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1978：讓現實告訴未來
在我的人生中，有三段關乎「學歷」的考試影響了我整個人生。它們穿越「文革」和改革開放年代，無不映射著時代的光暈和色彩。
現如今幾乎每人都在經歷形形色色的考試：或為升學，或為求職，或為晉升，或為出國深造，或僅僅為興趣愛好。隨之而來的，有失落也有幸運，而我都經歷過。
從影響人生程度看，其中三段關乎「學歷」的考試尤為緊要。它們穿越「文革」和改革開放年代，背後的故事浮現著獨特甚至「另類」，卻又無不映射著時代的光暈和色彩。
「文革」中我成了一名工農兵大學生
1965年我十二歲，趕上「文革」前最後一次「小升初」統一考試。與當時國際形勢有關，作文考題是「給胡志明伯伯的一封信」。事先雖未「押」題，卻也發揮不錯。加上數學考得也很好，結果按第一志願被蘭州大學附中錄取。
後來，作為初中六八屆生，我即將「畢業」之際，省裡選擇蘭州一中和蘭大附中等重點學校，試辦小規模兩年制高中，我因年齡較小被選上了，未像其他同學一樣去農村、農場，而是兩年畢業後直接分配去了工廠。
1973年，我碰上「文革」中唯一一次「推薦加考試」，經過「基層推薦、政治審查、文化考核」，進入西安交通大學，成為一名「工農兵大學生」。
後來上西安交大三年半，頭半年專補高中課程。儘管仍處「教育革命」的大環境，但絕大多數人心裡清楚，專業知識才是上學的真正訴求。當時「文革」最瘋狂階段已經過去，彼時的西安交大，「門檻高、基礎厚、專業薄」的老傳統猶在，「知先天不足而後進」者眾多，圖書館搶佔座位，晚自習弄到熄燈，邊走邊背單詞並非鮮見。
有一時期，提倡自學為主，經驗似來自武漢大學，推廣雖有爭議，我卻不勝歡喜。這不僅讓我自由地在圖書館完成功課，還乘機將有限開放的舊版文史書差不多借了個遍，一個暑假可讀十幾本。那時大小考試基本「開卷」，形式寬鬆多樣，要求兩三天內交卷的考試甚至可跨專業「求解」，記得我一篇「以哲學觀點看可控矽電路特性」的千字試卷，獲「工業電子學」古新生老師高評。
那時師生同去工廠農村「實踐」，一起打赤腳走泥路，一起朗誦詩、演節目，平等相處且關係融洽。有一次，見到來實驗室的老系主任、「中國電機之父」鍾兆林先生，他養病在家偶然來校（後來曾返講臺），當時說話不多，花白的山羊鬍子卻透出非凡個性。
還記得，教高等數學的周建樞教授風度逼人，不僅指揮我們合唱，還用鋼琴將革命歌曲彈出異樣情調。當時這群多出自「老三屆知青」的同學，之後雖遇社會「歧視」而努力不懈，厚積薄發、博學多才者不乏其人。如經濟學家許小年、院士校長鄭南寧、詩詞大家孟建國等，當時都與我同系或同班，他們作為佼佼者迄今活躍於社會舞臺。
考入社科院經濟系「親近」大師
1985年，考上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經濟系，堪稱我人生又一次轉折。經濟系完全對應經濟所，該所歷史悠久且大師雲集，顧準、孫冶方「文革」前曾在此主政。時任研究員的巫寶三、嚴中平、汪敬虞、吳承明、董輔礽、劉國光、吳敬璉、張卓元等著名學者，還有陳岱孫、胡代光、厲以寧、高鴻業等院外教授，都給我們上過課。生產力經濟學開創者之一的薛永應先生，作為我導師更是耳提面命。
我作為學生班長，與老師打交道更多一點，曾坐研究生院的老舊紅旗轎車到北大接送過厲以寧教授，路上藉機對他幾年前給我回信，為我一篇關於發展經濟學的譯文所做的校對與指導而面謝。總之，那時院所內外的學術氛圍，老師們的觀點學識和品格修養，都讓我終身受益。
然而，「親近」大師也不容易：為準備這次考研，我事先考取省電大英語、高等數學兩個單科，並經中國社科院統一考試，於1980年從蘭州通用機器廠電氣技術員「跨界」為省社科院的研究實習員後，另走了考研之路。
後來，在深圳當公務員，出國進修，轉任外經官員，做獨立董事等，無不經過各種考試而樂此不疲。這其中固然有追求「功名」的動因，然而，又何嘗不與我們這代人歷經文化饑渴而重被滋潤的心路，還有那相伴於磨難的吃苦耐勞精神有關呢？何嘗不與改革開放之後那種乍然湧上心頭、隱隱推動每個人奮鬥的激情有關呢？
□李曉帆（深圳市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經濟體制研究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