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的永恆》是達利在1931年完成的布上油畫,典型地體現了達利早期的。《記憶的永恆》作於1931年,它受到弗洛依德的啟迪,表現了一個錯亂的夢幻世界。我們看到,清晰的物體無序地散落在畫面上。那溼麵餅般軟塌塌的鐘表尤其令人過目難忘。無限深遠的背景,給人以虛幻冷寂,悵然若失之感。達利的繪畫往往是支離破碎的,充分展示了無意識的夢幻場景。但實際上,這些看似偶得的幻覺形象,必定經過了畫家相當的努力;而看似無意識的畫面,必定是有意識計劃的結果,甚至是慘澹經營的結果。《記憶的永恆》也不例外。弗洛依德曾這樣對達利說,「你的藝術當中有什麼東西使我感興趣?不是無意識而是有意識。」
畫面展現的是一片空曠的海灘,海灘上躺著一隻似馬非馬的怪物,它的前部又像是一個只有眼睫毛、鼻子和舌頭荒誕地組合在一起的人頭殘部;怪物的一旁有一個平臺,平臺上長著一棵枯死的樹;而最令人驚奇的是出現在這幅畫中的好幾隻鐘錶都變成了柔軟的有延展性的東西,它們顯得軟塌塌的,或掛在樹枝上,或搭在平臺上,或披在怪物的背上,好像這些用金屬、玻璃等堅硬物質製成的鐘表在太久的時間中已經疲憊不堪了,於是都松垮下來。達利承認自己在《記憶的永恆》這幅畫中表現了一種由弗洛伊德所揭示的個人夢境與幻覺,是自己不加選擇,並且儘可能精密地記下自己的下意識,自己的夢的每一個意念的結果。而為了尋找這種超現實的幻覺,他曾去精神病院了解患病人的意識,認為他們的言論和行動往往是一種潛意識世界的最真誠的反映。達利運用他那熟練的技巧精心刻畫那些離奇的形象和細節,創造了一種引起幻覺的真實感,令觀眾看到一個在現實生活中根本看不到的離奇而有趣的景象,體驗一下精神病人式的對現實世界秩序的解脫,這也許是超現實主義繪畫的真正的魅力所在。而達利的這種將幻覺的意象與魔幻的現實主義作對比的手法,更使得他的畫在所有超現實主義作品中最廣為人知。
每一幅作品都與作者的生活經歷和社會生活為背景的,也就是說一幅作品的形成受到作者思想以及社會環境的影響。因此,作品本身會反映社會環境或是作者當時的思想狀態。那麼,現在我們就來介紹一下《永恆得記憶》的作者吧!
「除了畢卡索,薩爾瓦多·達利也許是最為知名的二十世紀畫家。」這是道恩·艾茲(英)在他所著的《達利》一書中的開場白。確實,在超現實主義畫派中,達利(西班牙 Salvador Dali,1904—1989)比其他畫家更加聲名顯赫,或者可以說「臭名昭著」——這不僅僅因為他的那些想像力豐富得令人震驚的畫面,更因為他那古怪得讓人側目的形象和行為。我們不能不承認他是個天才,無論從藝術的角度還是從自我宣傳的角度。他一本正經地宣稱自己和瘋子的區別在於他不發瘋。他精心侍弄他的小鬍子,使之成為其身體上的一道獨特風景線。他在畫布上「做夢」,表現性、戰爭、死亡等非理性主題。他撰寫《薩爾瓦多·達利的秘密生活》、裝腔作勢地進行各種活動總之,這個西班牙人的言行舉止連同他的藝術,已共同構成了超現實主義的特別景觀。
作為1931年完成的油畫,如果解讀畫作中的荒誕性,那麼《記憶的永恆》已經在很多方面顯示並預言50年代開始興起並發展的荒誕派。雖然《達利自傳》中有「《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卻讓我覺得還不如我本人能寫的東西」的表述似乎表明達利對於存在主義思潮的排斥(不過或許按照弗洛伊德的說法,這是一種「孩子對母親初次的反抗」)。然而,從讀者接受理論來看,一部作品從完成的那一刻起,就已經與作者毫無關係,只在讀者的闡釋和理解中取得其存在價值。因此,對於《記憶的永恆》的解讀,從讀者的角度而言,無論作者達利究竟受過存在主義多少影響,或是有直接證據表明根本沒有影響,都不妨礙我們從中解讀出荒誕派的雛形。
荒誕派戲劇接受了存在主義哲學的基本主張和超現實主義等流派文學觀念及表現手法,並加以融會,從而形成自己的獨特風格。從整體的世界觀來看,《等待戈多》和《記憶的永恆》至少有這樣一個相同之處:兩部作品同樣是在文本內部創造出一個迥異於我們所處現實的世界,看似荒誕可笑,或是超現實,但實際在他們所創造的世界內部,卻通過世界的自行封閉衍生出內部的邏輯,給予世界的存在邏輯上的合理性。無論是閱讀《等待戈多》還是觀看《記憶的永恆》,觀眾都會被自己所處的荒誕世界所造成的陌生化感受所影響,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觀看(閱讀)障礙,需要通過具體碎片狀的熟悉意象(如《記憶的永恆》中用人臉部分器官拼貼的奇怪存在,或者《等待戈多》中幸運兒毫無邏輯的臺詞)用自己的理性加以分析,來理解世界的本質。
觀察《記憶的永恆》所建立的世界。縱觀整個畫面,除去具體意向,擺放鐘錶的平臺,畫面下方的沙灘,上方的大海和天空闡釋了整幅畫作的世界觀。看似稀鬆平常,實際上卻無限接近於一個概念:無。不同於寫實繪畫的詳細背景和確定世界,而《記憶的永恆》所提供的世界,則只是一個天、水、地的最簡單概念組合,接近於世界的一種原初設定,基本上沒有任何內容,是一種相當空泛而概念化的存在。而在這種概念之上放置第一重意象,我們則可以看到,左下角的平臺和右上角的礁石兩個意象的能指,互相出現了意義的解構。右上角的礁石以寫實手法繪製而成,給整個世界帶來的是一種確定和真實的意義附加。而與此完全相反,左下角概念化描繪的平臺,因其過於理想化的方正的造型,置於所謂的「寫實世界」中,因其形體之間產生的矛盾,反而帶來一種不真實的感覺。而因為肉眼對於光亮的敏感性,在一般的欣賞過程中,一般都會先看到遠處的礁石然後才觀察近處的平臺,因此按照假設的觀看順序,正是之後看到的平臺,其意義解構了代表「寫實」的礁石,奠定了《記憶的永恆》整個世界的虛無和荒謬感。而在這種邏輯下,「寫實」的存在,反而成了「荒謬」的一種佐證。
細細觀察此幅繪畫的細節,此幅作品以風景為襯託,有一隻正在融化的鐘表,軟癱的像蠟一樣的鐘表,它們被掛在樹枝上,落在不知名的方形體積上,搭在胚胎狀物體上。畫面中的風景是異常平靜的, 它是那隻著名的「軟表」的背景,「軟表」即將熔化。事實上,柔軟的鐘表也是達利最廣為人知的題材, 他自己也十分喜愛表現「軟表」這一題材,仿佛表示出達利對「時間」這個主題的狂熱。對於時間的制約性,以及時間到底存不存在永恆性和記憶性,達利特別感興趣。
這種常常被他描繪成軟綿綿的甚至可以流動的鐘, 顯示出他對自己所痛恨的事物的冷酷無情,而這樣一種象徵手法也只限於他所憎恨的事物。他曾說:「機械從來就是我個人的仇敵;至於鐘錶,它們註定要消亡或根本不存在。」達利所創造的符號中最著名的莫過於這幅《記憶的永恆》中的「軟表」,這塊「軟表」有非常豐富的視覺意義和心理暗示。首先從視覺的層次上分析,用「軟」代替「硬」,用不正常代替正常,這給所有的觀眾帶來一種極大的新鮮感與陌生感。這種手法與戲劇家、理論家布萊希特的「陌生化」理論不謀而合,當然這一點是對一般的觀眾而言的。
我們可以從「軟表」聯想到柔弱、糜爛、坍塌,甚至讓人噁心要知道達利在當時算得上是一個「前衛」的藝術家,他所要做的事,就是挖掘人類心靈深處隱秘骯髒的東西, 也許他是想揭穿資本主義內核中腐朽表面的本質。在那樣一個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痛苦時代,人們對於金錢、欲望的心理渴求,就像這塊「軟表」一樣,被扭曲最終也被出賣。與其說這是藝術家在譏諷這樣一個不幸的事實, 不如說他正在肆意地挑逗人們那樣脆弱如緊繃之弦的欲望。我們不能無視藝術家的用意,儘管這種用意更大程度上顯得狠毒。「軟表」還有一個顯而易見的內在意義,那就是代表著肉體與精神的陽痿。
畫面中螞蟻密集在表面上,這些象徵腐敗的形象,正如達利經常回顧的,其源泉產生於他的童年時代。《達利的秘密生活》一書記載:「六歲的達利從堂兄手中接管那隻受傷的蝙蝠開始,螞蟻走進達利的記憶註定是天意。對這隻受傷的小蝙蝠,達利傾注了他所有的愛。但是,噩夢降臨在小達利的身上,不知什麼原因,他最愛的小蝙蝠被一大群瘋狂的螞蟻包圍著,遍體鱗傷,痛得發抖,已是奄奄一息。他跳起來拿起爬滿螞蟻的蝙蝠,並發瘋似的咯吱咯吱咬蝙蝠的腦袋,還把它扔進了水裡。從此,螞蟻就伴隨著達利。」據研究表明:「在達利的作品中,忙碌的螞蟻通常是緊張、焦慮和衰老的象徵,暗示著達利潛意識裡的恐懼、無力、不安和性焦慮。」
達利繪畫中的潛意識符號,除了上述提到的軟表、螞蟻,還有麵包、拐杖、抽屜等。通常用這些符號來詮釋他的夢境。在達利的作品中,每一種東西都不是它的本體,都被達利賦予了特殊的涵義。麵包是達利喜歡描繪的對象,藉助它,達利可以盡情表達他對情慾的幻想。對於抽屜,達利也做了如下的解釋:「有抽屜的人體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理論有關。弗洛伊德認為,抽屜代表女人潛藏的情慾。在達利的作品中,抽屜基本上是在女人體上出現,表現了達利對情慾的幻想。」達利賦予了拐杖以象徵意義與前面的兩種形象是不一樣的。達利認為,拐杖給他的感覺是一種自信心的缺乏, 然而又要表現出一種不同於往日的傲慢,因此達利曾說,拐杖在他的眼中是「死亡的象徵」。
我們可以看到,拋棄超現實主義主流的解讀方法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我們對《記憶的永恆》的闡釋所表現出的,正是荒誕派的風格和表現手法。在上述闡釋看來,《記憶的永恆》實際上所表現的,是作者想要表達的一個荒誕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一切的存在最終都指向荒謬和無意義本身,人的存在在狂歡和時間中被異化,而時間本身的存在也是不可靠的,整個世界對人類而言,呈現出的是一種冷酷和不可理解。在藝術欣賞之中,所謂作者解讀或是權威解讀,只是一種闡釋作品的方法,在審美活動中並不真正具有權威性,而正是這種個人化的審美和理解,才可能是通往藝術真正的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