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節用、節葬與非樂的主張

春秋戰國時代的統治貴族，窮奢極欲。聚斂金銀珠寶，收集奇寶石玉、珍奇鳥獸狗馬，衣彩紋繡，雕梁畫棟、將宮室建設得富麗堂皇，毫無節制增加車船、兵器的規格與數量。禮節繁瑣，又沉湎於聲樂。

統治貴族不僅奉生厚，奉死也厚，盛於厚葬久喪的風俗。貴族埋藏，棺槨多重，陪葬品豐富，紋彩的衣物、金玉珠寶裝飾在身上，帷幕帳幔、鐘鼎、鏡子、酒壺、戈、劍、羽旄等物品大量地埋藏於地下，還有車馬、活人殉葬，墳墓堆積得象高山。

然而，百姓的生活卻常常掙扎在死亡線上。他們負擔沉重的賦稅，還有各種勞役、兵役。終日勞苦，得不到休息，卻食不裹腹，衣不能禦寒，居室不能安固。墨子認為，統治者貪圖享樂而無限度地虧奪百姓的衣食，才導致百姓財用匱乏的結果。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殘酷的社會現實刺激了墨子提出了節用、節葬、非樂的主張。

01墨子的節用主張

墨子說，聖人治理國家與天下，不需要掠奪他國的土地和人民，就可以使國家和天下的財用增加一倍。大家聽了一定十分奇怪，不用增加財富，就可以使用度成倍增加，如何實現呢？墨子回答說，「因其國家去其無用之費」。什麼是「無用之費」呢？

舉例來說，飲食的功用是飽腹充飢、補充氣力，足以使手腳強壯、耳目聰明即可。那麼、追求五味的調和，味道的多樣，還要從遠國運回奇怪的食物，對於食物充飢補氣功用沒有增加，這就「無用之費」。

衣服的功用，冬則禦寒，夏則防暑。所以，冬天要加厚，夏天則輕薄。那麼多花邊與文飾有什麼用呢？不能增加衣服的功用，卻增加了費用。這種費用也是「無用之費」。

房屋的功用，冬則避風寒，夏則避雨溼，有盜賊則防侵入。房間蓋那麼大，那樣多，雕梁畫棟，裝飾上奇形怪狀的鏤飾。不能增加房屋的功用，還要增加費用，這也是「無用之費」。

聖人為了幫助人們對付兇禽猛獸，製造了各種兵器與鎧甲。凡是增加它們鋒利、輕便、堅固性能的製作，都要增益；不能增加這些功用，反而增加用度的，就是「無用之費」。車用於走陸路，船用於行水道，交通四方。促進這些功用，使它們使用時輕快便利的，就要增益。不能促進這些功用，反而增加費用的，就是「無用之費」。

這樣看來，墨子認為人類的一切用度，都應當是滿足人身最低的限度的需求為標準。如，衣能裹腹，衣能禦寒，室以安居。超出這個標準，只是為了漂亮而不能增益其功用的都屬於浪費。要依據這個標準來衡量，貴族統治者奢侈生活都屬於需要去除的「無用之費」。這說明墨子要求貴族與百姓應當過相同的滿足最低生理需求的樸素生活，這也是聖人的法度。墨子法禹，認為大禹才是聖王的代表。

02墨子的節葬主張

厚葬久喪，一直受到儒家學者的支持。孔子就支持三年之喪，《論語》中就記載著孔子與弟子宰我討論三年之喪的對話。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谷既沒，新谷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在這段對話裡，宰我認為三年之喪太長了，孔子則認為，小孩子生下來，三年才能離開父母的懷抱，父母去世守三年之孝是天下通行的喪期。但是，厚葬久喪的風俗包含著人力與物力的極大浪費，墨子從節用立場出發，不能容忍這一現象，所以提出了節葬的觀點。

其時，過繁過重的厚葬習俗，可以耗盡窮苦人家的所有的積蓄，甚至使他們背上沉重的債務。就是貴族人家也要令其府庫空虛。這說明，厚葬之風的浪費是很嚴重的，百姓辛辛苦苦換來的衣食之資都被貴族搜颳了去，埋到地下，活著人卻都用度不夠。

古者統治者不僅陪葬的物資豐厚，還要殺人陪葬。天子人殉多則數百，少則數十。士大夫人殉，多則數十，少則數人。這是對人力的時最為殘酷的損害。貴族厚葬，百姓則日用不足，於是上下積怨，貴族與百姓的矛盾日益激化，天下就不能安定。

儒家高唱孝道，為厚葬久葬之風推波助瀾。按照禮制，孝子哭喪必不用正常的聲音，身住在草廬之中，睡在茅草之上，餓了也強忍著不吃，冷了也忍著不穿，故意將自己的身體搞垮，使面黃肌瘦，眼睛凹陷，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被人攙扶才能起，拄著拐杖才能走。這樣的生活，還要維持三年，才能稱得上盡孝，才能稱為上士。

不僅如此，依照禮制，君死喪三年。父母死，喪三年。妻與長子死，喪三年。伯父、叔父、兄弟、庶子死，喪一年。姑姑、姐姐、外甥、舅父死喪五月。按照這種禮制，王公大人必不上朝聽政，士大夫必不能治理政事，農夫必不能耕稼樹藝，百工必不能制製造舟車器具，婦人必不能紡織。

王公大人、士大夫不能治政，天下必然混亂，農夫不能耕稼，日用必然不足。生產生活的秩序遭到破壞，天下必然不得太平。

03墨子的非樂主張

墨子衡量一個政策的好壞，始終堅持功利的觀點。一項政策，如果能夠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就是好政策。反之，就不是好政策。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不能富貧、眾寡、安危、定亂，無助於天下生利除害，所以墨子說：「從事於音樂是不對的。」

統治者為了聽音樂，就要厚斂於民，置備一套樂器，這是奪民之利，掠民之財。有了樂器，還要找人來演奏。從事演奏的樂師，不勞而獲，還必須要精美的食物，穿著華麗的衣裳。因為吃得不好，顏色就不值得看。衣服不華美，身形動作不值得看。不勞而獲的人多了，老百姓的負擔必然就要加重。

選擇樂師必然不能選擇老弱與幼小的人，必然選擇壯年的男子或女子，這樣致使男子不能耕田種地，女子不能紡線織布。耽誤了生產，人民衣食便不足。有了樂隊，有了樂師，王公大人自己欣賞必然不覺得不盡興，必然要與人共同來欣賞。如果與官員一同欣賞，必然要荒廢他們治理政事，如果與百姓一同欣賞，必然要耽誤他們的生產。

天下最大的禍患有三種，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食。然而撞大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不僅無助改善這些情形，反而使這些現象更嚴重。天下國與國相爭，強欺小，大凌小，盜賊橫行，從事於音樂，無助於安危定亂。

根據了這些理由，墨子提出了非樂的主張。音樂固然好聽，但不能解決廣大人民最迫切解決的生活問題——吃飽、穿暖、安居。音樂不能當飯吃，做衣穿，所以墨子從節用的立場出發，提出了廢除人類藝術欣賞與享受的權利。

《墨子 三辯》篇記載了墨子與程繁關於音樂的一段辯論。程繁認為，音樂有養倦之功，不僅不會影響王公官員治理政事，百姓從事各種事業，反而有所助益。人不能永遠處於工作的狀態，工作勞累了就要休息，休息就要聽音樂。

對於這個問題，墨子並不直接回答，他說從堯舜，到當下，音樂越來越多，天下反面越來越亂，據此他推論說，音樂對於治國不僅無用，而且有害。表面上墨子勝了這場辯論，但卻逃避了問題。堯舜到春秋時代，天下越來越亂的論斷是沒有根據的堯舜治天下未必比當時的王公貴族更高明。

墨子不僅剝奪了人們藝術享受的權利，還將人們休息的權息一起剝奪了。這可以從墨子與墨家生勤死薄，以自苦為極的生活態度看出來。在那個時代，貧苦大眾無權享受音樂，音樂是貴族專有的奢侈品。墨子非樂，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也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04小結

墨子節用的立場是從功利角度出發而做出的。不過，他的功利僅限於維持人類最低的物質生活需求。飲食能充飢補氣就好，味道是否鮮美，味道是否調和，是無須考慮的。衣服冬暖夏清，足以覆體就好，服裝是否美觀、華麗，也是無須考慮的。言外之意，只要能吃飽穿暖，美味與美觀，對於人沒有實際用處。

節葬主張是對於當時天下厚葬久喪習俗的反動，具有積極的意義。而且我們現代的喪葬習俗，是符合墨子觀點的。死去人既已埋葬，活著人就不應當久哭，而應當儘快從事生產。

墨子非樂的主張過於偏激，他依據狹隘的功利觀念，主張廢除人們音樂藝術享受的權利，認為音樂是一種不能加利於民的東西。可能，對於當時的貧苦百姓，他們真得沒有音樂，或者不需要音樂。音樂是貴族的專利品，既然老百姓能夠沒有音樂，為什麼貴族就不能？

參考資料：

《墨子》中華文化講堂 註解

《任繼愈談墨子與墨家》 任繼愈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