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歲的艾略特，Alexandre-Louis-François d'Albert-Durade繪
英國女作家瑪麗·安·埃文斯（Mary Ann Evans）取了一個筆名叫做「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因為她希望人們嚴肅地將她視作一名作家。
其他女性作家，例如瑪麗亞·埃奇沃思（Maria Edgeworth）和簡·奧斯汀，以自己的名字寫作。但埃文斯擔心，如果自己的（女性）身份被發現，她的作品將被視為「輕飄的」和「感性的」。
令人驚訝的是，她所擔心的事情並沒有發生。
艾略特出生200年以來，她的聲譽一直穩步升高。而她的《米德爾馬契》通常被認為是最偉大的英語小說之一。
艾略特的真實身份在她的第一本暢銷長篇小說《亞當·比德》於1859年出版後就曝光了。評論家不僅驚嘆於作者是一位女性（他們曾想像作者應該是一位善良的鄉村男牧師），而且她是一個無神論者，和另一個女人的丈夫公開生活在一起。
在當時，只有少數女性受過正規教育或擁有財產，也只有很少的中產階級女性從事有償工作，而艾略特克服了一切障礙。
按照維多利亞時代的標準，艾略特過著不體面的生活，但她是維多利亞女王最喜愛的作家之一。
而在文學季刊上，人們關於艾略特的作品所寫下的成千上萬文字中，對她緋聞八卦的興趣遠不及對「她是否呈現出了真實的世界」這一問題的興趣高。
不管19世紀的這些評論家（主要是男性）如何因為艾略特政治和文化上的異見而抨擊她的小說，很顯然（的確令人驚訝），他們仍是將它們視作重要的作品來嚴肅對待的。
一位「偉大的、長馬臉的女學者」艾略特於1819年11月22日出生於英國沃裡克郡紐尼頓，是羅伯特和克裡斯蒂安娜·埃文斯的三女兒。她接受到了那個時代的女性通常無法接受到的教育。她被認為「身體不具有吸引力」，而她的父親覺得，這將嚴重影響她的婚姻前景。
1850年，艾略特（當時稱自己為瑪麗安·埃文斯）從考文垂移居至倫敦，決心成為一名作家。
在此之前幾年，她翻譯過德國神學家、作家大衛·施特勞斯（David Strauss）的《耶穌的一生，批判性研究》（The Life of Jesus, Critically Examined）。眾所周知，施特勞斯認為《聖經》新約中的「奇蹟」是神話和虛構的謊言。沙夫茨伯裡伯爵嚴厲譴責艾略特的譯本是「從地獄的大嘴中嘔吐出的有史以來最有毒的書籍」。
艾略特的父親認為她的長相會嚴重影響她的婚姻前景（當時）艾略特居住在英國激進出版商約翰·查普曼（John Chapman）的家中，查普曼任命她為《威斯敏斯特評論》的助理編輯。她深受英國哲學家、政治經濟學家約翰·斯圖爾特·密爾的影響，特別是他關於性別平等的開創性論文《婦女的屈從地位》（Subjection of Women）。
她對1848年歐洲大陸的革命（民族之春，是1848年在歐洲各國爆發的一系列武裝革命）表示同情。她對婦女的教育寄予厚望，並支持女性參政權。
這時，艾略特與查普曼和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英國哲學家、生物學家）等已婚男性形成了一系列依戀關係，此後她才遇見了她的一生摯愛，英國哲學家、文學與戲劇批評家喬治·亨利·劉易斯，他們共同建立了一份彼此承諾的終生關係。
劉易斯當時和艾格尼絲·傑維斯處在婚姻中，與她育有三個孩子。和當時文學界其他的非常規情感關係不同，劉易斯和艾略特並沒有將他們的關係保密。
像其他許多男性一樣，劉易斯被艾略特智慧的光芒所吸引。她好奇心極強，對創新的興趣無窮無盡。
美籍英裔作家亨利·詹姆斯有一句廣為人知的描述，稱艾略特「醜陋得極美」。
不過，他也以他那有名的刻薄，對艾略特個性中的吸引力做出了令人驚訝的反應：「看我啊，的確愛上了這個長馬臉的女學者！」
她所實踐的人文主義1854年，艾略特翻譯了路德維希·費爾巴哈（Ludwig Feurerbach）的《基督教的本質》（The Essence of Christianity），費爾巴哈在其中宣稱上帝是人類想像出的虛構之物。取而代之，他希望思考他稱之為「物種存在」（species being）的事物，也就是說，思考作為人類、作為更廣泛社會結構中的一部分去看待問題，意味著什麼。
費爾巴哈的思想對於塑造艾略特小說中的人文主義實踐至關重要，而人文主義實踐又成為了艾略特小說中「跳動的心臟」。
喬治·亨利·劉易斯艾略特的社會意識、對資本主義生動的批判，在她1861年關於一名亞麻織布工的《織工馬南傳》和她1876年的傑作《丹尼爾·德隆達》中強烈地展現出來。後者是關於一個具有強烈自我意識的女主人公格溫多林·哈裡斯的故事，其中並涉及了當時英國社會對猶太人容易產生的、根深蒂固的偏見。
也許這才是艾略特作品的真正主題。她的小說通過精心設計的人物肖像、流言的線索、情感和聯繫的網絡，人物與人物的聯繫，將整部作品聯結在一起。
社交世界的背景場景，與更深層次的私人生活，甚至人類意識交織在一起，於是小說反映了將社會聯繫在一起的脆弱的、類似網狀的聯結。
她的角色動機可能是自我滿足、自欺欺人甚或對自己也隱藏了動機，也可能是所有這些動機的結合。而當他們在小說世界中遇到糾結悖論時，會迫使讀者重新打量自己和自己的觀點。
簡而言之，沒有人像艾略特那樣誠實或暴露脆弱。如果你讀了她的作品，並且真的用了心，那麼你可能會發現你對自己不了解的一面，而也許你寧願永遠都不知道。
正如英國作家維吉尼亞·伍爾夫對於《米德爾馬契》一書著名的評價，它是「少數幾本為成年人而寫的英語小說之一」。
米德爾馬契——最偉大的英語小說從1871年12月開始，《米德爾馬契》分為八個部分在月刊上連載，並於1872年12月以兩個幾尼（舊時英國金幣）的售價上架了四卷冊，售出8500冊。但要等到廉價版於1874年發售時，小說才真正獲得了讀者的歡迎，到1878年又售出了3.1萬冊。
就像艾略特所有的小說一樣，這部小說中的故事是多層面的。它主要圍繞著多蘿西婭·布魯克這位女主人公而寫。她與性格無趣的牧師愛德華·卡蘇朋處於糟糕的婚姻中，此外，特羅修斯·裡德蓋特——一位曾在倫敦受過專業訓練的醫生——想將現代醫學帶到中部地區，但娶了一位不合心意的妻子。
《米德爾馬契》的更深層次主題，是圍繞角色與社會環境之間相互作用的倫理戲劇，其中的社會環境對當代理解19世紀的現實主義至關重要（反倒常常讓維多利亞時代的評論家感到困惑）。
當時的評論家喜愛小說中的社會全景圖，「就像一間取材於生活的肖像博物館。」他們甚至發現，正如《泰晤士報》所說，它具有「哲學的力量」。但是他們並沒有立即意識到，這是艾略特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他們扼腕嘆息，認為它不如她早前的作品《亞當·比德》那樣「令人愉悅」，她早期所寫的鄉村故事是關於引誘、殺嬰、階級和教育等主題的。
一副艾略特的攝影肖像，1865年左右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在《米德爾馬契》中，多蘿西婭有錢。與簡·奧斯汀不同，她並不需要面對貧窮的威脅。的確，她根本沒有必要結婚。但她還是結了婚。
在一定程度上，她擁有自由。但她的靈魂之大卻被機會的狹窄所限制。也不能完全歸咎於省城（provincial）社會。多蘿西婭渴望做一些事情、實現一些目標，但她不知道該做什麼——這是她，也是我們的悲劇。
當多蘿西婭陷在婚姻的痛苦中，又面臨人類社會的苦難時，我們讀到了艾略特作品中最具心碎之美的一段話。她寫道：
「……如果我們對所有平凡的人類生活持有一種敏銳的洞察力和熱切的情感，那就好像聽到青草生長和松鼠心跳的聲音，我們應該強烈地感受到這寂靜背後的呼嘯聲。照這樣看來，我們中因走得最快（而聽不到那些聲音）的人，簡直是愚蠢到家了。」
這是潛藏在艾略特小說暗角中的痛苦——這是對她的偉大、以及我們努力讀懂她的量尺。
多蘿西婭對充實而有意義的生活的追尋，與後世的女權主義者產生了情感共鳴。她該如何成就某種目標？她應當把精力放在哪裡？她又該如何影響他人的生活？
我們都是「多蘿西婭」，都悲劇般地渴望著某種東西。正如維吉尼亞·伍爾夫所說，多蘿西婭和艾略特筆下的其他女主人公都感到了「對某種東西的需求——但她們幾乎不知道，這種東西可能與人類的存在是相矛盾的」。
本文作者卡米拉·尼爾森（Camilla Nelson）是澳大利亞聖母大學（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Australia）傳媒系副教授。
（翻譯：西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