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當然，對梅永紅的選擇，爭議也仍然存在，北大生命科學學院教授饒毅向記者斷言：「我相信梅永紅有一天清醒過來，一定會找到值得他獻身的事業，到更好的地方去工作。」
「目前應該怎麼稱呼您呢？」
「我也還沒有想好。」
10月8日，面對時代周報記者的詢問，這位一個月前還被人稱為「梅市長」的深圳國家基因庫新晉掌門人在電話裡笑了。顯然，梅永紅還顧不上這一細節。
「梅市長」的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是9月1日的濟寧市市政府第46次常務會議，作為市委副書記、市長，梅永紅主持召開此次會議，研究的議題是：加強行政執法監督、經濟適用住房交易管理辦法和城區公共租賃住房建設管理辦法等。
隨後，梅永紅在巨大的輿論爭議中，從山東濟寧南下深圳，僅20天左右的時間裡，兩次代表華大基因露面。第一次是9月13日，在新疆出席華大基因與新疆方面合辦公司的「穀子開鐮儀式」。
第二次是9月29日，梅永紅在河南省長垣縣，參加「華大基因研究院長垣分院揭牌暨華大穀子開鐮儀式」。值得關注的是，梅以深圳國家基因庫負責人的身份，排在河南省副省長王鐵、華大基因董事長汪建、華大基因顧問(原深圳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劉應力和華大基因行政院長龍嶽華之後，而在華大基因執行長(CEO)楊爽之前。
梅永紅並不像其大學同窗此前向媒體所述的，「性格偏內向」。談及國家基因庫的未來，他顯得健談並躊躇滿志，對自己新執掌的「國家級平臺」，他有著完整的構想和推動體制突破願景。
在梅永紅看來，個人抱負能夠與國家戰略結合、生物經濟前景中亦藏有巨大潛力，才是他南下深圳的動力。「我現在想的就是投身華大，能夠用自己的能力為華大基因做一些工作、為中國的生物經濟產業做一些有價值的事情，我就非常滿足了。」
在與時代周報記者交談的半小時中，剛到華大約1個月的梅永紅仍然使用明顯的體制內語言，同時也顯示出「學者型官員」的特徵，談到國家基因庫，他從「生物經濟時代，基因是最重要的戰略」這樣的背景說起。
作為首個國家基因庫，此前，深圳國家基因庫傳遞給外界的信息則一直是，它還處於「建設中」，其負責人也由深圳市市長許勤兼任。2015年9月15日，國家基因庫剛剛對外發布自主研發的樣本信息管理平臺。
梅永紅向時代周報記者確認，其國家基因庫負責人一職，已經經過了國家發改委和深圳市確認，他已正式成為這個仍處於雛形的國家級平臺的掌舵人。
隨後，時代周報記者就梅永紅任國家基因庫一職是否經過深圳市確認、國家基因庫運營資金由深圳市承擔的比例等問題向深圳市發改委發函採訪，深圳市發改委相關負責人表示「該內容不屬於我們委的職責」。
選擇
今年已50歲的梅永紅恐怕沒有想到，自己會一夜之間變為許多體制內年輕人的偶像。
在辭職消息傳出的第一天，他曾在朋友圈轉載過的帖子《永遠保持隨時可以離開的能力》，以格言形式刷屏微信朋友圈—標題中的「離開」指的就是「離開體制」。
在梅永紅自己看來，從一個政績頗佳的廳級幹部、濟寧市市長兼市委副書記的位置上辭職轉任體制外機構的負責人，只是「一個很正常的職業選擇而已，很簡單的事情。」梅對時代周報記者說，「不要把它看得太誇張，再過三五年，我希望它不要成為新聞。」與此前他表態一樣，梅對自己的辭職表現得非常坦然。
2010年10月，梅永紅作為中組部從54個中央部委選派到地方任職的66名中青年幹部之一，從科技部空降山東省濟寧任市委副書記，是正廳級幹部，分管財政、國稅、地稅、審計等方面工作。2011年，他出任濟寧市市長。
梅永紅畢業於華中農業大學農學專業，據同窗回憶，梅上學時生活拮据，每個月24.5元的生活費，在武漢下雪結冰卻沒有暖氣的冬天，梅永紅是襯衫套著襯衫，套了好幾層，沒有毛衣。
1987年梅永紅大學畢業，在農業部農業機械化技術開發推廣總站，擔任「技術員」，此後升為總站技術培訓處處長。
1995年開始，梅永紅進入國家科委，歷任農村技術開發中心一處副處長、農村技術開發中心調研處處長等職。
之後的2000-2010年，梅永紅轉入科技部工作，在這十年當中，2006年起的後五年，梅永紅均在科技部政策法規與體制改革司任職，先為副司長，後升為司長，並從司長的職位上調往山東濟南。
回顧梅在部委23年的工作經歷，其打交道最多的領域，一是農業，二是政策，均為華大基因目前想要快速發力的領域。
而梅在濟寧市「當家」的數年經驗，則使他更好地從一個部委的指導角色落地為實幹角色。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接受時代周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梅永紅剛上任濟寧市長不到一年時，他曾前往考察濟寧經濟發展和政府改革等內容，因此與這位時任新市長有一面之緣。竹立家回憶，梅與外界的報導一樣，「學者型官員」，並且「有個性」。
在大學同窗眼中，梅永紅則是「最不像領導的領導」，從不講究穿著，「2014年國慶節回黃梅老家時，他拎著幾個包裹，一個人坐火車到了武漢，秘書和司機都沒跟著，到站才給朋友打電話，讓朋友把自己送回了家」。王洋說，梅永紅曾親口告訴過自己，在濟寧的這五年，他從來不允許任何官員到家裡拜訪，禮品一概不收。
在濟寧市長任上，梅政績頗豐。
公開資料顯示，梅永紅主政濟寧的5年間，在煤炭產量沒有增加、價格大幅下降的情況下，濟寧全市經濟總量翻了一番，地方政府收入增長一倍多。先進位造業超過煤電產業，佔據主導地位；高新技術產業包括工業增速、農業增速均超過GDP增速。統計顯示，世界500強企業中已有40多家選擇在濟寧投資。
據《齊魯晚報》報導，熟悉梅永紅的人士回憶，梅永紅屬於學者型官員，講話時經常脫稿，就某一個領域展開陳述，技術和人才是他經常被提到的兩個關鍵詞。
但顯然，一個「國家級平臺」未來能夠影響的範圍，遠不是一個地級市可比的。
在竹立家看來，廳官辭職「很正常」，他認為，無論在政界商界還是學界工作，都是每個人的個人選擇而已。「比如在學界發展得不好，選擇去經商，很正常。」竹立家認為，這是「中國社會進步的一種表現」。
伏筆
近期的輿論顯然讓梅永紅感受到了一些困擾，梅希望「先讓這個話題沉一沉」，在風頭過去之後，再作為華大的宣傳員，來談自己為何選擇華大。——他更希望在新的平臺上能夠迅速投入「做事」。
梅永紅對華大基因的了解顯然頗深，他與華大基因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很多年前，據汪建稱「在中科院時就認識了」。
2012年4月，任濟寧市委副書記、市長的梅永紅帶領濟寧市考察團訪問華大基因，當年8月底時任濟寧副市長的白山率考察團再訪華大基因，3個月後白山又到上海華大基因分公司考察。
2013年，濟寧市與華大基因合作，將國家基因庫青山羊保種基地建在濟寧；除此之外，梅永紅還將宮頸癌等4種基因相關疾病的基因檢測納入濟寧十大民生工程。
通過2013年的合作成果，梅永紅感受到了華大基因帶來的「寶貴的力量」：2013年一年間，濟寧從兩萬多名孕婦中查出40多個聾啞兒和「唐娃娃」(唐氏綜合症)，「相當於拯救了40多個家庭，這本身就是民生工程」。
2013年11月13日，濟寧市政府與華大基因研究院籤署戰略合作協議，共同開發醫學健康、重要經濟生物育種等產業。2014年11月，濟寧市與華大基因合作建立的「生命醫學聯合實驗室」在濟寧醫學院落成。
對華大基因2014年初突然面臨的政策困擾，梅永紅也態度鮮明地進行了聲援。2014年2月，國家食藥監管總局、國家衛計委聯合發出通知，緊急叫停基因檢測—這對華大基因的經營直接造成了巨大損失。
在2014年全國「兩會」前，梅永紅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據我所知，到目前為止，華大基因仍然沒有得到國家有關部門的實質性支持，他們是在孤軍奮戰，是在以一己之力撐起國家使命。「這種局面不應該再繼續下去了」。
2014年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饒子和向政協大會提交提案，對「一刀切」叫停基因檢測的政策提出質疑，呼籲國家制定基因健康計劃。「生物經濟尤其是基因產業，就是我們躍升的一次機會。」7月，基因檢測服務重新開閘，華大基因進入首批放行名單。
在饒子和看來，華大基因的問題，在提案在兩會上提出後解決得出乎意料的快，「我都沒想到，」饒子和對時代周報記者感嘆道，「國家在(基因科學)這方面，不只是對華大一家，對相關的(機構)，都解決了體制上的困擾」。
饒子和說，經過了2014年的提案和產前基因檢測重新放行之後，目前華大基因面臨的政策困擾少多了，「但還會有」。
華大基因董事長汪建此前公開表示了對梅永紅部委經歷的期待。
汪說，梅永紅曾有農業部與科技部二十多年的工作經歷，在出任濟寧市長前，曾任科技部政策法規與體制改革司司長多年。由他出任國家基因庫負責人，必將大大推進國家科技平臺與社會經濟發展的緊密結合。
與出入體制的梅永紅職業軌跡相似的先行者不少，最典型的莫過於近兩年在上海灘風生水起的媒體圈大佬黎瑞剛。
人稱「黎叔」的黎瑞剛，曾執掌上海文廣集團(SMG)整整十年，在離開體制數年之後，在2014年重掌SMG，操盤上海大小文廣的整合，在大刀闊斧地敲定這一媒體巨艦集團的主要改革框架之後。2015年1月，黎瑞剛即將總裁之位傳遞給時任SMG二把手，2015年6月，辭去SMG董事長一職，徹底去掉體制內身份。
但這並不是他第一次「卸甲」。2011年7月，黎瑞剛出任中共上海市委副秘書長、上海市委辦公廳主任。一年以後，2012年8月，黎瑞剛離開體制，專注於華人文化產業基金(CMC)的運作。2012年，擔任了一年上海市委副秘書長的黎瑞剛，辭去這個炙手可熱的職位，成為投資家—也成為一名體制外的創業者。
但與梅永紅一樣，黎瑞剛的辭職並不是「卸甲歸田」的故事，黎也從未真正遠離體制—全職擔任董事長的「華人文化產業投資基金」不但代表國家戰略，也在成立的十年中，獲得了「國家戰略+市場化運作」的可觀成果。
「官辦民營」的國家基因庫
「國家基因庫的模式是『官辦民營』，」梅永紅如此向時代周報記者一言概括已過起步階段但在「華大基因系」中並不搶眼的國家基因庫運營模式。
何為官辦民營？國家基因庫尚未成熟，但黎瑞剛運作十年的「華人文化」，其同樣「官辦民營」的性質也可讓人一探未來國家基因庫的可能模樣。
2009年4月，華人文化產業投資基金(CMC)獲得發改委批准成立，次年開始運行。CMC的第一個基金為20億元人民幣，發起方是國家開發銀行旗下國開金融和上海東方惠金文化產業投資有限公司。兩家各投了1/3。東方惠金是國資背景，由SMG、精文投資、張江集團三家聯合成立。
CMC 2006年12月成立，由上海市委宣傳部委託上海精文投資公司、浦東新區政府委託上海張江集團公司共同出資，首期投資金額1億元；2008年8月，SMG注資並成為大股東。
簡而言之，黎瑞剛全職操盤的體制外CMC，是國家資金、地方資金和市場化資金三分天下的合資體，可以視為金融、文化服務業PPP的一種形式。
黎瑞剛的成果顯而易見，在過去數年中，華人文化，已相繼投資星空傳媒，與TVB合資成立翡翠東方，與美國夢工廠合資設立東方夢工廠，其投資領域還包括IMAX中國、財新傳媒、體奧動力、盛力世家、格瓦拉等—其中最著名的是星空傳媒旗下燦星製作的、被稱為「日夜印鈔」的《中國好聲音》節目。
梅永紅接下來要做的，是與數年前的黎叔相似、但更複雜的「事情」。
與華人文化相似，梅永紅將國家基因庫定義為「官辦民營」「國家購買服務」的模式。「社會有能力、有資源投入一個平臺運營的時候，政府更多是提供政策的支持和提供資金購買服務，這樣效率會更高。」
國家基因庫目前仍在建設階段，尚未進入運營期。梅永紅向時代周報記者表示，在這一階段，國家基因庫的運營資金來自國家發改委、深圳市和華大基因三方，其中國家層面的資金佔大頭，由發改委方面投入。
推動制度突破
梅永紅稱，國家基因庫「正在規劃和建設當中」，華大是在國家的支持下，構建一個國家級平臺，跟社會上現有的各種機構合作，形成一個開放、合作的平臺。「這樣的一個平臺，不是華大一家能夠做得了的，一定要有國家的支持。」
「這件事情首先是國家需要。」梅永紅說，國家需要平臺來支撐未來的生物經濟。華大基因目前有著很強的基因解讀能力，在世界上也處於前列，「我想這是國家選擇華大的重要原因」。
2016年，除了總部建設之外，國家基因庫最需要的是足夠的樣本。藉助國家和各部委的支持，儘快形成基因庫的聯盟，比如中科院、各大學和其他擁有自己基因庫的機構。
梅永紅說，目前的基因資源都局限在各個機構內部，他希望能夠整合這些資源使它們可以被資源共享、開放利用。
這就意味著梅永紅要在接下來的2016年帶領基因庫的成員完成大量溝通和協調工作。
「我相信，國家立這個項，不僅僅是要建一個基因庫，更重要的是要建一個基因共享機制。」梅永紅解釋說，現在機構們的開放度都不夠，基因資源一般是政府所有、機構所有，甚至研究組個人所有，要推動它們之間進行開放合作，非常困難。
因此，要完成基因聯盟、實現基因共享，除了橫向與各個擁有基因資源的結構溝通，梅永紅更重要的工作是要縱向與各部委進行協調溝通，進行「很好的頂層設計」，實現制度上的突破。
對這一涉及多方面政策和多部委的複雜制度突破該如何實現，梅永紅說自己「一直在思考」：「我相信能夠突破。今天世界上很多國家都能做到，為什麼我們就做不到呢？我不相信。」
他認為，由社會系統來操盤這個國家級平臺，少了很多部門和系統的局限—可以用很多的機制去實現目標，比如市場機制、智慧財產權的機制、利益機制、人才機制等。
在竹立家看來，目前中國已經從人口紅利時代進入知識紅利階段，知識紅利帶動了國人自我發展和權利意識的提升、帶來更多個人化的選擇，同時也可以幫助中國社會結構、政府結構進行變化，「不管是當官的還是經商的，以後還有很多人要流動要辭職，人們換工作的頻率會越來越高」。
竹立家認為，像國外一樣，中國的「旋轉門」正在形成。饒子和也認為，梅永紅是體制內一個非常有能力、非常有水平的幹部。他去華大基因，說明華大基因做得夠好，能夠吸引他過去，並且，梅的到來會給華大「在政策等方面帶來新的發展」。
當然，對梅永紅的選擇，爭議也仍然存在，北大生命科學學院教授饒毅向時代周報記者斷言：「我相信梅永紅有一天清醒過來，一定會找到值得他獻身的事業，到更好的地方去工作。」
(責任編輯：DF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