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黃群慧
發表於《管理世界》
2018年10期
摘要
本文將快速工業化、漸進市場化和全球信息化作為中國企業管理學發展的主要國家情境因素，以此為基礎系統回顧了改革開放40年中國企業管理學的發展歷程，將發展歷程劃分為「恢復轉型」、「完善提高」、「全面創新」3個階段，總結了中國企業管理學發展的基本經驗：堅持馬克思主義在發展中國企業管理學中的指導地位，重視企業改革、管理與發展的系統性，堅持跟蹤國際學術前沿問題與解決中國具體管理問題相結合，堅持自主創新思維與科學研究規範相結合，堅持企業管理理論與企業管理實踐相結合。本文最後指出，中國正在努力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未來中國管理學者的使命是全面創新、加快構建中國特色企業管理學，形成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管理理論和學科體系，促進中國情境下的企業管理方式走向世界。
摘要
改革開放40年；管理學發展；中國情境
改
革開放40年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以大量的中國企業誕生、成長與衰敗為微觀基礎的。據統計，截至2017年底，中國共有工業企業法人單位364.9萬家，而據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網站報導，到2018年3月16日，中國市場主體達到1億戶。龐大數量的企業組織和個體工商戶，在瞬息萬變、激烈競爭的市場環境下所面臨的組織管理問題以及所進行的管理實踐活動，為中國管理學發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雖然近些年管理學者一直為缺少世界普遍接受的中國本土管理理論而苦惱，但企業管理學是一門實踐導向很強的學科，肥沃的實踐土壤極大地促進了中國企業管理學這個樹苗的茁壯成長。中國企業管理學已經取得了巨大發展成就，無論是中國情境下管理知識創新、傳播和應用，還是中國的管理學研究方法、學科體系、教育培訓，中國企業管理學的各個「枝葉」都呈現出勃勃生機。改革開放40年之際，回顧中國企業管理學發展歷程、總結其發展經驗，無疑對未來中國企業管理學成長為世界學科叢林中的參天大樹具有重要意義。
一、國家情境因素
近年來，「情境（context）」成為管理學研究的熱詞，進行跨文化的管理理論或者管理問題研究，都要首先研究情境差異。研究中國管理學、管理理論或者中國管理問題，以及在借鑑、移植西方管理學理論或者知識過程中，嚴謹的學者一般都會將「中國情境」作為一個前置條件。管理學是一門科學，也是一門藝術，管理學實踐性的學科屬性決定了「情境」因素對管理學知識的產生、傳播和應用具有重要的影響，中國企業管理學的發展無疑就是「中國情境」下的產物。雖然接下來分析「中國情境」構成仍然會從經濟、文化、技術、制度等與「環境」大致相同的分類視角來研究，但考慮的「情境」與「環境」、「背景」等用詞相比，更加強調主客觀因素的互動，更加強調環境、組織與人的交互影響及其這種影響隨時間變化的歷史動態性，因此，這裡選擇用「情境」而非用「環境」。因為是從整體描述中國企業管理學的發展，而不是具體某個企業，這裡需要分析的是中國國家情境，而不是一般案例分析的企業情境或者組織情境。早在1964年，Weber提出國家情境的概念；Child（2000）進一步將國家情境劃分為由經濟因素和技術因素組成的物質體系、由文化宗教等各類價值觀組成的理念體系，以及由政府和各種規則標準組成的制度體系。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國家情境因素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裡將其歸結為：以體現為快速工業化進程的經濟情境因素變化、體現為改革開放推進的市場化和全球化進程的制度情境因素變化、體現為全球範圍內以信息化為核心的技術情境變化。
（一）經濟情境因素——快速工業化進程
描述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經濟學提供的最好研究範式是工業化理論。工業化是發展經濟學的核心概念之一，被認為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由工業驅動的產業升級以及人均收入持續提高的過程。張培剛（1984）認為，工業化是國民經濟中一系列基要的生產函數（或生產要素組合方式）連續發生由低級到高級的突破性變化（或變革）的過程。一般工業化進程可以被劃分為前工業化、工業化初期、工業化中期和工業化後期以及後工業化5個階段。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快速地推進了自己的工業化進程。從產業發展看，中國的基本經濟國情已經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大國轉變為一個工業大國。如果把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放到世界工業化史中去看，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偉大的現代化進程。具體而言，中國工業化進程有以下幾方面突出的特徵。第一，中國的工業化是一個具有十幾億人口的的大國工業化，中國的人口超過了所有工業化國家和地區人口的總和。從工業化史看，經過二百多年的發展，世界上也只有約10億人實現了工業化，而中國的工業化則是一個具有13億人口大國的工業化，隨著工業化水平提高，人均GDP不斷增長，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第二，中國的工業化是一個長期、快速推進的工業化。利用人均GDP、三次產業產值比例、製造業增加值佔總商品增加值比例、人口城市化率、第一產業就業佔總體就業比重5個指標衡量，改革開放40年中國總體的工業化進程從初期階段快速地發展到工業化後期階段，按照黨的十八大報告，到2020年中國將基本實現工業化，預計到2035年中國能全面實現工業化（黃群慧，2017）。第三，中國的工業化是一個區域發展極不平衡的工業化，中國各地區工業化進程差異之大在工業化史上實屬罕見。由於梯度發展戰略，以及各個區域資源稟賦、工業發展基礎差異等原因，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在不同地區發展極不平衡，形成了東部、中部和西部逐步降低的梯度差距。第四，中國工業化是一個外向性工業化，不僅得益於上一輪全球化背景，在「一帶一路」倡議的號召下，中國工業化進程也會對未來全球化的影響日益深遠。改革開放以來，在上一輪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成功推進了低成本的出口導向的工業化戰略，在世界的每個角落都能找到價廉物美的中國製造產品。從工業化視角看，「一帶一路」倡議推出，表明一個和平崛起的大國的工業化進程正在產生更大的「外溢」效應，在「一帶一路」合作框架下，中國也將給全球化帶來合作方所需要的一體化的服務方案。第五，中國實現的工業化是中國特色的新型工業化，是與信息化深度融合的工業化。中國所實現的工業化，並不是傳統意義的工業化，而是信息化時代以信息化引導工業化、信息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的新型工業化道路下的工業化。具備上述特徵的中國工業化進程的推進，是中國最大的經濟情境變化。從企業發展角度看，企業必須認識和把握這個經濟情境變化來進行戰略選擇和組織管理，中國企業的管理實踐都是在這個大的國家經濟情境下開展的，中國企業管理學的發展也離不開中國工業化進程這個國家經濟情境。
（二）制度情境因素——漸進市場化進程
中國最大的制度情境變化來自於1978年開啟的市場化取向的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改革開放進程。這是一個「摸著石頭過河」的漸近過程，中國逐步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體而言，40年的市場化改革過程可以劃分為3個大的階段，第一階段是1978~1993年，這是一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探尋階段。這個階段以1984年為界，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經歷了從農村到城市、從農業到工業的重點轉變過程。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全黨的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揭開了圍繞農村經濟體制、積極推進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改革。而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進一步對內搞活經濟、對外實現開放的方針，要求加快以城市為重點、以增強企業活力為中心環節整個經濟體制改革。這個階段國有企業主要改革任務是對企業放權讓利，經歷了擴大企業自主權、推進經營承包製、轉換企業經營機制等具體改革階段，探索企業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兩權分離，使企業逐步適應商品化的經營環境。第二階段1993~2013年，這是一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構建完善階段，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提出建立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方針，並提出將金融市場、勞動力市場、房地產市場、技術市場和信息市場作為市場體系培育重點，從此開始全面建設和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階段有一個重大的制度變革，就是2001年12月11日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開始全面融入到世界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這個階段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所有制格局基本形成，構成了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多元混合動力。從國有企業看，這個階段推進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推進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組建管人管事管資產相統一的新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為主要內容的一系列改革，國有企業總體數量逐步減少、國有經濟布局持續優化、國有資本總量不斷增大、公司治理結構日益規範；從非公經濟發展看，這個時期非公有制經濟大發展，在「兩個毫不動搖」方針指導下，非公有制經濟在穩定增長、促進創新、增加就業、改善民生等各方面都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三階段是2013年之後，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新時代。黨的十八大以後，尤其是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要求必須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兩個毫不動搖」。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要堅定不移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這些都構成了中國制度情境的核心內容。在制度情境的大變革情況下，中國企業管理經歷了從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單純的生產管理模式，轉變為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經營管理模式，絕大多數企業原有管理知識都被重構，而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新管理知識又不斷被創新。
（三）技術情境因素——全球信息化進程
改革開放40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歷程與以信息化為核心的新一輪全球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周期重疊在一起。信息化是指充分利用信息技術、開發利用信息資源、促進信息交流和知識共享，使人類社會向數位化、網絡化、智能化方向逐步轉型發展的過程。全球信息化的歷程大致可以劃分為3個浪潮，一是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由個人計算機普及為標誌的信息化第一次浪潮，隨著超大規模集成電路的發明和使用，電子計算機向著小型化、微型化、智能化、系統化發展，個人計算機開始逐步普及；二是20世紀90年代以網際網路革命為核心特徵的第二次信息化浪潮，這極大地加快了信息的傳播交流，促進了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三是21世紀10年代以物聯網、雲計算、大數據、人工智慧、區塊鏈等新一輪信息技術為標誌的新一輪信息化浪潮，這個浪潮方興未艾，正在推進人類社會向智能化方向快速發展。由於信息技術具有很強的全方位滲透性，信息技術能夠廣泛地融合到人類社會經濟各個方面，因此信息技術對企業管理變革的影響也是全方位的、顛覆性的。尤其是在2008年以後，伴隨著新工業革命逐步拓展應用，數位化、智能化技術對企業管理理論和實踐帶來了顛覆性的變化，生產管理從大規模流水生產範式向個性化智能製造範式轉變，人力資源管理從針對「傳統簡單勞動者」的科學管理向針對「現代知識型員工」的人本管理轉變，營銷管理從以生產者為中心的專業分工模式轉向以消費者為中心的一體化模式，戰略管理從核心能力戰略主導向平臺戰略主導轉變，組織管理從針對金字塔層級結構的機械管理模式向針對網絡組織結構的有機管理模式轉變。實際上，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世界範圍內企業管理的思想、理論和實踐都始終處於不斷的創新變化中，戰略管理、生產管理、組織管理、人力資源管理、財務管理、營銷管理等各個分支領域都因信息化浪潮而處於管理創新的高潮中，產生了大量的新的管理知識，信息化已經成為世界企業管理實踐變革和學術研究創新的主線。而這個過程又與改革開放背景下中國學習借鑑西方現代企業管理知識融合在一起，這樣的技術情境因素和制度情境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國企業管理學發展的起點相對高，具有「彎道趕超」的「後發優勢」。
快速工業化、漸進市場化和全球信息化的情景因素，構成了中國企業管理學發展的主要國家情境因素，但是並不全面，對管理學的發展具有較大影響的文化情境因素也在發生巨大變化，尤其是伴隨著全球化的進展，中國傳統文化也在不斷吸收融合外來文化元素而逐步變化，只是這種變化相對緩慢。但是如果在40年的時間段中來考察，這種文化變革是可以整體被感知的，只是學術界還少有文獻從霍夫斯泰德（Hofstede，2008）權力距離、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男性度與女性度、不確定避免、長期取向與短期取向、個體放縱與約束等文化維度對文化變革進行具體嚴謹地實證分析。另外，市場化、工業化和信息化的進程也會對文化情境的變化產生相應的影響。歸結起來，改革開放40年，中國正處於快速工業化、漸進市場化、全球信息化等為突出特徵的現代化進程中，這個進程改變了中國的經濟社會文化環境，這種變化的環境在與企業組織及相關社會成員的交互作用中，促進了中國企業管理實踐和中國企業管理學的發展。
二、基本發展歷程
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開始探索與建立自己的社會主義企業管理模式，出現了「鞍鋼憲法」及《工業七十條》等有代表性的成果。1961年在馬洪同志主持下，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和有關大專院校的同志編寫了《中國社會主義國營工業企業管理》，該書有60萬字，被學者認為是中國社會主義企業管理學的奠基之作。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中國企業管理學呈現出計劃經濟條件下生產導向型管理的基本特徵，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企業管理學從無到有的逐步建立起到了探索奠基作用。1978年以後，伴隨著改革開放中國企業管理學迎來了發展的春天，尤其20世紀90年代以後，隨著市場化、工業化、國際化和信息化進程的加快，無論是管理創新實踐，還是以探索市場經濟條件下管理活動規律為己任的管理學術研究，以及以培養管理人才為目標的管理學教育，都取得了很大發展。如果以制度情境為劃分維度，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企業管理學發展基本歷程可以分為3個階段，1978~1993年的「恢復轉型」階段、1993~2013年的「完善提高」階段、2013年以後的「全面創新」階段（陳佳貴、黃群慧，2009）。
（一）1978~1993年：「恢復轉型」階段
由於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的經濟和管理處於嚴重混亂狀態，財經院校的管理學教育被迫取消，導致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兩年裡，遺留下來的政治、思想、組織和經濟上的混亂還很嚴重，中國管理學的發展仍處於停滯階段。進入1978年，各項工作逐步恢復，企業管理和管理學的發展也逐步得到重視。1978年3月，全國科學大會審議通過的《1978~1985年全國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草案）》為中國管理學的發展破除了堅冰，該綱要將「技術經濟和生產管理現代化的理論和方法的研究」列為第107項，新中國第一次在操作層面正式提出要推進管理學研究工作。從1979年至1992年，中國企業管理模式開始從計劃經濟下的生產管理型轉向市場經濟下的經營管理型，學習國外管理學知識的重點從前蘇聯轉向美、日、歐等發達國家，管理學在學科建設、學術研究、教育培訓等方面都有很大發展，中國管理學進入全面「恢復轉型」階段。
這一階段管理學的發展始於對西方管理學知識的引進吸收。1978年政府開始推動大規模的企業管理人員學習現代化管理知識的培訓活動。機械工業部1978年舉辦了第一個「質量月」活動，將全面質量管理（TQM）從美國、日本引入中國；1979年3月，國家經委舉辦國家層面的企業管理培訓幹部研究班。1979年5月8日，在鄧小平同志推動下中美兩國政府籤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和美利堅合眾國商務部科技管理和科技情報合作議定書》，按照這個議定書，成立了中國工業科技管理大連培訓中心（現在的中國大連高級經理學院），這是改革開放後首個引進國外現代管理教育的辦學機構。1980年8月，中美兩國政府關於大連培訓中心的第一個5年合作計劃開始實施，主要培訓對象為國家大中型企業的廠長經理，培訓方式主要是半年到10個月的「精縮MBA」項目和3個月左右的「專題研討班」。此後， 該中心持續開展培訓工作，為中國培養了一大批企業管理實踐和研究人才。
這個時期一批管理學研究機構、期刊相繼成立，一些重要文獻陸續湧現，對管理學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從研究機構看，1978年11月中國管理現代化研究會成立，1979年3月中國企業管理協會在北京成立，1980年中國管理科學研究會、中國數學會運籌學會、中國系統工程學會相繼成立，1981年中國工業企業管理教育研究會成立（現為中國企業管理研究會）。從學術期刊看，1979年1月由中國社科院主管、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主辦的中國第一本管理學學術刊物《經濟管理》創刊，這本刊物影響巨大，最高發行量曾達到30多萬份；1985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管、主辦的《管理世界》創刊，為中國管理科學的發展提供了國家級重要的學術交流和知識傳播平臺。從重要文獻看，1979年蔣一葦《企業本位論》發表，提出了企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是整個國民經濟這個機體的細胞，企業這個細胞有活力，國民經濟這個機體才能充滿活力，經濟體制改革應以企業為本位、為基點，這為面向市場經濟的中國企業和中國企業管理學奠定了基礎（蔣一葦，2013）；1980年9月，由馬洪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國外經濟管理名著叢書》開始陸續出版，這是國內最早系統介紹國外管理科學名著的系列著作， 這套叢書選題範圍廣泛，既包括美、法、德、日等國家的著作，也包括前蘇聯、東歐等國的著作，時間跨度涉及從20世紀初到20世紀80年代，內容既有宏觀經濟管理，也有微觀企業管理，共有37本管理學名著，影響了一大批乃至整整一代管理學者；1983年，袁寶華提出中國企業管理理論發展的16字方針：「以我為主，博採眾長，融合提煉，自成一家」，為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管理理論和管理模式指明了方向；1983年12月朱鎔基主編的《管理現代化》正式出版，從管理思想、組織、方法和手段4個方面介紹了管理現代化知識，1985年1月進行了再版。
這個時期也是中國管理學教育全面恢復和發展的時期，在這一階段管理學教育從「恢復元氣」走向「生機勃勃」。1979年始，一些大學和研究機構相繼恢復管理學教育，開始了管理學專業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人民大學陸續出版了《中國工業企業管理學》系列教材，開始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工業企業管理學；1984年4月以後，教育部陸續批准清華大學、武漢大學等成立或恢復（經濟）管理學院；1986年2月，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成立，並設置管理科學組；1990年，MBA教育獲得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准，中國9所大學開始試辦MBA；1992年11月，中國技術監督局頒布國家標準的《學科分類與代碼》（GB/T1374592），管理學被列為一級學科。
與管理學研究和管理學教育發展相適應，這個時期企業也在不斷嘗試管理創新實踐，尤其是應用現代化管理方法。1984年初，國家經委推廣18種在實踐中應用效果較好、具有普遍推廣價值的現代化管理方法，又稱為現代化管理「18法」，並確定了20家企業為全國第一批管理現代化試點企業，這對提高中國企業管理現代化水平具有重要意義。
（二）1993~2013年：「完善提高」階段
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開始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也開啟了中國管理學「完善提高」發展的新階段。這一時期，企業呼喚企業管理學對如何在市場化環境中改善生產經營、提升競爭力提供指導；國有企業改革的推進要求企業管理學積極總結改革經驗教訓、探討改革難題、研究改革方向；隨著中國日益融入全球化發展浪潮，企業管理實踐者和研究者能夠接觸到更多國外先進企業管理實踐和管理學研究前沿，從而提升了中國企業管理學的水平，也推動其在學習、吸收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實際不斷創新；文化教育事業的繁榮為企業管理學教育的發展、管理人才的培養和管理知識的傳播作出了積極貢獻。總體上這是一個管理學學科體系不斷完善、研究水平不斷提高的階段。
在管理學學科建設方面，1997年管理學科被升格為一個大的門類；1999年，公共管理專業碩士學位（MPA）被批准設立；2000年9月，中國工程院正式成立了由32位首批院士組成的工程管理學部，誕生了中國首批工程管理院士；2002年8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准30所高等院校開展EMBA教育；2003年，管理科學與工程領域的新學位——項目管理工程碩士學位（MPM）設立。2010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將管理學單獨列為一個學科進行項目評審，短短幾年就發展成為申報量最大的學科。
這個階段，湧現出大量管理學學術性期刊，中國管理學學術期刊呈現欣欣向榮、蓬勃發展之勢。一批高質量的管理學學術期刊發展起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管理科學部認定的管理類A級重要期刊就達22種，《管理世界》《中國工業經濟》《中國管理科學》《南開管理評論》《科學學研究》《管理評論》《中國軟科學》《科研管理》《公共管理學報》《管理學報》等期刊在管理學界影響較大，具有高影響因子。從內容和研究方法看，這些學術性期刊均呈現出多元化發展的特徵，學術期刊的研究領域分布日益廣泛，幾乎覆蓋了所有的管理學分支。單本期刊的容量也日益擴大，很多期刊從創刊時的季刊逐步發展到雙月刊、月刊，發表文獻的數量迅速增加。根據尤樹陽等（2011）的文獻計量研究，1981~2010年發表在影響因子最高的10本學術期刊上關於戰略管理、國際企業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和組織行為4個領域的論文超過5647篇，其中絕大多數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後發表的，2001~2010年的年均418.1篇，佔到30年總量的74%。這些期刊的建設和發展，成為中國管理學研究成果發表的主要載體和管理學學術共同體的研究交流平臺，對管理學發展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
在管理學研究方面，本階段從學習引進西方成熟管理學知識為主轉向研究追蹤管理學前沿和針對中國本土管理問題深入研究為主，中國管理學研究能力大幅提高。一方面，中國學者開始追蹤國外管理學研究前沿，國際管理學權威期刊逐漸為國內學者所熟悉，隨著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追蹤最新研究動態的時滯性問題在技術上得以解決；大批中國管理學研究者前往國外著名大學交流、深造，參加國際學術交流會，一些國內組織開始組織國際學術交流活動；中國管理學研究的規範性得以增強，實證研究方法受到重視，越來越多的管理學研究成果發表於國外頂級學術期刊。另一方面，隨著中國經濟發展，中國情境下的管理問題越來越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關注，國際學術期刊發表的關於中國管理問題的學術論文也越來越多。根據賈根良等（2015）的文獻計量研究，在1981~2010年的30年裡，發表於7本頂級管理學國際期刊《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Organization Science》和《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有關中國情境的管理與組織研究的學術論文共270篇，1981~1990年年均發表0.6篇（佔總數0.21%），1991~2000年年均發表5.5篇（佔總數1.67%），2001~2010年年均發表論文數上升為20.9篇（佔總數5.28%）。從中可以看出，進入到20世紀90年代以後，中國管理學研究文獻呈現「井噴」狀增長。總體而言，中國管理學學科正在逐步走向成熟，研究隊伍日趨專業化，管理研究方法日趨規範——實證類文獻逐步佔據主導地位、由基於現象的討論轉變為理論導向的科學研究範式，研究領域和問題更趨於多元化。
這一階段中國企業管理實踐不斷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出現了大量的管理實踐創新，中國企業結合自身情況創新出很多成功的管理實踐經驗。1990年由原國務院企業管理指導委員會、生產委員會批准同意開展全國企業管理現代化創新成果審定和推廣活動，在全國企業管理現代化創新成果審定委員會的領導推動下，到2017年該委員會已審定發布了24屆共3051項國家級企業管理創新成果，形成了國家級、地區和行業級、企業級的成果審定推廣體系，對推動中國各類企業不斷深化改革、加強管理、促進創新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其中，海爾集團公司的《以「市場鏈」為紐帶的業務流程再造》、邯鄲鋼鐵有限責任公司的《模擬市場、成本否決為核心的集約經營》等創新成果都有很大的影響。
（三）2013年以後：「全面創新」階段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步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時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從2013年開始，中國的經濟運行已經呈現出增速趨緩、結構趨優、動力轉換的「經濟新常態」特徵，中國步入工業化後期，中國經濟成長的重點從追求快速成長到追求質量提升，要實現從數量驅動、要素驅動為主轉向效率驅動、創新驅動為主的動力變革，這要求完成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實體經濟供給質量、積極順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化趨勢、大力培育新興產業和利用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等各個方面重大任務，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將面臨著產業升級路徑、技術進步路徑、消費升級等眾多不確定性。應該說，2013年以後中國宏觀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國家制度情境日趨複雜，國家經濟情境從寬鬆轉向緊縮，國家技術情境不確定性增大，中國企業只能通過全面創新來實現進一步發展，中國企業管理實踐不僅要通過學習應用國外現代管理知識來提高現代化管理水平，更要根據企業自身發展全面創新管理方式來提高現代化管理水平。近年來，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都已經出現了大量優秀的企業管理實踐。中國管理學在整體學科體系基本完備、研究方法日趨規範、專業研究隊伍不斷擴大、優秀管理實踐十分豐富的發展基礎上，需要進一步結合中國國情和企業自身發展實踐來全面創新來發展中國情境下管理理論、豐富中國情境下管理知識。
近年來，中國管理學界已經認識到中國管理學發展不能夠僅僅停留在基於西方的理論框架和研究範式在中國開展演繹式研究、用西方理論解釋中國管理現象，更要結合中國國情和社會發展趨勢，創新出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管理學理論，提高中國管理學理論在世界管理學術社區的話語權，增強中國管理學的理論自信。於是，面對中國企業管理實踐的豐富素材，一方面，出現了大量對中國企業管理案例的研究，試圖通過案例研究方法提出中國特色的企業管理理論，並將理論貢獻作為中國企業管理案例質量的首要標準（毛基業等，2016）；另一方面，理論工作者開始重視對中國情境進行具體分析，提出中國管理理論創新研究的方向和領域，例如魏江等（2014）研究了中國戰略管理研究的制度環境的獨特性、組織網絡形態的無界性、全球競爭的深度融入性、商業倫理重塑的迫切性、創新創業範式的突破性和信息技術的全面滲透性等方面情境因素，進而指出中國戰略管理研究若干前沿理論領域，包括組織雙元性、網絡化能力、全球化整合、商業模式創新、創業戰略以及企業社會責任等；又如，譚力文等（2016）在文獻計量的基礎上對中國組織行為學的研究焦點、發展趨勢進行分析，提出要在科學信念與學科範式上進行轉換，注重理論原型構建，創新管理研究方法，以此推動具有中國特色組織行為學研究的發展；再如，張闖等（2013）認為，國內營銷學研究在選題的前沿性和方法的規範性方面已經逐步與國際接軌，但出現了「輕視理論構建，崇拜工具和方法」傾向，應該結合中國本土元素進入嘗試性理論創新的階段，理論創新研究的方向包括深化對關係（guanxi）的研究、制度轉型過程中企業營銷行為研究、文化融合與變遷過程中消費者心理與行為研究、其他本土文化構念在營銷學研究中的概念化與理論化研究等。與此同時，國內外學術期刊都十分重視發表中國情境下管理研究問題的學術論文，甚至開闢中國管理學研究專欄，對中國管理理論創新起到了很好的推動作用。2017年第一本《中國管理學年鑑》出版，旨在為中國管理學發展奠定文獻基礎，這表明中國管理學開始注重整體學科積累，表明管理學學科走向成熟（黃群慧、黃速建，2017）。
三、基本發展經驗
一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在發展中國企業管理學的指導地位。由於管理學的學科特性，企業管理學的發展必須考慮到特定的社會制度、價值體系和意識形態，不能一味照搬西方管理學的形式和方法。中國企業管理學的發展，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兼收並蓄、博採眾長、融合發展。早在1982年10月22日，蔣一葦就在《人民日報》發表了《為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管理科學而努力》的文章，一方面指出管理的科學性，另一方面也指出世界上沒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完整的「現代管理學」，管理還具有社會性和國情適應性。構建中國特色的管理科學只能在馬克思主義原理的指導下，通過總結自己正反兩方面經驗和學習國外管理知識的基礎上創造，要「學」中有「創」，以「創」產「新」，從而創建一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管理體系和模式，形成中國特色的管理科學。
二是重視企業改革、管理與發展的系統性。改革開放40年中國企業管理學發展的路徑具有獨特性，這在於企業管理發展歷程是與國有企業改革進程緊密相關的。從實踐角度看，企業改革、管理與發展是一個相互促進的系統，尤其對於中國的國有企業而言，企業改革的目標是為現代化管理體系的建立奠定企業制度基礎，因此僅關注企業管理而不建立與之相匹配的現代企業制度，最終是不能促進企業發展的。從學術角度看，企業管理的學者，既關注現代企業管理方法、技術和理論，還要十分重視國有企業改革的研究。現代企業理論、現代公司治理結構等有關企業制度方面的內容一直在中國企業管理學中佔據重要地位。實際上，中國管理學者也多是國有企業改革領域研究專家。重視企業改革、管理與發展的系統性，從學科內容看，意味著中國企業管理學是一個有關企業的制度基礎、組織管理和發展戰略相協調的知識系統。
三是堅持跟蹤國際學術前沿問題與解決中國具體管理問題相結合。改革開放40年中國企業管理學成長路徑是學習借鑑、吸收融合、模仿創新到全面創新。這個過程要求管理學者必須正確處理國際化管理前沿與本土化管理問題的關係，重點關注那些既具有中國現實意義又具有國際學術前沿性的重大問題。一方面，中國管理學研究要關注國際學術前沿，追隨國外管理研究潮流和國際研究熱點，及時學習借鑑和消化吸收，縮短與國際管理學發展的差距；另一方面，中國管理學還要更注重研究和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關注中國本土化的重大管理問題的研究，分析中國管理科學化進程的規律，對中國企業管理實踐和創新進行科學總結，從而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管理科學理論和學科體系，並進一步指導中國企業管理實踐。
四是堅持自主創新思維與科學研究規範相結合。改革開放40年，中國的企業管理學者不僅僅學習引進了一般管理學知識，同時還學習到了管理學的規範研究方法。尤其是近些年來，在規範的學術期刊推動下，中國管理學研究日趨強調科學研究規範，突出科學方法特色，這也正是中國企業管理學這門學科走向成熟的標誌，同時也是中國管理學走向國際的必經之路。但是，追求管理學研究的科學規範性，並不意味著僅追求科學的形式、用大量的數學語言和實證研究的形式「包裝」沒有新意的研究觀點，創新性才是管理研究的最核心要求。而且，由於管理學的學科特性，實際上管理學的研究範式是多元的，黃速建和黃群慧（2005）將管理學研究歸結了經典物理學、數學、心理學、經濟學、歷史學、社會科學、系統科學7種學科範式，這7種範式都可以應用到管理學研究中並為豐富管理學知識作出貢獻，因此不能過度追求實證規範研究的形式。要實現管理學的創新性和規範性的有效結合，一方面，管理理論的框架不能停留在描述性和啟發性的層面上，要重視規範性的特性；另一方面，實證性研究要考慮特定的社會制度、價值體系和意識形態的情景因素。中國企業管理學的發展，既要立足區域特徵和制度特點，也要輔以嚴謹的方法論支撐和大規模的經驗研究，使中國管理學研究既在國際上受到認可，又具有強有力的解釋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五是堅持企業管理理論與企業管理實踐相結合。從研究角度看，管理學是一門學以致用的科學，管理學研究必須注重管理理論與管理實踐的結合，要從管理實踐中歸納管理理論、同時致力於應用管理科學理論指導管理實踐。中國企業管理學的發展，一方面要注重系統研究中國管理實踐，對中國企業管理實踐和創新進行科學總結，積極探索、提煉出相應的管理理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企業已創造了大量的管理經驗，進行了大量的管理創新實踐，這為形成中國企業管理理論提供了很好的實際素材；另一方面，中國企業管理理論要能夠指導中國企業管理的實際問題，這要求管理學者關注中國本土化的重大管理問題的研究， 注重研究企業管理理論如何應用於管理實踐。從學科角度來看，企業管理學是一門科學，也是一門藝術。在學科發展上要正確處理管理學的科學性與藝術性的關係，形成既符合科學邏輯，又注重實踐應用的完善的學科體系。這不僅要求管理學科發展按照科學的邏輯積累管理學知識，同時也要求管理學學科體系有利於管理知識指導實踐、有利於轉化為現實的管理生產力。因此，中國建立自己的管理學科體系時，不僅要有自己的學科理論、科學方法和系統的知識體系，而且還要有利於管理知識的傳授和交流，有利於應用指導管理實踐。這些年，中國十分重視管理學的案例庫建設和案例教學，充分體現了這一點。
四、未來發展使命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企業管理學的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國企業管理學不斷發展壯大。但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 中國企業管理學還沒有成熟，還沒有完全形成自己的特色、風格和氣派。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5月17日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上所指出的：「哲學社會科學的特色、風格、氣派，是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成熟的標誌，是實力的象徵，也是自信的體現。我國是哲學社會科學大國，研究隊伍、論文數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學術命題、學術思想、學術觀點、學術標準、學術話語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還不太相稱」（習近平，2017）。對於中國企業管理學而言，當前還存在很多問題，如學科基礎發展不牢固，學科積累不充分、體系不完善，教育質量還有待提高，管理研究學術水平與國際水平還存在較大差距。尤其是面對高速發展的中國經濟，還沒有形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企業管理理論，對豐富、活躍的中國企業管理實踐還缺乏理論歸納和指導。重要的是，中國還沒有獨立提出的來自於中國管理實踐，但又能有國際影響、被國際管理學界所接受、對指導管理實踐具有一定普遍意義的管理理論。
從世界企業管理史角度看，一個大國實現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的過程，必然是以自己企業管理創新與發展為基礎的，而且其管理理論和方法具有全球意義。美國崛起時，將美國大企業的經理革命與組織革命，推廣到了全球；德國崛起，也使德國大企業出眾的定製設計、強大的工程師技能系統享譽世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推進了快速工業化進程，在20世紀70、80年代跨入工業化國家行列，以大規模精益製造、終身僱傭制等為核心內涵的日本企業管理方式以及一系列基於日本企業管理實踐的系列研究成果都被世界管理學界認可。當前中國已進入工業化後期，成為經濟總量世界第二的工業大國，在2020年將基本實現工業化，但客觀地講，迄今為止中國還沒有自己獨特的企業管理方式被世界認可，中國企業管理總體水平仍然不盡如人意。中國管理學界亟待對中國特色的企業管理實踐進行歸納總結，形成中國情境下的企業管理理論。因此，研究工業化、市場化、信息化進程中的中國情境下企業管理創新與發展問題，從國際視角分析經濟發展「中國經驗」的企業管理內涵，是未來我們中國企業管理學發展的重大使命，也是中國管理學者義不容辭的重大責任。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這不僅為國有企業改革提出了要求，也為未來中國企業的發展指明了方向。所謂世界一流企業，是在重要的關鍵經濟領域或者行業中長期持續保持全球領先的市場競爭力、綜合實力和行業影響力，並獲得全球業界一致性認可的企業（黃群慧等，2017）。展望未來，中國企業要發展成為世界一流企業，必須創新出世界一流的企業管理方式，這也正是上述創新發展中國情境下中國企業管理理論所要求的。中國企業創新世界一流管理方式和企業管理學發展出中國情境下企業管理理論，已經具備兩大情境變化條件：一方面，中國正在推進「一帶一路」，這將深刻影響全球化進程。在新一輪全球化中，伴隨著中國企業的「走出去」，中國的企業管理方式將逐步走出國界，逐漸被國外所熟悉，並在新的國際情境下得到進一步的驗證和發展，中國企業管理方式和中國企業管理理論也將逐步成熟。另一方面，以信息化數位化智能化為核心內涵的新一輪工業革命，給正步入工業化後期的中國企業帶來了在高度不確定的新產業技術條件下謀加速發展的難得機遇，中國企業需要充分展示中國式的企業管理智慧，創新巨大技術變革情境下的企業管理方式，而中國企業管理學界也需要在企業管理知識顛覆性變革時代創新出中國企業管理理論。在這兩大情境因素變化下，我們相信，中國一定會產生世界一流企業，並向世界貢獻中國特色的企業管理智慧與企業管理方式，中國管理學界也將會向世界貢獻中國特色的企業管理理論。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國、借鑑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習近平，2017）。未來中國企業管理學，要以習近平總書記講話精神為指導，按照體現「繼承性、民族性、原創性、時代性、系統性、專業性」的要求，在不斷創新中加快構建中國企業管理學，形成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企業管理理論和完善的學科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