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士人的家國情懷
什麼是「士」？許慎在《說文解字》中的解釋是：「士，事也。」意為善於做事情有能力的人。班固在《白虎通·爵》中解釋為：「通古今，辯然不，謂之士。」班固在《漢書·食貨志》中又解釋為：「學以居位曰士。」範曄《後漢書·仲長統傳》中解釋為：「以才智用者謂之士。」總括起來，「士」就是指有知識、有思想、有能力、有一定地位的讀書人。
「士」的階層很早就出現了。西周、春秋時代，士處於卿大夫與庶民之間，是地位最低的貴族。先秦以後，士居於「農工商」之前，成了地位最高的平民。
餘英時先生在《士與中國傳統文化》一書中認為：士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一個獨特的現象。要正確理解「士」的內涵，可以把它跟近代西方的「知識分子」這個概念進行比較。「知識分子」的傳統淵源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希臘哲學的「理性」傳統，二是基督教的「救世」精神。中國的「士」就看重知識而言，相當於希臘的哲學家，而從士「仁以為己任」和「明道救世」的角度而言，「士」又兼備近似基督教的宗教情操。士人既是國家政治的參與者，又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者、傳承者，是中華文明所獨有的一個精英社會群體。他們以其特有的士人精神，在薪火相傳的中華文明的歷史進程中，發揮著無可替代的作用。
中國知識分子歷來有一種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理想，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他們以儒家「入世」的積極態度，參與政治，關注民生，「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擔當精神，彰顯士人的家國情懷。
一、熱衷政治的事功精神
在中國專制集權的體制下，政治就像一張網，士人自然不可能置身網外，他們的所作所為都與政治脫不了干係，即使是避世隱居，也是因為對政治信心喪失所致。那些「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士人，表面上是不聞政治，潛心向學，實際上還是企圖以思想救世。因此，許多士人在進行學術追求的同時，還具有熱衷政治的事功精神。
《左傳》記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功」在這裡指的就是事功，亦即事業和功績。所謂事功精神，並不僅僅指一般意義上對功利的追求，更重要的是指與心性哲學相對的一種經世濟時，關注國計民生的「經濟之學」。傳統的事功精神注重現實需求，提倡「通經致用」，「崇本抑末」，並善於將各種思想理論融化為解釋現實需求的工具，因此表現出濃厚的「實用理性」特點。
周遊列國，「汲汲於仕進」的孔子，以一種積極的「入世」態度，體現著強烈的事功精神。其「克己復禮為仁」的命題中就包含著事功的含義，從個人的角度說，「克己復禮」重在「修己」，而從治國安邦的角度看則是一種「事功」。惟有「立於禮」的治國者，才能保國興家，成就霸王之業。
韓非子的思想也帶有強烈的實用理性傾向，他以實踐效果作為檢驗和判斷一切事物的標準。他在《韓非子·問辯》雲:「夫言行者，以功用為之的殷者也。」意謂一切言論行為，只有施行後能夠達到預期的目的才有價值的，最後法家用事功精神實現了強國一統之夢。
漢代士人身上的事功精神表現得尤為突出。漢朝的許多官吏，他們既是政治家，又是思想家、經學家、史學家、文學家，士人們企望揚名立萬的路徑選擇中，「立德」、「立功」遠在「立言」之上。西漢的賈誼、晁錯就是這樣，他們把文章所具備的「經國之大業」的政治功用發揮得淋漓盡致，其文章的主題都關乎當時重大國事和國策，從治國策略上看，他們都提倡仁政的思想，主張以民為本，而且禮法結合。他們把自己的命運與國家捆綁在一起，在對政治的關心中實現自己的價值觀念。
即使是隱士陶淵明，在他的思想深處也或多或少地隱藏著一種事功精神。陶淵明歸隱田居的初衷有三點：一是因為官僚世襲、門閥制度的存在，一直得不到升遷，自己又不擅長曲意逢迎。二是因處於亂世，朝代更迭頻繁，恐誤人歧途，招來不測之禍，為保持個人名節而退隱。三是由於受傳統儒家「窮則獨善其身」，道家「以自隱無名」思想的影響，權衡利弊之後，才辭官歸田。如果他毫無事功思想，恐怕他就會如同許由伯夷一樣，一天也不會出仕。
士人的這種熱衷政治的事功精神絕非為一己之私利，只不過是為了尋求更大的空間，來實現自己治國平天下的鴻鵠之志。
二、心繫天下的憂患意識
「憂患」一詞，最早見於《周易·繫辭下》:「《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臺灣學者徐復觀先生在《中國人性論史》中指出：憂患意識「當系來自周文王與殷紂間的微妙而困難的處境，」而後「卻正為周公召公們所繼承廣大」，他認為中國人的人文精神躁動於殷周之際，而人文精神的基本動力就是憂患意識。《孟子·告子下》中也有這樣的論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憂患意識是一種道德意識，它強調個體對社會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這恰恰是中國古代士人主體意識的一種表現。
古代的士人大多懷有一種「憂天下」的博大情懷，由於在專制時代，君主是國家、政治、天下的象徵，正如《公羊傳》中所說：「國君一體也」，因此，在大一統的政權中，士人的憂國憂民之情常常以憂君為具體表現形式。當然他們的憂君意識也是源於對國家、對百姓的摯愛之情，目的是期望天下太平，百姓生活富足安康。
士人對君主的憂患主要表現在勸導君主要有所「憂」，要善於用人、要行仁政等，避免人亡政息。揚雄在《先知》中有一段對話：「或問：『何以治國？』曰：『立政。』曰：『何以立政？』曰:『政之本，身也。身立則政立矣。」強調君主是立政治國的出發點。
荀子《臣道》云：「故用聖臣者王，用功臣者強，用篡臣者危，用態臣亡。態臣用，則必死；篡臣用，則必危；功臣用，則必榮；聖臣用，則必尊。」韓非子認為，人臣有「五奸」，劉向認為人臣有「六邪」等等，都是對君主識人鑑人充滿了憂慮與期待。
明代萬曆時期的內閣首輔張居正曾向萬曆帝進疏道：「大抵皆以敬天法祖，聽言納諫，節用愛人，親賢臣，遠小人，憂勤惕厲即治。不畏天地，不法祖宗，拒諫遂非，侈用虐民，親小人，遠賢臣，盤樂怠傲即亂。」
當然士人們的憂患意識並非局限於憂君，士人們這種憂患意識還凸顯為關心國家民族命運的強烈責任意識，這在深度和廣度上都是憂君意識所不能企及的。如範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就表達了這種「天下為公」的情懷。
李白在安史之亂後投奔永王幕中，永王失敗後被流放。有人批評李白缺乏政治眼光，其實從一名憂國憂民的士子角度來看，他憂的並不是太子李建成抑或玄宗李隆基，而是抽象的「君」，更是抽象的「天下」！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船山認為「憂國」與「憂君」有著質的不同，在《楚辭通釋》中，他反覆強調屈賦中流露出的民族憂患意識。他在「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六句後批註道：「己之秉忠貞而樹賢於國，唯以國勢寢衰，將有危亡之憂，而君有喪邦之恥，隳其令名，是以願俟時以有為。」船山在此肯定了屈原憂的是國家民族的危亡，而非心系昏君的個人安危。相反，他認為國君喪邦辱國是極可恥的。
士人們的憂患意識還體現為潛心於學，力圖以思想救世。明末清初，很多士人眼看挽救時局無望，便退而著書立說，總結明朝滅亡的教訓，並對明末一些士人的行徑進行褒貶。在這樣的士人當中，顧炎武就是一個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
顧炎武明末就參加過復社的反宦官權貴鬥爭，清兵南下後，又參加崑山、嘉定一帶人民抗清起義，起義失敗後，拒與清廷合作。他十謁明陵，遍遊華北，所到之處，訪風問俗，廣泛搜集史料，著書立說，沉潛於學問的研究之中。顧炎武的學問，目的性極強，那就是為了警世。
憂患意識是一種社會意識，是一種理性的、批判的思想意識，是士人們留給我們的彌足珍貴的思想遺產。
三、責無旁貸的擔當情懷
孔子在《論語·泰伯》說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一般認為這是「士以天下為己任」的出處。孔子諄諄告誡士人要有胸懷大志，關心天下興亡的擔當情懷。孔子在《論語·憲問》還特別指出，「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意思是如果士人沉湎於安逸穩定的家居生活，就算不上士人。
北宋儒學大師張載著名的「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則對士人擔當情懷的具體內涵作了深刻的詮釋。
千百年來，傳統士人在孔儒之道的引領下，以責無旁貸、自覺擔當的氣概，逐漸養育成就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家國情懷與民族精神。
憂國愛民，以天下為己任的偉大詩人蘇軾在《辯賈易彈奏待罪札子》中說:「竊懷憂國愛民之意，自為小官，即好僭議朝政，屢以此獲罪，然受命於天，不能盡改。」在這裡，蘇軾把關心朝政的擔當情懷看成是「受命於天」，違天則不祥。一百餘年之後，偉大的愛國詩人陸遊在《跋東坡帖》裡由衷地讚許道:「公不以一身禍福，易其憂國之心。千載之下，生氣凜然。」
偉大思想家王船山身處「天崩地解」、故國敗亡的明清之際，他沒有逃避作為士人應盡的歷史擔當，而是挺身而出，力圖挽狂瀾於既倒。他呼籲作為「四民之首」的士人應當匡維世教、救君之失，對國家興亡擔負起應盡的責任。他說:「匡維世教以救君之失，存人理於天下者，非士大夫之責乎？」對「唯君相可以造命」的觀點難以苟同，他指出:「唯君相可以造命，豈非君相而無與於命乎?修身以侯命，慎動以永命，一介之士，莫不有造焉。」認為士人雖然「權藉」不如君相，但只要加強自我修養，靜以待時，即使是「一介之士」，也必然能夠「莫不有造」，有所作為，決不可輕易放棄歷史賦予人士的使命。
「最後的大儒」梁漱溟先生曾有一問：「吾曹不出如蒼生何？」意思是危難之際，我們這些人不挺身而出，天下百姓該怎麼辦？當時，梁先生在自長沙回北京途中，看見中原大地軍閥混戰、生靈塗炭、民不聊生，「此心如飲苦藥」，遂寫就《吾曹不出如蒼生何》長文，「投袂而起，誓為天下生靈拔濟此厄」。其擔當之勇氣與魄力，躍然紙上，令人景仰。
有一代又一代勇於擔當的士人存在，蒼生甚幸，民族甚幸，中華文化也得以薪火相傳，綿邈不絕。
家國情懷是構成士人精神兩極中的一極。什麼是士人精神？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翻譯家資中筠先生認為：中國古代士人的主流精神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家國情懷。他們以天下為己任，憂國憂民，勇於擔當。二是重名節，講骨氣。一旦仕途失意，便拂袖而去，高蹈林泉，放浪形骸。寧可世外窮處，也不委屈自己身心，始終保持著自己獨立的文化人格。
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理應接續先賢，培育「現代士人精神」，可現實是這種士子精神卻日漸式微。一部分知識分子已經成為當今社會道德淪喪的主要推手，根源就在於他們把一己私利和個人情感當作判別真假善惡的歷史尺度。他們也不乏「熱衷政治的事功精神」，可他們早已蛻變成「藤本植物」，「立言」的目的在於攀上「官本位」的高枝，以求取自己物質與精神上的「貴族化」。憂患意識、擔當情懷嚴重缺位，有的甚至連基本的人格都被踩在腳下。
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飽經憂患、歷盡劫難而綿延不絕地發展壯大，其中傳統士人這種家國情懷的士子精神，始終在起著脊梁般的支撐作用。在當今中華民族邁向偉大復興的道路上，重建「現代士人精神」，刻不容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