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存最早的西漢皇后之璽玉印(山西博物館藏)
中華民國之璽(現藏臺灣)
核心提示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赴天津考察調研的時候，見證了109個審批專用章被封存，強調將必要的審批集中到一起，只需蓋一個章。
公章，古稱官印，是行使權力的信物，故又有「印信」的別名。公章是怎麼來的？又是如何發展的？
「掌大印」是當官掌權的代名詞
從古書記載來看，官印的出現可以追溯到四千多年前的堯、舜時代。漢代《春秋合誠圖》記載：堯與太尉舜乘舟泛遊，忽然，一隻鳳凰飛到他們面前，將背負的圖書交給堯。這圖書裝在一個赤玉匣子中，長三尺，寬八寸，上有黃玉檢鬥，用繩子綑紮，兩端用泥封固，並加蓋了「天赤帝符璽」的印章。這說明，印章最早是作為權力的象徵出現的。
比較完備的官印製度，形成於秦代，自丞相太尉到郡守縣令，都由國君在任命時授予官印，同時配發穿在印鈕上的絲帶，叫做「綬」，以便須臾不離地佩帶在身上。
秦末，天下大亂。項梁指揮項羽拔劍砍下殷通首級，「佩其印綬」，然後便自封為新的郡守，行令各縣，「得精兵八千人」。這個憑印綬當官、認印不認人的制度，又為漢朝所繼承。
漢武帝時，窮得連老婆也養活不起的朱買臣忽然被任命為故鄉會稽郡守。當其回到下榻的會稽郡駐京辦事處時，吏員們仍把他當窮漢看待，不予理睬，直至發現他懷裡揣著印綬，「坐中驚駭」，馬上排好隊，一起跪拜。這種觀念的沿襲，便使「掌大印」「拿印把子」成為當官掌權的代名詞。
印綬制度的另一特徵，是以鑄印材料和綬帶顏色區別官階。如漢代，丞相太尉一級高官，金印紫綬；御史大夫及兩千石以上，銀印青綬；六百石以上，銅印黑綬；二百石以上，銅印黃綬。
官印逐漸成為施政機關的公章
當時人對官印的理解是官員之印，而非官府之印。印綬由官員隨身佩帶，除非因犯法、罷官等緣故例應追繳外，升官調職或告老病歿，都可帶走。中央因某個治事官職有缺而另授新官時，通常總是另鑄新印，所以官印上的文字書寫不可能長期保持統一。
這種一官一印的頒授辦法，一直到南朝宋時，才有尚書左丞孔琳之上書提出疑問：既然皇帝公侯的玉璽都是歷代遞用，並不使人懷疑他們是否擁有行使權力的資格，地位卑下的臣僚又何必非要把印綬佩在身上呢？宋武帝劉裕提倡節儉是出名的，便採納了這個建議。「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官印移交制度，大抵就是從那個時候逐漸形成的。這種制度行之既久，給世人所帶來的觀念上的轉變，就是官印乃某個部門某級機關行使權力的信物，這就同現代的「公章」概念貫通了。
依循這種新的理念，更趨完備的官印製度的創立，應該發生在唐代。有個這樣的例子：西晉趙王司馬倫稱帝時，為「取悅人情」，凡當年報名應試賢良方正、孝廉良將等文武各科的生員和16歲以上的太學生，以及各地州郡來京出差的吏員，一律免試授官，難以計數的官員，一概賜印，「金銀冶鑄，不給於印」，只好用木刻印章代替一時奇缺的金銀銅材，輿論乃有「白板之侯」的取笑。
官印脫離個人職級而完全成為施政機關的公章，經歷了漫長的時間，從此，政出多元、職司重疊的麻煩大為減少。
形形色色的官印辨別真偽不容易
說到官印的規格，也有一個從紊亂到齊整的整飭過程。《古璽彙編》中戰國時的官印，一顆編號為0007的「君之信璽」的邊長才兩釐米半，另一顆編號為0227的「左稟」印章的邊長，倒有三釐米。《封泥彙編》中的兩漢官印，不僅低級官印比高級官印大得多，其印面形制也「百花齊放」，有的極為方正，有的近似長方，有的四角呈弧形，還有圓形和橢圓形的，估計多為因材治印，逮到一塊什麼樣的材料便做成什麼樣的印面。
至於印文的書寫以及自左分行還是自右分行的排列方式，同樣是五花八門，無章可循。當它們以整體形狀出現時，固然可從金銀材質、青黑綬色上區別規格，但一旦以封押形式反映在公文上，如非十分熟悉，困惑是無可避免的。
在形形色色的官印到處都是，甚至連離任或去世者曾經用過的官印也依然存在於世間的情況下，只要有人膽敢妄為，辨別真偽還真不容易。
《儒林外史》第十九回中那位在浙江布政司當差的吏目潘三爺，為幫助財主掠買婦女撈取酬謝，讓匡超人替他捏造一紙樂清縣署的公文，「家裡有的是豆腐乾刻的假印，取來用上」。不過這些花樣只能在基層玩弄，而且是在裡外勾結的條件下生效，要想去設有鑄印局可辨真偽的京師行騙，就不那麼容易了。
重新蓋章要費好幾個月的時間
官印的謹慎設置和保管，歷來是典章制度的重中之重。在秦漢魏晉一官一印的時代，各自隨身佩帶，朝夕不離。唐代起，印為機關公章，保管在府。
明朝宣德年間，御史李浚奉命赴浙江錢塘縣督辦糧儲事宜。當地的縣令是個陰險狡詐之輩，準備暗中設計陷害李浚。縣令將自己的一名心腹安插到李浚身邊做僕役，僕役伺機偷走了官印。李浚辦公用印時才發現官印被盜，經前思後想，他判斷官印被盜定與縣令脫不了干係。
為找回官印，李浚的屬下提出帶人到縣令府中搜查，被其當即阻止。因為這本是件沒有確鑿證據的事兒，若興師動眾鬧得滿城風雨，極有可能逼迫對方將贓物隱藏得更深或乾脆銷贓滅跡。冷靜下來，李浚拿定了主意。他盛情邀請縣令來府中擺宴慶賀。正當兩人酒酣耳熟，院內濃煙突起，僕人驚慌通報，家中著火。李浚連忙起身進密室取出印盒交給縣令並大聲吩咐：「官印重要，請妥替保管，明日送還，眼下救火要緊……」說完不容縣令推辭，離席救火而去。
自然失火、救火都是李浚親手導演的一場戲，火勢不大，不久便被撲滅。而捧著空印盒回家的縣令卻坐臥不寧，徹夜難眠。若明日把空印盒原樣返還，很難說清自己接受時印盒裡面是空的。弄丟了上司的官印，自己吃罪不起，勢必還會禍及全家。縣令越想越怕，只得把那枚剛偷來、預謀加罪李浚的官印重新放回印盒，第二天他不得不小心翼翼登門將官印完璧奉還。看到印盒中安放著那枚失而復得、毫髮無損的官印，李浚與縣令兩人目光對視，心照不宣地笑了。
能做到如此謹慎，自然是達到了「印記不得委其胥吏」的要求。也因此，公章也逐漸給地方辦公帶來了麻煩。按照規定，各地方政府每年都要派上計吏到京師戶部匯報地方年度財政收支，經戶部審核數目完全符合後，方許奏銷。錢穀數字如有分、毫、升、鬥「軋不平」，整本財務報表便要被駁回重造。重造報表不難，難的是必須蓋上原單位的官印才算合法，這樣一個來回，就得多費個把月以至好幾個月的時間，才能了結。如此，不僅增添上計人員往返奔走的麻煩，也影響地方官員的政績考核。手續繁瑣，也逐漸成為大量使用公章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