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社會學理論對時間意涵和路徑的分析與解讀一直存在著多維性，尤其是隨著現代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與社會文化結構的轉型而發生著相應的變化。在現代社會，工業資本主義的興起將時間資源化，時間被客體化為生產和利用的對象。與此同時，標準化了的時間正逐漸脫離其單純的計量意義而成為一種社會制度的安排和社會的建構物。在時間體系日益複雜的現代社會，社會的時間體系由一種具有相對固定邊界的剛性制度變得日益情境化和靈活化，行動者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反思性實踐過程和社會時間結構成為一種互構的連續統，時間的單一制度意義逐漸被消解並代之為更為豐富和靈活的情境意義。
關鍵詞：時間資源化/時間制度/情境化/理論流變
基金項目：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中國包容性城市發展思路研究」（項目編號19JJD840001）和2017年度上海市教委科研創新計劃人文社會科學重大項目「社會轉型的中國實踐與轉型社會學的建構」（項目編號01701070005E00041）。
作者簡介：文軍，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現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會發展學院院長，主要研究方向為社會學與社會工作理論、發展社會學、城鄉社會學等；陳蕾，華東師範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社會學理論、城鄉社會學等。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時間議題重回社會學的視野①。理論家們就產生了一大批相關著述。不同於歷史學和哲學對於時間的探討，社會學對時間的研究有其獨特的理論視角和社會關懷。然而在時間的研究之初，時間概念常被認作一種被動的物理計量工具或測量手段，吉登斯（2016：104）批判在西方文化觀念影響下，物理時間概念忽視了時間與行動者、時間與社會結構豐富的互動形式和意義。隨著社會形態的不斷更替和生產力水平的發展，時間的意涵發生了巨大的流變。近代社會中工業的飛速發展和勞動分工的精細化，對效率的極致追求突出了時間的稀缺資源屬性，鐘錶的發明和標準時間的制定滿足了高效率生產和同步化的需求。時間以時鐘、日曆、節假日、勞動安排等正式或非正式的形式，聯繫起社會的政治、經濟、宗教等各個方面（Mughal，2017），成為協調生產貿易、組織日常生活和重塑社會關係的基本制度，對時間的感知成為現代社會諸多民族國家共同體認知和體驗的核心範疇（高丙中，2005）。然而，將時間制度化的理論視角忽略了行動者和情境的互動意義，充滿偶然性和不穩定性的現代風險社會促使時間理論內涵向情境化、策略化轉變，即將複雜的社會情境、行動者的反思性時間結構與行為者的互構意義一併納入到了時間研究的理論範疇之中，從而開啟了當代社會學理論對「時間」研究的新徵程。
一、問題緣起：時間意涵的多維理論論爭
人們在不同的場合感受到相異的時間流逝感，生產生活領域內精準的時間管理模式和現代社會中日益突出的時間壓力，都指向了對於時間的社會意涵的思考和情感性體驗。時間的隱喻嵌於社會結構和人們的行為當中，成為社會整合和指示人類行為的框架。資本主義經濟在全球的急速擴展帶來了消費、文化、社會領域的全方面變革，也形塑了新的時空關係，時空問題日益成為社會學研究中的核心問題。社會理論家們沿著不同的理論和方法路徑，吸收了物理學、歷史學、哲學等其他學科的時空觀念，對時間意涵展開了多維討論，並形成了時間的二元、三元概念類型和理論框架。如何超越傳統的二元或多元的劃分模式，概括出時間內涵的真正本質就成了不少理論家們思考和努力的方向。
（一）時間內涵的二元或三元論爭
社會科學總是傾向於對概念類型進化劃分，以便以一種對立聯繫的方式建立對事物的理解，在時間內涵的研究中發展出了自然時間和社會時間、主觀時間和客觀時間、微觀時間與宏觀時間、內在時間和外測時間等二元劃分類型，以及歷史時間、哲學時間②和社會時間的三元分野等多種時間的概念類型。
比如，人的自然時間觀念來源於觀察到的自然或天體運動的循環性和有序性。人們根據晝夜和四季的更替安排生產生活，自然時間是受自然規律節制的純粹物理過程，以均勻同質的速度永不停歇地流逝。而「社會時間」卻是集體信念和習慣的產物，它能夠標示社會活動的節奏，只有當時間與社會的參照系聯繫在一起時才具有社會意義（Sorokin & Merton，1937）。這一將社會時間和自然時間相區分的觀點形成了時間研究最為基本的二分框架。此外，馮克利（2010）還區分了主觀時間和客觀時間，他站在人類不同文化的視野之上認為主觀時間體現了對過去、當下和未來三種時間觀的差異取向，而客觀時間則等同於時鐘或曆法上的時間，是建立在自然時間的基礎之上的。不同於馮克利對主觀時間的理解，現象學領域中的主觀時間或者「內在時間」是人的基本存在境遇的普遍構造，而客觀時間即可被測量的時間，是我們按照空間的形式想像出來的「空間化了的時間」（胡塞爾：2009：34-35），這一觀點繼承了柏格森對於「真正的時間」的分析，他將之視為「自我意識和自我狀態的一種綿延」（柏格森，2007：74）。
關於時間概念的三元論爭則主要體現在歷史學、哲學和社會學的學科視角分野之中。歷史時間的觀念植根於基督教神學的客觀時間的整體範疇之上，布羅代爾為建立自己的歷史時間的研究框架，將「時間」劃分為「超長時段」「長時段」和「短時段」（布羅代爾，1996：8），強調複線的時間觀和「長時段」，理解長時段、局勢或物質生活、市場經濟、資本它們在各自時空中的關聯，建立起一種「總體史」的分析和理解方法（賴國棟，2013），布羅代爾認為社會時間的研究主要存在於「超長時段」，因為這一時段適用於人類發展以來較為穩定的社會環境。哲學時間則更強調個體的自我本真意識的綿延，時間理論內涵及研究路徑在學科間產生了極大的分野。
（二）時間內涵的「二重性」
由於時間的二元分析將時間的多種性質截然割裂開來，理論家們試圖尋求一種超越二元或多元路徑的方法以獲得對時間概念的全面認知。其中，結構化理論的提出為彌合這種理論上的二元缺陷提供了可參考的框架。「二重性」概念可以將結構和行動、內容和形式及時間的有限性和無限性聯繫起來構成對時間的普遍主義理解。時間可以被視作行動者與自然、社會環境互動的中介，也可以是人們在實踐中形成和再創造並保存下來的結果（亞當，2009：21）。時間研究中二維概念軸的使用建立概念連續統，同樣揭示了時間二重性質，Jaques沿著時間意向和時間順序的軸建立了新的對時間概念的解讀，他借鑑了斯多葛學派對於時機與時序之間差異的經典論述：「時間意向」即時機，每一個時間點都承載了個人的不同時間維度的內在體驗，包括當下的即時性、對過去的回憶和對未來的希望；「時間順序」即時序，是自然世界對社會行為的安排和組織方式，他的這兩個時間軸是相互聯繫的維度（Smith，2006）。時間意向包含了對於時間順序的理解，而時間順序卻並不包含時間意向的要素。時間「二重性」在概念類型上對傳統的二元論作了揚棄，但是否只是以新的二元形式出現，這仍值得思考和商榷。
理論家們沿著相異的理論路徑建立起對於時間意涵的理解，然而二元論或三元分野卻帶有片面性，割裂了時間與社會的內在動態聯繫過程，並不能有效揭示社會時間的本質。事實上，徹底的二分法僅是一種理想類型，社會時間的概念建立於物理時間的流逝，時鐘、日曆等時間測量工具皆依賴於對自然時間的精細劃分，而自我的時間意識流也離不開對於外部時間的感知，時間在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建立起一套聯繫，這就使得跨學科的研究視野在時間研究中不可或缺。在現代社會中時間的情況則變得更加難以捉摸，時間的理論化和體系化成為時間研究中的巨大難題。自然時間一社會時間或其他二元、三元的時間類型以及時間的二重性內涵是否真的有助於我們對於「時間」本質意涵的理解？本文試圖從時間意涵的角度來分析其理論化研究路徑，尤其在理論形態上探討時間意涵在現代社會中發生了怎樣的流變，以及這種理論流變所產生的社會後果與影響。
二、工具與手段：時間的資源意涵
時間的資源意涵在資本主義發展早期就得到了強化並影響了現代社會的時間觀念，在面臨社會快速變遷帶來的結構性緊張和壓力時，時間的稀缺性大大提升，催生了人們對於分配、掌握時間和發展時間管理技術的探討。在工具理性和效率至上的驅動下，時間在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語境下逐漸成為衡量和比較事物價值的標準，甚至凌駕於人的本體性之上，成為資本支配乃至奴役勞動者的重要手段。馬克思基於此曾展開了對資本主義時間剝削的批判，認為對時間的佔有等同於對人的佔有，勞動者應當享有「自由時間」，強調確立人的主體地位，以主體性邏輯取代物的客體性邏輯（李雲霞，2013：89；李洋，2016）。可以說在社會科學研究中，馬克思首先站在了資本和商品的角度去思考和理解時間，這成為其社會時間思想的重要基礎。湯普森（Thompson，1967）也曾指出時間和金錢的關係由來很複雜，但其中清教徒對於工作兢兢業業的態度是資本主義得到長久發展的原因，節約與管理時間、創造財富成為新教倫理下的責任和實踐結果。基於時間的商品化這一論調，時間問題便與權力、政治表達產生密切的聯繫，福柯（2007：157）在探討權力的毛細管滲透形式時認為時間是權力滲透的重要手段，確立對個體的時間掌管的新技術成為對人的規訓的重要部分。時間能夠通過策略性地取消和延遲確立某一方的權威地位，等待成為產生被動的、順從的、更容易由國家管理的主體的時間機制同樣也成為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體驗和選擇（Koppelman，2018；Haas，2017），由此產生關於時間支配權的討論。
在社會層面上，社會時間以鐘錶時間為衡量尺度，時間的一切價值在於其利用方式（Ogle，2013），一切不利於資本產出的活動如休息時間、娛樂時間、私人時間被認為是無意義和無價值的，應當被排除在市場之外。在現代社會中，泰羅主義和福特製③的廣泛採用及城市中時間節奏的安排已經表明時間正在被高密度地壓縮和有選擇地處理（惠普等，2009），這表現為現代社會的加速邏輯。社會理論對速度和時間的研究可分為宏觀和微觀兩種取徑：微觀取向是從心理學出發研究個體對時間流逝的主觀知覺，這裡的時間又回到其物理意涵；宏觀取向則是討論集體時間意識的變遷，人類為了掌握時間、提升速度、增加效率採取「消滅空間」的手段，對一切阻礙時間流動的地理障礙進行空間的拆解與消弭（鄭作彧，2014），以及德國社會學家羅薩提出的現代社會的加速現象都隱含了時間的資源屬性的預設。時間的稀缺性在現代社會尤甚，並由此帶來社會結構的變化和社會關係的深刻變革。
在組織和群體層面上，作為資源的時間被動員起來對某些社會群體起到篩選、淘汰、確立支配性地位的功能，組織層面的時間管理技術和時間分配及時間成本的論述都立足於時間的資源化這一基本屬性。組織總在為自身贏得更多的時間，這就使得人們不斷壓榨一切無用時間，延長工作時間以追求效率和產出。對社會時間類型的進一步細分則體現在對於時間分配問題的經驗研究之中，契約時間（contracted time）、義務時間（committed time）、必需時間（necessary time）和自由時間（free time）的論述就體現了時間的不同利用方式（Flood et al.，2018；Cooney，2014）。
時間的資源屬性在家庭層面還引發了諸多關於家庭照顧時間、義務勞動時間的矛盾的探討。正如諾沃特尼（2011：95）所指出的，時間商品化的趨向體現在它可以通過貨幣支付的形式被買賣。比如女性在職業和家庭中的時間分配問題就是很好的例子，職業女性的時間壓力和時間緊缺與她們採取的時間管理的策略密切相關（梅伊、鮑威爾，2013：138；Rose，2017）。人們希望通過技術化的手段，如更有效率的時間分配和管理來應對現代社會帶來的時間壓力：控制工作時間長度，從事親社會的行為，以及將女性的家庭勞動時間納入社會價值的考量等成為討論的重點（ et al.，2015；Mogilner et al.，2012；Bittman & Ironmonger，2011）。也有學者提出日益增長的時間壓力不能僅歸因於工作或家庭生活中的時間負擔，而是由現代社會不斷被技術、經濟和社會變動的日常生活節奏加快所促成（Davis et a1.，2013）。
時間的資源屬性的論調自馬克思對於階級鬥爭的論述開始延伸到現代社會對於速度邏輯、時間管理技術的強調，人們常常將時間的商品和資源屬性與線性的時間意向聯繫到一起，未來的經濟收益成為衡量當下和過去的標準，時間給人帶來的異化感成為現代社會最為普遍的時間壓力的問題，對時間的極致追求和相伴隨的巨大的焦慮和煩躁構成了現代人深層的自我矛盾（Stein，2018），工具主義的時間觀念和日常生活、生命時間的相互擠壓造成了現代人心靈深處的漂泊感和撕裂感。資源化的時間意涵是去情境化、去情感化的，將行動者視作追求工具理性的「經濟人」，忽略了行動者背負的多種社會角色和在社會活動中積極構建的互動意義。
三、秩序與整合：社會時間的制度意涵
不同於哲學和歷史學研究時間的路徑，社會學家認為時間觀念建立在客觀的物理時間的體驗之上，且人們的時間觀念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在社會運作過程中逐漸建構起來的，時間聯結起社會的各個方面，形成一套整合社會運轉和人類行為的基本秩序和制度規範。
（一）集體生活：時間意識的肇始
眾多理論學家試圖從時間意識的起源去找尋時間的社會意義。早期的時間測算如天文曆法建立於自然時間的基礎之上，產生於集體生活的需求，與某種宗教活動和職業的秩序相關聯，成為集體表徵的主題，在長久的社會整合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因此才延續下來，因此時間的概念和範疇是抽象和非個人的，時間範疇其實是一種名副其實的時間制度，時間本質上是社會互動的產物（Sorokin & Merton，1937；Pronovost，1986；涂爾幹，2011：12）。也就是說，人與人之間一種現實的、整體的相互聯繫與影響即「總體社會現象」產生了社會時間（古爾維奇，2010：26）。「社會時間」被概念化地理解和體驗的過程正是人類的一種知識積澱的過程，是通過漫長的代際習得過程發展而來（埃利亞斯，2013：67）。「時間」只是供人們理解和測度的一種符號而非真的實體等待我們去測量，只是人們通常難以分清符號和現實（楊善華、謝立中，2006：220）。社會時間首先是與對生活過程的體驗的節奏聯繫在一起，其次建立在所有個人共有的和不變的時間基礎之上，以至於人們合作和社會活動成為可能（哈薩德，2009：35）。
（二）時間與社會秩序
早期社會中人們根據自然時間安排生產生活，因此時間勾連起了自然秩序和世俗生活，成為社會秩序的基礎。社會時間被劃分為「公共時間」和「私人時間」，前者具有精密的規則和制度以促進正式的社會交往和社會聚合（sociopetal），而「私人時間」是促進個體性發展和「社會離心的」（sociofugal），當然這兩個概念僅代表一種理想類型連續統的兩極。時間成為決定人類角色的方式，它將不同關係網分隔開來，使得人們能夠依據時間履行角色義務。Moore（1963：20）指出儘管時間能劃分不同社會角色的領域，但過於精細化的時間表經常造成角色間轉換的混亂和相互影響的情況（Zerubavel，1979）。社會時間的流動不在於誰做了什麼，而在於誰對誰做了什麼（Phillips & Cooney，2015），這將重塑社會關係結構。就像布迪厄常舉的一個例子：「如果有人向自己女兒求婚，若答案是否定的理應儘快答覆，否則就有濫用自身優勢傷害求婚者之嫌；但若決定答應，則延遲一段時間未嘗不可」（布迪厄，2003：168）。
此外，舒茨在其現象學社會學當中提出客觀時間的結構也是建立在人們對時間的感知之上的，同時考慮了生物性的身體節律，所以行動者的行為是受到特定的社會結構的局限，人們的計劃、安排、生命選擇都是受限於客觀世界的，這就構成了日常生活的基本時間規範（範會芳，2009：112-113）。時間對於人們的約束逐漸從單純的計量意義發展成為人類行為與心靈活動的標準，從經濟和工作領域延展到了社會交往和文化觀念層面，通過學校教育的方式被灌輸到下一代，詳細到分的課程表給孩子們樹立起時間觀念，使之從小就處於時間規訓之下，時間的社會約束內化為自我約束，時間在社會的各個層面就人們的行為和思想進行管理和協調，以影響深遠的方式聯繫著頗為分離的社會過程（皮爾遜，2014：80）。
（三）同步化：社會整合的目標
社會通過正式的曆法、組織中的規章來協調安排人們的工作與生活，同時還傳遞了一整套文化規範來要求社會行動的同步化。馬克思曾指出人在時間中積極展開自己的行為，因此時間是個人的存在方式，但人無法脫離群體和他人的交往，這種直接或間接的關係的交織便成為一種社會形態，有規律地協調各種關係使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生產出內發和外在的結構性秩序（鄭作彧，2018：35），即社會的時間結構是各種生活運作時間性地協調、交織起來的整體社會形態的結構性表現（Bergmann，1992）。
Lewis和Weigert（Lewis & Weigert，1981）具有創見性地提出了時間的「嵌入——分層——同步」理論分析框架，提出在個人、群體、社會的不同層面，時間發揮著不同的作用源於自身具有嵌入性（embeddedness）和分層（stratification）的結構，而協調同步（synchronicity）則是社會期望達到的結果。時間被劃分為微觀層面的個人時間和互動時間，宏觀層面的組織時間和社會時間，個體時間嵌入到組織時間中，同時個體時間和組織時間又依次被嵌入到整體時間中。嵌入性構成不同層次的時間交叉，從而產生時間分層，進一步要求協調和同步（練宏，2015），「我們能隨時隨地參與同時性的事件，儘管這在過去是難以實現的，但我們也能製造同時」（Luhmann，2012：25），同步性和同時感構成現代社會中時間體驗的主客觀維度。
時間的分層不僅僅體現在日常生活的截面，也體現在生命時間當中。人們被要求按照社會的期望和要求去完成生命歷程中的一些事件，特別是在年齡期望上明顯地體現出社會的約束，這種約束來自於國家和特定的機構，也來自於制度文化的要求，使得個人的生命選擇成為一種公共性的事件，成為「公共生命歷程」（包蕾萍，2005）。一個特定的社會為維持自身的正當性，需要某種時間觀念，建立某種時間框架（Pocock，1971），以便制定集體生活的共同節奏對人們的行為做出指示，社會可以按照預先的目標和計劃有條不紊地運行。時間對於奠定國家的合法性權威具有無可取代的作用，特別是當一些特殊的時期，管理者需要依靠歷史來喚起社會的共同記憶，確認國家在歷史譜系和時間中的正當地位（Gross，1985）。在家庭層面，同步性通過時間的三個維度：實際時間（practical time）、特別的時間（special time）和想像的時間（imaginary time）④形成家庭成員之間的親密紐帶（Oldrup，2018），而對於個人而言，時間與周圍的環境同步使得自我能夠成功嵌入客觀化和結構化的社會時間，使得自我在時間的譜系當中獲得意義和合理性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