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者按】今天，很多人對《文匯報》前總編馬達先生，最為猶新的記憶，或許仍是新時期之初《文匯報》發表《傷痕》、《於無聲處》時的種種情形。然而，正如馬達先生曾在晚年對報刊上「大特寫」提出審慎議論，並認為「副刊是中國報紙的特色，也是文化傳統之一」那樣；馬達先生跨越中國兩個30年的漫長一生，遠比人們對他的記憶要更加豐富和珍貴。在此，本站特別選錄馬達先生生前訪談，與讀者分享「實事求是」、「顧全大局」的報人精神，懷念先生。
馬達：生於1925年，回族，安徽安慶人，新聞記者、新聞評論員、高級編輯、新聞學家。1941年2月，在蘇中抗日民主根據地加入新四軍，參加組織地方武裝和民運工作，同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從1942年開始，長期從事新聞工作，主要是報紙工作。解放前，先後任蘇中《濱海報》、《蘇中報》特派記者，《群眾報》記者、通聯科長，新華社蘇中二支社（高郵分社）副社長，《人民報》總編輯，華中《新華日報》地方版主編。解放後，歷任《蘇南日報》副總編輯，蘇南《工人生活報》編委會書記，《勞動報》總編輯、社長，《解放》雜誌評論員，《解放日報》黨委書記、總編輯，《文匯報》黨委書記、總編輯，《文匯報》社顧問，上海新聞學會會長，全國新聞學會副會長。
在60年的新聞生涯中，他曾參加和領導過9張報紙的工作，並在其中5家報社擔任過總編輯；他在《文匯報》社擔任總編輯期間，報紙達到了170多萬份的發行高峰……他就是《文匯報》社上上下下和上海新聞界同行都親切稱呼為「老馬」的馬達先生。
一個夏日的午後，我們如約來到馬老的家。面對這樣德高望重的長者，年輕如我們之輩，很自然地稱呼自己「報社的小朋友、小編輯、小記者……」未曾料想，馬老見不得年輕人如此，「什麼小編輯、小記者？編輯記者沒什麼大小之分！你們的名片上為啥不印小編輯小記者？」是啊，對於16歲就參加新四軍、在人們還都稱呼他「小馬達」的年齡就已經深入蘇中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馬老來說，年輕的同義詞絕對不是小，而是「敢闖」。
一生「敢闖」的馬達在圈內有個綽號叫「馬大膽」，戰爭年代的炮火、「文革」時的不公平待遇、辦報時期的政治壓力都擊不倒他。我想起《馬達自述?辦報生涯60年》裡的一張照片，那是馬老參觀美國舊金山森林公園時的留影，照片中，他雙手撫摸著老虎的背，照片旁邊的注釋是：老虎也沒有什麼可怕。
馬達在辦報生涯中邁出的第一步，是在敵後鬥爭十分艱苦、到處都是封鎖線的環境下創辦的油印《濱海報》。他說那段日子他感到最艱苦、最緊張。想來，這段日子不僅引領他進入了新聞事業，也鍛鍊了他的品格，他與生俱來的勇敢、剛硬的性格在這段經歷中愈發地被雕琢出來，成了他一輩子的烙印吧！「紅色辦報人」的經歷對馬達本人來說非常重要，而對於我們來說，回顧他的青年時代，也更能幫助我們理解他日後的一些壯舉。
馬達是在1937年抗戰爆發以後從家鄉安慶逃難到上海的。當時，他寄居在親戚家中，睡地板，吃冷飯，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五光十色的大上海對於時年13歲的馬達來說，並沒有什麼可以吸引他的東西。他關心的只有報紙。為此，他省下了從家裡到學校五站路的車錢，每天上學來回奔走；省下了每天一副大餅油條的早餐錢，餓著肚子，為的是跑到書報攤上買報紙，然後到路邊的草地上、學校的圖書館裡和家裡的樓梯旁，專心讀報。報上每天發布的戰報、戰況，戰地記者寫的戰地通訊和軍事評論文章，他都非常關注。
學校裡的同學們把內地逃難過來的學生稱作「流亡學生」，而正是這群土裡土氣的「流亡學生」，心裡卻湧動著一種強烈的感情。馬達說：「那個時候，我們對國家的感情和愛國主義比誰都要強烈。」
1940年3月，汪精衛投降日寇的消息傳到了上海，地下黨上海學委發動全市一百多所大中學校發表聯合宣言，並準備舉行全市總罷課和遊行示威。馬達當時還只是一名初三學生，他和幾個同學商量，計劃以初三同學為主，串聯全初中同學舉行集會聲討汪逆罪行。
當天的集會由馬達主持，他第一個衝上講臺，對著準備上課的訓育主任說：「今天是什麼日子，國家都被賣了，還能安得下心來讀書麼？」隨後，他根據平時看報紙積累的信息，揭露了汪偽投降賣國的罪行，並對報紙上刊載的汪精衛賣國宣言逐條逐條地進行批駁。集會時，聞訊趕來的法租界巡捕房警察包圍了學校，荷槍實彈地衝到了教室門口，馬達仍舊帶領大家呼喊口號： 愛國無罪，抗日有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堅持抗戰，反對投降！
集會持續了一個多小時，這場短暫的鬥爭對於馬達來說意義非凡，此後，他在堅持看報的同時，開始如饑似渴地尋找革命理論。
訪：您是如何接觸到馬克思主義、接觸到共產黨的？
馬達：我向鄰居大夏大學姓郭的進步學生借來《共產黨宣言》、《政治經濟學批判》、《反杜林論》等書，又從省立揚州中學一位進步同學處借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等書。另外，一些要好同學的哥哥姐姐就是地下黨，通過他們，跟共產黨有了接觸。後來，我在工人夜校為工人上課，還參加地下黨組織的教唱抗戰歌曲等活動。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馬達看到報紙的當天，就向地下黨組織提出，要到解放區去。事變後的第三天，16歲的青年學生，在地下黨安排下，隻身一人，背著行囊，越過敵人幾道封鎖線，來到蘇中解放區，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這是馬達紅色徵程的起點，而事實上，學生時代的他似乎一直都在為這一刻的到來做著準備。
同年，他參加了新四軍，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次年，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參加了油印《濱海報》的工作，開始做新聞記者。馬達說：「儘管沒有思想準備，但是抱著一切為了抗戰勝利，一切服從黨的需要的純樸之心，投身到新聞工作的行列中來。那時我也沒有想到，這一去，就在新聞工作崗位上跌打滾爬，一直幹了60年。」
今天的我們已經很難想像60年前新聞工作的環境。那時，為了適應戰爭環境，剛建立的《濱海報》社經常隨著部隊一起長途行軍，在行軍的空隙抓緊出版。而所謂報社，實際上就是一輛小小的獨輪車。敵人「掃蕩」時，一天內行軍六次，日夜走了100多裡。戰士們不得不把電臺的天線、大電池、印刷用的油印機、油墨和成捆的白報紙、少量的圖書資料、糧食和鍋盤瓢勺都放在獨輪車上。大家在路上行軍，警惕地注視四方，誰也不說一句話。到了宿營地，不論是什麼時候，就立即投入工作。深夜，大家聚集在一間茅屋裡，圍著一盞小油燈，忙碌地收電訊，謄寫和印刷報紙。天蒙蒙亮，報紙就被送到隱蔽的交通站，由化裝的交通員藏在拾野菜的籃子裡和鹽包裡，分送到四面八方各個鄉村。
報社裡，總編輯兼做編輯、記者，編輯也兼做謄寫、油印工作，還幫助翻譯電訊稿，所有的人都參加發行工作（卷報紙和分發報紙）、搬運工作（運糧和運草），一有任務，大家搶著幹，其中，馬達年紀最小，但做任何工作，他都要求參加。
訪：剛做記者時，有沒有老師幫你改稿指導寫作？
馬達：那時候根本沒有老師帶，起初是想怎麼寫就怎麼寫，也不知道好不好。主要靠自己琢磨，通過比較、學習別人的寫法來提高自己的水平。作為戰地記者，能隨部隊在前線採訪，無疑是緊張而又令人興奮的。敵後抗戰多是小部隊作戰，指揮員、戰士和記者一同生活、一同戰鬥。
一次伏擊戰中，馬達和戰士們一起埋伏在河道兩旁，從半夜到拂曉蹲在玉米田裡，渾身都被露水浸溼。敵人乘武裝快艇向部隊襲擊時，馬達就和戰士們一起在岸邊戰壕裡阻擊敵人，不時地為戰士們傳達指揮員的命令，還為前方運送手榴彈。日寇宣布投降後，馬達又作為前線記者團的領導，參加對頑抗敵人發起的一次次攻擊，隨部隊戰東臺、打高郵、攻興化，冒著槍林彈雨採訪，幾次遭遇險情，始終堅持在前沿陣地上。
訪：我們很是好奇，真槍實彈可不是兒戲，您1941年參加革命工作，跟隨部隊上前線，做戰地記者，您怕過嗎？
馬達：我17歲做記者，23歲做總編，之前在解放區的武工隊做指導員。我這個人就是比較敢闖。在農村採訪，主要兩件事情，一個是打仗，一個是生產，就是根據地建設。一開始趴在陣地前沿採訪心裡也很害怕，但是看看人家都這樣，便融合在這個戰鬥集體裡了。部隊前進你前進，部隊後退你後退。
1977年，馬達進《文匯報》社的時候，是帶領「清查組」清查《文匯報》十年動亂中的錯誤，沒想到，他不僅幫助《文匯報》翻過了這黑色的一頁，更重要的是，在他留下任《文匯報》黨委書記、總編輯的時期，他創造了《文匯報》歷史上空前的輝煌。而這期間，至今都為人所津津樂道的故事有很多，刊登《傷痕》、《於無聲處》，就開了時代的先河。
1978年8月11日，《文匯報》發表青年作者盧新華寫的短篇小說《傷痕》。小說發表後，被全國二十多家省、市廣播電臺先後播發。新華社、中新社先後播發新聞，法新社、美聯社的駐京記者對外報導說：「《文匯報》刊登《傷痕》這一小說，說明中國出現了揭露『文革』罪惡的『傷痕文學』。」
《傷痕》發表時，「四人幫」雖然已經受到批判，但思想解放的方針還沒有提出。此時發表《傷痕》，對於《文匯報》來說需要承受巨大的壓力和風險，而處於這壓力和風險中心的自是時任《文匯報》總編輯的馬達。
《傷痕》在《文匯報》發表前，已經在復旦校園內吸引了眾多的讀者，甚至引起全校轟動，但傳播範圍僅限於校園。一天，文藝部一位記者告訴馬達，最近復旦校園很熱鬧，有一篇短篇小說吸引了全校同學。這立刻引起了馬達的興趣，他囑咐記者趕快把文章弄來看看。回到辦公室，馬達又讓文藝部負責人具體落實。
馬達仔細讀了《傷痕》的小樣，考慮到按照中央統一部署，當時正是揭露「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罪行的思想理論根源、肅清「四人幫」在各個領域流毒和影響的階段，發表小說《傷痕》無疑將推動這一鬥爭進一步深入開展。
馬達回憶，他當時敏銳地感覺到，通過這篇小說，可以促使人們重新審視文化大革命，認清這場「革命」不是什麼「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確的」，而是造成全國大災難的根源。儘管當時還沒有撥亂反正，他仍然果斷地發表了《傷痕》，以文學的形式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傷痕》發表後，果然引起了巨大的反響，作為由此而開端的、揭露「文革」期間「四人幫」製造種種苦難的紀實文學——「傷痕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寫下了濃重的一筆。
隨後，同年10月，《文匯報》又發表了話劇《於無聲處》劇本，以激昂有力的語言，熱情歌頌了天安門廣場革命運動。劇本的作者是31歲的上海熱處理廠的熱處理工宗福先。1976年爆發的天安門事件，震撼了廣大青年的心。宗福先從父親的不幸遭遇，從親友同學家庭被「四人幫」迫害的悲劇中，從流傳的「四?五運動」的革命烈士詩抄和揭露「四人幫」罪行的大字報中，不斷收集資料，終於在1978年5月寫出了話劇《於無聲處》的初稿。劇本投入排練並在《文匯報》發表後，在全社會引起廣泛的震動。劇本發表後，《文匯報》社收到19個省、市、自治區讀者的幾千封來信來稿，表示熱烈的支持和讚揚。
馬達說：「是《文匯報》當時採訪群眾文藝活動的記者周玉明發現的這個題材。」的確，是周玉明第一個在上海、在全國報導了這件事。她訪問了《於無聲處》的編劇、導演和演員，寫出了長篇通訊《於無聲處聽驚雷》。時隔多年，周玉明仍舊激情滿懷：「總編輯記錄新聞稿，總編輯定稿，一竿子通到底，第二天見報了。現在回想起來，真感到委屈了我們的馬老總。」
其時，《光明日報》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剛發表，在全國吹起一股解放思想的強勁東風，但「兩個凡是」的禁區還未衝破，平反冤假錯案，包括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仍阻力重重，在新聞報導上設置的條條框框也很多，能夠順利發表《於無聲處》的通訊、新聞、劇本，離不開馬老總的支持，馬達仍舊是個關鍵人物。他看了周玉明的通訊以後，首先決定一起去看話劇《於無聲處》的演出。看完戲，馬達內心的感受更具體、鮮明了，他顧不得還要回報社看稿子，拉著周玉明跑到後臺，看望編劇、導演和演員。
那些日子裡，話劇《於無聲處》一直在馬達的腦子裡盤旋，它的思想，它的社會反響，它可能造成的影響……許多問題都引起了馬達的思索。10月28日，在天安門事件還未平反之時，馬達和幾位領導同志商量後，在第一版以突出的地位，用鮮明的標題刊發了新聞：
熱情歌頌天安門廣場事件中向「四人幫」公開宣戰的英雄
《於無聲處》響起時代最強音
廣大觀眾和本報讀者高度評價創作人員敢於衝破「禁區」的藝術實踐
這個標題，代表了報紙編輯部的立場和看法，在今天看來，是十分準確的，也是相當大膽的。新聞、通訊的強勢處理，引起了巨大的反響，編輯部收到了眾多讀者的來信、評論。馬達開始考慮，如何進一步擴大報導的影響，但決定要全文發表《於無聲處》的劇本時，又變得難以決策了。馬達在黨委會上談了自己的想法： 作為黨和人民的新聞工作者，忠實代言人，如果對上級的不合實際的決定唯唯諾諾，不敢堅持原則，如果在人民需要你代言的時候躲躲閃閃，不敢宣傳真理，那還算是黨培養的和人民需要的辦報人嗎？大家一致決定，迅速全文發表劇本。在當時只有四個版的報紙上，連續三天用三個版面刊載一個五萬多字的話劇劇本，在《文匯報》是史無前例的。
訪：您當時也沒有事先得到中央的指示，怎麼敢刊登這樣的作品呢？
馬達：一憑信息靈通，我有很多朋友，我也很喜歡跟人聊天，所以什麼信息都有。二憑讀書思考，我喜歡看書，看完書就琢磨，平時也注意積累。周玉明看過《於無聲處》告訴我很好，我就和她一起去看了。覺得很好，就決定發表了。
訪：您的辦報原則是什麼？
馬達：很簡單，就是實事求是。
訪：但做起來似乎需要極大的勇氣？
馬達：怕啥？是怕丟官還是怕丟工作？我在上海被學校停學了，就奔赴解放區了。年輕人不要老是惦記著個人利益，惦記著房子、車子，要敢講敢說。解放前，我們一個月吃不了一次肉，也沒有錢，但根本不考慮這些，工作積極性都很高。我常說，辦報無官。我最討厭叫我馬總，喜歡叫我馬達。我經常鼓勵記者和我爭吵，誰有理誰對就聽誰的。有一次鄭重為了一個稿件，跟我爭辯了很久。後來他贏了，我還是聽了他。
馬達和他當年的一些壯舉之所以至今為人津津樂道，還有他超人的判斷力。他輕描淡寫：「講真話，還需要我來解釋嗎？你們不懂是什麼意思嗎？」但是我們知道這字面意思無比簡單的三個字卻包含了他對什麼是真話的判斷力，也包含了敢於講的勇氣。《文匯報》高級記者鄭重說：「他那敏捷的思路、無數點子以及層出不窮的改革方案，令人如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有一次開會時，馬達在臺上又是文思煥發，妙語連珠，我不禁在筆記本上寫下了：『斯人為報紙而生！』」
他的勇氣、他的智慧、他整個人……好一個為報紙而生！
20世紀80年代，《文匯報》處於歷史上發展非常好的一個時期，馬達作為總編輯，在辦報事業上進行了很多探索，有的想法、做法在當時看來可真是超前了，時隔多年以後，似乎也並不顯得落後。
馬達關於《文匯報》發展的思考，比較集中的表達是在1983年的一次關於新聞改革的報告中提出的，當時他系統地介紹了《文匯報發展戰略》，內容大致如下：
一、要發揮《文匯報》核心媒體的優勢，在橫向上搞一些聯合。提出《文匯報》社可以辦電視臺、廣播電臺，通過建立強大的信息中心，增大報紙、電視、電臺的信息量和傳播頻率。運用《文匯報》採編人員的力量，到電視臺、電臺擔任特約評論員、專題報告人、特約主持人等，相互促進人才交流。利用電視臺、電臺擴大對《文匯報》的宣傳力度，並舉辦各種大型讀者活動。
二、要發揮《文匯報》有廣大作者群和讀者群的優勢，在縱向上，搞系列報刊。除《文匯報》外，要辦《文匯新聞周刊》、《文匯月刊》（大型文藝綜合月刊）、《文匯年鑑》、《文薈》（文摘雜誌），以及《文匯晚報》（娛樂休閒型的）、《文匯畫刊》（創作和欣賞並重），以上報刊組成一個文匯系列。同時，還學習新聞界前輩的經驗，如史量才，除辦《申報》外，還辦畫報，辦職業學校，並投資辦產業，又如鄒韜奮，除編《生活周刊》外，還出版其他報紙、雜誌，在全國設辦事處，辦了許多生活書店，既辦報又經營。馬達認為，利用報社的人力、資金和智力，可以辦很多事情，使報社真正成為社會輿論的中心，成為社會文化活動的中心。
當年,多媒體、網際網路、新聞媒體集團還只是國外的新鮮玩意兒,今天,電視、報紙的橫向聯合,子報、子刊的品牌拓展已經成為中國新聞傳媒行業改革的重頭戲,愈加深入、完善的時候,我們似乎可以看到馬達當年設想的影子。
而80年代,馬達本人已經做了很多有益的嘗試。採編上,當時《文匯報》就開始有了駐外記者,抽調從外語學院畢業、又經新聞專業培訓的幹部作為《文匯報》的特約記者。同時,《文匯報》在全國報紙中率先在報眼和版面上刊登外商廣告,由此而得的收入解決了駐外的經費問題。80年代,《文匯報》社開始在美國等少數幾個國家和聯合國派駐記者。1981年,《文匯報》社還在國內聘請特約記者,擴大報紙在全國的影響力。
同時,《文匯報》社先後創辦了《文匯月刊》、《文匯電影時報》、《文匯讀書周報》,其中,讀書周報作為全國首創的以讀書為內容的報紙,至今仍在出版發行。
1985年,馬達又以華僑投資的名義辦了出版社,申請得到新聞出版總署的批准,這是全國省市報紙第一個辦起的出版社。出版社充分利用《文匯報》社的人才資源,聘請特約編輯;利用文新報業集團的印刷力量,降低了印刷成本;又充分利用報社信息資源豐富、信息流通速度快以及作者圈子大等優勢,在選稿、組稿、編稿上獲得了不少有利條件。
在報社舉辦活動方面,馬達領導的《文匯報》也走在了同行的前面。初步統計,《文匯報》1980年至1988年就開展各種評獎活動21次。在馬達看來,要用開放的方式來辦報,來辦活動。在和平環境下,在城市辦報,更應該採用社會活動的方式,擴大與讀者、作者的聯繫。這些活動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文匯電影獎」、「電視劇播映周」、「新時期十佳電影獎」、「文匯園丁獎」、「千名優秀體育教師獎」、「優秀護士評選」、「1982年新歌徵歌活動」、「文匯書展」、「十佳運動員評選」、「優秀律師評選」、「優秀民警評選」等等,令人目不暇接。同時,合作的單位也非常多元,有中央電視臺、上海電視臺、《光明日報》社、市總工會、市婦聯、中國音樂家協會等等。
1990年,《文匯報》社的實業文匯大廈竣工。這幢大樓,國家未撥付一分錢,是由報社向銀行貸款建造起來的。這是在全國各省市第一座由報社自己興建的新型大樓,同時也是用貸款造大樓的第一個樣板。
《文匯報》社在各個領域大踏步前進的同時,也非常重視人才培養。在半個多世紀的辦報生涯中,馬達曾經先後辦過五次新聞幹部學習班。馬達說:「人才難得,辦報靠的是人才,報紙間的競爭也是人才之間的競爭。」他說自己是非常愛才的,也是重視人才的,一點也沒錯。儘管已經80多歲高齡,但他仍舊樂於和年輕人交流溝通,談起年輕人的發展,他表現得饒有興致。
訪: 您對年輕人有什麼建議?
馬達: 我覺得年輕人要激勵自己。同一個新聞,別人為什麼能夠寫得那麼好,我為什麼不能?別人為什麼能夠發現這個新聞,我為什麼沒有發現?同時要琢磨自己,也琢磨別人的東西,比如路透社寫溫總理的新聞發布會,就用一個水來串聯。我們可以去看優秀的新聞作品,琢磨琢磨。還有要不斷學習。我不謙虛地說,我是自學成才的,我只是初中畢業,但是我常常看書學習,「文革」時期我白天挨批鬥,晚上照樣看書學習。不光看書,我還看戲,看其他東西學習。我是一個活躍分子,在《解放日報》社的時候還組織過一支管弦樂隊。
訪: 您最近在忙些啥?
馬達: 離休了,但還很想做事情。本來繼續寫回憶錄,寫了一萬多字,寫不動了。我寫書很慢的,不像有些人出口成章。我天分不高,主要靠後天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