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春,嚴謹、及時和誠實的統計數據所涉及的高風險突然變得非常清晰。新冠病毒正席捲全球。政客們必須迅速做出幾十年來最重要的系列決定。這些決定中有許多是基於流行病學家、醫療統計學家和經濟學家爭相收集來的數據。數千萬人的生命處於潛在危險之中。數十億人的生計也是如此。
4月初,許多國家已進入封鎖狀態幾周,全球死亡人數超過6萬人,這個故事的走向卻還不明朗。也許,在死亡人數激增的背後,一場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蕭條正在來臨。也許,因為人類的聰明才智或好運,這種世界末日的恐懼會從我們的記憶中消失。
許多可能性似乎都是可信的。這就是問題所在。
流行病學家約翰·約阿尼迪斯(John Ioannidis)在3月中旬寫道,新冠病毒「可能是一場百年一遇的數據慘敗」。數據偵探盡了最大的努力,但是他們需要處理的數據是不完整的,不一致的,而且嚴重不足以讓我們有信心就此作出生死攸關的決定。(www.statnews.com/2020/03/17/a-fiasco-in-the-making-as-the-coronavirus-pandemic-takes-hold-we-are-making-decisions-without-reliable-data/)
毫無疑問,這場慘敗的細節將在今後得到研究。但有些事情似乎已經很清楚。在危機爆發之初,政治似乎阻礙了誠實統計數據的自由流動。
全球新冠死亡人數統計(數據截止至2020年10月26日)。© 霍普金斯大學(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這有關係嗎?答案幾乎是肯定的。病例每兩三天就會翻倍,所以我們永遠不會知道,如果警告早幾個星期來到,情況會有什麼不同。很明顯,許多領導人花了一段時間才意識到威脅的潛在嚴重性。例如,川普在2月底宣布:"新冠將會消失。有一天,它就像奇蹟一樣,會消失的。" 四周後,1300名美國人死於新冠,美國的確診病例比任何其他國家都多,但川普還在滿懷希望地說著要讓大家在復活節去教堂。
就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辯論正在激烈進行。快速檢測、隔離和追蹤接觸者是否能無限期地遏制疫情的爆發,或者僅僅是推遲疫情的蔓延?我們應該更擔心小型的室內聚會還是大型的室外聚會?關閉學校有助於防止病毒的傳播,但孩子們去和脆弱的祖父母住在一起是否會造成更大的傷害?戴口罩的作用有多大?
這些問題和許多其他問題,只有通過關於誰被感染和何時被感染的良好數據,才能得到答案。
但在瘟疫的最初幾個月,由於缺乏檢測,大量感染病例沒有在官方統計中登記。而正在進行的測試所提供的情況是不完整的,它們集中在醫務人員、重症病人以及有錢人和明星身上。我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來了解有多少輕微或無症狀的病例,從而了解這種病毒到底有多致命。
今年3月,死亡人數呈指數級上升,在英國每兩天就翻一番,這讓我們沒有時間繼續等待。領導人暫停了經濟。3月下旬,300多萬美國人申請失業救濟,這是之前最高記錄的五倍。接下來的一周情況更糟——申請失業救濟人數超過650萬。潛在的健康危險真的有如此可怕,足以讓這麼多人的收入一掃而空嗎?看起來是這樣的,但是流行病學家只能在非常有限的信息下做出最好的猜測。
很難想像還有比這更恰當的例子,去說明我們平時太把精確、系統收集的數字視為理所當然了。在新冠病毒出現之前,一系列重大問題的統計數據是由勤奮的統計學家多年來煞費苦心地收集起來的,而且常常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免費下載。
然而,這種便利把我們慣壞了,我們對此嗤之以鼻:「謊言!該死的謊言和統計數字。」新冠病毒提醒著我們,如果沒有統計數據,情況會變得多麼絕望。
當我們要解釋我們周圍的世界時,我們需要意識到,我們的感覺遠勝我們的專業知識。這解釋了為什麼我們會買我們不需要的東西,愛上不該愛的人,或者投票給背叛我們信任的政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解釋了為什麼我們如此頻繁地相信統計數據,而這種數據的結論是如此荒謬,只要思考片刻,我們就會知道它絕不可能。
但有時候,我們就是想被愚弄。
心理學家茲娃·昆達(Ziva Kunda)在實驗室裡發現了這種效應。當時她讓實驗對象讀了一篇文章,文中列舉了咖啡和其他含咖啡因食品會增加女性患乳腺囊腫風險的證據。大多數人認為這篇文章相當有說服力,但大量喝咖啡的女性則不這樣想。(psycnet.apa.org/record/1988-04351-001)
我們經常會想到方法來反駁我們不喜歡的證據,反之亦然。當證據似乎支持我們的先入之見時,我們就不太可能太仔細地尋找缺陷。在評估對我們重要的信息時,控制情緒並不容易,尤其是我們的情緒會把我們引入不同的方向。
我們不需要成為沒有感情的數字處理機。只需要注意並考慮到我們的情緒,就足以提高我們的判斷能力。我們不需要對情緒加以超人般的控制,而只需要養成良好的習慣。問問自己:這些信息讓我感覺怎麼樣?猜測得到證實後的自鳴得意?焦慮、憤怒還是害怕?我是否在自己正匆忙地尋找一個理由,來駁回這種說法嗎?
在新冠病毒流行的早期,一些看似有益的錯誤信息傳播的速度,甚至比病毒本身還要快。在臉書和電子郵件新聞組上流傳著一篇病毒性帖子。它非常自信地解釋了如何區分新冠肺炎和感冒,保證病毒會被溫暖的天氣打敗,還錯誤地建議避免使用冰水,因為溫水可以殺死任何病毒。
這條帖子有時是「我朋友的叔叔」寫的,有時是「斯坦福醫院董事會」寫的,或者是一些無可指責的、與此事無關的兒科醫生寫的。但人們,通常是理智的人,還是一次又一次地轉載。為什麼?因為他們想幫助別人。他們感到困惑,他們看到了明確寫著「有效」的建議,並感到有必要分享。
這種衝動只是出於人的本性,出於善意,但並不明智。
在我重複任何統計結論之前,我先試著記下它給我的感覺。這個避免自我欺騙的方法並非總能奏效,但這是一個沒什麼害處的習慣,有時還能帶來很大的幫助。我們的情感是強大的。我們不能、也不想讓它們消失。但我們可以、也應該試著注意到它們是否影響了我們的判斷。
1997年,經濟學家琳達·巴布科克(Linda Babcock)和喬治·勒溫斯坦(George Loewenstein)進行了一項實驗。在實驗中,研究人員向參與者提供了一起摩託車事故真實法庭案例的證據。然後,他們被隨機分配扮演原告律師(認為受傷的摩託車手應得到10萬美元的賠償)或辯護律師(認為案件應被駁回或賠償金額應該更低)。(www.cmu.edu/dietrich/sds/docs/loewenstein/selfServAssessFairness.pdf)
實驗對象被給予金錢獎勵,以使他們能夠有說服力地論證自己的觀點,並與另一方達成有利的和解。如果他們正確猜到了真實案件中法官實際判決的賠償金額,就能獲得額外的經濟獎勵。他們的預測應該與他們扮演的角色無關,但他們的判斷,卻受到他們希望的真實情況的強烈影響。
心理學家稱之為 "動機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動機推理是指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帶著目的去思考一個話題,以期得出某種特定的結論。在一場足球比賽中,我們看到了對方的犯規,卻忽略了己方的罪過。我們更容易注意到自己想注意的東西。專家們也不能免於動機推理。在某些情況下,他們的專業知識甚至會成為一種劣勢。
法國諷刺作家莫裡哀曾寫道:「一個博學的傻瓜比一個無知的傻瓜更愚蠢。」班傑明·富蘭克林評論道:「做一個有理智的人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情,因為它使我們能夠為每一件有心的事情找到或提出理由。」
現代社會科學贊同莫裡哀和富蘭克林的觀點:專業知識更深厚的人更容易發現欺騙,但當他們陷入動機推理的陷阱,他們就能找到更多的理由去相信他們真正想相信的東西。
最近一篇關於相關證據的述評得出結論:這種以偏向我們自己的、先入為主的方式評價證據和檢驗論點的傾向不僅普遍,而且在聰明人中同樣常見。聰明或受過教育並不能讓人免受影響。在某些情況下,它甚至可能是一個弱點。
2006年,兩位政治學家查爾斯·泰伯(Charles Taber)和米爾頓·洛奇(Milton Lodge)發表的一項研究就是一個例證。他們想研究美國人對有爭議政治問題的思考方式。他們選擇了槍枝管制和平權法案。(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111/j.1540-5907.2006.00214.x)
泰伯和洛奇要求他們的實驗對象閱讀雙方的一些論點,並評估每個論點的優缺點。人們可能希望,在審視這些優缺點時,會更理解相反的觀點。但事實恰恰相反,新的信息使人們的觀念更加疏離。
這是因為,人們會挖掘他們得到的信息來支持他們現有的看法。當人們被要求搜索更多的信息時,他們會尋找支持他們先入為主的想法的數據。當被要求評估一個反方論點時,他們會花相當多的時間來想辦法駁斥它。
這並不是唯一得出這種結論的研究,但泰伯和洛奇的實驗特別耐人尋味的是,專業知識讓事情變得更糟。實驗中更老練的參與者發現了更多的材料來支持他們的先入之見。更令人驚訝的是,他們發現與他們相矛盾的材料變少了,就好像他們在積極地使用他們的專業知識來規避不舒服的信息。他們為自己的觀點提出了更多的論據,並在對方的論據中挑出更多的缺陷。他們有了更好的裝備來達成他們一直想要達成的結論。
在我們所有的情緒反應中,最具政治意義的是黨派之爭。有強烈政治傾向的人都希望自己站在正確的一邊。當我們看到某個主張,我們的反應馬上會被這個念頭左右——"像我這樣的人就是這麼想的 "。
想想這個關於氣候變化的說法。「人類活動正在導致地球氣候變暖,給我們的生活方式帶來巨大風險。」 我們中的許多人對這樣的說法都會有情緒化的反應,它不像火星離地球有多遠的陳述。相信或否認它是我們身份的一部分。它說明了我們是誰,我們的朋友是誰,以及我們想生活在什麼樣的世界裡。
如果我把一個關於氣候變化的主張放在新聞標題中,或者放在一個旨在社交媒體上傳播的圖中,它會吸引人們的注意和參與。這不是因為它是真的還是假的,而是因為人們對它的看法。
如果你懷疑這一點,請思考一下蓋洛普在2015年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的結果。它發現美國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對氣候變化的擔憂程度存在巨大差距。這有什麼合理的理由呢?(news.gallup.com/poll/182159/college-educated-republicans-skeptical-global-warming.aspx)
科學證據就是科學證據。我們對氣候變化的看法不應該有左派和右派之分。但它們確實如此。人們的教育程度越高,這種差距變得越大。在沒有受過大學教育的人中,45%的民主黨人和23%的共和黨人對氣候變化「非常擔心」。然而在受過大學教育的人中,這個數字分別是50%的民主黨人和8%的共和黨人。
如果你衡量科學素養,類似的模式也存在:科學素養較高的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比那些對科學知之甚少的人差距更大。
如果沒有情緒因素,更多的教育和更多的信息肯定會幫助人們就事實真相(或是目前最有說服力的理論)達成一致。但是,當人們得到更多的信息,他們似乎會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更加兩極分化。這個事實告訴我們,我們的情緒是多麼重要。人們正在努力得出符合他們三觀的結論。他們知道的越多,他們就有更多的「彈藥」來達成他們希望達成的結論。
就氣候變化而言,即使我們無法完全肯定地辨別,客觀的事實也的確存在。但是,由於你只是地球上近80億人中的一員,你的想法對環境造成的後果是無關緊要的(除了少數例外的人,比如說,如果你是總統),無論你說什麼、做什麼,氣候變化也會自顧自地變化。從以自我為中心的角度來看,錯誤的實際成本接近於零。然而,你的信念所帶來的社會影響是真實而直接的。
想像一下,你是蒙大拿州(共和黨的票倉)一個種大麥的農民,炎熱乾燥的夏天正越來越頻繁地毀掉你的作物。氣候變化與你息息相關。然而蒙大拿州的農村是一個保守的地方, 「氣候變化」這個詞又是帶有政治色彩的。你能做些什麼呢?
記者阿里·萊沃(Ari LeVaux)描寫了這樣一個農民埃裡克·薩默菲爾德(Erik Somerfeld)。文章裡寫道:「在田間,看著自己枯萎的莊稼,薩默菲爾德明確指出了莊稼受損的原因——『氣候變化』。但回到酒吧,和朋友們在一起時,他的措辭變了。他放棄了那些禁忌詞彙,轉而使用『古怪的天氣』和『乾燥、炎熱的夏天』。這在如今的農村中是一種常見的談話策略。」
如果薩默菲爾德住在俄勒岡州的波特蘭市,或者東蘇塞克斯的布賴頓市(都是民主黨佔優的地方——譯者注),他就不需要在當地的酒館裡如此謹慎。他很可能會有非常認真對待氣候變化的朋友。與之相反,這些朋友很快就會排擠社交群體中宣稱氣候變化是騙局的人。
因此,也許發現受過教育的美國人在氣候變化的話題上兩極分化並不奇怪。成千上萬年的進化讓我們非常關心如何與周圍的人合拍。這有助於解釋泰伯和洛奇的發現,即在政治黨派話題上,越見多識廣的人實際上越有可能進行動機推理。我們在朋友們已經相信的事情上越有說服力,朋友們就越會尊重我們。
當錯誤的實際後果很小或根本不存在,而「錯誤」的社交後果卻很嚴重時,我們更容易把自己引入歧途。這並非巧合,因為這描述了許多按黨派劃分的爭議。
這很容易讓人認為,動機推理只是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情。我有政治原則;你有政治偏見;他是個邊緣陰謀論者。但我們最好承認,我們有時都會用心而不是用腦去思考。
倫敦國王學院的神經學家克裡斯·德·邁耶(Kris De Meyer)向他的學生展示了一條信息,描述了一位環境活動家對氣候變化否認主義提出的問題:
對氣候變化否認者活動的總結,我想我們可以這樣說:
1. 他們的行動是具有攻擊性的,而我們只是在防守。
2. 否認者的行動相當有序,好像他們有計劃一樣。
我認為這些否認者可以被描述為專注的機會主義者。他們迅速採取行動,而且在使用何種信息攻擊科學界方面似乎完全沒有原則。然而,毫無疑問,我們一直不善於讓新聞媒體和公眾了解我們這一方的故事,儘管它可能很好。
學生們都是氣候變化的堅定信徒,他們對那些憤世嫉俗、反科學的否認者所拋出的煙幕彈感到憤怒,對上述言論紛紛點頭表示認可。
然後,德·邁耶透露了這段文字的來源。這不是一封最近的電子郵件。它幾乎是逐字逐句地取自1968年一位香菸營銷主管寫的一份聲名狼藉的內部備忘錄。這份備忘錄不是在抱怨「氣候否認者」,而是在抱怨「反菸力量」。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的改動。
不管你是(正確地)認為氣候變化是真的,還是(錯誤地)認為捲菸和癌症之間的聯繫不是真的,你都可以用同樣的語言,同樣的論點,甚至可能有同樣的信念認為你是對的。
(這裡有一個關於這種傾向的例子,出於個人原因,我不得不對此保持敏感。我那些左傾的、有環保意識的朋友們,對氣候科學家們的自相殘殺式的攻擊是有道理的。你知道這樣的事情:聲稱科學家捏造數據是因為他們的政治偏見,或者因為他們爭奪大政府的資金。簡而言之,就是抹黑當事人,而不是與證據打交道。
然而,同樣的朋友卻樂於接受和放大同樣的策略,用於攻擊我的經濟學家同行:我們因為政治偏見而發明數據,或者爭奪大企業的投資。我試圖向一位有思想的人指出這種平行的觀點,但一無所獲。她完全無法理解我在說什麼。
我想說這是一種雙標,但這是不公平的,這會讓人覺得這是故意的。但其實不是的,這是一種無意識的偏見,在別人身上很容易看到,在我們自己身上卻很難看到。)
我們對統計數據或科學結論的情緒反應不是次要問題。我們的情感能夠、且經常比任何邏輯更能塑造我們的信念。我們能夠說服自己相信奇怪的事情,懷疑確鑿的證據,為了我們的政治黨派,為了我們繼續喝咖啡的欲望,為了我們不願意面對的愛滋病毒診斷的現實,或者任何其他引起情緒反應的原因。
但我們不應該絕望。我們可以學會控制自己的情緒,這是成長過程的一部分。第一個簡單的步驟就是注意這些情緒。當你看到某個統計結論時,注意你自己的反應。如果你感到憤怒、勝利、否認,請停下來片刻。然後再反應。你不需要成為一個沒有感情的機器人,但是你可以而且應該在感受的同時進行思考。
我們大多數人並不希望主動欺騙自己,即使這樣做可能對社會有利。我們有得出某些結論的動機,但事實也很重要。很多人都希望成為電影明星、億萬富翁或有千杯不倒的酒量,但很少有人相信自己真的是這樣。一廂情願是有限度的。我們更是養成三思而後行的習慣,越是注意到自己的膝跳反應,我們就越可能接近真相。
例如,一個由學者團隊進行的調查發現,大多數人完全能夠區分嚴肅新聞和假新聞,也同意放大真相而不是謊言很重要。然而,同樣的人也會樂於分享「500多名穿著自殺背心的『大篷車移民』(常指中美洲坐著大巴偷渡至美國的人——譯者注)被捕」這樣的標題,因為在他們點擊「分享」的那一刻,他們沒有在思考「這是真的嗎?」,也沒有在想「我覺得真相重要嗎?」
與思考相反,雖然他們上網時知道「動機推理」的危害,但難免會被自己的情緒和黨派偏見衝昏了頭腦。好消息是,只需暫停片刻反思一下,就能過濾掉大量錯誤信息這並不困難。我們都能做到。我們所需要做的就是養成停下來思考的習慣。
煽動性的表情包或慷慨激昂的演講讓我們不加思考地跳到錯誤的結論。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冷靜的原因。這也是為什麼大量的說服技巧致力於激起我們的欲望,我們的同情或憤怒。不論是唐納·川普或是綠色和平組織,他們最近一次發讓你停下來冷靜思考的推特是什麼時候?今天的雄辯家不希望你停下來思考。他們希望你快點去感受。三思而行,切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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