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丁卯二十六年（1687），安徽宿松縣振英祠重建落成，邑中名士朱書撰寫碑記以志其事，記文有曰：
振英祠者，唐中丞睢陽張公之祠也。宿松祠公自石氏始。石氏宋理宗時渡淮，得公像，祀之棠梨宮。其孫元帥松顏公良值紅巾亂，慕公捍禦江淮之烈，鳩鄉民保障一方，卒賴以安，因歸功公之神也，分祀縣學左以為福主，名其廟曰振英祠。或曰神司祿籍，故造士及入覲祭焉。或曰司行，故祖道者軷，二者兼舉，數百年不敢廢。明季流燹祠毀，移公像老子宮，典禮缺失。松顏十世孫雲亭先生頌功，師表南國，倡明道義，嘗顧廢址，慨念之，以為公勳不可沒，祖宗之志不可忘，敬告邑大夫薦紳人士更新之，僉曰「善」。於是……既成，命書志之。碑記的撰者朱書，字「字綠」，清代順治十一年（1654）生於潛山縣之敢山衝，幼承家學，年少漸有文名。康熙十三年，朱書自潛山歸居家鄉宿松杜溪，授徒於嚴恭山下，前後凡五年，其間石頌功主講宿松禹江書院，朱書「從之遊，每截竹為筒，納詩文其中以就質」。康熙二十二年，石頌功主纂《宿松縣誌》，邀請朱書參與校閱。康熙二十五年冬，朱書以選貢進入京師太學，石頌功所著《採山閣》《越蒼園》諸集，又為朱書「傳之輦下，諸公交口揄揚」。石、朱二人師生誼厚，石頌功命朱書為振英祠作記，可謂得人。
按照碑記的描述，石氏先人於南宋理宗時代遷入宿松，曾獲唐代忠臣張巡神像，並將之安放在一個叫做「棠梨宮」的神廟當中進行祭祀。以後，石氏三世孫石良於元末亂世之中聚民自衛，保障淮西宿松一隅。石良追慕睢陽遺烈，於宿松縣學之左創建振英祠祭祀張巡，是為宿松地方祠祭張巡之始。有明一代，宿松地方的張巡崇拜被賦予更豐富的文化意義，官員造士入覲，擇吉遠行，均與祭焉。
又據後來道光《宿松縣誌》的記載，石頌功重建振英祠，不但為張巡新塑了文像，還為張巡部將雷萬春、南霽雲塑造了神像，又因唐代縣令閭邱有惠政於民、李白曾僑寓宿松，「並設主祀之」。不僅如此，石氏家族的始遷祖「宋都統轄」石興宗，與三世祖「明武節將軍」石良，也因對宿松有捍禦之功，被一道附祀于振英祠中。從此，石興宗、石良既接受石氏後人的祭拜，也得享宿松官方之祭祀。從元末至清初，從棠梨宮到振英祠，宿松地方的張巡崇拜，似乎始終與石氏一族有著深刻的淵源。
張巡作為一個來自北方的神靈，自唐代即已進入到國家祀典。此後歷經宋元明三朝的多次加封，張巡的信仰崇拜逐漸在南方地區流播開來。不過，本文的寫作目的，並不在於對宋代以後宿松與安慶地區的張巡崇拜展開專論，而是希望結合不同時代宿松的地方歷史情境與石氏家族人物史事，考察石氏關於祖先與張巡崇拜故事的文本書寫，探究其對於石氏家族歷史建構的文化意義。
關於明代中葉以後的歷史發展與社會轉型，論者甚多。相對而言，明初甚至元末以來的許多地方歷史則往往撲朔迷離，難以把握。劉志偉的研究顯示，「元末到明初的地方社會，是一個鄉豪權力支配的社會。明朝把地方勢力納入帝國的權力體系，培養起新興的士大夫勢力，在鄉村中推行教化，形成士大夫文化主導的社會秩序。明代中葉的士大夫對於先世歷史的敘述，無論是實錄還是虛構，都反映出地方歷史演變之真實趨勢，成為明代以後士大夫對地方歷史的一種集體記憶。」他特別指出，類似的士大夫記憶「在明代中期以後的社會背景下，必有其特殊的文化意義，需結合後來的社會變遷來討論」。
從宋末石興宗渡淮始遷創建棠梨宮，到元末石良聚民自保創建振英祠，再到清代康熙石頌功倡明道義重建振英祠，宿松石氏家族人物與張巡崇拜故事的虛實原委，需要我們置身於具體的地方歷史與家族發展的脈絡之中，才能進一步理解其背後的社會文化意義。
二、元末明初石良之史跡康熙三十一年（1692），遠在京師的朱書又應石頌功之請，為其新修《石氏宗譜》作序。朱書翻閱《石氏宗譜》，得知宿松與太湖、黃梅、潛山、桐城等地的石姓，均由江西樂平菱田遷來，明初以後，宿松石氏遠遷亳州、平山、東昌、弘農、山海各支，則都是「宋忠節都總轄」，「明武節元帥」的後裔。
序文中的「宋忠節都總轄」，即是宿松石氏的始遷祖石興宗，此處暫且不表。「明武節元帥」，則是宿松石氏的三世祖石良。石良的生平事跡，早在明代天順六年（1462）的《直隸安慶郡志》便有收錄，該書卷10《人物》「保障鄉閭」條下曾列載元末安慶地方招集義兵，保障鄉邦的代表人物5人，其中石良位列第一：
石良，宿松人，陳氏都尉使。辛卯年搜集義兵置立土城，保障鄉邑。辛丑年率領軍馬歸附聖朝，命守宿松，授英武衛管軍正千戶。後調洪塘湖。嘉靖三十三年《安慶府志》卷26《武胄傳》又記載：
石良，宿松人。良，果毅人也，故謀略沉斷。元末盜起，剽掠無虛日，良乃集鄉民築城設寨，嚴警以捍禦之，得弗擾。國朝大業既定，良籍其土與戶，詣行在獻之，得留軍中。累以功擢武德將軍，英武衛管軍正千戶。高皇帝勞之以敕雲。同書卷16《藝文志上》又收錄有《封石良敕》一道，其文有曰：
制曰：安邦拓境，在蓄將才；敘爵賞功，用坤朝典。石良天資果勇，智略老成。蓋自宿松仗義之初，能遏眾寇，使一方無警，民庶鹹安。當是時也，群雄並起，汝未嘗輕於服從。及予大業已定，汝乃籍其民人、率其士伍以歸於我，可謂知天運而識時務者矣。由是，通道於蘄春，引兵於黃岡，直抵陽羅，夾攻湖廣，西徵之役，汝有助焉。至於同安、舒城之捷報，衛國之心，尤為可紀。宜升衛校，用酬乃勳；尚勉後圖，以期遠業，可封武德將軍、英武衛管軍正千戶。宜令石良。準此。綜合以上三則史料，特別是石良做過「陳氏都尉使」，以及《封石良敕》中「當是時也，群雄並起，汝未嘗輕於服從。及予大業已定，汝乃籍其民人、率其士伍以歸於我，可謂知天運而識時務者矣」一句文字的描述來看，石良在元末亂世之初曾集兵自保，一度做過陳友諒的都尉使，後來等到朱元璋大業已定之時，方才歸附明軍，做出了重大的人生抉擇。
元末至正辛丑（1361），石良率部歸附朱元璋，從此為新主驅策向前。《石氏宗譜》內收錄有洪武十九年（1386）十一月初二日《兵部供襲職文狀》一篇，內中詳述石良一生戎馬生涯之細情，茲摘引其歸附明軍之後至被授為武節將軍之部分文字，以與上引三則史料相互印證：
供狀人石良，年七十五歲，系安慶府宿松縣人。自辛丑年九月內大軍攻取九江，十月內親賚原掌印信、授到文憑並本部下各頭目印信文憑，前赴九江歸附交納就，蒙委令守宿松。壬寅年正月，蒙總兵官徐丞相調撥，領兵開通蘄黃道路，直抵陽羅，夾攻湖廣。三月回軍。六月二十九日，有偽官姚平章、史副樞、趙副樞、賈僉院等將，引兵馬到來攻打本管城寨。七月初四日戰敵殺退，仍守地方。十一月初十日，蒙差湯宣使賚賞柳黃緞子一定，金頂帽一個，朝靴一雙，欽蒙除授統兵元帥，降印一顆，於十一月十三日到任。癸卯年二月內，有左平章許副樞咬牙、李元帥等引軍馬前來侵犯桐城等處，擄掠人民。蒙安慶守御官起本部軍馬，一同殺退，跟趕至北峽關南，將地面收回；軍馬就彼攻破李元帥鷂兒尖寨，當月二十日回營。十月內，蒙調將引本部軍馬攻取湖廣，敬奉令旨，著侄男石鐸同本部下頭目張民萬戶，管領軍馬，與同畢院判在營聽徵教畢。石良赴京住坐參侍。甲辰年三月內，蒙安慶守御官何參政調撥本部軍馬，仍令侄男石鐸、男石鏡跟同，克取舒城、廬州，接應安豐。五月十五，良受令旨英武衛管軍正千戶。良齎原統兵元帥銅印一顆，前赴大都督府交納，六月初三日到任。丙午年，參隨馮都督克復湖州舊館，徵進蘇州，回京參侍。洪武二年二月內，欽授武德將軍流官誥命一道，管軍正千戶。至洪武四年正月內，調鳳陽洪塘湖千戶所正千戶，二月初四創設衙門到任，管軍屯種。洪武十一年，升授武節將軍世襲誥命一道，管軍正千戶。上引供狀文字系年系月系日，歷數石良自元末至正辛丑十一年至洪武十一年間的主要事跡，與明實錄所載同一時期明軍徵討史實若合符節，當無石氏後人偽造之可能，文字確鑿，殆無可疑。根據供狀記載，石良於至正辛丑年十一年十月歸附朱元璋，並奉令守宿松，十一月初十日除授統兵元帥，洪武二年授武德將軍，洪武十一年升授武節將軍。
三、石氏始遷祖石興宗事跡考石良率領子侄部曲隨明軍東徵西討，石氏子孫復為明朝徵戍四方，宿松石氏由此成為明代安慶地區著名的軍戶大族，對家族世系與歷史的整理也遠較一般的家族為早。明代天順丁丑元年（1457），石良之孫石淳編修族譜，並撰文自敘家世。
按照石淳的自敘，宿松石氏的始遷祖「萬一公」石興宗是江西饒州府樂平縣菱田人，為北宋開國功臣石守信的後代，於宋末渡淮遷至太湖縣棠梨畈，「悅其山水之勝，拓址築室」。石興宗「嘗與黃氏訟至東平，禱於其神，有感，潛舁神像而還。捐棠梨之址，立祠祀之」，這就是後來的太湖縣棠梨景祐宮。以後，石興宗又自宿松棠梨畈遷至宿松荊橋，最終成為宿松石氏之始遷祖。
關於石興宗，康熙二十四年（1685）《宿松縣誌》卷25《人物一·忠節列傳》有如下記載：
石興宗，字克承，有文武才器，淳祐間仗策渡淮，奉張睢陽像至太湖棠梨坂，舍宅建宮祀之，徙宿松荊橋。時張安撫寨於司空山拒敵，聞宗英勇且賢，表為都總轄，共持俸節移。宋亡，隱居不仕。上引文字前一句所述石興宗宋末遷徙宿松事跡，系襲引自石淳所撰之自敘無疑。後一句文字中的「張安撫」，指的即是張德興。宋末端宗景炎二年（1277），張德興與淮西人劉源等起兵倡義，司空山義兵長、太湖人傅高舉兵應之。同年四月，義兵與元軍戰於樊口，殺元湖北宣慰使鄭鼎。九月，元昂吉兒引兵襲破司空寨，張德興與傅高均被殺身亡。石興宗既被張德興表為「都總轄」，與張氏「共持俸節移」，亦當為宋末淮西義兵之主要人物。顯然，康熙《宿松縣誌》中的石興宗宋末抗元事跡，即為縣誌主纂石頌功所新添。
石興宗的生平事跡，在《石氏宗譜》中有更詳細的描述：
萬一公，天資英毅，閎博多通。宋理宗淳祐十年庚戌，公年二十有八。是年春，自樂平菱田渡淮至太湖，悅棠梨畈，買山居焉。先是端平丙申冬十一月，蒙古兵入舒州；淳祐六年冬十二月，更掠舒。淮南張德興為安撫使，駐紮司空山。晉熙人傅高素善公，推為都總轄。整飭士馬，號令嚴明，捍禦數郡，群盜不敢入，民賴以安。端宗景炎二年丁丑夏四月，克復黃州、壽昌軍，時年五十有六；與德興議論不合，遂解兵去，隱居宿松山。閱二十四年以令終。公嘗舍宅建棠梨宮，祀唐忠臣張中丞巡。及卒，睢陽降神授九重塍為公窀穸。葬後，公神亦靈，鄉人祈禱輒應。祀邑忠義孝弟祠，祔祀治東睢陽振英祠，祠在靈泉觀左，春秋二仲及上計，邑侯致祭，公與配。每三年大比賓興，多士並與祭焉。上引宗譜文字對宋末端平丙申（1236）、淳祐六年（1246）、景炎二年戰事的記載，與康熙二十二年《安慶府志》卷14《兵氛》如出一轍，因而也可以斷定出自康熙《石氏宗譜》的主纂石頌功之手。據傳文的記載，石興宗於宋末淳祐十年（1250）由饒州樂平菱田渡淮至太湖縣棠梨畈，時年二十八歲。惟自端平丙申三年起，蒙古兵鋒多次侵擾太湖所在之舒州，石興宗舍承平靜謐之饒州，入兵燹迭起之舒州，其事頗不可解。此外，由饒州至舒州，系由南趨北，不言渡江，而言渡淮，其事亦屬可疑。
太湖縣創建棠梨宮以祀張巡一事，亦可見於康熙二十二年《安慶府志》卷18《雜記》的記載，府志原文有曰：
宋宣和間，太湖縣有石、黃二人客東平，以疑訟致獄，禱於神，得釋，匿像以歸。祠主追之，啟篋變為箑，至邑西十裡棠梨樹下，忽雷雨大作，二人因避寢焉。夢神告曰：「此可以居我矣。」遂止，立其祠，然終莫知為何神。一日，降筆歌曰：「我乃唐之張巡，與許遠兮同時，在東嶽兮押按，都統使兮陰司。」始知為睢陽也。按照府志的記載，北宋末年徽宗宣和年間（1119-1125），太湖縣有石姓與黃姓二人客於東平，以疑訟入獄，禱神得釋，歸而立祠以祀，當時並不知為何神。其後扶乩降筆，方知神為張巡。泰山綿亙於今日泰安、濟南、淄博之間，由此似可推斷，石、黃二人所客之地「東平」，或即為當時緊鄰泰山之東平府，亦即之前的鄆州。
如此一來，府志當中太湖縣棠梨宮為北宋末年宣和年間太湖石氏與黃氏所建的記載，與石淳譜序所述石興宗於南宋末年渡淮，創建棠梨宮的事跡之間，就存在著巨大的牴牾。於是宗譜在石興宗的傳文之下，又附記文字說，「棠梨宮為兩縣福主」，府志中的「宋宣和間」，其實「系淳祐間事，誤記前徽宗年號」，之所以是在太湖縣創建棠梨宮，則是因為石興宗「先居太湖棠梨畈」。府志之所以要記載黃石二人建造棠梨宮一事，則是因為「黃姓嘗爭山，後公遷宿松，而黃姓猶居山麓，故攙入志中，竊分建祠之德，而不知明神不可誣也。」這樣，石興宗「當年舍宅侑神」，「異日神擇地報公」，也就得到了圓滿的解釋。
然而，康熙《安慶府志》中所述棠梨宮創於「宋宣和間」，卻並非「誤記」。從地方志書的記載來看，太湖棠梨宮至遲在明代天順六年《直隸安慶郡志》之中已有多處收錄，該書卷8《寺觀》有載：
棠梨宮，在治西一十五裡。唐忠臣張巡，諡讓國東平忠靖王嘉應顯靈景祐真君。宋宣和間，邑有黃、石二姓者，於東平舁像以歸，卜祠於此，額曰棠梨山景祐宮，道士盧守真創。同卷《祠宇》又載：
棠梨廟，即景祐真石宮，在治太平鄉棠梨村。唐忠臣張巡血食於此，土人每歲孟秋二十五日生辰祀之。同書卷11《文詞》又收錄有元末至正十一年（1351）廬州路無為州學正蔡克明所撰《棠梨山景祐宮碑記》一篇，碑記開篇有云：
今棠梨之祠，考之理乘，在昔宋宣和間，邑有黃、石二姓者，以疑事致獄於東平，禱於神，得釋，舁像以歸，卜祠於縣之西十裡。蔡克明既言「考之理乘」，得知景祐宮創建於北宋宣和年間，可見在元末以前，地方史乘已有對景祐宮的相關記載，碑記所言，殆有實據。又據前文天順元年（1457）石淳譜序所述宿松石氏始遷祖萬一公，「嘗與黃氏訟至東平，禱於其神，有感，潛舁神像而還。捐棠梨之址，立祠祀之，即今景祐之祠是也」，兩相比照，碑記與譜序中的棠梨宮故事，除了時間上的不一樣，其故事人物（石、黃二姓）與故事情節（致獄東平、禱神得釋，舁像而歸）如出一轍。
又據碑文的記載，景祐宮自創建以後，「廟貌森然，盡攬山溪之勝。凡水旱疾疫，禱則必應」。至元代，景祐宮更納入官方祀典，成為遠近聞名的地方神祠。大德（1297-1307）以後，又不斷有道教高士提舉宮事，景祐宮聲名更著，張巡由此成為太湖、宿松「兩縣福主」。至正辛巳元年（1341），景祐宮重加修葺，乙酉五年（1345），景祐宮最終成為甲乙之祠，祠廟主持可以在師徒之間代代相傳。
宋元以後，景祐宮所祀之張巡既逐漸成為太湖、宿松兩縣之福主，元末至正景祐宮碑記文字又被勒之於石，廣為人知，則明代天順元年石淳在撰寫譜序之前，極有可能已經瞻仰景祐宮，並閱讀過這篇碑記文字。更重要的是，碑記中創立棠梨宮的恰有一石姓人物，這樣，石淳借用碑記文字，將「北宋宣和」改為「南宋淳祐」，最終創造出一個南宋淳祐年間從饒州樂平遷入太湖棠梨山，創建景祐宮，以後又遷徙至宿松荊橋的始遷祖故事。
始遷祖「萬一公」石興宗既然來自饒州樂平，宿松石氏編修族譜自然也就要求證於樂平菱田之石氏。據石淳譜序記載，早在元末至正辛卯十一年（1351），石良就曾派遣族人「正言、啟明等回菱田掃墓，參考族譜」，臨別之際，「宗侄輝山，典史英三傑翁贈別以詩」。次年，「紅巾擾攘，幹戈蜂起。石氏歷代譜牒，迭遭兵燹，幸得存者十之一耳。」以後，石淳之父石錡「嘗欲復修，惜不得菱田世系之詳，有志未就。」
正統戊辰十三年（1448）秋八月，石錡臨終之際，又特別囑咐石淳以編修宗譜為要：
人之死生，晝夜之常理。吾今保全而歸，得免毀傷，無愧於心，所恨者族譜未修耳。嘗嘆吾先考松顏府君，生逢元末，以武功起家。自前辛丑率兵歸順太祖高皇帝，授以統兵元帥，參侍大軍，東徵西討，未嘗妄殺，荷國厚恩，欽錫誥命，世受爵祿，傳之無窮，可謂榮顯。每見與吾考同時武功起者，子孫身家不能保，或至覆絕。今吾宗族繁盛，子孫眾多，簪纓相繼，良由先世積累善行，致斯慶澤流於後。特恐將來五服親盡，未免親疏攸分，忘失本源，而罔知世系。汝淳頗讀書，必知尊祖敬宗，今以復修族譜之事付之，汝能成吾志，亦可謂善繼述，為孝順之子孫，吾瞑目無遺憾。餘無所囑。據族譜記載，石錡為石良第三子，字仲和，號樂盤，生於明洪武三年（1370）九月二十九日辰時，卒於明正統十三年（1448）八月二十一日亥時。族譜記載明代前期宿松曾有李昭道、沈景行等人以賢良、人才二科選用，而石錡「不赴」，「為政於家，化暨枌榆」，「厚重寬洪，敦行孝友。治家肅，馭眾和。嘗為萬石長，以德化人，人鹹感服，雖頑梗亦率教無違」，從而成為明代前期宿松地方齊家化鄉的代表人物。從更大的歷史背景來看，明代初年，朱元璋鋤滅豪強，元末以武功起家者，多不能保全身家，石錡生長於以武功起家的軍戶豪族，一生橫跨明代洪武至正統六朝，對此自然有著切身的體會。石錡臨終之際，恨族譜之未修，固有敬宗收族之志，也反映了其對石氏家族長遠發展的憂惕之心。
石淳接受石錡的遺囑，「晝夜皇皇，不安寢食，常恐怠而不修，修而不慎，有負先靈而愧厥祖」，於是「具書菱田宗族，求附石氏宗譜世系之詳」。景泰甲戌（1454）之冬，「菱田宗人蘭偶持譜圖而至，備詳參考，本宗渡淮支派繩繩不紊，若合符節」，石淳乃「沂流尋源，循末求本，仍仿歐蘇之法，因時損益」，最終編修完成了宿松石氏的第一部族譜。
四、從景祐宮到振英祠清代康熙年間，石良十世孫石頌功主纂縣誌、主修宗譜，相關事跡前文各節已略有鋪陳，本節再專論石頌功的相關文化創製活動，特別是重建振英祠的努力，以見其背後清初宿松地方歷史之相關情狀。
關於石頌功的生平，道光《宿松縣誌》與《石氏宗譜》各有記載，其中當然又以後者記錄更為詳細：
公諱頌功，字九敘，號雲亭。生三齡就傅受業，八歲通五經。太君中翁歲薦，未仕捐館，公奮志父書，早遊郡庠，尋食餼，歷試冠軍，諸藝與三吳名宿並傳。其《採山閣》《越蒼園》諸集，又為門人朱太史傳之輦下，諸公交口揄揚。蜀閬朱公曾以二子來學，次斯裕成進士，任中翰，猶追仰之不置。奉靳大中丞檄，延義學塾師，每課不下百餘人，遊其門者多成名儒。兩修邑志，續修家譜，又輯《小孤名山志》。從以上的記載來看，石頌功早年刻苦攻讀，文名擅於地方，深受康熙初年宿松知縣朱維高的敬重。石頌功兩修縣誌，續修宗譜，屬意地方公私文獻，又主講禹江書院，作育地方人才，實為清代康熙前期宿松地方士林之代表。
康熙十一年（1672），宿松知縣朱維高在清廷修纂大清一統志的背景之下奉令修纂縣誌，聘任的主纂者為拔貢生黃鈛與郡廩生石頌功。朱氏在公務之暇，與黃、石二人就縣誌的編纂「互相研訂，依長安、中州式，匯為邑志」，最終仿照《陝西通志》與《河南通志》的體例，編撰出36卷的《宿松縣誌》。據後來道光《宿松縣誌》的記載，朱維高，號嵩岑，四川閬中人，康熙七年由武昌推官改知宿松縣事，在任期間「清慎廉明，禁科派，革漕弊，編保甲，審丁戶」，「值軍興，節省供億繁費，一切不假手胥吏，時有『民肥吏瘦』之謠」。此外，朱維高「加意學校，撰邑志序論，文章之事亦彬彬焉」。
從更長的區域歷史情境來看，明末清初的宿松地方社會一直處於動蕩之中。崇禎八年，張獻忠攻桐城，「屠潛山、太湖、宿松」，之後十年間，安慶府諸縣成為農民軍與明軍反覆絞殺之戰場。順治二年四月，左良玉率部檄討馬士英，不久病死於九江，其子左夢庚復率軍「連陷建德、東流、安慶城」，同年六月，清軍阿濟格率兵「由楚至安慶，屬邑悉平」。順治三年冬，揚州水賊趙正倨「據宿松洿池為亂」。順治六年，「潛山土寇餘公亮反」，宿松「陳漢山諸亂民據寨相應，大掠」。總體上講，明末清初的宿松縣與安慶府，一直是農民軍與明軍，以及清軍和各種反清勢力反覆交戰之地，兵燹不止，兵民潰散。
明清易代，戰火無情，戰爭對於宿松地方士人的衝擊也是巨大的。石頌功的父親石思琳，為明末宿松地方名士，「敦行博學，尤邃於《易》，學者宗之」，最初也因戰亂，渡江避禍於池州建德。順治二年，左良玉部兵潰，安慶守臣張亮竟邀其亂兵入城守衛，石思琳適逢「過皖」，急入府諫云：「戍兵之守，自古以客軍為非便，兵守不若民守」，「張公悟，遽下令撤出，而將不用命」。四月七日，安慶城潰，石思琳「按劍罵賊」，最後死於亂軍之中。又如朱書的父親朱光陛，「值明季亂，流賊屠掠大江以北，歲大祲疫，諸事農者略以筋力延朝夕」，「既讀書，不能作苦，濱於死數矣」。清軍平定江南之後，「邑人數奉閩粵命」，宿松地方仍舊動蕩不安，朱光陛「乃跳身授徒太湖、潛山山中」，「以丙戌歲出，間歸，不恆居，凡出二十八年始歸，歸則世業蕩然矣」。
明亡清興，革除前朝陋習、平均裡甲賦役、擒拿地方盜賊、重建地方官學、恢復國家祀典，是清代順治至康熙前期地方社會重建王朝秩序的基本措施，也是此一時期宿松縣地方重建的基本主題。如何因勢利導，在新的王朝統治之下重建家族的地方權威，則是許多像宿松石氏這樣的前朝故族必須要認真對待的重大問題。在這樣一種歷史背景之下，石頌功主纂縣誌，主修宗譜，重建振英祠，即可視為其努力重振石氏家族的具體表現。
康熙乙丑二十四年，亦即石頌功重建振英祠前兩年，宿松知縣硃卷就曾倡議重建了當地著名的祠廟——惠民祠。據事後硃卷記文所載，惠民祠位於宿松縣城北部城隍廟之左，系由明代宿松紳民自發創建，祭祀的是成化年間的南直隸巡撫彭韶，但最初只是一種民間祭祀行為，祠廟「隙址甚寬，構不盈丈」，規模極為有限。後來經宿松知縣施溥的呈請，彭韶的祭祀成為官方行為，並最終進入了官方的祀典。以後，南直隸巡撫朱瑄和宿松知縣邢旭、謝鑌、孫衍、施溥等4人，也均因有惠政於宿松之民，分別被「並祀」和「祔祀」於惠民祠中。明末，惠民祠毀於兵燹。清代康熙八年，宿松知縣朱維高在新朝建立之後第一次重修惠民祠，並恢復了原有的祭祀禮儀，明代知縣熊廷棟的遺像，也「從民請而附祀之」。
康熙二十四年，硃卷在清廷纂修會典的時代背景之下重建惠民祠，進一步為惠民祠中的前代名臣統一設立了木主神位，「敷坐設主，主者祔者，以次序位，無敢遺，亦無敢濫」。這樣，之前那些「祀典所未及」的先代名宦，只要是「政聲卓卓」，「皆可祔之以永其前」。
清代初年國家致力於禮教秩序的恢復，各地祠廟的重建，實為當時之普遍現象。試以清初宿松地方祠廟恢復為例：東嶽廟，「在治東三裡，國朝順治甲午（十一年，引者注）孫繼文捐修」。城隍廟，「在治北，元至正甲辰知縣戴昌建，國朝順治十二年知縣孫繼文給貲，命民何逵、周正等重修」。天妃廟，「在治東南百二十裡，國朝康熙初知縣王民皞相故址重建」。關帝廟，「在治北，明弘治己未知縣施溥建，國朝康熙乙卯（十四年）知縣胡永昌同把總趙思龍捐塑聖像，並修殿宇廊廡。」公侯廟，「在治東，祀漢令張公何丹。國朝康熙乙卯知縣胡永昌重建」。大節祠，「在北郭，舊建，祀歷代名賢、忠孝。國朝康熙丙午（五年）知縣王民皞重修後殿。壬戌（二十一年）知縣硃卷捐俸重修」。
以上六座祠廟的重建，時間上起順治十一年（1654），下迄康熙二十一年（1682），均為石頌功親歷之事實。康熙二十四年，硃卷重建惠民祠，所撰《重建惠民祠記》一文，更收錄於石頌功主纂之縣誌。這樣，我們或許不難理解石頌功為何要於康熙二十六年重建振英祠，並將先祖石興宗、石良二人神主附祀其中了。套用硃卷記文中的文字，或許也可以說，「祀典所未及」的石氏祖先，從此亦「皆可祔之以永其前」矣。
不過，本文開篇所引朱書《振英祠碑記》中所講明初石良創建振英祠之事跡，卻一直不見於明代方志文獻的記載。現存最早的安慶地方志書，為明代天順六年的《直隸安慶郡志》，該志卷8《寺觀祠宇》記載安慶府所屬各縣寺觀祠宇甚為詳備，其中宿松縣共有城隍廟、東嶽廟、關王廟、五顯廟、忠節侯廟、河西廟、聖母夫人廟等6座祠宇，未見振英祠之記載。正德十六年《安慶府志》記載宿松廟、祠各有6座，其中惠民祠被首次載入，但亦不見振英祠之名目。嘉靖三十年《安慶府志》卷5《地裡志》載宿松廟宇7座、寺觀34座，同書卷11《禮制志》載宿松祠宇6座，惠民祠位列其中，但也不見振英祠之記載。
有趣的是，康熙《宿松縣誌》卷6《祀典》中卻有另一座「景祐廟」的記載：
景祐廟，明時知縣以入覲前二日蠲吉致□□免覲宜工□□□□日告祭，庶幾無□□也。道光《宿松縣誌》卷5《輿地誌五》則記載說：
景祐廟，在治東四十裡，祀唐張公巡，並祀許遠、宋嶽武穆，歲久傾圮。明弘治間，知縣施溥給貲，命民人張輔、尹祿等重建，塑像致祭。明制：知縣三年一朝，每入覲，先期擇吉，告祭出行，謂之「耀裝」。綜合以上兩條史料，大致可以知道這座景祐廟在明代弘治之前即已創立，而且還與當地的張、尹二姓關係緊密。宿松知縣在進京入覲之前二日，還要前往景祐廟告祭祈福，涓吉起行。由此看來，景祐廟應該算得上是宿松地方比較重要的一座神祠。從地理位置上看，宿松居太湖之西，宿松景祐廟在縣治以東四十裡，而太湖棠梨山景祐宮又在縣治以西十裡，則宿松景祐廟可以看作是張巡崇拜在明代安慶流播之一實例。反過來思考，石良為元末宿松地方一代豪傑，又為明朝的建立立下殊勳，如果真的在明代初年即已在宿松縣城縣學之左的顯要位置創建振英祠祭祀張巡，則振英祠似乎不至於在明代安慶府的方志文獻記載當中了無痕跡。
無論如何，地處縣治以東四十裡的景祐廟，與後來石頌功重建於宿松縣學之左的振英祠之間，並不存在任何的淵源。有明一代，宿松知縣入覲之前，告祭的也是僻處鄉間的景祐廟，而不是位於縣治之中的振英祠。如此，朱書記文所謂振英祠明初創建、明季祠毀，「典禮缺失」，終究可能只是一團迷霧，疑竇重重。「或曰神司祿籍，故造士及入覲祭焉。或曰司行，故祖道者軷，二者兼舉，數百年不敢廢」，也可能只是移花接木之說。如果真是這樣，則石頌功重建神祠，不用「景祐」之名，而冠以「振英」之謂，蓋另有深意歟？
五、結語元末至正十一年（1351），廬州路無為州學正蔡克明「考之理乘」，在其所撰《棠梨山景祐宮碑記》中講述了一個北宋末年宣和年間，太湖縣有黃、石二姓者致獄東平、禱神得釋，以後又舁像以歸、卜祠祀神的故事。如果蔡氏所言不誣，則碑記中的石姓當為北宋末年以前之太湖土著無疑，斷與後來南宋末年遷來之宿松石氏無關。反過來講，如果宿松石氏始遷祖石興宗就是碑記中的石姓人物，那麼宿松石氏亦當為地方土著，而絕非南宋末年遷入之客族。
明朝建立以後，著力打擊地方豪強，在鄉村中培養新興的士大夫勢力。生於洪武三年（1370）的石錡，雖然曾擔任過萬石長（糧長），卻婉拒服官，致力於鄉裡之教化，從而成為宿松石氏由元末豪族向士大夫之家轉變的過渡性人物。明代天順元年（1457），石淳編修族譜，借用太湖景祐宮碑記文字，將「北宋宣和」改為「南宋淳祐」，最終創造出一個南宋淳祐年間從饒州樂平菱田遷入太湖棠梨山，創建景祐宮，以後又遷徙至宿松荊橋的始遷祖故事。然而，無論元末至正石良遣人「回菱田掃墓，參考族譜」，臨別之際，「宗侄輝山，典史英三傑翁贈別以詩」；還是明代景泰甲戌之冬，菱田宗人「持譜圖而至，備詳參考，本宗渡淮支派繩繩不紊，若合符節」，類似的尋祖與聯宗的故事，在明清時代的中國各地時有發生，總能勾起今天的研究者們腦海當中相近的圖景。明代宿松石氏尋根問祖的故事，或許恰可說明兩宋之交以來飽經戰亂的江淮地區，地方家族在明代以前並沒有編修族譜的傳統，先代世系也往往晦暗不明，難以追溯，等到明清時代創修族譜的時候，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宗族制度更加成熟的江西饒州、江南徽州等地。
清代康熙二十六年（1687），石頌功在宿松知縣硃卷的支持之下重建振英祠，是其在清朝建立之初頒布新典、恢復禮教秩序的背景之下，重建石氏家族地方權威的重要一環。石頌功主纂縣誌、主修族譜，揄揚先祖事跡，進一步將始遷祖石興宗建構成為宋末淮西抗元的義兵首領，又在知縣硃卷重建惠民祠的觸動之下，建構出石良於明初在宿松縣學之左創建振英祠的故事。然而，無論是石興宗宋末淮西抗元，還是石良明初創建振英祠，都不見於明代歷修安慶府志之記載。明代宿松縣境內祭祀張巡的最重要的一座神祠，恰恰是位於縣治以東四十裡的景祐廟。明代宿松知縣進京入覲之前，涓吉起行，告祭的也是這座遠離縣治的景祐廟，而不是位於城中的振英祠。
可惜的是，景祐廟自明代弘治年間知縣施溥給貲重建之後，似乎就再也沒有得到官方的重修。清代康熙以後，振英祠最終取代景祐廟，成為宿松知縣入覲告祭的新祠，並一再得到石氏家族的修繕。物換星移，朝代更替，神靈的崇祀，神祠的興衰，祖先故事的創造與演變，其實都是特定的人與人群在具體的國家制度、地方歷史和社會機制中的文化實踐。從景祐宮到振英祠，石氏祖先與張巡崇拜故事的創造與演變，反映的正是明代天順與清代康熙兩個時期宿松石氏家族文化精英編修宗譜、擬定世系、建構家族權威的文化創造，以及兩個不同時代江淮地方由亂而治的社會發展軌跡。
本文轉載自《學術月刊》2019年第3期，注釋從略。(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