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奧運破解「垃圾圍城」
與部分西方國家樂於將奧運政治化不同，中國公眾顯然抱有更為切實的想法——希望奧運會帶給北京乃至中國的不止是17天的變化。
其實，每個奧運問題背後都是中國所面臨的各種挑戰，奧運會只不過把這些集中呈現在17天而已。綠色奧運的背後，難道不是如何建設一個綠色中國的更艱巨的挑戰嗎？
據專家預計，奧運會期間將產生1萬噸以上的垃圾。
垃圾處理是綠色奧運的重要一環，北京曾莊嚴承諾：「到2008年城市垃圾將全部進行安全處理，垃圾資源化率將達到30%，分類收集率將達到50%。奧運會垃圾全部分類收集、集中處理，回用率達50%。」
然而，這17天的垃圾總量，也不過與偌大一個北京城的垃圾日產量相當。而中國2006年城鎮生活垃圾清運量為1.48億噸，2/3的城市被垃圾環帶包圍。
政府在解決垃圾問題上不可謂沒有教訓。在民眾中開展環保教育、推廣垃圾分類，結果人們卻找不到分類垃圾箱，而運輸車更是把所有垃圾一股腦裝進車廂，原來整個城市的垃圾分類系統全靠外地拾荒者支撐。再者，城市規劃未能充分考慮垃圾處理的環保需要，置環保部門的意見於不顧。循環經濟說到底是一門技術活，不但要求科技實力，更要求精細管理。而中國一旦要解決「垃圾圍城」的困境，首先被民眾感受到的改變，仍然是收費增稅。作為垃圾處理系統工程的一攬子計劃與未來資金流向，民眾仍未知情。
隨著中央政府對循環經濟的倡導以及城市土地價格的攀升，與興建傳統的垃圾填埋場相比，地方政府更有動力建設垃圾發電廠。目前該行業在全國已呈遍地開花之勢，相關的統一標準卻付之闕如。
希望北京綠色奧運關於垃圾處理承諾的踐行，能夠為中國更廣大的地區提供良好的範例，無論在系統處理、標準制定還是與居民的平等協商談判上。
——劉 陽
六裡屯垃圾電廠「叫停」之後
本刊記者 田 磊 發自北京
北京西郊的頤和山莊小區會所裡，趙章元正在給居民們上課。「如果有條件，就離開這裡，把家安在遠離垃圾場、化工廠、加油站這些大型汙染源的地方。」他把密布著垃圾場和加油站的北京城區示意圖攤在講臺上，引起一屋子人一片譁然。
退休前，趙章元是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的研究員，也是國家環保總局環境工程評估中心專家組成員，自從去年在北京六裡屯垃圾焚燒發電廠專家論證會上對組織者事先擬定好的專家意見書表示異議，並拒絕籤字之後，他就成了六裡屯附近居民心目中的英雄。
從1999年開始，六裡屯就成了海澱區生活垃圾的填埋場，北京市政府還打算投資7.5億，依託填埋場建起一座北京最大的垃圾焚燒發電廠，這是市政府在落實《生活垃圾治理白皮書》中提出的2008年奧運會前解決處理生活垃圾問題的一項重要舉措。如果不是當地居民的激烈反對，六裡屯垃圾焚燒發電廠將在奧運會開始前完工，但現在，這裡仍然是一片荒地。
垃圾焚燒過程中產生的劇毒物質二惡英成了籠罩在居民們心頭揮之不去的陰影，從2006年10月份開始，當地上千居民先後兩次穿著印有「反對在六裡屯建垃圾焚燒廠」字樣的文化衫，前往國家環保總局和北京市環保局門前集體請願，在巨大的民意壓力下，國家環保總局於2007年6月12日責令該項目緩建，進一步組織論證，聽取公眾意見。
專家論證會上的衝突
六裡屯垃圾焚燒發電廠項目陷入停頓至今，北京市政府雖然並未重新組織環評，卻也沒有放棄繼續建設這座焚燒發電廠的努力，去年11月7日，北京市頒布了新制訂的《生活垃圾焚燒大氣汙染物排放標準》。該標準中最重要的一條「焚燒廠廠界距離居(村)民住宅、學校、醫院等公共設施和類似建築物直線距離不得小於300米」引起了居民們的不滿。
「這分明就是為六裡屯這個垃圾場量身訂做的標準。」 垃圾場附近百旺茉莉苑小區居民黃世平說，300米正好是垃圾場距周圍最近小區的距離，把300米寫進即將執行的地方標準，分明就是為了在居民區建設垃圾場人為創造條件。他把政府公布的標準文本前後研究了幾十遍，參照各種國家相關法規，指出該標準一共有5大項，20小項錯誤和違規之處。
標準頒布後，北京市政府也曾組織了一次專家論證會，作為居民代表，黃世平參加了那次會議。「他們沒有讓我發言，主要是聽專家們講。」黃世平說，沒有想到專家們分成兩派，爆發了激烈的衝突，一方是以工程組專家、清華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聶永豐教授為首的「主燒派」，一方是以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院士劉洪亮、趙章元為主的「反對派」。「到最後，專家之間的爭論都到人格侮辱的地步了，差點沒有打起來。」黃世平說。
趙章元是論證會上衝突的主角，「我們爭論的焦點就兩個問題，一、垃圾焚燒到底是不是最成熟、最科學的垃圾處理方式，二、300米的防護標準是否合理，應不應該寫進地方標準。」趙章元說，這兩點他都持反對意見，衝突也由此而起。
「聶永豐和他的學生說300米距離足夠，我就追問，從哪得來的這個結論，他說是自己帶著學生們在實驗室多次模擬試驗的結果。我說，別靠你那幾個學生做幾個試驗，就說成熟。他就指責我說，你要做我的研究生，我還不收呢。」趙章元把論證會上所謂的衝突向記者複述了一遍。
「說實在的，聶永豐的實驗室做了很多這方面的工作，可我始終認為，這距離真正的國家標準還很遠，在處理這麼重大的公共事務時，顯然公信力不足。」趙章元說。
在那次論證會上，趙章元顯得孤立無援，在座的官員、企業家、學者大都是贊成建設這座垃圾焚燒發電廠的，或者就是沉默不表態，支持他的人不超過5個，但他還是堅持了自己的意見，並拒絕在最終的專家論證意見書上簽字，在後來公布的論證意見書上，也因此沒有出現300米標準這條。
散會之後，趙章元贏得了當地居民極大的尊敬，他們把趙章元視為老百姓自己的專家。趙章元說：「我是搞環境研究的，現在退休了，只是把沒有做完的事情做完，用自己的專業知識為社會做點實事，不會去考慮什麼學科建設、產業發展。」
當「科學」遭遇民意
對於專家們的衝突，當天參會的北京市市政管委會高級工程師王維平教授有著自己的看法，他說：「我們不能空談，理論一定要來源於實踐，同時也能被社會實踐所驗證，學術也不能太理想化。」對於北京乃至整個中國的垃圾處理問題，王維平有著更系統的看法。
早年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環境應用專業的王維平對東京的垃圾處理有過深入研究，回國後，為了研究中國城市垃圾，他吃住在垃圾場，與那些靠垃圾生存的「拾荒大軍」一起，並且要求自己帶的博士生也同樣如此。「東京的城市垃圾大部分都是焚燒發電的，全城一共有25座垃圾焚燒發電廠。」王維平說，北京也應該這麼幹，走向垃圾綜合管理，否則，北京總有一天會被垃圾包圍起來。
對於北京這座日益膨脹的超級大都市來說，建設垃圾焚燒廠已經迫在眉睫，可如今，由於當地居民反對，計劃中要在2008年建成的3座垃圾焚燒廠全部陷入停頓，唯一建成的高安屯焚燒廠也遲遲不能點火投產。
居民們並不關心垃圾焚燒發電是否世界上最科學的垃圾處理方式，他們只是被焚燒過程中產生的二惡英所嚇倒，這種無色無味的脂溶性物質毒性十分大，是氰化物的130倍、砒霜的900倍，有「世紀之毒」之稱，國際癌症研究中心已經把二惡英列為人類一級致癌物。
作為工程組專家，聶永豐始終認為，二惡英等有害物只要控制在低含量的標準，就不會對人體和生態產生不良影響。他說，六裡屯垃圾焚燒發電廠的二惡英排放中，設計要求採用歐盟標準，即二惡英含量0.1納克/立方米以下，而我國國家標準為1納克/立方米以下。
雖然在西方國家大力鼓吹垃圾焚燒的時代早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比如，早在1985年，美國就有超過137座垃圾焚燒爐興建計劃被取消；1992年，加拿大安大略省通過了焚燒爐使用的禁令；1996年北美洲五大湖區52個焚化爐結束運作；德國、荷蘭、比利時等歐洲國家也相繼頒布了《焚燒爐禁建令》。
但和所有事情一樣，西方國家經歷過的困境和走過的彎路，中國似乎都要重走一遍，對於「垃圾圍城」困境愈演愈烈的中國城市來說，垃圾焚燒即使不是最科學的方式，或許至少也是一個現實的選擇。
垃圾場該建在哪裡？
但是，具體到每個公民頭上，誰也不願意在自己家門口建垃圾場。「我不反對焚燒垃圾，但是反對在我們這裡燒。」黃世平的話代表了相當一部分居民的態度：六裡屯垃圾場的選址不科學。他們也確實為自己的反對意見找到了足夠的依據，比如，六裡屯地區處在北京的上風口，垃圾場離北京的水源地京密引水渠只有1100米，周圍有國防大學、部隊駐地、兩個別墅區、北京航空材料研究基地等等敏感單位。
事實上，早在1995年選址時，北京市環保局對垃圾填埋場進行環評審批時就曾明確指出：「從環境保護的角度考慮在此地建設垃圾填埋場是不適宜的，不採取妥善防治汙染措施直接填埋垃圾更是絕對不能允許的。」但是，「市領導已經原則同意將西六建材工貿公司取土坑開闢為垃圾填埋場，在六裡屯建設垃圾填埋場已勢在必行。」
現在看來，當初垃圾填埋場選址於此，主要是由於當地一座解放前就存在的磚窯廠幾十年的取土已經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坑，用來填埋垃圾，既省錢又省力，而對於環保的認知，那個年代幾乎毫無意識，現在要繼續在此地建設垃圾焚燒廠，考慮的則主要是此地已經是多年的垃圾處理地，這顯然比重新選址要容易得多。
當年，建設垃圾填埋場時，六裡屯地區周圍分布的是西六磚瓦廠、六裡屯、亮甲店、屯佃這些北京郊區貧困的農村和生產條件惡劣的工廠，把垃圾場建在經濟發展比較落後的地區，總是相對容易些。
但現在，這裡已經完全變了，雖然建設之初，北京市環保局提出，「填埋場界外500米之內不宜興建永久居住設施、現有設施應予搬遷」，然而10年來，當地政府對此規定從未放在心上，反而在附近接連新建了中海楓蓮山莊、秋露園、百旺茉莉園等小區，如今，這裡已經成了京郊山水環繞的別墅區，房價已經漲到了1萬多元一平方米，還有用友軟體等著名的高新企業。
垃圾場不建在這裡，應該建在哪裡？對於這樣的反問，居民們給出的答案多是京西更偏遠的農村，但是，政府要做出回答卻艱難得多。2006年底，北京電視臺《北京議事廳》節目中，在市人大代表和市長見面會上，回應代表們的問題時，當時的北京市市長王岐山曾表達了垃圾場選址的難處，他說：「現在在建垃圾焚燒場三個，說實話，我在北京找不到那麼大的坑填埋那麼多的垃圾，而且你把垃圾填埋場放到哪個村，哪個村也不願意，給錢也不願意。所以不管是垃圾填埋還是垃圾焚燒，我們都還是在反覆論證和測評階段。」
如何走出垃圾困境？
北京市垃圾處理有一個內部原則，除了中心四個城區外，其他各區誰的垃圾誰處理。這項政策被不少人批評為產生垃圾選址矛盾的一大原因，很多市民不理解：為什麼不能統籌考慮，在合適的地方建設垃圾場？
「這種看法完全是出於對垃圾處理的不了解。」王維平說，「舉個簡單的例子，如果說海澱不適合建垃圾場，把海澱的垃圾運到朝陽去處理，這就意味著每天幾千臺垃圾運輸車繞著半個北京城跑幾趟，這樣的狀況，政府財政承受不了，交通壓力更承受不了。」
在王維平看來，六裡屯垃圾焚燒廠遭遇民意的阻撓，不是垃圾處理的科學方法出了問題，而是政府的行政出了問題。事實上，從1999年底，六裡屯垃圾填埋場啟用以來，因為臭味擾民的問題，周圍的居民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對垃圾場和市政管委會的投訴。
「當時建這座垃圾場的時候，政府也是組織了一群專家，向我們解釋並承諾100米之外都不會有臭味。」離垃圾場最近的西六建居委會主任白尚華說：「可後來根本不是這樣，這麼多年了，臭味經常能飄到1公裡外，把我們燻得窗戶都不敢開。」
「這些問題主要是管理不善造成的，同樣的垃圾填埋場朝陽區的就好很多，沒有人來投訴他們。」王維平說：「六裡屯垃圾填埋場管理上確實很大問題，為了省力、賺錢，他們甚至把垃圾交給拾荒大軍去處理，而不是嚴格按照處理工藝做。」
去年，當居民們鬧得最激烈時，市政府終於做出反應，並撥了7000多萬到垃圾填埋場，加強管理，改造工藝，專門解決臭味擾民的問題。「這個月終於好點了，沒那麼臭了。」黃世平說，「可是，幾年下來，在這個垃圾處理廠上，政府可謂失盡民心。以前的填埋場都搞成這樣，現在你就是把焚燒廠說成一朵花，也不會有人相信了。」
面對反對垃圾焚燒廠的洶湧民意，西方城市管理者有自己的解決方式。「給垃圾場周邊居民一定程度的補償，比如免費供電、供暖，免費收垃圾等等現實好處，這些是普遍採用的有效措施。」王維平說。
但這些需要政府和公眾平等坐下來談判的方式是否能在中國實現，卻還是個未知數。對於北京來說，更緊迫的壓力來自奧運會。垃圾處理是綠色奧運最重要的一環，北京市曾莊嚴承諾：「到2008年城市垃圾將全部進行安全處理，垃圾資源化率將達到30%，分類收集率將達到50%。奧運會垃圾全部分類收集、集中處理，回用率達50%。」這一連串的數字需要面臨的挑戰，不僅有技術上的壁壘，更有洶湧的民意。
北京垃圾的出路在哪
本刊記者 陽 敏
有人問：什麼是世界上最可怕的罷工？
答案是：環衛工人罷工。如果城市無人清掃，人們將生活在垃圾城堡之中，情狀不難設想。
人們隨處製造著垃圾，卻常不以「垃圾」為意。北京申辦2008年奧運會時曾打出「綠色奧運」的旗號，承諾屆時「城市垃圾將全部進行安全處理，垃圾資源化率將達到30%，分類收集率將達到50%」。如此莊嚴的承諾，讓公眾開始關心「垃圾」話題。
實際上，不論2008年之前，還是2008年之後，垃圾問題都是困擾中國城市生活的重大難題。那麼，北京垃圾處理的現狀如何？「垃圾減量」的根本出路，是否在於徵收傳說中的「垃圾稅」呢？2008年3月5日，溫家寶總理在新一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言，「適當提高排汙費、汙水處理費和垃圾處理費標準」，看來所謂徵收「垃圾稅」的傳聞並非空穴來風。
其實，早在2月中旬，國家環保總局局長周生賢在全國環保廳局長會上，已要求各地配合有關部門適當提高排汙費、汙水和垃圾處理費標準。
「農民遊擊隊」的角色
北京城裡每天總有一些人踏著三輪板車，或走街串巷，或靜待一隅，收購各樣廢舊物品。他們正是數以十餘萬計的北京回收大軍中的成員，這支隊伍雖不是正規軍，卻編制有序，分工精細，「默默無聞」地承擔著北京城的垃圾分類和資源化的重頭任務。
從1952年，北京成立國有廢品回收公司，到1965年，北京二環內已有站點2000多個，隨著國有企業的式微，到1998年站點僅剩約5個。 數十年來，「拾荒大軍」把「國退民進」這個詞演繹得活色生香。
王維平，北京市政管理委員會高級工程師，中國兩大著名的「垃圾教授」之一。1988年，在環衛局任職的王維平給四川人許際才開了張條子，允許他到豐臺區的義和垃圾場撿垃圾。後來，據此發家的許際才成為了控制城北的拾荒大王，而追隨許際才來到北京的杜茂獻則成為佔據城南的垃圾大佬──其間故事紛雜，無法一一贅述，講來活似一部「川國演義」。
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王維平從日本回國，他依託政府資源和江湖關係完成了震驚一時的《北京垃圾回收及產業化調研報告》。1999年，王維平的調研數據說明，20世紀末，北京撿垃圾的外來人數近8.2萬人，其中四川約4.6萬人，河南約1.7萬人，河北約1萬人，江蘇約1700人，此外還有安徽等其他一些地區的人。
在這8.2萬人中，有3.1萬人是蹬三輪車沿街收購廢品的，這部分人，人均年收入為1.5萬元；從賓館飯店收泔水和商場收廢品的人約為2萬人，人均年收入1.2萬元；蹲守垃圾樓或扒居民樓垃圾道撿垃圾的人約2.1萬人，人均年收入1萬元以上；散布在城鄉結合部，從事廢品市場交易的人約1萬人。
收撿出來的「產品」，幾乎都運到河北：塑料，運到河北文安；金屬，運到河北霸縣；玻璃，運到邯鄲；紙，運到保定；鞋底膠皮，運到定州；輪胎，運到玉田。比如河北文安，當地財政收入的93%，都來自於再生塑料製造。
2006年，這支隊伍已經達到13萬人，而今，恐怕已至16萬人左右。 北京市政管委會提供的資料表明，北京市生活垃圾中有機垃圾(廚餘、果皮)佔44%，廢紙張、廢塑料和廢金屬的可回收利用垃圾約佔37%──我們有理由相信，有如此龐大而活躍的拾荒隊伍，佔垃圾總量近四成的可回收垃圾是相當充分「資源化」了的。
如何收編
不過，正如另一位「垃圾教授」、嘉興學院長三角循環經濟技術研究院院長杜歡政所說，民間拾荒隊伍已經基本完成了垃圾回收的「價值流」和「物質流」，只有「環境流」還沒有兼顧。
有關「環境流」的問題，王維平的感觸也很深。他在調研中發現，首先是「回收人群」本身存在的幾個問題：一是社會治安，北京的刑事犯罪中有62%與他們相關；二是衛生防病形勢嚴峻，71%的人都有傳染性肝炎，梅毒、愛滋病也不鮮見；三是計劃生育問題嚴重，72%以上家庭都有兩個以上的孩子。其次，民間的回收產業容易造成嚴重的二次汙染，比如河北文安的再生塑料汙染，以及綠色和平曾呼籲公眾關注的廣東汕頭貴嶼鎮電子垃圾汙染。
要破解上述難題，回收大軍「正規化」勢在必行。不過，如何正規化卻是個惱人的問題。為此，北京曾試圖以「公司化」的方式對十餘萬的農民回收隊伍進行「收編」。
為了鞏固陣地，拾荒大佬杜茂獻等人紛紛成立了資源回收公司，並與許多小區籤訂了「合作協議」。同時，原來北京原有的資源回收系統也紛紛進行改制，希望重振往日雄風。而北京宣武、海澱、朝陽、豐臺等各區也陸續成立了由各區政府控股的資源回收公司。一時之間，北京的垃圾回收業版圖呈現諸侯割據的局面，各種資本競相爭奪利益，而遺忘了改革的初衷。
北京「收編」的結果並不盡如人意，根本原因在於：新的遊戲規則打破了原有的利益結構，而改革的成本又分攤到了拾荒「個體戶」身上，加重了他們的負擔──具體地說，譬如某個體戶與某回收公司籤約，每年上繳費用竟高達1萬多元，當然裡面已包含了進貢給居民小區物業公司的抽頭。
實際上，北京的廢品回收行業為民間控制的局面不過是中國拾荒業的一個樣板戲，許多地方都面臨著放任或收編農民遊擊隊的兩難之境──為此，由杜歡政主導的長三角循環經濟技術研究院設計出一套方案，在以循環利用廢舊金屬為主導產業而有「五金之都」之稱的浙江省永康市試行。
在改革之前，本地人口不過50餘萬的永康市大街小巷遊走的「農民回收遊擊隊」將近有4000多人。新方案推行後，物華回收有限公司作為龍頭企業，將原有的數千散兵遊勇收歸旗下，實行 「七統一」：統一規劃、統一標識、統一著裝、統一價格、統一衡器、統一車輛、統一管理，改編經費由龍頭企業和政府共同承擔──在杜歡政看來，這是為拾荒農民正名的重要舉措，他們將不再被視為二等公民。同時，這4000名農民又分別掛靠在120個收購站點，這些收購點再分屬4個回收基地，基地直接與交易市場掛鈎，進行交易。
「永康模式」的精髓在於，它強調政府應當承擔一部分社會責任，主張「市場化」與「公益化」並重的原則，並且尊重了過去20餘年來形成的既有利益結構鏈條。「永康模式」已試行一年多，比較成功，現今浙江省已在全省範圍內推廣試行。
而今，北京正在部分小區試點的「資源回收體系統一化」工程，似乎受到「永康模式」中「公司加個體戶」理念的影響──海澱區的再生資源回收物流配送體系於2006年10月9日正式啟動，回收垃圾的小販、板車，將逐步被封閉式運輸貨車取代，首批13輛運輸車開始對紫竹院、八裡莊等8個街道共110個社區回收試點網點的再生物資進行統一收取和物流運輸，而試點的「社區回收站」所有「回收員」都是外地進京務工人員，其中八成就是以前的拾荒人。
垃圾稅是綠色稅種嗎?
城市中龐大的農民回收隊伍，的確為北京環衛部門減負不少，但所剩生活廚餘垃圾數量依舊龐大，令管理者大為頭疼。
1991年，北京利用世行貸款建成了大屯轉運站和阿蘇衛填埋場並投入使用，這標誌著北京的垃圾處理進入無害化階段。此前，北京的垃圾不過是採用簡易堆放的方式進行處理。
所謂「無害化」，很長時間國內主要指「填埋」。據北京市政管委會介紹，截至2005年底，北京對垃圾的處理中，3.1%進行了焚燒處理，8.4%堆肥，製作成垃圾肥料，88.5%則填埋。預計到2010年，北京的垃圾日產量將達到1.6萬噸，這對於北京城是個巨大的挑戰。而現實的情形恐怕要更加悲觀一些，因為規劃中的焚燒及綜合處理設施均建設進程緩慢──北京計劃建設南宮、高安屯、六裡屯、阿蘇衛4座生活垃圾焚燒廠，但其中高安屯和六裡屯因為環保問題遭致周邊居民及企事業單位強烈反對，一度引起輿論高度關注。
然而，在王維平看來，過去政府的一些法律和政策都在被動地接受垃圾，強調末端無害化處理實際上是「下策」。那麼，何為「上策」呢？自然是「源頭減量」。要實現「源頭減量」，自然要從製造廚餘垃圾的家庭入手，實行嚴格的垃圾分類。
要解決這個問題，「日本經驗」值得借鑑。日本的家庭垃圾分類極為精細，最早分為可燃和不可燃兩類，後來又增列出資源垃圾和粗大垃圾，以及電池、燈管和油漆等有毒有害垃圾。常常訪問日本的杜歡政教授說，哪怕一個普通的酒瓶，日本的家庭主婦也要把它分解成瓶身、瓶蓋和複合膜單獨存放，積蓄一定數量再交給垃圾車。
如此精密的垃圾分類適合中國國情嗎？杜歡政認為，這在中國還不太可行。原因在於，中國和日本社會發展水平不一樣，社會組織結構和生活方式也不一樣，我們只能學習它的精神和理念，然後根據中國國情研究出在發展中國家切實可行的方法。「舉個簡單的例子，日本的女性多數不用上班，在家專門管理家務，中國女性有這個條件嗎？」杜歡政說。
既然精細垃圾分類在中國目前尚不可行，那該怎麼辦？於是，有人提出以徵收「垃圾稅」的方法來扼制家庭垃圾產量。不難理解，這同為控制白色汙染而進行塑膠袋收費的思路如出一轍。
「垃圾稅」這個提法聽起來還有點新鮮，不過，徵收垃圾處理費在中國卻已有年頭，無論《中國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汙染環境防治法》，還是1997年六部委聯合發文，都對收取「象徵性」垃圾處理費作了相關規定。以北京為例，每個家庭每月需繳納3元垃圾處理費，每年僅36元。
「一個3口之家每年大約產生垃圾1.6噸，即使按照120~125元/噸的垃圾處理成本，36元也過低，」王維平說，「儘管增收垃圾處理費用可能連帶產生收費是否公平的問題，但它是目前切實可行的方法。」
不過，杜歡政認為增收垃圾處理費並不是治本良方，「垃圾量與居民消費結構密切相關，與垃圾收費並無直接關係」。
對於垃圾收費的問題，國內外一直存在爭議。 譬如，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在2001年審議通過《廣東省城市垃圾管理條例》時，曾否決條例草案中原擬的「徵收城市生活垃圾處理費」的規定。
去年，英國政府曾提議引進「垃圾稅」這一新稅種，對扔垃圾這一行為收稅，而這一設想卻遭到了多方面的反對。其後，下議院下屬的一個跨黨派委員會表示，由於正在討論中的「垃圾稅」徵收計劃程序過於複雜、表述令人費解，政府開徵「垃圾稅」的可能性已經微乎其微。
據了解，在已經實施「垃圾稅」的愛爾蘭，越來越多的居民為了「合理避稅」，在自家後院焚燒垃圾，造成了許多火災隱患，並產生了更多難以處理的廢氣。還有些居民為了逃稅，竟然將自家的垃圾偷放在鄰居的垃圾箱裡。
王維平認為，愛爾蘭的情形不會在中國重演，因為現階段中國垃圾費將按人頭收取。不過，一旦條件具備，按照每個家庭實際產生的垃圾量來徵收垃圾處理費是一個努力的方向。
從證券交易印花稅，到塑膠袋收費，再到加大徵收垃圾處理費，這一系列的稅費政策真的能夠從源頭上解決問題嗎？
(感謝《光明日報》記者、環保作家馮永鋒為本文撰寫提供的支持，本文寫作亦參考馮永鋒專著《不要指責環保局長──從北京看中國城市環保出路》)
應對垃圾新思維：從處理到管理
王維平
人類歷史與垃圾同行
垃圾始終伴隨著人類，見證了社會的興衰發展，據《漢書》記載，早在公元前223年，就有了環衛工人。但同時，垃圾也給人類社會帶來了諸多困擾，尤其是在人類社會邁入工業化和城市化以後。美國人從1924年開始填埋城市垃圾，到了1980年代，到了無處可埋的地步。
1972年以前，城市垃圾大部分都被運往農村做肥料，那時候的垃圾裡極少金屬、塑料，大都是些爛菜葉、剩飯，頂多有些髒土，所以，農民很歡迎城市的垃圾。可到了1970年代前後，城市垃圾的成分日益複雜，塑膠袋、玻璃、電池、有毒金屬等構成了垃圾的主體。
在國際上，1972年是個分界線，農民從那年開始拒絕再接收城市垃圾。中國大概是在1979年，開始出現農民拒收垃圾肥料的事情。從那到現在快30年了，城市垃圾只能堆放到城郊空地，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垃圾圍城的局面。就連首都北京也不例外，幾年前同樣處於垃圾環帶的包圍中，只是最近兩年才有所好轉。
垃圾一方面扼殺、吞噬著城市，改變著城市風景，同時也啟發了一種全新的城市發展模式，用現在的時髦說法，就是循環經濟。據國際相關權威機構統計，2005到2007年，3年間全世界主要的工業原料有40%來自於廢舊物資。2005年一年，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回收的廢舊物資總量價值2500億美元，歐洲是廢舊物資循環利用最好的區域，單是用紙一項，全歐洲再生紙佔了消費總量的70%。
舉一個大家都熟悉的例子，米其林輪胎。他們著名的「371承諾」，每條輪胎能夠翻新3次，使用7年，行駛100萬英裡。廢舊的輪胎使用3次之後，即使最後徹底不能再奔跑，仍然能夠做成橡膠粉被利用。
為什麼歐洲會這樣呢？在當代世界格局中，資源爭奪是國際鬥爭最重要的議題，歐洲地域狹小、缺乏資源，歷來如此。對於他們來說，廢舊物資是跟石油、天然氣同等重要的戰略資源。
而在全球範圍內同樣如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廢舊物資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戰略資源。這一點，在西方國家的政治議題中早已是共識，只是在中國我們還認識不足。不過，這也只是時間問題，遲早大家都會明白，垃圾絕不僅僅只是垃圾，它是一堆寶藏，重要的是看我們如何去管理這些寶藏。
走向垃圾綜合管理
把垃圾當成資源來對待時，我們就應該用「管理」這個詞，而不是「處理」。如今，歐美國家最先進的主流思想就是走向垃圾綜合管理，結合中國垃圾實情，對於垃圾管理，主要應該遵循以下一些原則：
一、合法性。在中國，我們管理垃圾目前要遵循的最重要法律是2005年出臺的《固體廢物汙染環境防治法》，這部法律的基本思想是先進的，主要提出垃圾的減量化、資源化和無害化。
其中最重要的在於減量化。目前，在工業化和城市化最發達的歐美日，城市垃圾每年都能做到負增長，東京從1989年就開始了負增長，至今已持續了19年。歐洲除了希臘和土耳其外，全部城市都能做到垃圾負增長，這是人類社會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對於中國來說，資源化則是更加現實的問題，研究垃圾的學者都會說「垃圾是放錯了位置的資源」，這個就不用細說，單是垃圾管理帶來的就業大軍就是很可觀的數字，在中國，600多座城市，一共有230萬垃圾產業大軍，光北京就有17萬之眾。
無害化則是一個基礎性原則，對於垃圾的各種處理方式，主要目標就是避免汙染環境。
二、系統性。垃圾管理是一個系統工程，從產品生產開始，就應該給予考慮，在垃圾管理先進的國家，有各種法規，在新產品出廠時，就對廢棄後的回收和利用做了規定，主要由生產廠家承擔這項工作。當垃圾產生後，從前期的垃圾分類到廠內分揀、再生產品的製造、銷售以及重新使用都需要系統安排，任何一個環節沒有準備好，都於事無補。
以北京為例，前幾年搞垃圾分類，到處宣傳環保，製作分類垃圾桶，前後花了一億元，最後卻換來老百姓罵聲一片。因為他們發現，自己聽政府的話，加強環保意識，小心翼翼地把垃圾分類丟，可垃圾車一來，一股腦把所有垃圾都堆進去了。其實，北京到現在也沒有建立起一整套的垃圾分類處理手段和設施。這樣就既浪費資源，又欺騙了民眾的信任和感情。
東京也曾經有過沒有系統考慮垃圾問題而帶來的城市管理教訓。當時日本人找到了垃圾焚燒發電這個處理法寶，市政府在很短的時間內迅速投入25億美元，在東京城區各地建設了25座最先進的垃圾焚燒發電廠，可是剛剛開工沒多久，其中10座就停了，因為沒有垃圾吃了。市政府在設計之初，根本沒考慮過垃圾負增長的情況，現在，東京的垃圾越來越少，這些焚燒發電廠大部分都面臨被拆除的狀態，這個事情讓東京市民對政府的執政能力產生了強烈質疑。
三、經濟性。垃圾管理同樣也要遵循經濟學的最優原則，要用最少的錢來獲取最大的收益。這裡的收益不單指經濟收益，更包括環境收益和社會收益，要將環境、經濟、社會三方收益綜合考慮，平衡處理，決不能為了省錢、掙錢而危害環境，更不能漠視垃圾處理場地周邊居民的利益，為了處理垃圾而造成居民成天投訴，這同樣是得不償失。
建立系統操作體系
要實現垃圾的綜合管理，只靠政府遠遠不夠，甚至，主要的工作也不能由政府來承擔，而應該遵循責任分擔的原則，政府、企業、公眾都是承擔責任的主體。其實，建立這個系統並不是很難，很多企業都願意做，公眾的環保意識也在日漸高漲，政府應該只從立法、監督、處罰三方面努力，剩下的事情都交給企業去做。
另有一個重要原則，就是差異性原則。垃圾成分與地域、氣候、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等因素都有密切關係，每個城市的垃圾都是不一樣的。以北京為例，海澱區跟豐臺區的垃圾成分就有很大不同，北京跟青海的垃圾差異就更大了。
基於這種差異，我們在管理垃圾的時候，就一定不能實行統一的標準和工藝，一定要分類對待，摸索出最適合本地的垃圾管理經驗。也因此，中國管理自己的垃圾不能照搬西方經驗，而應該由我們自己的學者和技術人才在實地調研中國城市垃圾狀況的基礎上，總結出本土模式。
可是，目前我們還沒有形成一整套完善的垃圾管理思想體系和實際操作經驗，所以在垃圾問題上，中國的600多座大小城市一定會不斷出現各種問題和矛盾。即使在經濟最發達的香港，即使他們的垃圾熱值已經達到每公斤8200千焦(4200千焦即可直燃)，也因為缺乏系統的垃圾管理思想而時常被垃圾問題困擾。
總體來講，中國的垃圾管理事務，這兩年在不斷進步。仍以北京為例，雖然系統管理的操作體系還沒有建立，但至少在政府決策層的頭腦裡，垃圾問題已經擺在了很重要的位置，系統管理的思想已經初步建立起來，接下來就是怎麼操作的問題了。
人類與垃圾的關係分為四個階段：自然淨化、堆放汙染、末端治理和減量化資源化階段。如今的中國城市正處在第三階段，這是現實困境所決定的。但我們應該提倡迅速地進入第四階段，起碼在中國的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香港、廣州這樣的地方應該率先進入第四階段，而不是大量修建焚燒爐，在末端治理階段徘徊不前。
(作者為北京市人民政府參事、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員會高級工程師、中國人民大學環境經濟學教授 本刊記者田磊採訪整理)
奧運垃圾處理進行時
吳 那
奧運會把數量龐大的人在短時期內集中到一個不大的區域內，產生的巨量生活垃圾是一件讓歷屆主辦方都非常頭疼的事情。
「垃圾是放錯了地方的資源」，道理好說，但如何把這些資源放到合適的地方，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據專家預計，2008年奧運會期間，將產生1萬噸以上的垃圾。隨著奧運會一天天迫近，中國的奧運垃圾處理工作緊鑼密鼓地展開。
處理廠的新建與停用
人們日常生活中產生的垃圾主要是餐廚垃圾，餐廚垃圾的處理方法，主要是將收集的餐廚垃圾經過固液分離機，將大體積物料擠壓脫水並提出。在北京，汙水得到處理可達到《北京市水汙染物排放標準》規定的三級排放標準。由於分離出的固體物質有機物含量很高，可作為堆肥原料。處理餐廚垃圾，需要專門的垃圾處理廠。
根據《北京市生活垃圾治理》白皮書，北京將建設4座餐廚垃圾處理廠，日處理能力將達到1200噸，於奧運會前建成投入使用，力爭100%處理北京餐廚垃圾。2007年10月13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投資2133.79萬元，歷時1年建成的北京市首座餐廚垃圾處理廠投入運行。
這座餐廚垃圾處理廠位於大興區贏海鄉南宮堆肥廠內，佔地面積0.39公頃，年處理餐廚垃圾7.3萬噸。具有每天處理200噸餐廚垃圾的設施，主要處理北京市122家奧運籤約飯店、31個奧運場館和部分餐飲單位的餐廚垃圾。2008年奧運會前，北京市部分大型餐館、學校、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的餐廚垃圾也將統一收集處理。據測算，北京市每萬人日產生餐廚垃圾約1.22噸，全市餐廚垃圾日產生量約為1200噸。
除了這些新型的餐廚垃圾處理廠，原有的焚燒、填埋等處理方法依然使用，但考慮到對環境的影響等原因，一些原有的垃圾處理廠在改造中。
昌平垃圾綜合處理廠位於昌平區東沙河上段東岸，屬於規劃昌平新城中部，是昌平新城的景觀建設中心。但因為這個垃圾綜合處理廠緊鄰2008年北京奧運會鐵人三項賽比賽場地，對環境造成了一定影響。昌平區關閉了垃圾綜合處理廠，將焚燒車間改為垃圾密閉轉運站。位於昌平衛星城範圍內的昌平垃圾綜合處理廠現已停用。
昌平轄區內有18個街道及鄉鎮，日產垃圾在1000噸以上，其中城區日產垃圾300噸，街道鄉鎮及農村地區日產垃圾量約990噸。全區將新建16座密閉垃圾轉運站對垃圾進行壓縮處理，然後送到阿蘇衛垃圾衛生填埋場填埋。
根據《北京市「十一五」時期環衛專業規劃》，北京在「十一五」期間將投資75.6億元，建設48個大型環衛基礎設施。其中，包括投資70.9億元建設27座生活垃圾處理設施、7座垃圾轉運站，投資2.8億元建設9座糞便銷納站，投資1.3億元建設4座建築垃圾處理場。
高科技的運用
為了更好地解決垃圾處理問題，垃圾處理工作中引入了大量新技術。國內首套專門用於接收、處理已經居民分類過的垃圾精分選系統——小武基光譜分選系統開工建設，並將在奧運會期間投入使用。
光譜分選系統是根據不同物質對光譜形成的反射不同的原理，實現不同物質之間更為精細的篩分。僅塑料就能按原料不同分出8種，分類回收，更好地實現再利用，提高分選和處理效率，處理精度比現在大幅提高。該系統還能分辨紙張等輕質物質。
光譜分選系統是目前世界上最先進的垃圾分選技術之一。建成後，小武基大型固廢分選轉運站將成為中國第一家實現光譜分選的垃圾分選站。屆時，奧運中心區場館產生的大量分類垃圾將通過此系統進行精細分選，為北京實現「綠色奧運」提供技術保障。
據悉，該系統建成後還將配套建立全透明的空中參觀通道，屆時參觀者可以零距離觀看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垃圾分選設備運行過程。
由市政府投資建設的小武基分選轉運站滲濾液處理工程，已通過工藝驗收，進入試運行階段。該工程總投資550萬元，日處理滲濾液能力可達60立方米。經過該工藝處理後的滲濾液和汙水可達到國家二級排放水標準。
5種新型環衛車輛去年正式「上崗」，這些車輛具有道路清掃、吸掃、清洗以及餐餘垃圾處理等功能，有的環衛車輛可自動吸掃落葉、樹枝、汙水溝內雜物等垃圾。專門用於城市道路清洗的清洗車，其出水水壓較強，一次作業就可呈現道路本色，潔淨度可達到「席地而坐」的程度。這些新型環衛車輛效率可達目前同類設備的10倍左右。通過一段時間的摸索，將為奧運場館提供優質服務。
中國自主研發的餐餘垃圾車，車箱體內採用推板壓縮方式，車身底部安裝有大容量的汙水箱，在餐廚垃圾壓縮裝箱過程中，能將殘渣和液體初步分離。抵達南宮餐廚垃圾處理廠後，餐廚垃圾通過車輛後門，直接卸到處理設備處，能夠避免二次汙染。這些餐廚垃圾收運車將主要用於奧運場館和籤約飯店的餐廚垃圾收集清運，然後將餐廚垃圾統一運送到環衛集團南宮餐廚垃圾處理廠進行無害化處理。
北京環衛集團稱，公司採購了30部多功能餐廚垃圾收運車，主要用於保障奧運場館和籤約飯店的餐廚垃圾收運處理。
奧運場館周邊將配置800多座移動公廁，大客車式的移動公廁也正在研究中。
垃圾處理能力增強
隨著垃圾處理廠的興建和高科技的不斷應用，北京的奧運垃圾處理能力不斷增強。北京市的垃圾管理工作，也已經逐步從末端向源頭轉化，從被動的接受垃圾向主動的消減垃圾和資源化利用垃圾轉化。
去年，100多家奧運場館、奧運籤約飯店作為首批試點，餐廚垃圾開始啟動規範化管理，有關部門將建立起餐廚垃圾排入申報管理制度，試點單位將每天申報餐廚垃圾的日產量、委託收運單位及最終處理去向等。
在進行試點後，從今年起，北京市將在總結經驗和做法的基礎上，逐步擴大餐廚垃圾規範管理範圍，初步建立專業化收集、運輸和處理的管理運行體系。在今年6月前，所有奧運場館、奧運籤約飯店的餐廚垃圾都將實行單獨收集運輸和處理。122家奧運籤約飯店、31個奧運場館和部分餐飲單位的餐廚垃圾納入規範管理和安全處置。
200餘家以奧運場館，奧運籤約飯店、賓館為主的社會單位已與北京環衛集團籤訂餐廚垃圾集中收集清運處理合同，其餐廚垃圾都將無害化和資源化處理。隨著環衛集團與奧運場館，奧運籤約飯店、賓館籤約的增加，從1月至2月中旬，集團的餐廚垃圾收集處理量明顯增加，達到6250噸。其中2月上旬10天的收集處理量2050噸，相當於去年一個半月的收集處理量。去年環衛集團共收集清運處理餐廚垃圾9040噸。
「申奧時的承諾，比如汙水處理問題、水源保護、垃圾處理等，北京已經完成了，從趨勢看，北京具有兌現全部承諾的能力。北京奧組委此舉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成就。奧運村是以人為本、健康、舒適和節能的居住環境。」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北京2008奧運會環境審查報告》這樣評價。
重慶的環保名片
本刊記者 尹鴻偉 發自重慶
猶如國際大片裡的撼人情景：坐在透明玻璃窗後的操作員利用電腦控制，讓兩個巨大的「鐵爪」輪番探入20多米深的垃圾池，抓起垃圾投入旁邊的焚燒爐。
這家24小時不停運轉的重慶同興垃圾發電廠，位於重慶市郊北碚區童家溪鎮，工廠外貌猶如一座漂亮的小型公園。技術人員廖國勇說：「每噸垃圾可發電230度，我們每年可以處理約50萬噸生活垃圾，同時解決3萬多戶人家一年的用電量。」
重慶市在2008年初決定垃圾處理場未來發展方向是採用焚燒方式處理，並將擇機關閉主城區現有的垃圾填埋場。重慶的情況預示著整個中國正在發生的改變。
垃圾搶奪戰
重慶主城區每天產生3000噸左右城市垃圾，目前主要有兩家垃圾處理場正式運營。一家是隸屬於市政部門的長生橋垃圾衛生填埋場，另一家就是同興垃圾發電廠；前者於2003年7月正式運營，後者則為2005年3月，屬BOT(建設-運營-移交)項目。
同興垃圾發電廠建成後，雙方即展開了一場著名的「垃圾搶奪戰」。2005年4月，由於所需垃圾量缺口大，同興垃圾發電廠開始到江北區、高新區及大渡口區和九龍坡區等地「搶垃圾」。按設計，當時同興每天需要1200噸生活垃圾才能「吃飽」，但當時每天最多只有800噸垃圾入場，僅為總需求量的2/3。該廠的技術人員廖國勇說：「垃圾供應量直接關係到企業的效益，甚至生死，所以那時候的競爭非常激烈。」
鑑於「垃圾搶奪戰」愈演愈烈，最後重慶市政府不得不出面協調，「在照顧各方利益的前提下，組織重慶主城區垃圾的調運」。「兩家企業一直在爭奪垃圾資源，實際上是爭奪垃圾處理費。」重慶市的一名官員表示。
按照重慶市的政策規定，每處置1噸垃圾，市財政補貼長生橋填埋場48元處置費；而給同興發電廠的處置費是每噸69.9元，原因是「焚燒發電更環保，而且同興是由企業投資」。
長生橋垃圾填埋場投資4.87億元，佔地1037畝，設計能力是每天處理垃圾1500噸，設計壽命20年；同興垃圾發電廠投資3.15億元，佔地150畝，其使用年限卻不會像填埋場那樣隨著垃圾庫容的減少而「壽終正寢」。雖然垃圾發電佔地少、汙染少，但是目前垃圾填埋仍然具有費用低廉的優勢。
但是，垃圾填埋的本質決定了其二次汙染的可能。2004年8月13日至15日，長生橋垃圾填埋場所在地南岸區長生鎮的村民認為垃圾場散發的臭氣難以忍受，加上汙水排入河流，嚴重影響了他們的正常生活，因此阻斷交通，導致垃圾無法運入。堵路持續，重慶全城迅速被4000噸垃圾圍困，主城區有的主幹道一半堆滿了垃圾，瀰漫著令人作嘔的臭味，引發了著名的「都市生態危機」。
而讓同興發電廠一直自豪的是，「從來沒有人因為汙染問題來到我們廠門前抗議」。同興發電廠的技術人員廖國勇說：「我們還經常主動邀請、組織周邊的幹部、群眾到廠裡參觀，讓大家充分了解生產的真實情況。」
廖國勇表示，1噸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後只剩下20%的爐渣和20公斤的廢灰；爐渣可製成磚、路沿石等建材，並能用作高速公路鋪路，作穩水層；而只佔原垃圾容量的1~3%的廢灰也正在進行資源化利用的研究；另外滲濾液通過生化、超濾和鈉濾處理後，用於廠區花園澆灌實現回用，「可以說進入同興垃圾發電廠的所有垃圾，不會有什麼汙染和浪費」。
2007年，重慶同興垃圾發電廠共接收垃圾52萬噸，與2006年接受垃圾43萬噸相比提高20.9%，處理量已近重慶市主城區的1/2。
「垃圾研究院」
「我們不但在技術上領先填埋式的垃圾處理場，也在投資、生產成本上遠遠低於國內很多垃圾發電廠。」重慶同興垃圾發電廠綜合部副部長楊洋說，「因為我們的設備全部實現了國產化，這樣成本就被大規模降下來了。」
重慶同興垃圾發電廠是國內第一座引進世界先進技術，然後消化吸收創新並完全實現關鍵設備國產化的垃圾焚燒發電廠，其業主為重鋼集團旗下的重慶三峰環境產業有限公司，也是國內唯一有能力生產大型垃圾焚燒發電核心設備的企業。「三峰環境」與法國阿爾斯通(2002年因阿爾斯通業務調整，技術轉移至德國馬丁公司)籤訂了垃圾焚燒發電中國獨家引進技術《許可協議》，同時籤訂了合同價格550萬歐元的同興垃圾焚燒發電項目《設備供貨和技術服務協議》。
「許多垃圾焚燒發電廠都是全套引進國外技術和設備，由政府投入巨資建設而成的。」楊洋說，「例如上海浦東垃圾焚燒發電廠完全使用進口設備，投資達6.7億元，而同興依靠重鋼既有的設備製造能力，實現關鍵技術的國產化，項目總投資僅為3.15億元。」
「在三峽蓄水以前，為了不使被淹的沿江垃圾對水體直接造成汙染，且時間緊迫，重慶市垃圾絕大部分是採用填埋方式，這種辦法見效快且成本較低。」 重慶大學可持續發展研究院副院長蒲勇健說，「但現在卻產生了一些後遺症，如在垃圾填埋中對滲濾液的處理未過關，且填埋佔用了土地，市政府出於對環保和減少土地佔用的考慮，已經把垃圾發電作為將來發展的方向。」
2006年11月，集垃圾發電產業的技術研發、培養全國垃圾焚燒發電技術人才等為一體的重慶垃圾焚燒發電技術研究院正式成立於重慶科技學院新校區內。該研究院是由重慶市科委、重慶科技學院和重慶三峰環境產業有限公司三方合作成立的，屆時將建成一個面積達3000平方米的垃圾焚燒發電裝配、集成、調試基地。
隨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地球工程中心中國分中心(EEC-CHINA)也於2007年10月落戶重慶科技學院，主要與重慶垃圾焚燒發電技術研究院合作，共同致力於垃圾焚燒發電新技術的研究。
2007年末，重慶市建委有關官員透露，將再建一座日處理垃圾能力2000噸的垃圾發電廠，總投資約5億元，目前正在進行設計，選址工作也即將展開，力爭在3至5年後主城區生活垃圾全部用於焚燒發電。楊洋說：「重慶的第二座垃圾發電廠肯定由同興去承擔建設，因為我們是已經成功的先例。」
除了在重慶本地的成功運行，同興及上級「三峰環境」已經將競爭的觸角伸向國內外：分別在非洲島國模里西斯和中國福州紅廟嶺以BOT方式建成了生活垃圾發電廠，均預計在2008年內投產；分別參與重慶萬州三峽垃圾發電廠、成都二期垃圾發電廠的投標。
「垃圾焚燒裝備的國產化，正在推動中國垃圾焚燒發電產業的發展。」楊洋說。
現在，同興每年平均發電1億多度，其中9000萬度進入國家電網銷售，其餘供自身生產使用。楊洋說：「雖然賺錢不多，但我們也算是個贏利企業，而且員工收入在重慶也不算低。」
「我希望同興垃圾發電廠能夠參加明年的世界垃圾焚燒發電技術評選。」2007年10月，美國工程院院士、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世界資深垃圾焚燒發電項目經濟評估專家賽米尼斯一行到中國考察垃圾焚燒發電領域的現狀，重慶同興垃圾焚燒發電廠是他的第一站。
未來之爭
由於中國一些城市環衛部門一級垃圾分揀較為粗糙，造成一些建築垃圾中的塑料等材料和少部分醫療垃圾也進入垃圾發電企業的垃圾處理場，使得焚燒中二惡英等有毒氣體超標造成二次汙染，這也是目前對焚燒垃圾的最大爭議。
「經過焚燒，垃圾中的細菌、病毒比其他處理方式消滅得更徹底，各種惡臭氣體被高溫分解、煙氣經過處理達標排放，對周邊環境造成二次汙染的機率很小。」重慶同興垃圾發電廠的楊洋說，「事實上人們普遍擔心的『二惡英』只要溫度保持在850度以上的燃燒，停留兩秒時間就會基本消失，我們廠執行的是歐盟低於每立方米0.1納克的標準，而且這些技術指標都是送到歐洲比利時測試達標的。」
楊洋表示，他們一直都「以國際標準要求自己，而不是中國標準」。現在，同興已經成為了重慶市的一張環保名片，每次有貴賓光臨，政府有關部門都會邀請到同興參觀考察，「一次又一次獲得喝彩」。
近年來，隨著中央政府對循環經濟倡導和宣傳力度的加大以及城市土地價格的攀升，與興建垃圾填埋場相比，中國地方政府更願意建設垃圾發電這樣循環經濟的「政績工程」。於是，垃圾發電行業在中國已經遍地開花。
中國「十一五」規劃倡導循環經濟，最重要一環就是鼓勵開發可循環再生的新能源，而太陽能發電、風力發電、垃圾發電是公認的三大清潔新能源，「其中垃圾發電的綜合效應最為突出」。專家預計，到2020年中國將新增垃圾發電裝機容量330萬千瓦左右，按每千瓦4500元的設備造價計算，中國垃圾發電市場容量為149億元。東部沿海及南方經濟較發達地區，許多民營企業十分看好該行業。
蒲勇健指出，垃圾焚燒發電的重點是垃圾處理而不是發電，要防止一些地方以建垃圾焚燒發電廠為名，新建小型火電廠，使垃圾處理產業化走入歧途，「因此中國必須儘快規範完善技術政策」。
垃圾發電的中國版圖
本刊記者 胡家源 發自杭州
浙江大學工程熱物理國家重點學科帶頭人、中國工程院院士岑可法有句名言：廢棄物只是放錯了位置的資源。「在國外，1公斤垃圾平均熱值是2000千卡(接近每千克標準煤實際熱值的1/3)，這個數值在中國是1300到1400千卡。」浙江大學熱能工程研究所副所長池湧告訴記者。
目前中國有661個大中型城市，這些城市人均年產垃圾以8%~10%的速度增長；對垃圾處理不當，可能會造成嚴重的大氣、水和土壤汙染，並將佔用大量土地，從而制約城市的生存與發展。據統計，2006年全國城鎮生活垃圾清運量為1.48億噸，全國城市有2/3被垃圾環帶包圍。
無怪乎，今年2月19日，城市垃圾處理技術作為4項重大產業技術開發專項中的環境保護關鍵技術之一，被清晰地列入發改委發布的《「十一五」重大技術裝備研製和重大產業技術開發專項規劃》之中。處理城市生活垃圾，實現無害化、減量化和資源化，已經成為政府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
很顯然，單靠地方政府每年撥出幾百萬的財政資金，要實現這些目標無疑是杯水車薪，那麼，面對堆積如山的垃圾，目前中國的大多數城市是如何做的呢？
被賣掉的「樣板工程」
每天清晨4點多，位於杭州市區西北半小時車程的喬司垃圾發電廠就開啟了大門，從城區各環衛所開來的近百輛載重8噸的垃圾車，穿越不過六七米寬的伸縮門陸續開進這個香樟、冬青樹密布的工廠，中午時分，更有來自附近鄉村的幾百輛垃圾三輪車魚貫而入。據了解，這些垃圾車，每天運到公司的都有100輛次左右，垃圾總量超過500噸。
杭州的八大城區加上下沙、西湖風景區，目前每天產生生活垃圾3000多噸，在夏天，這個數字還要略高一些。春節、 五一及十一節假日，垃圾的總量也比往常要多。這些垃圾被運到喬司垃圾發電廠的材料區後，就被直接傾倒在垃圾堆放區一側的預處理平臺上，然後隨著機械傳送帶，被帶進了流水線操作的發電程序中。
首先，是工人的分揀，揀出鐵桶、大磚塊等不易燃燒的垃圾，然後袋子被切開，使垃圾散開，再用磁性帶吸走鐵盒、啤酒瓶蓋等，經過傳送再除鐵，然後進入垃圾成品庫。一架吊車，每隔七八分鐘，就會從這個成品庫裡，吊走1.8噸左右的垃圾，運進焚燒爐。在整個預處理過程中，每天都會揀出2噸以上不能燃燒的東西。
接下來，垃圾、以及一部分助燃物(主要是煤粉)被鼓風機吹到鍋爐裡的半空中進行充分焚燒，燃燒後的熱量被傳輸到幾臺專門的集成發電機組上用來發電，而產生的廢氣經布袋除塵器、半乾法煙氣處理系統等脫塵、脫硫、脫酸、除去二惡英後達標排放。最後，垃圾焚燒後產生的約5%的廢渣，被運到幾公裡外的磚瓦廠，製作成鋪人行道的路面磚。
這就是杭州郊區喬司垃圾發電廠的一幅典型生產圖景。
該廠是1999年由當時的國家計委批准，杭州錦江集團固定投資2億多元，依靠浙江大學熱能工程研究所的垃圾焚燒技術新建起來的「大規模清潔焚燒處理城市生活垃圾高技術產業化示範項目」，日處理垃圾800噸，而且，這個示範項目完全採用的是國產化設備，被業內看作是中國垃圾發電的國產化「樣板工程」。浙江大學熱能工程研究所副所長池湧告訴記者，全部採用國產化設備，設備投資比依靠進口的同等規模垃圾發電廠要少一半，有的甚至要少2/3。
據當時的媒體報導，2002年6月建成並運行的喬司垃圾發電廠有兩臺發電能力各為0.6萬千瓦的發電機組，每天發電量近30萬千瓦，「其中的80%，即約24萬千瓦的電併入華東電網，這個數量是杭州(當年)夏季缺電量的1/5」。截至2004年，喬司垃圾發電廠共已發電1.6億千瓦，按80%的併網量計算，錦江已獲發電收益6000萬元左右，收回固定投入還要6年時間。
在記者隨後的採訪中了解到，這個前景看好的環保能源項目，已經在兩年前被杭州錦江集團整體轉讓給了浙江省電力公司，後者在2004年的浙江「電荒」危機中承受了巨大的壓力。「目前國內垃圾發電項目多採用BOT模式(建設-經營-轉讓)，服務期限大多為25年左右。」一名證券分析師告訴記者，垃圾發電項目具有前期投資大、運營成本低的特點，加上優惠上網電價和享有的稅收優惠政策，能給後來者帶來穩定、高額的回報。
虧損的餘杭熱電廠
作為目前全國最大的垃圾焚燒發電民營企業，杭州錦江集團在全國已經建設和正在建設的垃圾焚燒項目有近 20個，分布在山東菏澤、河南鄭州、安徽蕪湖以及湖北武漢等地，但媒體報導稱，這些項目目前很多尚處於虧損狀態。「該公司進入行業較早，但由於早期國家尚未對垃圾發電的補貼和上網優惠電價作出明確規定，公司早期投資的部分項目盈利能力欠佳。」 國金證券的一名分析師作出了這樣的評價。
距離杭州市區西幾十公裡遠的餘杭鎮上有座餘杭熱電廠，現在已經改名為「錦江環保能源有限公司」，不過這裡的老百姓只認得去熱電廠的土路，對於新的公司名稱顯得非常陌生，顛簸的三輪小汽車拐來拐去，中途竟然誤停在一個叫「錦江木業」的小作坊門口。
3月4日，記者來到了這個10年前投產的全國首座國產流化床垃圾焚燒電廠，這座上世紀90年代初投資6000多萬元建造的以煤為主要燃料的火力發電廠，如果不是因為後來垃圾焚燒項目的介入，很可能早就因耗能太高而進入國家限令停產的「黑名單」中。
目前杭州共有4個垃圾發電廠，分別位於喬司、餘杭、蕭山和濱江，其中被列為2007年浙江省重點建設項目的蕭山垃圾發電廠，幾乎更是杭州錦江集團按照喬司電廠的模式複製出來的，餘杭熱電廠則是杭州錦江集團在垃圾發電業務上的老基地。不過，這個老基地眼下狀況堪憂。
「100人不到的發電廠，(錦江集團)總部已經投資將近2億元了，2007年虧損是400多萬，今年煤價上漲，估計虧損會更厲害。」 錦江環保能源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徐成福告訴記者。煤是該電廠用垃圾發電的重要助燃劑，目前是0.2噸煤和0.8噸垃圾混合，投入焚燒爐裡燃燒發熱，最高時煤和垃圾的投放比例能達到1∶9。
餘杭熱電廠一共有3個鍋爐，其中一個是只能以煤為燃料的，現在已被關閉，另兩個是浙江大學研製的流化床焚燒鍋爐，裡面有一層被燒得通紅的石英沙，焚燒爐內的溫度控制在850℃到950℃之間。但目前有一個鍋爐正在改造，今年7月才能投產。「一套鍋爐設備價值幾千萬元，每年的折舊費就要300到400萬。」徐成福表示。
鑑於未分類壓縮過的垃圾燃燒效率不高，餘杭熱電廠還需要投入新的垃圾收集分類和壓縮裝備，這使得垃圾預處理環節的成本增加了20%，這還不包括最終的廢氣處理和脫硫裝置要面臨嚴格的環境評價。當然，垃圾焚燒後的廢渣是制水泥和制磚的絕好原料，餘杭熱電廠每天垃圾量的10%都變成了這樣的原料。
目前只使用了一個鍋爐的餘杭熱電廠，在正常情況下如果24小時滿負荷運轉，每天的發電量將近15萬千瓦，由於是資源循環利用，併網電價比一般熱電廠每千瓦要高出3分多錢，達到5.336元/千瓦；與此同時，這裡每天還能為周邊企業和居民區供熱將近400噸，供熱價格是152元/噸。當然，也是在熱電廠滿負荷運轉的情況下，「通常時候，廠裡負荷大時用電量也大，發電這塊基本是虧損的，僅僅依靠供熱的收入，遠遠不夠。」公司的總經理助理華偉表示。
按照徐成福的說法，包括用煤在內，餘杭熱電廠處理一噸垃圾的平均費用是65元，而現在杭州市規定的垃圾處理補償費用是每噸不到20元。不過在這一點上，有業內人士判斷，「只要補償費達到每噸40元到50元，杭州的一些垃圾發電廠就能活得很滋潤了。」
中國國情下的「垃圾發電」
自1985年深圳建設了第一個垃圾焚燒發電廠以來，「十五」期間，國家已經在上海、天津、杭州、哈爾濱等大城市建設垃圾焚燒廠20多座，而按照國家「十一五」規劃要求，擬建和在建的垃圾焚燒發電廠還將有近60座。
儘管垃圾焚燒相對於垃圾填埋處理方式來說佔地少，相當於節省了70%的土地，並能夠產生新的能源，但垃圾焚燒也同時存在許多弊端。
環境的二次汙染是公眾所擔心的一個問題。專家表示，如果垃圾沒有在820℃以上燃燒，將會產生對人體非常有害的二惡英，與此同時，尾氣的脫硫和除塵處理如果未通過達標排放，也會產生很多汙染源。今年兩會前香港居民對當地擬建垃圾焚燒發電廠的一片質疑之聲，正是基於此一因素。
最重要的還是成本問題。據媒體稱，我國擁有成熟垃圾焚燒技術的單位有中科院、清華大學、浙江大學、溫州偉明集團等幾家單位，絕大多數項目都是從日、法、德、比利時等國引進設備。上海虹橋生活垃圾焚燒廠引進德國設備9億元，北京高安屯垃圾焚燒廠引進日本設備7.5億元，而深圳7座焚燒廠中有5條是引進比利時和日本的設備，總金額高達20億元。而一個垃圾焚燒廠除去設備投資外，還需要土地佔用費、運營費等等，動輒幾億甚至十幾億的投資對於目前的國情不太適合。
浙江是國內利用垃圾發電比較先進的省份。浙江省溫州市已經建設了4座垃圾焚燒廠，是全國第一個可以實現把全部垃圾進行焚燒的城市，這4座垃圾焚燒廠均是由浙江溫州偉明集團以BOT形式建設的。此外，杭州市和金華市也是垃圾發電的擁護者。
據國金證券一名分析師的報告稱，在中國，垃圾發電投資運營商可以分為三類：政府主導型企業，由地方政府出資建立垃圾發電項目，公司作為政府建設這一項目的平臺，如上海環境、泰達股份、北京環衛、中國環境保護公司等；專業投資運營型企業，引進其他人的技術、專注於BOT模式建設運營垃圾發電項目的企業，以運營管理為主，如威立雅環境(中國)、金州環境、桑德環保、合加資源和光大國際等；工程投資型企業，使用自己開發的技術，並以此為基礎，對垃圾發電項目提供從工程建設到運營管理服務的企業，以工程建設為主，如百瑪士環保、杭州錦江、綠色動力和偉明集團等。
「目前垃圾發電產業競爭格局呈現外資試圖進入、內資大企業壟斷競爭、內資小企業試圖以價格戰搶奪市場份額的局面。」他認為，目前國內垃圾發電市場主要由上海環境、光大國際和杭州錦江、偉明集團等幾家企業壟斷競爭，他們共同的特點是：資本實力較雄厚、進入行業時間早、具備投資運營垃圾發電項目的充足經驗。
事實上，在這個競技場上，撥動天平的不光是市場的砝碼，更重要的是國家涉及能源環保以及循環經濟的產業政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完善和執行。
政策遊走平衡木
《全國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十一五」規劃》指出，「十一五」期間將新增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能力32萬噸/日，其中城市建設規模25.3萬 噸/日、縣城新增規模6.7萬噸/日，城市建設規模中垃圾焚燒廠6.66萬噸/日，佔26.32%；新增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479項，其中垃圾焚燒廠82座，佔17.1%；總投資862.9億元，平均每年投資173億元。
政策稅收優惠、政策電價優惠和垃圾處理補償費，可以說是垃圾發電的三大經濟支柱，但目前這些經濟支柱，並沒有真正意義上達到三方平衡。
據記者了解，廣州、深圳等城市一些最初引進國外垃圾焚燒設備導致成本過高的企業，政府所給予的垃圾處理補償費用儘管已經偏高，卻仍很難使企業達到盈虧平衡點；與此同時，一些城市的政策導向仍然是「以填埋為主，以焚燒發電為輔」，即使有所調整，但因為舊有的經濟利益格局難以在短時間內打破，仍然在焚燒發電的補償費用問題上有所保留。
與此同時，部分項目上網電價偏低也是一個問題，垃圾處理、發電產業鏈條上各方利益如何補償、社會成本如何分攤，目前尚缺乏明確界定。
為此，有關人士建議，擴大垃圾處理費收取範圍；垃圾處理費收取標準要補償垃圾處理企業收集、運輸、處理成本，併合理盈利；改進垃圾處理費徵收方式、降低徵收成本、提高徵收效率。此外，對於垃圾發電上網優惠電價，發改委《可再生能源發電價格和費用分攤管理試行辦法》已明確規定：2006年及以後建設的垃圾發電廠，上網電價執行2005年脫硫燃煤機組標杆電價+補貼電價，補貼電價標準為0.25元/度。
《全國城鎮環境衛生「十一五」規劃》指出：「十一五」末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要達到60%；「十一五」末全國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不低於60%，其中：設市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達到70%、縣城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達到30%。
分析人士認為，從2006年數據看，我國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已完成計劃，但城市垃圾無害化處理率尚有不小距離，因此城市生活垃圾處理將成為「十一五」期間我國固廢處理的發展重點。
(責任編輯：王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