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林來瘋」：想像共同體的狂歡）
誰也很難想到，在美國NBA這個「黑人當道」的賽場上，一個黃皮膚黑眼睛的小個子林書豪，居然幾乎一夜之間，成為了一個家喻戶曉的英雄人物，再度演繹了球場上一切皆有可能的奇蹟。
但是，與剛剛從這個賽場退役的姚明不同，除了球場上的那些精彩之外，林書豪的看點，在球場之外也很多，比如對他的血統與身份的關注討論。事實上，作為一個商業極度發達的國家，美國與美國人並不怎麼在意林書豪是華裔還是純粹美國人，他們更在乎的是他那未開發的商業價值。從這個角度上說，我們也不必再自作多情，對於商業價值暴漲的NBA球員林書豪來說，我們還是別談感情的好，談感情，傷錢，正如英語諺語所說的Business is Business（生意就是生意），而實質上林書豪也僅僅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完美的商業消費符號罷了。
國民心態與見識在進步
說了可笑，居然有中國媒體討論林書豪加入中國男籃的可能性，表示「更需要林書豪下定決心，抓住機遇」。而林書豪在接受中央電視臺採訪時表示，無論來C BA打球也好，還是加盟中國國家男籃，他都會認真考慮。
但在中國大陸的媒體報導裡面，很少提及林書豪的父母，他們拿美國護照，也保留臺灣護照。而且從文化價值觀上，他打球的動機是追求「永恆的快樂」，不是輸贏的快樂。「我不是為球迷打球，不是為家人打球，甚至不是為我自己打球，我必須要為上帝的榮耀打球。」如果放到中國，這番說法那就是政治不正確的，你必須為了國家榮譽為了集體打球的，連感謝也只能先感謝政府與國家。這也可以看出，林書豪是個地地道道的美國人，生在斯長在斯，和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一樣，一個徹頭徹尾的「香蕉人」（意指外表黃膚色，內心是認同白種人思想與文化的人，泛指在西方文化薰陶下出生與成長的中國華裔後代），「百分之百的美國人」、「代表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演繹了一場「美國夢」而已。
當然，我們也都看到，在全球的體育界，更換國籍或者雙國籍的運動員多如牛毛，不值得大驚小怪了。但在中國，社會對這樣換國籍的做法，卻經歷了一番曲折認識。最典型的就是桌球運動員何智麗（日文名叫小山智麗），她在中國桌球隊效力的時候，因為不服從領導安排，在1987年的39屆世乒賽當中沒有故意輸給隊友而遭到批評。何智麗一怒遠嫁日本，加入了日本國籍，成為日本桌球國家隊的一員。1994年，在第十二屆亞運會上，代表日本隊擊敗了鄧亞萍、陳靜、喬紅三員當時最頂尖的中國桌球大將。這讓很多國人的感情很難接受，所以很多激進的粉絲一直叫她「賣國賊」。
如今大家看到這樣事情早已很平靜了，像現在中國的桌球、跳水、羽毛球等傳統強勢項目上，被外國引進的球員與教練已經是比比皆是了。因此，當大家看到郎平帶領著美國女排回到中國的北京奧運會賽場上，並且戰勝了中國女排，奪走冠軍，人們依然是平常心待之。
中國國民心態的成熟與社會見識的進步，可以從對體育人物的關註上面得到淋漓盡致的反映。從以前把金牌視為性命，把冠軍視為民族英雄，到了現在開始反思唯金牌論、舉國體制的弊端以及開始關注英雄的背後的更多普通運動員，回歸到單純的體育競技當中，去享受純粹的快樂與激情。而這或許也是我們看待林書豪的最好方式與態度。
拒絕非理性的民族主義
儘管如此，現在很多人關注林書豪，仍未回歸到體育當中，而是對其華裔身份有過分解讀，引爆了民族主義意義上的狂歡，稱之為華人的驕傲、中國人的驕傲，媒體也想方設法把採訪往身份上牽連，再加上一些官方的表態，無疑將一個體育現象升級為了帶有濃厚政治意味的事件。
其實，聯繫近些年來人們對於大陸移民的態度，就可以很好地發現人們對林書豪超級關注熱潮，有著怎麼樣的非常態了。2008年，著名影星鞏俐宣誓加入新加坡國籍，在網民中引起不大不小的震動。隨後電影《建國大業》更是推波助瀾，人們發現，很多演員都是外籍，一時間，竟被很多人視為一件極為諷刺的事情。很多網友直接指出，這是不愛國，由此還對移民境外的明星們譏諷謾罵。
在這些指責裡，一些人習慣地把國籍與愛國聯繫起來，上升到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議題之中探討，全然沒有尊重個體權利下的理解。這樣的狹隘民族心態，在21世紀的今天，已經不合時宜了。
其實，正如著名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著的《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所言的，「它（民族）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並且，它是被想像為本質上是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安德森特別提出了「盜版」（piration）——自覺的模仿——的概念來銜接先後出現的民族主義。為何「民族」竟會在人們心中激發如此強烈的依戀之情，促使他們前僕後繼為之獻身呢？安德森認為這是因為「民族」的想像能在人們心中召喚出一種強烈的歷史宿命感。無可選擇、生來如此的「宿命」，使人們在「民族」的形象之中感受到一種真正無私的大我與群體生命的存在。於是，「民族被想像為一個共同體，因為儘管在每個民族內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與剝削，民族總是被設想為一種深刻的，平等的同志愛。最終，正是這種友愛關係在過去兩個世紀中，驅使數以百萬計的人們甘願為民族——這個有限的想像——去屠殺或從容赴死。」
英國歷史學家湯姆奈倫在《不列顛的崩解》一書中寫道：「『民族主義』是現代歷史發展中的病態。如同『神經衰弱』之於個人一樣的不可避免；它既帶有與神經衰弱極類似的本質上的曖昧性，也同樣有著退化成痴呆症的內在可能性——這個退化可能性乃是根源於世界上大多數地區所共同面臨的無助的兩難困境之中，並且，在多數情況下是無藥可醫的」。
作為中國人，對於民族主義的感受就更加強烈，百年來的恥辱近代史，使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患上了敏感而激烈的民族心理，哪怕早已告別了被侵略的年月，但一旦碰上國際之間的糾紛，民族主義的話語就一瞬間迸發出來，近些年來，從抵制日貨、抵製法貨再到指責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說其「以巧妙的方式幹預中國輿論」、該「驅逐駱家輝」）等等，無一不是這種脆弱而敏感的非理性民族主義的產物。
培養出更多的「世界公民」
非理性的民族主義（或狹隘或激進），難以逃脫的關鍵詞就是「意淫」，不是「意淫」所謂外部敵人（仇視他國、動不動地發動抵制、呼籲政府態度強硬、慫恿不惜發動戰爭），就是「意淫」自己人（國際上挖掘中國元素）。當然，相比之下，後者並不會帶來多大的影響，但前者卻應該引起我們足夠的認識。
民族主義會激發愛國心，但狹隘民族主義會成為中國前進的絆腳石。正如文化學者葛紅兵認為的：民族主義具有強烈的民族整體憂患意識、自強意識和趕超意識，它能激發起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奮進心和凝聚力，所以在一個特定的層面上，它可以被認作是一種積極的思想；然而，民族主義是一口布滿百合的陷阱，它同時也會導致孤立主義和對抗意識，拒絕同外族的融合、交流，拒絕對於世界性的普遍價值規範和政治、經濟、外交操守的認同，從而自絕於世界大家庭之外。更重要的是，一個成熟的國家與國民，往往很少張口閉口搬出族群來說話，用民族主義的視角來看問題。因此，不管是對林書豪的過度想像，還是對明星移民的指責，抑或是對他國的激憤反對，本質上反襯出來的其實是這個國家和國民自信心的深度缺乏。
在對外上，對待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時，中國人總是容易陷入兩種陷阱：妄自菲薄和夜郎自大。而做到不卑不亢、自信自尊自強，卻很難。但正如華盛頓說的：一個國家總是慣於懷恨或喜歡另一個國家，它便形同一個奴隸，即成為自己的愛和憎的奴隸。民族主義心態往往導致態度和判斷都是缺乏理性的，而且極具危險性。推及國家層面，其弊更遠大於利。
回過頭來想，如果更多人放下狹隘的民族主義心態，轉而去建構一個更加開放的更加自信的中國國民心態與制度，是否比這爭執與考究祖籍地更值得關注呢？不禁試想，假如中國現在也能夠有一個白人成為我們政府系統的高官、各色皮膚的運動員進入中國國家隊，一堆人排著隊要入中國籍，那麼誰還糾結於林書豪的祖籍，代表誰參加國家隊比賽呢？更何況，隨著全球化與地球村的來臨，作為一個經濟總量世界第二的大國，更應該融入世界發展潮流與共同價值之中，培養出更多的「世界公民」，讓更多的國民學會尊重不同的文化與價值，做一個心胸不僅有祖國更有全人類的「世界公民」！（張天潘 媒體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