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鄧小平所言，「中國改革從農村開始，農村改革從安徽開始，萬裡同志是立了功的」，民間則有諺語「要吃米，找萬裡」。
在家庭承包經營創新過程中，最重要的政治人物是萬裡。關鍵時刻，萬裡為推進改革貢獻了扛鼎之力。
「只要老百姓有飯吃，能增產，就是最大的政治」
1978年，安徽出現了歷史罕見的大旱。為種上麥子，一些地方突破生產隊經營規模，將地包給農民分組耕種，甚至分戶耕種，又被稱為「借地種麥」或者「借地度荒」。這在當時屬於「資本主義」的生產經營方式，政治上犯了巨大禁忌。是否敢於支持為了抵禦旱災而採取的生產組織方式，是對領導人的政治考驗。
這年9月，萬裡先是視察了旱情尤其嚴重的滁縣地區，了解了這個地區的「借地度荒」等辦法，認為在嚴重乾旱的非常時期，必須打破常規，採取特殊政策，戰勝災害。新的政策之門開啟了。那些過去被稱為「秘密武器」、已經被農民偷偷摸摸採用的承包到戶、到組的辦法，也公開出籠了。萬裡主持制定了支持這些探索性辦法的省委文件。
當時的安徽，圍繞可否進行聯繫產量建立農業生產責任制，可否允許包產到組甚至包產到戶，擔心憂慮很多，爭論也很激烈。萬裡在這個時期的一些講話，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堪稱振聾發聵。
1978年10月11日，萬裡在省委常委會上說：「省委沒有決定的，只要符合客觀情況的就去辦，將來省委追認，不要都等我這個第一把手來決定。」「『包工到組、不聯繫產量』，還是幹好幹壞一個樣，不可能調動群眾的積極性，所以也不行。滁縣地區關於聯繫產量責任制的三個材料，可以大膽試行。」
1979年2月，省委常委會討論怎樣對待已經出現的包產到戶問題，萬裡說，「包產到戶問題過去批了十幾年，許多幹部批怕了。但是，過去批判過的東西不一定是錯誤的，有的可能是批對了，有的也可能本來是正確的東西，卻被當作錯誤的東西來批判。必須在實踐中加以檢驗。我主張應當讓山南公社進行包產到戶的試驗。在小範圍內試驗一下，利大於弊。」
2月16日，萬裡在六安、滁縣、巢湖三個地區的地委書記座談會上又說，「搞包產到戶如果要檢討，我檢討。只要老百姓有飯吃，能增產，就是最大的政治。老百姓沒有飯吃，就是最壞的政治。」
「絕不能讀了一封讀者來信和編者按就打退堂鼓」
萬裡在安徽主持的農業新政，在1979年初到1980年初，面臨的主要是來自中央的阻力。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發表了張浩《「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應當穩定》的來信和編者按，實際上是否定包產到組等責任制形式，在幹部和農民中造成了很大的震動和恐慌。
《人民日報》讀者來信發表的第二天，萬裡來到滁縣地區，第一站是全椒縣。萬裡聽完匯報，表現得坦然而且輕鬆。他批評了基層幹部的慌亂情緒，輕描淡寫了《人民日報》文章的作用。3月19日上午，萬裡在嘉山縣四級幹部會上說，絕不能讀了一封讀者來信和編者按就打退堂鼓。
1980年1月，國家農委在北京召開全國農村人民公社經營管理會議。主管農村工作的中央領導人講話，依然在強調集體經濟的巨大優越性。安徽省農委的同志介紹安徽實行聯產計酬的改革和成效，大部分人都持反對意見，包括當時國家農委的領導。
1月31日下午，會議向中央政治局匯報情況，華國鋒講話，他強調「責任制和包產到戶單幹不要混同起來」。「包產到戶老的弱的也分了一份，生產上有困難，至於已經搞了的，要認真總結經驗，提高覺悟，逐步引導他們組織起來」。
最後，鄧小平講了話。他說：對於包產到戶這樣大的問題，之前沒有通氣，思想毫無準備，不好回答。他講了一個大的決策，就是到本世紀末實現溫飽，下世紀初實現小康，分兩步走，要確定目標。省農委主任周曰禮回到安徽後，將會議的情況向萬裡作了匯報，請示如何傳達貫徹。萬裡的決定是：不傳達。
1980年春節前夕，萬裡又來到滁縣地區，在大包幹的誕生地小崗生產隊挨家看了一遍。各家各戶能裝糧食的東西都裝得滿滿的。
「他們腦子裡只有抽象的農民，哪怕農民餓肚子也不理」
1980年2月，萬裡調離安徽，任國務院副總理。
以通常的政治想像，會以為安徽的農村政策已經正式獲得中央認可。事實上，1980年的上半年，可以說是政策爭論最激烈的時期。在這個時候，萬裡繼續支持政策探索，為家庭承包製度排險除難，終於全面突破了舊體制。
1980年春夏之交的風波，主要是圍繞著「包產到戶」、「包幹到戶」是姓「社」還是姓「資」進行的。
時任滁縣地委書記的王鬱昭回憶，1980年4月初開始到8月份，安徽省委連續在蚌埠、蕪湖、巢湖和合肥召開了四次會議，對家庭聯產承包發起批評指責浪潮。內外重壓下，滁縣地區實際上已成為包產到戶的「孤島」。而從當時中央媒體的態度來看，繼續顯示出否定的力量佔上風。
政策的基本轉折發生在1980年夏秋之間。6月初，王鬱昭在一次省委召開的地市委書記會上，看到了鄧小平《關於農村政策問題》的內部談話稿。鄧小平在談話中明確肯定了安徽的包產到戶和大包幹到戶的責任制。
9月中旬，中央召開了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座談會，專門討論農業生產責任制問題。
這次會議最後形成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的通知》，對能否實行包產到戶問題作了「區別不同地區、不同社隊，採取不同的方針」的規定。包產到戶、包幹到戶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上取得了一席之地。很快，家庭承包席捲全國。
但上層的反對意見依然很強烈。反對聲主要來自中央的農村工作部門。1981年3月，萬裡專門參加了農業部黨組會議，嚴厲批評了這些部門。「他們腦子裡只有抽象的農民，哪怕農民餓肚子也不理。」「有些人拿了工資，吃飽了飯，憑老經驗，憑主觀想像， 在北京城裡說長道短。」
作為分管農村工作的中央領導，萬裡主持制定了1982年1月中共中央批轉的《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即著名的中共中央1982年一號文件。《文件》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肯定了聯產計酬、包產到戶、包幹到戶「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是社會主義農業經濟的組成部分」。
至此，家庭承包取得政治上的決定性勝利。
（本文節選自國研網，作者趙樹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