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笛
雖然這些年來，我的研究和寫作主要集中在微觀歷史，但是我對長江上遊地區的研究，是從宏觀開始的，有點像用一架望遠鏡來觀察這個巨大的區域。我於1993年出版的《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遊區域社會研究（1644—1911）》（下文簡稱《跨出》）一書，受到了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研究的極大啟發，沒有把研究局限在四川省，而把整個長江上遊區域作為對象，便是其影響的結果。《跨出》受兩大史學思潮的影響：一是以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為代表的法國年鑑學派，一是現代化理論。前者尤以布羅代爾的《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對我啟發甚多，後者則是C. E. 布萊克（Cyril Edwin Black）的《現代化的動力—一個比較史的研究》使我獲益匪淺。在年鑑學派影響下，《跨出》雖然篇幅很大，但研究對象基本集中在從生態、人口到社會經濟、組織和文化上，對政治事件涉及甚少。如果說年鑑學派對我選擇研究對象作用甚巨，那麼現代化理論則使我能夠把如此豐富的資料和複雜內容統一於一條貫穿全書的主線之下。
與許多現代化問題研究者不同的是，我並不認為傳統與現代化是完全對立的，正如我在《跨出》「導言」中所表明的：「我們不能把社會從傳統到現代的演化看作是一場簡單的轉變，而應將其視為從遠古時代到無限未來連續體的一部分。這即是說，傳統和現代並不是一對截然分離的二項變量，而是由兩個極構成的連續體。因此嚴格地說，傳統與現代都是相對的，沒有截然分離的界標，也不像革命那樣有一個明確的轉折點。在從傳統向現代的過程中，社會猶如一個遊標，愈來愈遠離傳統的極點而愈來愈趨近現代的極點。」因此，《跨出》是以「動態的眼光去看待長江上遊區域社會的演化」。
這樣的構想，使我避免了在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很容易出現的偏向，即把晚期中華帝國或早期近代中國，視為一個停滯的社會—— 這正是西方和中國史學界普遍接受的觀點。從黑格爾「一個無歷史的文明」之說，到馬克思「密閉在棺材裡的木乃伊」之形容，還有馬克斯· 韋伯（Max Weber）所謂中國「沒有形成一個成熟的城市共同體」的論斷，以及中國史家「閉關自守」之論證，無一不是這種認識的反映。然而在《跨出》中，無論從農業經濟、傳統手工業，還是從區域貿易、城市系統與市場網絡，以及教育、社會組織、社會生活和社會文化方面，都可以看到這種發展，證明即使是中國的一個相對封閉的區域中，仍然存在著發展的內在動力，而且社會從未停止它的演化。
不過，也必須承認，我在進行《跨出》的這項研究時，主觀上並未把「停滯論」作為自己所要論辯的對象，而且該書是在現代化理論影響之下完成的，其宗旨是探索一個傳統的社會是怎樣向現代演化的。在這種思想指導之下，把傳統的喪失和現代因素的出現都視為社會進步的必然結果，並給予這種發展積極的評價；換句話說，《跨出》是從現代化精英的角度來看待社會變化的，把主要注意力放到他們的思想和活動上。研究地方精英，無疑是了解清代長江上遊社會發展的一個極好窗口，然而這個角度也制約了我在該書中語言的使用，用目前比較時髦的話來說，是接受了精英的「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和 「話語」（discourse）。例如在討論民風民俗一節時，所使用的「懶散作風」「惰性」以及「不良社會風氣」，把大眾宗教都簡單地歸於「迷信」等，都是當時精英批評下層民眾的常用語言，而我在使用這些帶價值判斷的詞彙時卻未做認真辨析。
但是十年以後，我的研究風格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對照《跨出》，從《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和《茶館》兩卷本（《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茶館：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與復興［1950—2000］》），可以看到我的學術興趣、學術觀念、學術方法的極大轉變。如果說《跨出》是以精英的眼光去看社會變化的話，那麼後三本著作則是從下層民眾的角度探索現代化對他們日常生活的影響（雖然《跨出》也觀察了普通民眾，但並未對他們予以足夠的重視），即注重傳統的價值，並把下層民眾作為自己的主要研究對象，而且把重點從對社會的全面考察，集中到對社會生活和社會文化，特別是大眾文化的探索之上。在分析社會演變時，我更加注意下層民眾的反應，以及他們與精英和國家權力的關係，並考察民眾怎樣為現代化付出代價，同時揭示他們怎樣接受、怎樣拒絕他們所面臨的變遷。如果說《跨出》注重「變化」，那麼對街頭文化和茶館的研究雖然也討論變化，但是更強調日常生活和文化的「持續性」（continuity）。因此我的研究範圍也大大縮小，從整個長江上遊區域集中到一個特定的城市，從社會的各方面聚焦到公共空間和公共生活，從200 多年漫長的清代限定到20 世紀前後60 年（街頭文化）和20 世紀（茶館）的歷史。
研究街頭文化和茶館的課題是怎樣形成的呢？在霍普金斯大學做博士論文之前，系裡要求每個博士生必須提交一篇在原始資料基礎上寫成的研究論文，並在系裡舉辦的討論會上宣讀和答辯。在選題的時候，一開始我打算寫晚清成都的改良人物傅崇矩，從他的經歷和思想來觀察社會日常生活和文化，通過他的眼睛來看晚清的城市社會。在晚清，精英人物大部分關注的都是很大的問題，如國家政權問題、經濟問題、社會弊病問題、專制問題，還有關於西學東漸和西方影響的問題。傅崇矩的獨特之處在於他非常關注下層民眾的問題。他做了一個詳細的社會調查，編成了八卷本的《成都通覽》包羅萬象，猶如晚清成都的百科全書。他還創辦白話文報紙，這些都反映了地方知識分子對他們所處社會的觀察。深入這個題目後，我發現需要收集的資料涉及很廣，我把觸角延伸到檔案、遊記、日記、報刊以及文學資料，包括詩歌和小說，其中有不少描述了下層民眾在公共空間中的活動，包括商業、娛樂、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因此我決定把研究範圍擴大到觀察下層民眾在公共空間的活動。雖然公共空間、下層民眾和大眾文化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不過我把研究限定在成都這個比較具體的區域上。
《街頭文化》的英文題目「Street Culture」的形成則帶有某種偶然性。在我1998年題為「Street Culture」的論文發表之前，可以說英語世界並沒有這個用法，儘管當時對「urban culture」（城市文化）、「popular culture」（大眾文化或通俗文化）、 「mass culture」（平民文化）、「plebeian culture」（庶民文化）等概念的使用已十分普遍。記得1995年在草擬論文提綱時，我的最初題目是「Popular Culture on the Street」，直譯便是「街頭上的大眾文化」。但在論證這個題目時，有時為方便起見，行文中也用「street culture」。不想我的導師羅威廉（William Rowe）教授在審讀這份報告時，對「street culture」這一組合十分欣賞，建議以此作為題目，以更簡潔醒目。因此，這組合雖然是我偶然中所造，卻是羅威廉教授幫我提煉而成的。
把研究的著眼點聚焦在街頭文化，使我能集中深入考察和回答一些問題，包括：公共空間在城市日常生活中有何功能？城市民眾與城市公共空間有何關係？誰是城市公共空間的主要佔據者？普通民眾是怎樣使用公共空間的？國家和地方精英在多大程度上控制街頭和社區？改革和革命是怎樣改變人們的日常生活的？在這個社會轉型時期，大眾文化和公共空間是怎樣發生變化的？在公共空間中，下層民眾、地方精英與國家權力的關係是什麼性質？以及大眾文化與地方政治是怎樣交互影響的？這些問題對認識中國城市十分重要，但仍缺乏研究，而對這些問題的回答無疑加深了我們對近代中國城市的理解。
《街頭文化》完成後，在美國國家人文科學基金的資助下，我把全部精力放在完成關於20 世紀成都茶館和公共生活的兩卷本專著上。茶館的課題是街頭文化研究的一個邏輯發展。從1995 年著手寫作《街頭文化》一書起，我便竭力發掘關於地方文化的細節資料，然而困難重重。直到20 世紀90 年代末在成都市檔案館翻檢出關於成都社會的各種珍貴檔案資料時，我才真正有了進入這個城市的微觀世界的可能。當我在成都市檔案館閱讀那些卷帙浩繁的案卷時，一份又一份有關日常生活的資料浮出水面，當時激動又興奮的心情，仍然記憶猶新。好在那個時候檔案查閱相對開放，允許複印。那些檔案的複印件，我在回美國的路上一直隨身攜帶，甚至不放心託運，須臾不敢讓它們離開自己的視線，生怕有任何閃失。
回到美國，我仔細通讀這些檔案資料，成都微觀世界的秘密在我腦海徐徐展開：我看到了晚清和民國時期整個國家劇烈的政治動蕩，在經歷經濟、社會、文化變遷之時，一個內陸城市的日常生活是怎樣進行的，人們怎樣利用茶館進行聊天、消遣、娛樂等各種休閒活動，但這些茶館遠遠超出其休閒功能，實際上，從經濟上講，茶館是一個市場；從政治上講，則是地方政治的大舞臺，亦是一個複雜的社會機構，是當時為數不多的公共空間之一，是人們能夠承受的公共生活和樂意光顧的最大眾化的設施。
在《街頭文化》中，我對茶館已經進行了初步探索，提出了不少問題，其後我關於茶館的專著則把許多已經提出的問題深入化、具體化和微觀化了。這個課題使我的研究範圍進一步縮小，即從整個成都城市各種公共空間縮小到茶館這一特定的公共空間，把茶館作為一個微觀世界來考察，去探索整個20世紀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政治環境下，人們的公共生活是怎樣變化的，並由此去觀察那個大世界的變遷。空間範圍的限定，使進行非常細緻的分析成為可能，從一定意義上來說，這項關於茶館的研究或許可以說是「微觀歷史」（microhistory）。「微觀歷史」雖然在西方史，特別是中世紀歐洲史的研究中已有一定的發展，然而在中國史的研究中則基本闕如。這除了史學方法的問題外，還因為對於中國社會和社會生活的研究缺乏系統的資料。在中國幾乎找不到像歐洲教會、宗教裁判所那麼大量、系統和完整的檔案記錄。雖然我並未能克服這種資料的缺陷，但多年的努力—從挖掘檔案到實地調查——使我能夠進入茶館的內部，去探索那豐富多彩、變化多端的微觀世界。
我在《茶館》的第一卷中強調了兩個主要觀點：一是所謂的國家文化（national culture）怎樣影響到地方文化；二是以茶館為代表的地方文化，怎樣抵制和反抗國家文化的滲透和主宰。實際上，我是在考察兩者是怎樣互動的。讀者不難看到，我對近代以來國家權力無限的擴張是持批評態度的，這當然也反映了我的史學觀— 總是站在弱者一邊觀察問題，同情下層弱勢群體的遭遇。在此，值得強調的是，我並不同意有些論者所言，認為我在該書中忽視了現代國家政權在現代化過程中所扮演的積極角色。相反，我從未否認這一角色。但我關心的問題是，在推進現代化的無數措施中，普通民眾究竟得到了多大好處，又做出了怎樣的犧牲？
當然，我關於微觀史的實踐，不僅限於城市日常生活，同時還關注鄉村，特別是關注鄉村社會的權力結構。我在《袍哥：1940 年代川西鄉村的暴力與秩序》這本微觀史的著作中，通過這個在四川地區散布最廣的秘密社會組織，觀察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影響，探索其發生、發展的秘密。袍哥作為一個反清的政治組織，在長期的生存和鬥爭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一整套儀式、語言和行為模式。滲透到各種社會、經濟活動之中。這個組織既壟斷了許多地方政治和經濟資源，又為許多平民提供了保護傘，所以大量民眾加入其中，並創造了其獨特的次文化，這種次文化至今仍然潛伏在中國當代社會之中，同時也是我研究的重點。這個課題可以幫助我們深入理解中國社會，理解秘密社會的長遠影響。揭露一個秘密社會內部的秘密，揭示一個地區在一個長時期的社會控制，揭開一個佔人口相當大比重的群體的秘密生活，對我們認識過去中國社會、文化、社區控制，以及今天中國社會的許多問題，均有所裨益。
我對袍哥的研究涉及過去中國秘密社會研究所缺乏的問題，考察了這個組織與民眾的關係、組織的性質、語言、儀式、兄弟情誼、幫規、社會網絡、分層和分野、組織結構、暴力、社區影響和控制力，在地方社會調解和穩定中所扮演的角色等，以及與社會各階層、政府、軍隊、政黨（包括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關係等。關於儀式，這一研究並不把袍哥當作一種民間宗教，我認為袍哥的各種儀式與其說是一種宗教崇拜，倒不如說是身份認同—作為兄弟會結盟的組織，這種儀式對於相互認同來說是十分重要的。
以袍哥的語言為例，秘密語言具有各種功能，如保護組織內部的秘密，提供一種表達手段，以達到特殊的目的，並在限定的集團內穩定成員，控制信息流動以及交換。袍哥隱語的發展基於兩個重要因素：一是其組織的反應機制，二是社會環境所造成的政治捲入。秘語與暗號為袍哥創造了一種身份認同，為其成員與他人之間建構了一條分界線，從而把自己與其他人分離開來。袍哥隱語成為四川大眾文化之組成部分。隨著袍哥勢力的擴展，其秘密語言也逐漸影響到地方社會。通過他們的隱語及暗號，我們可以進一步理解四川的政治和社會環境，追溯這個社會集團怎樣在與國家權力鬥爭的過程中，在民眾中建構了一個堅實的社會基礎並創造出一種獨特的次文化。
過去的研究雖然也重視社會控制，但是主要局限在政府對地方社會的控制，幾乎沒有關注到秘密社會組織對地方的控制。通過對袍哥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到國家權力之外的社會力量。以其在地方社會調解和穩定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例：在四川，人們之間有了衝突，一般不是上法庭，而是到茶館評理和調解，稱為「吃講茶」，這樣茶館就成了一個解決糾紛之地。袍哥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經常被請去做調解人，這樣的活動也顯示了人們對官方權力的不信任，更願意讓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人手中。這一實踐顯示了市民的相對自治狀態，有人稱茶館是「最民主的民眾法庭」，民眾試圖在沒有官方介入的情況下解決衝突，說明一種國家之外的社會力量的存在，可以反映出地方非官方力量的擴張。
中華晚期帝國時期以來，社會許多領域中政府權威的缺失，為地方精英留下了巨大的權力真空，其活動成為社會穩定的基礎。雖然這種非官方力量從來沒有發展到與官方對立或直接向其發起挑戰的地步，但是它的存在及其對社會的影響，都使官方的「司法權」 在社會的基層被分化。袍哥參與吃講茶的活動，表現了精英活動的另一個側面，那就是精英們如何處理個人之間以及個人與社會之間的衝突。如果我們認真考察這種活動的存在及其存在的環境，我們便不得不驚嘆其韌性和深厚的社會土壤。許多事物在政治經濟的變遷中，在國家的控制和打擊下，在各種思想文化浪潮的衝刷下，都一個一個地消失了，但茶館講理卻頑強地生存下來。
日常取向與宏大敘事
考察歷史的角度和方法，經常因史家的歷史觀而異。過去我們研究歷史，更多鍾情於宏觀歷史和歷史上的風雲人物。黃仁宇風行一時的《中國大歷史》，更使我們相信，歷史學家應該高瞻遠矚， 寫歷史也應有叱吒風雲的氣概、指點江山的魄力、洞悉世事的眼光，或像《資治通鑑》那樣，為當政者提供治國的借鑑，或為國家民族復興在意識形態上奠定基礎。書寫這樣的歷史，在相當程度上滿足了我們駕馭歷史的野心。因此，整個中國的歷史書寫，從根本上看，可以說是一部帝王將相、英雄以及知識精英的歷史，因為我們相信，只有書寫他們，才能建構民族和國家命運的宏大敘事，才能體現史學家的使命感。
宏觀歷史當然是重要的，問題在於研究歷史何必厚此薄彼？我們似乎不屑把精力浪費在那些歷史上默默無聞的芸芸眾生之上，生恐這樣降低了歷史研究的意義。但在我看來，沒有無意義的研究對象，無論我們的研究對象是多麼平淡無奇，多麼缺乏宏大的「政治敘事」，如果我們有利用「顯微鏡」解剖對象的本領，有貼近底層的心態和毅力，我們都可以從那表面看來「無意義」的對象中，發現有意義的內涵。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不正是從一個平平常常的、「沒有意義的一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發現了這個帝國內部所隱藏的、導致滅頂之災的深層危機嗎？當然，黃仁宇的興趣，仍然在於帝王將相，與我所關注的默默無聞、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老百姓，依然有著遙遠的距離。
我們事無巨細地了解帝王將相的一舉一動，對那些宮廷闈事、明爭暗鬥了如指掌。他們當然比一個默默無聞的普通人對歷史更有影響。但問題在於，我們所面對的是佔總人口99%以上的這些小人物，他們每天也在創造歷史，只不過創造的方式不同罷了。我們不關心他們的情感、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對世界的看法、他們的遭遇、他們的文化、他們的思想，因為他們太渺小，渺小到難以進入我們史家的視野。因此，我們所知道的歷史是一個非常不平衡的歷史，我們把焦距放在一個帝王將相、英雄馳騁的小舞臺上，而對舞臺下面千變萬化、豐富多彩的民眾的歷史卻不屑一顧。在帝王和英雄的歷史書寫主導下，我們把希望寄托在歷史上屈指可數的明君賢相身上，普通個體則如滄海的一滴水，可有可無，似乎在歷史上沒有留下任何蹤跡。
研究成都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儘管在過去，可以說幾千年來關於成都的各式各樣的資料都留存了下來，但是並不能說我們只用這些資料就能找回成都的真實的歷史，中間會出現很多問題，其中之一就是過去的歷史記錄，關於政治方面的內容很多，關於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敘述很多，關於重要人物的記錄很多，但是真正關於普通人、關於人們的日常生活到底是什麼樣的，我們卻說不清楚。今天我們了解自己的生活，但是我們了解多少50 年前、100 年前，一個普通成都人是怎麼度過他的一天的，他是怎麼在街頭上或茶館裡活動的？現在我們每天看電視，其中所演的都是皇帝、大人物的事跡，或者是政治運動、戰爭，但是真正對佔人口99% 的一般民眾， 我們了解甚少。
研究日常、研究下層，說到底是歷史觀和方法論的問題。雖然我們的主流意識形態不斷強調，「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但我們的歷史研究實際上對這一動力卻十分輕視。當然，論者可以反駁說，研究農民戰爭不也曾經是紅極一時的「五朵金花」之一嗎？但是，我們應該知道，這些農民戰爭的研究，基本是以其領導者為中心的。一個普通農民一旦成為農民起義的領袖，便成為我們歷史撰寫中的「英雄」。而他們的「英雄事跡」不過是進一步為我們的英雄史觀提供更多的腳註和事例罷了。地區或地方的研究是否可以提供一個理解中國社會和文化的普遍性知識，也是歷史學家們關心的問題。微觀研究的意義在於，能夠把對歷史的認識上升到一個更廣義和抽象的層次而提供個案分析，不僅能豐富我們的地方知識，還有助於我們對中國的理解。由於中國地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特徵的複雜性，任何同一性或特殊性都應在我們的思考範圍之內。我們研究大眾文化、一般民眾、日常生活時，也應該重視那些具有普遍意義的重要事件。一方面，對微觀和下層的研究，使我們能觀察那些在社會底層、知之不多的現象；另一方面，對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事件的考察，可以加強我們對政治和日常生活的深刻理解。因此，當我們將微觀視野放在民眾、日常、街頭、茶館等問題時，精英、國家、政治運動等也不可避免地被納入我們的討論之中。這種取向使我們在研究微觀問題時，也充分注意到宏觀的歷史事件。雖然微觀歷史對那些微不足道的細節或「小歷史」津津樂道，但其所揭示的問題有助於我們理解大歷史。
一位我十分欽佩、成就斐然的前輩美國華裔歷史學家曾經告誡道，「千萬不要做第二等的題目」，言下之意是只有選重要題材研究才可能成就傑出歷史學家，所以他所做選題都是關於國計民生的大題目。他的這種看法，引起不少國內史家的共鳴。但是我懷疑， 是否真的存在所謂「一等題目」或「二等題目」。我想在那些崇拜「一等題目」學者的眼中，巴黎聖塞佛倫街印刷作坊學徒工的殺貓， 峇里島上原住民的鬥雞，成都窮街陋巷邊茶館的清談…… 應該都是末流題目了。其實，難道我們不認為每天的日常生活，較之突發的政治事件，更貼近我們的命運嗎？
我們的史家熱衷於宏大的政治敘事，還在於我們受「定性歷史學」的影響。這種「定性歷史學」顯然源於中國史學「臧否人物」 的傳統。在這種傳統的影響下，史家更重視的是價值判斷，而疏於探索這種事件發生的前因後果，更談不上在歷史的語境下對某個事件和人物的行為，站在客觀的立場上做出一種合乎邏輯的解釋了。我們把過多的精力花費在對歷史事件和人物性質的判定上，強調是進步還是倒退，正確還是錯誤，革命還是反動，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等等。與此同時，我們把自己的角色轉換成了歷史的審判官，而非冷靜的研究者。我們的研究經常充斥著政治名詞，但又經常對這些名詞缺乏學術的限定。
研究歷史應該作為一種學術和文化事業，應該與功利和運用相脫離，這便是國人頗為詬病的「純學術」的問題。作為一名歷史學家，為什麼不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讓自己的思想在所研究的歷史中飛翔？歷史是否給人們以啟迪，是否能為當政者提供「資治」， 應該讓他人去判斷，而非歷史學家自身。一旦一名史家對其所研究的對象帶有一種功利的目的，我們就有理由懷疑其研究結果的可靠性和公正性。在一個開放的社會中，在社會高度分工的今天，為什麼不能允許一些人進行「純粹」的歷史研究呢？作為人文科學的歷史學，與作為社會科學的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等不同的，便是它的非運用性，它是我們現實社會中傳承和傳播知識的一部分。當我們這個社會能夠容忍歷史學家脫離現實地研究歷史問題，我們才能真正對一些歷史問題做出深刻的認識。
當然，歷史學家應該具有情感、正義與現實關懷，但所有這些因素，都不應該左右他們冷靜的歷史判斷。當我們看到一些史家帶著強烈的感情色彩撰寫歷史時，我們應該對這些歷史是否公正加以警惕；當我們聽到一些史家義正詞嚴地指責他人「違背」了什麼原則時，我們應該認真問一問，歷史研究除了誠實公正、言之有據、獨立思考外，真的有什麼不可違背的清規戒律嗎？
其實，任何歷史研究都不能逃脫所處的語境，儘管我在這裡一方面竭力提倡「出世」的純學術研究，但一方面也表達了對目前一些史學研究傾向的擔憂，表現了一種實實在在的「入世」的態度。這恐怕也是任何一位試圖獨立思考的歷史研究者所面臨的兩難處境吧。
歷史書寫的表達
目前的歷史作品的表達中，無非有兩種傾向：一種是對一些看似簡單的問題進行複雜的分析，從而顯示出作者深厚的理論功底和分析能力，他們能把讀者引入一種意想不到的境界，發現如此簡單的問題後面竟然埋藏著這麼複雜的玄機。這種方法即我們現在常說的「話語分析」（discourse），正逐漸從西方進入中國的學術領域， 日益受到學者們的青睞。這一傾向可以從那些「後現代」的作品中清楚看到，但這些作品一般是寫給在「象牙塔」中的專家看的，其中所運用的許多複雜的理論和術語經常使普通讀者陷入雲裡霧裡， 以致迷失了方向。另一種傾向是力圖把複雜的問題分析得簡單易懂，以比較明了、直接、清楚的方式來闡述自己的觀點，儘量避免使用過多理論和術語，其目的是不僅使本領域的專家，還使其他領域的學者，甚至大眾讀者都能讀懂，而且喜歡讀下去。持這種傾向的史家主要採用的是「敘事」（narrative）的方法。如果說「話語分析」是把讀者置於所分析的「事件」之外，觀看作者怎樣熟練地把一個整體原子化，從而各個擊破，使觀者看到從事物外面所看不到的「精妙」的內部，那麼「敘事」方法則力圖把讀者引導進入「事件」內部，讓他們「身臨其境」來對「事件」進行觀察。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可以說是把這種方法用到了極致的一位歷史學家。
無須解釋，這兩種方法各具優劣。據我的觀察，雖然「話語分析」在西方學術界日益流行，但美國歷史學—無論是美國史、歐洲史還是東亞史—仍然是「敘事」方法居主流地位。我個人的研究顯然接近後一種方法，這當然與我在約翰斯· 霍普金斯大學所受的學術訓練有關。在進行關於中國大眾文化和城市日常生活的研究時，我力圖使這些研究能吸引更多的讀者。雖然是學術著作，我竭力使其具有可讀性，讓讀者通過書中所講述的故事去體會我試圖表達的東西。
已故的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著名節目製作人丹· 休伊特（Dan Hewitt）有句名言—「告訴我一個故事」（Tell me a story），以講述故事的手法來進行新聞報導和分析，他對美國新聞報導的敘事方式有著重大影響，創辦的電視新聞周刊《60分鐘》（60 Minutes）開啟了新聞報導的新裡程。我的歷史寫作也持有類似的原則，講述在過去發生的故事，揭示細節。這些細節，是我思考人們怎樣使用公共空間，國家如何控制和影響日常生活，地方文化怎樣抵制國家文化等更宏大問題時所必需的。
日常生活雖然看起來並沒有多大的意義，但它所展示出來的社會文化現象，對我們認識當時的社會、政治是不可缺少的。比如，在茶館的研究中，我研究的雖然是茶館這一最基層的公共空間，但關注的卻是國家權力怎樣改造和打擊地方文化。這就不僅僅涉及成都茶館，而是一個全國性的普遍問題，即以茶館為代表的地方文化怎樣反抗國家文化的打擊。微觀歷史的取向，使我們能夠近距離觀察城市和城市生活。寫城市的微觀世界，需要把各種支離破碎的細節有機地結合起來，建構一個真實而完整的歷史敘事。
是細節，還是「碎片化」？
日常的研究取向，注重細節的描述，的確容易使研究者陷入支離破碎而難以自拔的困境中。近年來，這也引起了中國史學家對歷史研究細碎化的擔憂。最近十來年，關於「碎片化」的討論多了起來，不少中國學者開始擔心越來越多的研究集中在一些沒有「歷史意義」的小問題上，注重細節，忽視整體。對此我覺得，研究對象本身不存在重要與否的問題，關鍵還是看研究者是否有一個宏觀的研究視野。這就需要寫史者認真思考怎樣駕馭那些紛繁的細節，猶如蓋房子一樣，房子的結構猶如書的宗旨和核心，磚瓦便是書的細節，如果只有細節，一座建築是支撐不起來的。例如《茶館》的第一卷就是靠這樣一個中心論點支撐的：現代化的過程使具有豐富地域文化的地方趨向國家文化的同一性，同時，現代化和國家文化的同一模式擴張勢頭遭遇了地方文化的頑強抵制。因此若要避免碎片化，關鍵在於研究者是否有一個對大問題的思考，能否上升到對個案進行抽象的理論分析。
其實，碎片化的憂慮在西方歷史學界出現更早。過去西方史學家在德國史學大師利奧波德· 馮· 蘭克（Leopold von Ranke）的影響下，主張歷史的客觀性，認為歷史學家的基本職責是探索歷史的真相，因此他們熱衷於大歷史的研究。但西方歷史學界隨後出現了「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 turn） 和「敘述轉向」（narrative turn），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海登· 懷特（Hayden White）等對整體史提出了挑戰，主張歷史和文學的結合，強調歷史寫作的敘事性和故事性，然後又是微觀史、新文化史的興起。在這些思潮的影響下，史學研究日益脫離社會科學方法的影響—特別是對物質文化的研究，題目變得越來越小，越來越具體，但這些研究也最容易被詬病為「碎片化」。
但在中國歷史學界，我懷疑碎片化是否真的成了一個問題。即使有了問題的苗頭，它仍然不是現階段值得我們擔憂的問題。為什麼這樣說呢？整體化研究是近代中國史學的傳統，史家們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夠為執政者提供歷史借鑑，猶如司馬遷所說的，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最近三四十年來，由於社會史研究的發展、西方新文化史和微觀史研究的影響，宏觀視野的通史性題目大大減少，專題研究日漸盛行，具體的小題目越來越受到青睞。這種傾向也引起了一些學者的擔憂，他們開始對「碎片化」進行批評。這些批評主要針對青年學者和研究生，因為老一輩歷史學家基本上是不研究「碎片」的。過去中國傳統的精英研究取向，造成學者只關心歷史重大事件、政治經濟、風雲人物等方面，對芸芸眾生和日常生活缺乏興趣，或者認為沒有研究的價值。我認為，其實歷史研究的價值不是由研究課題本身的重要性來決定的，而在於研究的歷史眼光和歷史解釋，即從一些貌似平淡無奇的對象中發現認識和理解歷史的深刻內涵。而史家對什麼叫「研究價值」的理解也不盡相同，這經常是由他們的歷史觀和方法論所決定的。例如，研究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吃喝拉撒有沒有價值？主張眼光向下、微觀歷史的研究者，當然會給予一個肯定的回答，因為日常生活關係普羅大眾。而鍾情於國家敘事的史家，則把著眼點放在關係國計民生的重大課題上，日常生活和大眾文化自然不在他們的法眼之下。
現在我們討論「碎片化」，是因為一些學者認為這在中國已經成了一個問題，對歷史研究產生了消極的影響。不可否認，任何課題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意義，但對意義的理解卻截然不同。不少批評「碎片化」的學者認為意義一定在於能說明一個大問題，加深我們對中國歷史的宏觀理解。但難道我們不認為，一個小課題的研究，如果促進了我們對歷史上任何一個微小方面的理解，也是一種貢獻嗎？從中國歷史研究的傳統和弊病來看，我覺得應該容忍或者說寬容「碎片化」，因為「碎片化」的研究畢竟解決了一個個小問題。
其實，我們所說的「碎片化」，是針對整體化而言的，如果我們不使用「碎片化」這個詞，而用「局部研究」來代替，或許我們就會覺得「碎片化」並非總是消極的了。任何一種「化」，都存在消極的因素，關鍵是消極到什麼程度。如果我們說「碎片化」不是我們所追求的結果，難道整體化就是我們要達到的目標嗎？難道整體化就是歷史研究中值得提倡的積極傾向？如果我們仔細研究一下現存的中國史學研究成果，就會發現其實我們對歷史的「整體」了解得多， 對「碎片」或細節了解得少。而缺乏細節或「碎片」的整體史，經常存在偏差甚至謬誤。因此，我更傾向對整體研究持挑剔的眼光，因為我們可以發現在整體旗幟下，存在大量空洞化的重複研究，其內容不過是人云亦云，了無新意。
有些學者認為史學「碎片化」的主要問題並不在於研究的問題小，而在於「以小見小」。誠然，一些研究不能把其課題放到更大的問題上去討論，但並不是說就不具備研究的意義。我們喜歡用「開拓性」這個詞來說明研究價值，其實一般來講，研究「碎片」比研究整體更容易創新。所以，與其要求沒有多少經驗、沒有能力去把握整體、初出茅廬的年輕學者（甚至沒有出茅廬的研究生）去思考大問題，還不如鼓勵他們去研究「碎片」，他們的論文哪怕有一丁點兒新意，有一丁點兒獨到的發現，也比那些大而不當、雄心勃勃，但沒有任何獨創的所謂研究更有意義。「以小見大」固然不錯，「以小見小」也並非不好，即有多少資料說多少話，而不是勉為其難地回答所謂歷史的重大問題，或說一些似是而非、不著邊際的空話。也就是說，在任何研究中，我們所討論的問題和所下的結論，一定要在課題和所使用的資料能支撐的範圍之內。
其實，根據我的觀察，大多數被歸入所謂「碎片化」的研究， 也並非全然是簡單的描述，而是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努力探索歷史的意義，雖然那些研究可能存在種種毛病，但主要的問題並不在於研究的「碎片化」，而是學術研究和寫作能力的制約。我們應該理解， 課題本身經常決定了研究者最後所能回答的問題，一些史家致力於一些政治性課題（如戰爭、政府、政黨、思想等）的研究，我們當然期待他們的成果能夠為我們了解中國政治變遷等大問題做出回答；而另一些研究課題，如物質文化的研究，我們的讀者卻不必有這樣的期待。當然，如果這類小課題能幫助我們理解中國歷史或現實的重大問題，固然是非常理想的結果，但這不總是我們應該期望的目標。
其實，任何歷史研究，都必須有局部和整體，或者說碎片與整體，兩者甚至不存在孰輕孰重的問題。沒有局部，哪裡有整體？沒有零件，哪裡有機器？當然，我充分理解一些學者批評「碎片化」 的初衷，他們擔心我們的碩士、博士研究生和青年學者迷失在細節之中，特別使他們詬病的是，這些年輕學者不能把小問題提高到解釋大問題的程度或從更宏大的理論高度來進行分析。而我認為，批評「碎片化」的學者，對史學研究要求太高，雄心太大，不滿足對「碎片」（局部）的認識，似乎任何研究課題都要提供對國計民生等大問題的深刻認識，才算具有了研究的意義。上面提及所謂「碎片」和「整體」，就是零件與組裝的關係。整體是由碎片集成的，可以沒有整體，卻不能沒有碎片。一個技術不怎麼好的技工，儘管無法把零件組裝成機器，但只要零件還在，以後還會有高手利用這些零件組裝機器。但如果沒有零件，就完全不可能有機器。同理，歷史研究沒有碎片是不行的，這猶如機器沒有零件。這些看起來各自分離的「碎片」組合起來，會讓歷史研究逐步趨向整體認識。所以，任何提供這些歷史碎片的研究者，都在不同程度上為整體的歷史做出了貢獻。以考古學研究的碎片為例，如果在地下發現了一塊古代瓷瓶的碎片，一名學者對這塊碎片進行考察，這就是實實在在的碎片研究。我們研究歷史上存在的一件小事，一個微小的對象，不也猶如考古學中對碎片的研究嗎？
我認為，到目前為止，中國學者研究的「碎片」不是多了，而是還遠遠不夠。以城市史的研究為例，我們在日本的大學圖書館裡，可以看到一排排書架上，疊放著一層層關於東京城市史的作品，大到宏觀城市發展，小到社區街道、上水下水、吃喝拉撒，等等，我們就會深切感觸到我們對歷史的研究不是細了，而是太粗獷了。正如研究整體史的法國年鑑學派代表人物布羅代爾所指出的：我們對宮廷和宮廷生活的了解事無巨細，卻不知道鮮魚怎樣被裝在水箱裡運到市場，而到了市場上我們還可以看到各種野味的販賣，從中又可以有許多新的發現。這種對於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已有知識的不平衡，不僅存在於布羅代爾所批評的關於歐美歷史的研究中，也是中國歷史研究面臨的問題。甚至可以說較之現有歐美歷史，中國歷史研究這方面的缺陷更為明顯。因此，在目前中國歷史研究的語境中，我認為「碎片化」並不是一個明顯的問題，甚至本身可能就不是一個問題。因為中國研究小問題、研究「碎片」的歷史，不過才開始，等十幾二十年以後，碎片的研究發展到相當高的程度，再來糾正也不遲。
說到史學研究的「碎片化」，史景遷的研究就相當「碎片化」， 如他的《王氏之死》《胡若望的疑問》《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等， 把各種零散的資料、各種碎片組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完整的故事； 沒有理論分析，沒有學術回顧，沒有主要論點，不過建構了一個個的歷史敘事。另外，對許多歷史學家來說，人類學研究人類社會行為的一切方面，非常煩瑣，但人類學並沒有碎片化的擔憂。人類學在中國是新學科，沒有中國歷史學那種「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雄心壯志，而是熱衷於研究小問題，並不認為宏大問題就優於微觀研究。
碎片研究的重要性還在於，由於方法論、史學觀等的不同，我們的歷史認識和眼光都有相當的局限，在一定歷史時期，我們還不能認識到那些碎片的意義，但是，當更多的碎片得到研究，隨著方法和史學觀點的變化，我們可能會發現，過去看起來似乎沒有意義的碎片中卻蘊含了非常有意義的玄機，猶如拼圖一樣，如果碎片缺失，不可能拼成完整的圖形，而當我們把越來越多的碎片組合在一起，完整的圖形就逐漸展現出來。歷史的碎片也是如此，當我們了解越來越多的碎片，我們也就在日益接近對歷史的整體認識。
總而言之，這裡我想指出四點：一是「碎片化」並不是消極的；二是整體化和「碎片化」是共存的；三是「碎片」和整體的研究是同等重要的；四是如果一定要在兩者中間做出選擇的話，寧願選擇「碎片」。不過這裡應該強調的是，我並不認為我們有理由忽視整體研究，同時，我們應該對那些研究大問題、加深我們對中國和歷史重大問題認識的學者抱著極大的敬意。其實我理解，大多數擔心「碎片化」的學者並非反對研究小問題，而是強調研究不能停留在小問題上，應該把這些小問題同我們想探索的大問題聯繫起來，從而把小問題的研究升華到一定的高度。但是，我們也應該認識到，這種希望是一種理想狀態。如果我們對小問題或「碎片」的研究過於苛求，就會使研究者望而卻步，甚至造成過去那種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大家都擠在不多的重大題目的狹窄道路上的局面。相較之下，研究「碎片」撞車的機會少。而且，對「碎片」的理解越豐富，對整體的研究就越有利。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無論我們有多麼深邃的眼光、多麼遠大的抱負、多麼宏偉的敘事，我們所寫的歷史也不過是提供了一塊歷史的碎片，最多是有的碎片要稍微大一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