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世界公民，中國知識分子中由胡適最先提倡和引入中國。
1914年，美國和墨西哥之間爆發七個月的戰爭。其時美國為強權，墨西哥為弱國。
當時胡適正在美國康奈爾大學留學。這時康大所在小城的綺色佳雜誌（Ithaca）有一篇社論：「My country，right or wrong，my country」，大意為：美國即使欺壓弱小的墨西哥，佔奪其土地，不管自己國家行為的是非，它總是自己的國家，只要我是美國人，就要支持。這是一種明顯的」國家主義「言論。
康奈爾大學胡適就給這個雜誌社寫了一篇文章，出現在1914年5月15日的胡適日記中：
「自美墨交釁以來，本之『Ithaca Journal』揭一名言：」吾國乎，吾願其永永正直而是也，然曲耶，直耶，是耶，非耶，終為吾國耳『……言意但論國界，不論是非也。
我以為此謬見「是耶，非耶，終為吾國耳」之所以為然，是因為有兩個道德標準。人人都不反對萬事皆有一個對錯及正義與否的標準，至少文明國家應如此。假如吾國違憲向吾徵稅，或非法將吾之產業充公，或未經審判即將吾入獄，吾誓必力爭，不管其是否以「吾國」法律之名義行此事。
然而涉及國際間事，吾即放棄那個對錯和正義與否之標準，且頗自得地宣稱「是耶，非耶，終吾國耳」。以此觀之，餘以為吾人奉行道德的雙重標準，其一用之於國人，另一用之於他國，或「化外之民」，餘此說不亦對乎？餘以為吾人不管國內國外只應奉行一個是非標準，否則無法爭論此事。
胡適的文章大意是：此等但問國界、不論是非；但論民族血統、不問善惡之說，不對的。若一個國家的政府，違反憲法，向公民非法徵稅，或非法將我的財產充公，或未經審訊將我投入監獄，這種國家行為，侵害個人利益，也違反憲法精神，國家是對還是錯？
胡適反對的不是愛國，而是國家主義。胡適厭惡愚昧的國家主義和狹隘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主要是：對內，它把國家凌駕在個人之上；對外，它把國家凌駕在他國之上。
胡適是一名世界主義者，但這一點不妨礙他對中國的鐘愛。可體現在胡適7月26日的日記中：「吾國與外國開釁以來，大小若干戰矣，吾每讀史至鴉片之役，英法之役之類，恆謂中國直也；至庚子之役，則吾終不謂拳匪直也。」
日記中，胡適稱義和團為「拳匪」，表達了對是非的基本態度。
他認為：當自己的國家政權，包括自己的人民不講道理，而常識和公義在世界那一邊，應該選擇的是世界。不論是何民族，若在世界受到尊重，不管國內國外，只應奉行一個是非標準。此一標準應超越民族利益，以人類長遠的幸福和公義為憑。
隨後胡適的日記中也曾寫下世界著名公共知識分子的名言：
《亞裡斯提卜》第十三章蘇格拉底說他既不是一個雅典人也不是一個希臘人，只不過是一個世界公民。——普盧塔：《流放論》
世界是我的祖國，人類是我的同胞。—加裡森（1805-1879）：《解放者簡介》（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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