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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從什麼角度觀察,陶希聖在中國近代知識分子中的經歷都很獨特。他1889年生於湖北黃岡,192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律系,親歷過五四運動。作為知識分子,他先後任教於中央大學和北京大學,是當時著名的社會史學家和「食貨派」史學的代表人物,著有《西漢經濟史》、《中國政治思想史》以及親屬法著作,1934年在北平創辦了《食貨》雜誌,在史學界產生很大影響。
作為政治人物,他在抗戰爆發後從政,一度參與汪精衛「和平運動」,在杜月笙的幫助下,相偕高宗武脫離汪精衛,在香港聯名揭發汪的賣國密約,是當時震驚中外的「高陶事件」主角。此後,他成為蔣介石的幕僚,並為蔣介石整理、修訂了《中國之命運》。此前,有關陶希聖的研究和著作出版極少,只是隨著其子陶恒生的《「高陶事件」始末》等書籍推出,陶希聖才被人們記起。而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的陶希聖回憶錄《潮流與點滴》,其史料價值不言而喻。
上世紀20年代末,陶希聖出版了《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四年內印了八版。在書中,陶希聖認為,中國社會的性質不是封建社會,而是殘存著封建勢力的商業資本社會。這些封建勢力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進步,也是中國農民的痛苦根源。這與唯物史觀論者提出的中國社會是封建社會或者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社會相牴觸,陶與彭述之、瞿秋白、郭沫若等人產生了激烈爭論,這就是「中國社會史論戰」。
陶希聖夫人萬冰如曾說,陶希聖一生的最愛就是辦刊物、開書店。1929年他在上海與友人開辦新生命書局,1931年在北大任教期間創辦半月刊《食貨》。這本雜誌聚集了何茲全、鞠清遠等學人,兩年半時間裡,前後出版了61期。陶一人寫了全部345篇論文中的36篇。陶希聖對社會史的研究有很多獨到見解,「食貨派」也因此在史學界影響卓著。1971年,《食貨》在臺北復刊,到1988年8月停刊,楊聯、全漢升、勞幹、沈剛伯以及許多後來成名的後輩學者,都是《食貨》的作者。從學術史的角度來說,陶的《食貨》可謂中國史學界的重要一筆。
從陶的自述中可以看出,1937年之前,陶是一個有政治傾向的知識分子。當時是民國相對安定的時期,但是,各種政治思潮仍然瀰漫於大學校園。陶是國民黨人,近胡適,因此免不了與激進教授大打筆仗。此後,陶希聖捲入政治漩渦,直至70歲以後才專心從事著述。但是,在擔任蔣介石幕僚的幾十年裡,陶希聖並未停止學術研究,除了復刊《食貨》,他還出版了《中國社會史》、《中國法制之社會史的考察》、《清代州縣衙門刑事審判制度及程序》等著作。
「五四」一代知識分子鮮有人與政治完全無涉。另一方面,因為身處社會轉型期,儒家思想中的「修齊治平」仍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當時的知識分子。陶希聖80歲時,對自己的一生做了評判,「人自稱為講學者,我志在求學。人自命為從政者,我志在論政。」如果說,胡適自命為國民黨的「諍友」,有「幫閒者」的嫌疑,那麼陶希聖則是國民黨中的「骨幹」,可算是「幫忙者」。細觀民國期間的知識分子不難發現,在政治對於社會生活影響過於巨大的情況下,他們很難作為一個超越政治紛爭的個體而獨自存在。更多時候,他們被逼在兩難的情境中做出艱難的選擇。羅隆基、儲安平如此,胡適、陶希聖同樣如此。
赴臺以後,陶希聖繼續在國民黨內擔任文職高官,直到退休。根據其子陶恒生的回憶,陶晚年常感慨自己一向無從政之大志,卻身處複雜的政治環境中,經過巨大風浪,做出「翻江倒海」之事。回顧前塵,連自己都不敢相信。陶的個案似乎可以說明,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並沒有清醒的自覺。他們的很多選擇,往往是在時勢的裹挾下做出的本能反應,其後隨著慣性隨波逐流。相對而言,雷震先生是一個極大的例外:當他意識到自己所追隨的政黨與自己當初所追求的民主、自由目標漸行漸遠的時候,他毅然拋棄自己的政治身份,回歸自己批判性知識分子的角色,以《自由中國》為平臺,猛烈批判國民黨的專制、獨裁。如果說,陶事後難以接受自己過往的從政經歷,那麼,他在幾十年時間裡對於自己的人生顯然缺乏反思。
《潮流與點滴》
陶希聖著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2009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