的類別。
具體而言,唯物主義女性主義者的社會性別觀點來自於階級分析的概念傳統,指出父權制的統治並不是基於預先存在的性別差別,相反,社會性別作為一種社會差別的存在卻是源於父權制的統治,因此等級制度優先於社會性別的劃分。正如德爾菲(Christine Delphy)和萊昂納德(Diana Leonard)在她們的文章中所講的:對我們來說,「男人」和「女人」並不是兩個在某一時刻進入等級關係的特定的自然群體,相反,對這兩個群體進行社會區分的原因是其中的一個主導著另一個。
這一論點在西方女性主義者看來是與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有聯繫的,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講,階級是存在於一個與另一個的相互關係中,如果沒有無產階級,也就沒有資產階級的概念和經驗。同樣,男人和女人之所以成為具有社會意義的範疇,是因為剝削關係既將它們聯繫在一起,又將它們彼此區分開。因此,從概念上講,沒有相對應的男人這一範疇,也就沒有女人,就像沒有奴隸主也就無從談論奴隸一樣。而正如階級鬥爭尋求消除階級一樣,持這一類觀點的女性主義者認為,女性主義的鬥爭應該將目標放在消除性別差別上。她們指出,在一個沒有父權制的社會中,也就沒有男人和女人之間的社會差別,但這並不意味著女人也變得像男人一樣,而是人們所熟知的那種一般意義上男人已經不存在了。
有些唯物主義女性主義者將「性別」本身也作為社會和文化的產物來對待,這在克裡斯蒂娜·德爾菲的論著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德爾菲將通常的性別-社會性別這一划分邏輯顛倒過來,指出,與其說社會性別建立在生物學性別的基礎上,不如說由於社會性別的存在,性別也變成了一個相關的事實,並由此成為一個可以給予考察的範疇。德爾菲在她的研究工作中闡釋了這樣的觀點,即性別本身也是社會構成的,她強調承認男女差別本身就是一個社會行為。對德爾菲來說,社會性別觀念的潛力不在於它將男女之間的差別非自然化,而在於它將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到人類被分成兩個社會性別範疇的劃分過程上。德爾菲同時指出,將社會性別的內容作為可變物來對待,卻假定承載這一內容的載體是不變的,這是不對的,她認為應該將載體本身——即性別,也作為社會產物來對待。
在後現代女性主義方面,對社會性別劃分提出最為激進質疑的是朱迪思·巴特勒。巴特勒主張波伏娃對社會性別解構的後果要比迄今所設想的嚴重得多。她認為,性別與社會性別的分離不僅放鬆了對社會角色的限制,而且這種區分似乎暗示女性和女人是截然不同的存在物,其含義是特定的「性別」不一定需要一種特定的「社會性別」,因此那些被劃歸為女性的人們不需要追求,或不是惟一一些追求「女子氣質」的人。女孩子既可以成為女人,也可以成為男人,或是完全不同的什麼人。
巴特勒認為,社會性別是由社會構成的,這一觀念的內涵是這樣,既性別是固定的、自然的基礎,因此,鑑於社會過程的不穩定,做一名女人要比做一名女性複雜得多。更為自相矛盾的是,自然性別的身體與社會性別的身體最終是難以區分的,因此巴特勒指出,除非身體被某種社會性別表現出來,否則我們永遠無從知道我們的性別,富有活力和經驗的「性別」肯定是已經被社會性別化了的。社會性別應被設想為一個活躍的過程,不是一個名詞而更像一個動詞,作為人類,我們每天都被迫演示著我們的社會性別,卻很少有人反省這一過程。
在《社會性別的困境》中,巴特勒指出:因為社會性別既沒有一個表現方式或外在化的「實體」,也不追求什麼客觀理想,它本身並不是一個實物,各種各樣社會性別化的行為創造了社會性別這樣一個觀念。沒有這些行為,社會性別也就無從談起。因此社會性別是一個將其起源徹底地隱藏起來的構成物,不能說它是真實的或是謬誤的,它也不嚴格地隸屬於任何特別的身體類型。
巴特勒認為,雖然社會性別這一觀念的政治有效性已被證實,但它仍然有著內在的局限,她認為女性主義者應該反省她們在尋求共同身份的同時是否妨礙了開展更為激進的探索。
以上對社會性別的種種提問表明了一些女性主義學者對這一概念的不同看法,這些學者擔心如果女人和男人被作為一種游離於現實的文化範疇,那麼婦女的經驗就不存在了。而且,如果社會性別僅僅被作為一種文化劃分來對待,或是作為一個指稱社會差別的中性術語,那麼這個概念就會削弱女性主義者對男性權力的政治性分析。
五、社會性別概念仍然是女性主義理論的中心概念
儘管從不同立場出發的女性主義學者對社會性別概念提出了各種疑問和爭論,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正說明這一概念在女性主義理論中的地位,說明它對女性主義理論的發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今天仍然應當肯定它是一個女性主義理論的中心概念。
首先,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發展到今天,已經成為一個龐大的、非常多元化的思想體系,裡面包含了各種各樣的主義、觀點和立場,然而這些思想體系的宗旨是一個,那就是分析千百年來婦女受壓迫的原因,探索婦女解放的途徑。而正是社會性別概念的提出,使女性主義學者有機會考察那些此前一直被視為是自然的和永恆不變的東西,並從新的和更多重的角度來考察婦女的地位和她們受壓迫的根源,因此這些理論和立場都或多或少地要與社會性別概念打交道,不管是探討這一理念的合理性還是分析其內在局限性。所以,要了解女性主義理論也就必然,甚至首先要了解社會性別概念。
其次,在閱讀大量的西方女性主義文獻時會發現,對社會性別概念是否感興趣已經成為判斷一個人是不是女性主義者的一個重要標誌。有些文章或詞條中就非常明確地提出,作為一個女性主義者,首先就應該對認識和研究賦予不同性別的身體以不同含義的社會性別體系感興趣,並認識到那些構成社會性別的文化標識對每個人的個人生活和社會機制的運作有著直接的影響。這些文章還進一步指出,女性主義者還應該看到,在這一社會性別體系中存在著二元對立的結構,其中的一方,也就是男性,總是凌駕於女性之上。不管是從歷史的角度還是跨文化的角度,男性總是比女性掌握著更多的權力和資源,而從女性主義立場來看,這是不合理的和應該加以改變的。
第三,正如在本文第二部分中談到的,人的社會性別是一種文化建構的產物,而且這一概念還包含了差別的含義,也就是說,從某種角度而言,社會性別就代表了人和人之間的差別,代表了男人和女人的社會角色和社會功能之間的差別。迄今為止,任何社會在任何一個歷史時期都會形成不同的社會性別差別,因此,社會性別作為文化當中的一個中心要素是值得給予特別關注的。
最後,根據韋斯特和奇默爾曼的觀點,社會性別不是一系列的特性,不是一個變量,也不是一個角色,而是某種形式的社會能動的產物……而能動地塑造社會性別就意味著在女孩和男孩之間,在女人和男人之間創造差別,這些差別一旦形成,就會被用來加強社會性別的「基礎」。應當承認韋斯特的這個觀點有助於對社會性別這一概念給予更全面的理解,並挖掘其中積極合理的內涵。
一方面,這個觀點使人注意到,社會性別的出現並發揮能動的作用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家庭中、社會的政治和經濟領域中以及人際關係的範疇裡,權力與資源分配的影響無處不在。社會性別的能動作用還表現在它為在性別差別的基礎上組織社會生活提供了正當的理由,它使人們感到,社會秩序不過是在迎合著自然秩序,一個社會的制度安排甚至也可以被看作是對差別的響應。通過社會性別的能動,男性總是佔據著社會中的主導地位,女性則處於服從或依附的地位,結果必然是權力的更加不平衡和等級制度的合法化。因此可以說,社會性別是一個強有力的意識形態手段,通過它可以加強、複製和合法化那些在生物學性別基礎上的差別和不平等。
而另一方面,這一觀點又提醒人們,既然社會性別是被塑造的,是能動的,是通過社會文化的影響實現的,那麼就需要對這一塑造過程進行考察,即社會成員是怎樣在這一過程中學習和接受他們的社會角色和社會地位,成為一個擁有社會性別的人的。這個過程中的方方面面都可以成為女性研究的重要課題,比如性別角色的社會化、角色模式的作用、社會性別與勞動分工、社會性別與性行為等等。鑑於社會性別是能動的、可變化的,它也就展示了變革的可能性。女性作為人類的半數,作為社會中尚待開發的巨大資源,如何在文化的層面,在心理的層面進一步推動她們的解放,提高她們的自信,提高她們自身以及整個社會對女性的期待值,這是可以通過家庭、學校和媒體等各方面的努力,通過社會實踐的變革來實現的。這也是社會性別概念對我們最有意義的啟示。
(本文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信息中心副研究員)
原刊於《國外社會科學》2001年第6期
整理：風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