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若想要戰勝新冠病毒，回歸疫情開始之前的生活，究竟應該將中國視作與之抗衡的對手，還是視作戰勝疫情所不可或缺的合作夥伴呢？事實是，若不將中國列入解決方案之中，美國就難以取得抗疫的最終勝利。
無論如何否認或者掩飾，一個迅速崛起的中國正考驗著美國在各個領域中的領先地位。問題是：在這樣的大環境下，當任何一方面臨無法獨力應對的挑戰之時，兩國的政治家是否擁有足夠的智慧，在競爭中找到合作之道。
美國面臨的最緊迫挑戰不是中國
病毒沒有護照，沒有意識形態，也不受邊界限制。當病毒感染者打噴嚏所形成的飛沫被健康人吸入，無論他是美國人、義大利人還是中國人，他們生理上的影響都是相同的。
當疫情全球蔓延之時，正因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真正意義上地通過封鎖國境與世隔絕、獨善其身，所以每一個國家都處在危機之中。如今無法逃避的現實是77億人類共同生活在同一個渺小的地球上——正如甘迺迪總統在美蘇面臨命運攸關的核危機時所指出的雙方共存的必然之道：「我們呼吸著同一片空氣，我們同樣珍視子孫後代的未來。我們最終都會離開這個世界」。
華府官員以及美國兩黨的外交政策精英們在疫情問題上「甩鍋」的說辭暴露出了某種逃避主義──他們藉此試圖來逃避自己失敗的責任。成年人應該接受現實。在抗擊新冠病毒方面，美國所面臨的最緊迫的挑戰不是中國，而是在危機來臨時未能做出相應的反應。
新加坡和韓國採取緊急措施已經數周，為何美國仍對此置若罔聞？在2003年非典、2009年豬流感和2012年中東呼吸綜合症接連暴發後，是誰未引以為戒，做好準備？當韓國政府在零號病人出現幾周後，就立刻開始著手每天檢測超過一萬人（這個數字現在已高達每天兩萬人），與此同時，又是誰在用一個又一個的藉口反覆推脫？
與大多數美國人一樣，我們依然堅信美國的制度在根本上是好的；但美國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失策，同時也理當承認其他國家取得的成功。
難道要拒絕他國成功經驗和援助？
早在一月份，中國已經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了疫情信息：一月初，中國成功分離首株新冠病毒毒株，並與世衛組織分享了新冠病毒基因組序列信息。全世界的科學家得以開始著手進行疫苗研究。（Moderna，一家總部位于波士頓的公司，已經響應號召，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裡研製出了一種疫苗，如今這種疫苗已經進入政府的測試審批流程）。
意識到這種病毒的威脅之後，中國展開了一場舉世矚目的高強度抗疫鬥爭。這其中就包括封鎖中國疫情最早暴發的地方——武漢，一座擁有1000多萬人口的城市。數天之後，中央政府又在湖北全省境內拉起一條防疫封鎖線，約有5000多萬人口被隔離起來。
所有城市中的社區和公交樞紐都設立了強制性的檢測點；許多旅館、體育館和學校都改造成了臨時醫療中心；成千上萬的建築工人與攪拌車和運輸卡車雲集武漢，新的醫院以驚人的速度拔地而起（其中有一座可以容納1000張病床的醫院在10天內完工）；成千上萬的解放軍被調動起來，負責分發物資和保障物流運營。
數據表明，目前中國已經取得成功，其感染曲線事實上已經趨向於零，包括蘋果、星巴克、麥當勞在內的美國零售巨頭都已開始重新開業。
對今天的美國而言，當務之急是盡一切可能去阻止病毒感染我們成千上萬的民眾、殺死數十萬人，並且最終瓦解我們的社會。如果中國的醫生和科學家能夠研發出降低人群感染率的抗病毒藥物，那麼美國是否該進口這些藥物？
試想一下，如果中國在接下來的一到兩個月裡研發出了某種疫苗，而美國某些部門卻堅稱這些藥物在一年之內不會獲得任何批准。一旦這些藥物在新加坡和韓國被證明有效，那麼讀者會願意等待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嗎？
考慮到目前全美醫院以及一線醫療和急救人員對於N95型口罩的迫切需求，如果中國願意運送數百萬隻口罩給美國，正如他們最近在義大利做的那樣，那麼美國是否應該歡迎這些口罩呢？如果中國建立的篩查和診斷流程是有效的 （首先進行廣泛的體溫檢測，然後對那些排查出來具有發熱症狀的人群進行CT檢查，如果存在嫌疑，醫生還會採集化驗樣品進行分析，直到確診為止），那麼美國是否應該因為這些經驗的源頭而拒絕學習呢？
放棄幻想，中美需要同心協力
不應抱有幻想。戰勝這場流行病是關鍵的國家利益，需要兩國同心協力。如果不能精誠合作，美中雙方都無法獨自完成這一目標。從未來12個月內的經濟增長，到兩國公民對於各自政府的信心，再到兩國的全球地位和聲望，這次考驗的成敗牽動世界人心。
在真正的戰爭中，死亡人數是關鍵。在經濟方面，真正的增長才能產生盈利。在國與國的關係中，隨著疫情的到來，對於醫療設備的迫切需求會使得任何口水戰都相形見絀。
現在，金融市場押寶中國，在他們看來，中國已在這場持久戰中拔得頭籌。在第一季度的急劇下滑之後，如果中國經濟能夠恢復穩健增長，而美國卻在長期的衰退和蕭條間來回徘徊，那麼中美之間的GDP差距還將繼續拉大。如果中國政府能在保障公民的最基本權利——生存權利——上面證明自己的能力，而美國政府卻在面對疫情時束手無策，那麼抨擊中國做法的言論就會顯得像酸葡萄心理。
在疫情之外，不能忘記還有一個更高的視角，那就是有關中國崛起的宏大敘事。本世紀初，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不到美國四分之一。如今，中國已經迎頭趕上。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使得中國領導層滿懷信心，而美國經濟則陷入了長期的停滯不前。
三大領域合作可謂當務之急
研究疾病有關的知識、研發治療疾病的藥物，以及制定預防和治療方案，這些都是天然具有開放性和國際性的事業。通過世界各地實驗室的科學發現，生物醫學才得以進步。本質上，科學研究是需要通力合作的。如今，美國人發表的科學論文中有超過三分之一擁有至少一名外國合作者。全美三分之一的科學、技術、工程、數學（STEM）博士學位由中國學生獲得。
因此，在抗擊新冠病毒和預防未來可能出現的病毒時，中美兩國應該如何合作呢？有三大領域可謂當務之急：
首先，兩國應該從基因組測序到流行病研究的數據交換開始。
在評估目前的勢態和考慮對策時，關鍵因素在於如何減少疫情的不確定性：由於對於這種新型病毒知之甚少，只有通過不斷收集數據進行分析，才能對它逐漸加深了解。來自各個疫情暴發國的高質量數據將成為戰勝疫情的第二個關鍵因素。各國對於準確數據的廣泛需求提醒我們，在世界衛生組織這樣的國際組織當中，在程序和透明度上達成一致是何等重要。
隨著中國科學家迅速測定出這種新冠病毒基因序列，並且向世界各國發布，一場全球規模的研究工作終於得以展開。利用這些基因序列，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科學家於兩周之後成功確認了病毒進入感染者細胞的機制。次日，這一實驗發現由一家中國實驗室成功複製。甚至研究疫苗的進展也依賴於這些早期公布的病毒基因組。正如美國國家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所主任安東尼·福奇所評論的那樣，從獲得序列到進行人體試驗，科學家們在此次疫情中所取得的進展是「史上最快的一次」。更重要的是，擁有這些基因信息之後，科學家可以通過對比感染情況，像繪製家譜般詳細地勾畫出病毒的傳播圖譜。
在疫情暴發初期，疫情國所及時共享的數據將有助於其它國家更好地了解病毒的傳播方式。對於最早出現在武漢的病例而言，中國醫生採集的數據使得世界各國對於這種病毒的傳播能力可以進行初步估計；有了這些數據，構造流行病學模型成為可能——這些模型已經成為許多國家政府應對疫情的基礎。最先受到疫情衝擊的中國為全球的衛生專家提供了第一手資料，用以估計死亡率，並且通過這些數據建立模型，來預測疫情的影響範圍、傳播途徑，以及嚴重程度，從而確保了各國政府能夠採取更強有力的應對措施。
其次是診斷和公共衛生措施領域的合作。
如果中國能夠發現出某種有效的患者篩選程序，能在機場、企業和學校廣泛運用，那麼美國是否可以採納呢？反之，如果研究者們發現某種高通量的診斷技術，並且證明這種技術更加便宜、迅速且精準，難道這成果不會被分享嗎？在貿易摩擦開始之前，美國每年進口的220億美元的醫療設備中，約有四分之一來自中國。考慮到美國國內目前劇增的感染人數，這些設備對美國醫療體系是不可或缺的。
最後的合作是生物醫學研究領域中的基礎研究和轉化研究。
為此哈佛大學醫學院最近宣布了一項合作計劃，旨在與中國同行協力抗擊新冠病毒。其中，中方的負責人正是鍾南山，中國政府抗擊新冠病毒工作的主要帶頭人。早在2003年，他就是發現非典型急性呼吸症候群的第一人。這項哈佛大學與廣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的聯合計劃目前正致力於研究新冠病毒的基本生物學特徵及它與感染者的互動方式，這些研究有助於發現更好的診療手段。
為了更好的研究抗病毒藥物，科學家需要理解病毒如何感染人類——通過識別冠狀病毒進入宿主細胞的入口，科學家可以設計一把阻止病毒侵入的鎖。為了更好的診斷病毒和監測病情的發展變化，科學家需要準確識別出病毒的生物標誌物。在研製疫苗的過程中，人們發現免疫失衡可能導致抗體依賴性增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人體內的防禦蛋白將會加速感染進程。目前，學界迫切需要精確認定免疫學指標。
正如科學家所反覆強調，合作研究往往可以帶來更理想的結果。這個時代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壟斷科學創見，在抗擊新冠病毒這類緊迫問題上的合作總是利大於弊。隨著世界各國政府開始著手抗疫，他們應該謹記不論數據的收集和整合，還是試劑和設備的共享都需要各國保持密切溝通。
總而言之，中美兩國應當認識到兩國唯有攜手才能戰勝病毒這個死敵。因此，結成夥伴關係，即使是有限的合作，對兩國而言都極具戰略意義。中美兩國能否在競爭的同時成為密切合作的夥伴呢？ 人們很難在心中同時維持兩個相互矛盾的觀念。然而戰勝病魔，別無他法。
作者簡介：
格雷厄姆·艾莉森（Graham Allison）
現為哈佛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道格拉斯·迪倫講席教授，在該校任教超過50年。艾莉森教授是國防政策領域的頂尖專家，其研究領域包括核武器問題、俄羅斯問題、中國問題以及決策過程。艾莉森教授是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的創始院長，並擔任貝爾弗中心主任直至2017年，該中心被評為全球「第一大學附屬智庫」。艾莉森教授曾在柯林頓總統第一屆任期內擔任助理國防部長，曾榮獲美國國防部最高文職官員榮譽——傑出公共服務國防獎章。艾莉森教授2017年的新作，《註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是一本享譽國內外的國際暢銷書。
李岢安（Christopher Li）
現為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研究助理，研究興趣包括中國外交政策、亞太安全，以及科學與技術問題。他與格雷厄姆·艾莉森教授在「避免大國戰爭」項目中合作，該項目旨在研究中美戰略競爭，中國史與中國政治。在該項目中，李岢安負責中國工作組的協調工作。除此之外，他還曾承擔美中二軌對話的翻譯工作，為「中國網絡政策」項目提供諸多幫助。李岢安還負責協助美國前國防部長阿什·卡特 「科技與公共利益項目」下的生物科技版塊，該項目旨在研究新型技術如何在服務於整體公共利益的目標下進行研發和管理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