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齡化在當今社會已然成為一個重要議題。發達國家最先面臨人口結構老齡化的問題，對此，日本在今年2月通過法案，鼓勵企業將最高退休年齡由當前的65歲提高至70歲；英國也在今年將領取養老金的標準年齡提高至66歲，以應對社會老齡化和勞動力短缺的問題。
與之相比，中國的法定退休年齡目前仍在延續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標準：男性60周歲，女幹部55周歲，女工人50歲。然而，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問題也不容小覷，有學者認為，未來五年中國社會將從輕度老齡化邁入中度老齡化。為了適應社會人口老齡化的挑戰，《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實施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的規劃目標。
如何判斷一個社會的人口是否開始出現老齡化趨勢？國際社會認為，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5歲及以上的人口達到8%-10%時即開始步入老齡化，這一數字即為老齡人口撫養比，是當前公認的老齡化程度衡量標準之一。
今年10月，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學家韓雪輝和來自復旦大學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的程遠就撫養比的計算方式發表論文，提出將家庭結構與家庭消費情況納入對撫養比的計算，以更精確地測量中國社會的老齡化程度。
以下內容節選自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對程遠的採訪。
澎湃新聞：關注中國撫養比的理由是什麼？
程遠：人口老齡化會帶來各種各樣的負面後果。測量一個社會老齡化程度一個較常用的指標就是撫養比，撫養比的分子是社會中需要撫養的人，也就是老人和小孩，分母是社會能提供撫養的人，也就是我們社會中的勞動力。當分子越來越大、分母越來越小，撫養比越來越大，人口老齡化的程度就越高。
這個指標的設計是將老年人看作退出生產活動的社會成員，從勞動力變成社會的「負擔」，他們的生活需要社會中的勞動力來維持。撫養比指標能樸素地反映，當社會中的老年人越來越多，社會的「負擔」就會越來越重。
澎湃新聞：研究提出了一種新的計算撫養比的方式，加入了哪些新的考量？
程遠：傳統的老年人口撫養比計算方法比較直觀，但並不精準。比如說分母部分，傳統的計算方式將所有適齡勞動力都計算在內，但有些勞動力是在失業狀態，或者不具備勞動能力，或者沒有意願工作。分子也是同樣的道理，不同年齡段的老年人、健康狀況不同的老年人、生活方式不同的老年人，產生的撫養成本都是不同的。從這個角度就能看出，傳統的撫養比計算方法比較粗糙。
我們的研究對「撫養」進行了相對細緻的區分。撫養比指標將老年人看作成本，那麼成本的產生主要是通過消費來表達，我們把撫養比分子的計算從老齡人數替代為老齡人口的消費。撫養比分母的勞動力是被視為提供撫養的主體，提供撫養可以用收入來衡量，所以我們將撫養比分母的計算從勞動力的人數替代為勞動力的收入。
我們的研究通過估計收入模型和消費模型，測算不同家庭結構，老年人產生的消費和勞動力創造的財富。例如，一個由兩個老人、一對夫婦組成的家庭，與一位老人、一對夫婦和一個未成年人組成的家庭，兩種家庭的消費情況肯定是不同的。
我們的研究發現，經過消費和收入調整的撫養比大約滯後於未經調整的撫養比15年。這一判斷對養老產業的規劃、投資會有一定的借鑑意義。
澎湃新聞：研究中使用的是2011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數據，其中沒有養老金數據，這對研究結論有影響嗎？2011年距今年已有近10年，數據的解釋力會不會受影響？
程遠：我們設計的模型，分母是勞動力的收入，養老金收入是不被計算在模型中的，對模型沒有影響。
至於數據的年份，很多人可能認為數據越新越好，但其實並非如此。如果我們關心的是一個不斷變化的對象，例如，人們對當前生活的滿意度、一個人的健康狀況等等，這種研究的數據肯定需要更新。如果拿一個人十年前的體檢數據評價他現在是否健康，肯定是不合理的。
但如果我們的研究對象是一個穩定的內容，例如，年齡、出生地，以及我們在這次研究中關注的收入與消費的關係，最新的數據和十年前的數據相比，應該不會有劇烈的變動。
當然，最理想的情況肯定是使用跟蹤的數據、最新的數據。
澎湃新聞：研究在分析不同年齡段消費習慣時提到，老年群體的醫療消費突出，而其中56-65歲的老年群體醫療需求最高，為什麼？
程遠：社會流傳一種說法，一般來說，一個社會90%的醫療費用是被10%的人花掉的，而一個人一生的醫療消費是在生命最後10%的時間裡花掉的。對老年人來說，他們的消費支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醫療需求造成的。
我們的研究認為，對老年人來說，排除他在生命即將結束的那段時間的醫療花銷，醫療支出與年齡的關係呈倒U型，並不是隨年齡增高，醫療費用線性增長，相對年輕的老年人醫療支出反而更高。因為我們沒有進一步調查，所以只能依靠結論來推測這種現象出現的原因。
一種可能是，老年人的醫療費用大多數用於慢性疾病，這類疾病出現症狀的時候一般在55-65歲之間。老年人的醫療費用包括診斷費用與治療費用，慢性病前期這兩筆支出都是需要的。如果慢性病被確診，情況穩定，診斷的費用會減少，另外一個因素是，從長期看，藥品的價格是下降的，慢性病後期的醫療支出會下降。
澎湃新聞：文中也涉及了關於適當降低養老金替代率的政策建議，這一建議背後的理由是什麼？
程遠：一般來說，退休後，人們的消費會明顯減少，養老金的替代率正是按照這個規律來設計的。根據我們的測算，退休後的消費大約只是退休前的一半。我們建議根據實際情況，適當降低養老金的替代率，目的是維持一個可持續的養老金系統。
短期看，更高的養老金替代率意味退休老人能拿到更高的養老金，是一種更受歡迎的政策安排。從長期看，這會犧牲養老金系統的可持續。高替代率的養老金對應地需要更高的社會保障賦稅，意味企業和勞動力更高的負擔，從長遠來看，不利於經濟增長。
社會福利制度的設置絕對不是福利越多越好。社會保障水平需要建立在科學測算的基礎上。
澎湃新聞：您在文末建議通過社會政策鼓勵老年人與子女同住的原因是什麼？
程遠：人口老齡化是無可逆轉的。但有很多辦法可以減低撫養比，比如說，鼓勵老年人與子女同住。同住可以分擔、共擔生活的成本，這是一個很樸素的道理，而且對環境保護有積極的意義。同住還可以減少一些需要第三方承接功能的支出，例如，老年人在家中可以幫子女照料孩子，節省家庭的育兒開銷。
但是，如果社會政策不參與其中，可能很難鼓勵這種多代人同住的家庭安排。比如說，因為複雜的原因，中國的城市居住空間小，適合多代同住的房子非常少，這會造成多代同住困難；我們國家的養老金系統目前還不是全國統籌的，一些移居到大城市的年輕人，他們父母的養老金無法負擔在大城市的生活，這也會增加多代同住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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