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周年，2018年9月29日，由上海社會科學院主辦，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文化縱橫》雜誌社、《社會科學報》、上海社會科學院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所共同承辦的「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的原創性理論——實踐與未來挑戰」學術研討會在上海社會科學院淮海中路總部召開。來自北京、上海、江蘇、浙江、湖北、福建、陝西的數十位知名學者以及多家媒體參加了會議。
開幕式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所長方松華研究員主持。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上海市社聯黨組書記燕爽與上海社科院黨委書記於信匯共同為會議致開幕辭。燕爽指出，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最大的原創性理論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他從堅持改革的重要性、明確改革正確的路徑、改革是革命精神的體現、堅定改革的決心四個方面談了對改革的理解。他認為，在黨的正確領導下，中國也將用改革的方式從根本上提升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真正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為人類的發展作出新的貢獻，最終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於信匯以改革開放以來上海發展大事件為軸回顧了上海社科院參與中國原創性理論建設的情況，並在此基礎上展望未來：上海社科院下決心繼承優良的傳統，堅持改革創新，為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開創宣傳思想工作的新的局面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本次研討會分政治與理論、經濟發展、社會變遷與國際政治、文化建設等四個研討專題。眾位專家學者濟濟一堂，對改革開放發展過程中的一些關鍵性議題和中國的原創性經驗、理論進行了深入研討，努力為未來中國各項事業的繁複發展貢獻思想力量。
現實經驗與原創性理論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在現代化探索中積累了寶貴的現實經驗，形成了具有原創性的理論。如何澄清並把握現實與理論的關係？又應如何提煉發揚改革開放的寶貴經驗，並面向未來尋求原創性理論的進一步發展與創新？這是研討會眾位專家學者關心的一大議題。
華東師範大學的童世駿教授通過對「問題導向」與「目標導向」、「問題」與「主義」等重要概念之間關係的重新闡發，談了自己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實踐經驗與如何面對未來挑戰等問題的理解。童世駿教授認為，「問題導向」是四十年改革開放最重要的節點之一，是我們今天提煉繼承發揚改革開放寶貴經驗的最重要的內容之一。他指出，今天對「問題導向」的重視，不會壓倒對「主義」的重視，因為馬克思主義已明確作為指導思想，社會主義已明確作為國家基本制度。我們要防止的恰恰是對解決實際問題的忽視而造成主義的優勢無法得到實際體現。童世駿教授區分了在不同領域「主義」與「問題」關係的不同。在中國實踐的重大問題上，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是直接統一的。但比較具體的問題上，我們應在目標導向以及明確的前提之下，集中精力在「問題導向」方面下功夫。「主義」和「問題」的關係可以概括為：在重大問題層面上，加強對「問題」的重視，有助於更新對「主義」的理解；在具體問題上，加強對「問題」的重視，有助於加強對「主義」的自信。童世駿教授也談了實現「問題導向」具體途徑：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理論聯繫實際，不僅為解決已知問題而深入實踐，還應提出尚未引起重視的問題。同時，實事求是和科學理性的態度，要落實在主體間的規則和制度層面，為問題的發現、提出以及解答和試錯，提供穩定可靠持久的制度保障。最後，童世駿教授認為，今天繼承發揚改革開放的最重要的實際行動，就是每個人在自己的崗位上充分發揮自身的專業知識和責任感，通過對本崗位具體的問題的誠實探索，為集體學習過程做出貢獻。
清華大學景躍進教授接續童世駿教授「問題導向」這一主題，指出，在改革的進程中，問題的不斷呈現，是中國不斷發展、不斷拓展的表現。景躍進認為，中國經驗既打破了西方主流理論的基本因果關係，同時中國的主流理論也面臨著西方的挑戰。但這種理論挑戰又為中國當代社會科學的理論創新提供了空間與可能。內部的改革與外部的承認和接納都是中國發展走向成功所必需的要素。景躍進最後指出，理想的理論建構是在建構中國特色政治學、社會科學理論的同時建構具有包容性的一般性理論，把西方普遍性部分降低為地方性的，並在二者之間重構中國自身的普遍性理論。
《人民日報》原副總編輯周瑞金從如何繼承鄧小平政治遺產的角度談了對改革開放四十年曆程的理解和對當下的展望。他認為，在全面深化改革、全方位對外開放的關鍵時刻，我們需要珍惜繼承鄧小平的政治遺產。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改革方針，積極推動我國的和平發展，同時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重視社會公平正義，解決社會貧富分化問題。
復旦大學吳曉明教授的發言角度側重於改革開放的實踐過程中社會科學理論的發展這一主題。他認為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歷程為哲學社會科學的創新提供了實踐基礎。四十年來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理論開展了新一輪大規模的對外學習。但時至今日，哲學社會科學創新的條件是：需要從學徒狀態擺脫出來，獲得學術上的「自我主張」；需要擺脫「外部反思」的思維方式，真正研究中國社會，與中國社會現實相結合。吳曉明從哲學上談了對中國社會現實的認識：中國社會不存在原子式的個人，中國社會轉型的可能性，在於它成為市民社會的不可能性。
經濟與發展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實現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尋找中國經濟增長背後的原因，並理解中國經濟發展與其他各項事業發展之間的關係，是本次研討會聚焦的重點問題。
改革開放的一大成就是在追求國家富強的同時實現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華東師範大學的楊國強教授通過「富強」與「民本」這對概念之間的關係來理解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與民生改善。在傳統中國，「民本」是一個中心觀念，民本重在民生，在於安天下，並以此制約帝王。「王道不言富強」，「富強」是一個法家的觀念，在儒家「民本」為中心的話語主導下，「富強」觀念是被邊緣化的。但隨著近代中國的歷史變遷，因救亡圖存的需要，「富強」漸成為一個中心觀念。在近代中國學習西方的過程中，「富強」和「民本」出現了割裂，造成了社會的畸形。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我們通過以人為本的觀念、馬克思主義人本主義的性質和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實現了「民本」與「富強」的統一，並從民主、法制、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將傳統中國的民本和近代中國的富強結合到了一起。
改革開放是一個歷史歷程，我們的經濟成就不是一蹴而就所取得的，成績與優勢是在不斷探索中形成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張平研究員從宏觀經濟的角度談了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經濟理論的探索歷程。四十年來，經濟認知的進步和社會財富的增長在不同發展階段呈現了不同的特徵，中國經濟進行了不同的探索。具體來說，可分為四階段的探索：第一階段是通過承包製實現「全面性激活」，解決「吃飽飯問題」。第二階段是通過分稅制等一系列改革實現有效的宏觀調控。第三階段是自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到2012年間，中國經濟總量、城市化率迅速提高，呈現為「造富階段」。第四階段則是中國經濟進入轉型階段，這一階段，應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增長，同時意味著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轉型以及國際化水平上大國模型的轉型。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雖然取得了飛速發展，但城鄉發展不平衡是不得不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也是中國未來實現均衡發展必須要解決的問題。其中，如何正確理解鄉村社會，是理解這一問題的重要環節。中國人民大學劉守英教授就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結構轉變與對鄉村社會變遷的關係進行論述。他認為鄉村變遷的真實程度不取決於「量」的變遷，而是取決於結構變遷的方式，其核心在於農民與土地、與村莊關係黏度的變化。現實中農民離土出村，「農二代」不再歸村，這些都帶來了農村與土地和村莊關係的極大改變，鄉村變故土，農業的發展方式已經告別過密化農業，城鄉之間實現互動，「鄉土中國」轉向「城鄉中國」。劉守英對農村公共政策的建議是，一方面應該矯正單純城市化導向的公共政策。二是要避免固守和固化鄉土中國的公共政策。最終重構並形成以「城鄉中國為視角、以促進鄉村變遷為基本、以城鄉互動與融合為目標」的新階段的城鄉關係。
社會變遷與思想文化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伴隨經濟快速發展的，是社會轉型與變遷，以及思想文化的發展變化。如何在社會變遷和思想文化變化中提煉改革開放成功的經驗，並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是研討會關注的一大焦點。
北京大學張靜教授關注的重點在於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發生了巨大的社會變革，卻為何沒有像歐洲、中東那樣伴隨發生社會對抗與衝突？即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保持制度穩定的關鍵何在？張靜認為原因在於中國的社會變革不僅僅是單方面的經濟改革，它超越了經濟利益，並帶來了組織類別、社會身份關係結構的全方位轉型，形成了個人與組織的新關係。這一重組的基本方向，就是從全面的行政再分配組織體系中生長出了資源分配的市場組織體系。資源的自由流動空間開始出現，從相對受限的固定分配形態，轉向受限更低的市場流動形態。普通人面對的機會結構出現分化，從較為單一的發展機會向多元機會發展。勞動者地位獲得的模式開始變化，從主要依靠資力和排輩，到依靠自身的貢獻。這個過程釋放了選擇、機會、權益和資源，從而改變了權力的關係，蘊含著巨大的社會和政治的進步。多數人的受益使得變革獲得了廣泛的社會支持。另外，中國的體制具有很強的韌性。發展的觀念成為中國社會自上而下的共識，績效合法性和中國特有的組織化結構均帶來了避免社會衝突、穩定社會制度的作用。張靜教授的著眼點在於整個國家層面的社會變革，浙江大學的毛丹教授的發言則側重於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基層社會的變遷。毛丹首先進行了概念的釐清，基層社會指基層政府管轄下的群眾的日常生活和日常關係，與基層政府對應。中國實質意義上的基層社會在1954年左右構建起來的。在毛丹看來，改革開放以來，基層社會出現很大變化，「社區」作為一個重要概念被引入到這一領域的改革中。儘管基層社會中「社區」的內容在不斷增長，但社區與居民之間的關係仍有疏離，社區作為鄰裡夥伴關係的內容仍然是薄弱的。社區治理中的多中心、多主體的工作也並未演化完成。
上海社會科學院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所黃凱鋒研究員結合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談了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21世紀以後的文化融合問題。黃凱鋒將改革開放四十年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使命歸結為兩點。一是馮契所說的「以得自現實之道還治現實」；二是通過多元文化的融合，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也獲得了當仁不讓的文化身份。在看待今日文化融合的過程中，應該思考如何對待理解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問題，思考如何把倫理關懷在不悖於現代化成果的同時應用到哲學中去，即在中國道路中真正實現有情宇宙觀和無情辯證法的統一。同時，黃凱峰指出，我們還需要思考在21世紀以後如何通過自己的文化引領健康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理論如何推動主流文化發展。在多元價值、多元主體、多元利益和責任的條件下，如何做到全球化和本土化結合，如何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當下文化建設的主要任務。
中國改革開放的世界意義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是與世界緊密聯繫的。世界深刻影響了中國，中國也深刻影響了世界。上海社會科學院原黨委書記潘世偉教授在做總結髮言時，就此提出了重要問題，即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有沒有世界歷史意義、是否為人類文明做出了新貢獻？中國的發展是否對其他國家具有參照性意義？潘世偉教授認為，四十年來，中國離不開世界，中國改革開放取得今天的成績，受益於整個世界文明。但今天隨著中國四十年來國力的不斷增強與成長，中國必然要影響世界，即開始一種「溢出效應」。但中國應該如何影響世界，應該以何種參照來解釋中國改革開放的世界意義，都是需要思考的問題。
在整場研討會上，潘世偉教授提出的這一問題，也正是不少專家學者所聚焦關注的。復旦大學蘇長和教授談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外交道路對當下國際關係建設的啟發借鑑，即在外交方面中國做出的世界意義和全球貢獻。他認為，由於中國制度體系的自身優勢，使之避免了黨派運動、惡性競爭等弊端，黨中央對外交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保證了外交政策連貫性、確定性，可預期性。中國能夠正確處理同外部世界的經驗，不搞「對抗政治」，以文明共生來看待與其他文明的關係。這些對於當前世界國際關係建設均有重要的借鑑意義。於蘇長和著眼於外交角度不同，華東師範大學陳立新教授主要從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等方面論述了中國經驗對於全球發展的貢獻。中國共產黨對於執政有新的規律性認識，同時中國豐富了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可以利用資本、駕馭資本，實現勞動對資本的優先權和領導權。中國倡導和而不同，中國的發展破除了「國強必霸」的魔咒，為人類社會發展做出了貢獻，開闢新的文明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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