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按】
今年，是我國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70年前，面對日本軍國主義的鐵蹄，我國一大批新聞戰士，或奔赴抗戰前線，直接參戰，或肩扛如椽之筆，救亡圖存，激勵軍民抗戰。我父親1925年出生於安徽安慶。我從未謀面的爺爺，任職於當地回教的阿訇。祖上由青海遷徙安慶，是安慶的大戶人家，年輕時爺爺還做過安慶自治縣的縣太爺。但是爺爺不善於理財，到我父親出世，家境開始中落。幾房子嗣中沒有一男孩，直到我奶奶這房，才有了我父親。由於爺爺50歲晚年得子，又是幾房合一子，父親成為家族中唯一的「寶貝」。爺爺希望這唯一的兒子將來傳承家業，遵循回教，慈悲為懷，寬慰待人，為我父親取名馬慰慈。
父親13歲那年，也就是1937年抗戰爆發了。日本侵略軍為了進犯華中，對安徽廣德和安慶一帶進行狂轟濫炸。父親全家隨著逃難大軍逃到江西，以為可以暫時躲避一下。可到處是日寇的鐵蹄。全家走投無路，找不到安身之處。一天，在南昌碼頭邊碰巧遇到一位從上海到江西討債、在銀行任職員的親戚。我爺爺、奶奶喜出望外，跪地求情，要這位親戚將自己13歲的兒子帶到上海，找個求生的出路。
這位親戚拖著我父親上了從南昌到金華的火車。就這樣，在咆哮的凜冽海風聲中，我父親借著棉被掩護又「免票」來到「孤島」上海，寄居於上海法租界新樂路上這位富有的親戚、我的叔爺爺家中。
當時，儘管家道中落，爺爺還是許諾想辦法供父親在上海繼續讀書。懂事的父親一邊幫親戚家幹些活，一邊努力溫習功課，並考入上海著名的大同大學附屬中學，為初二插班生。在大同中學讀書的大多是上海本地人，也有一些從東北、從內地逃難過來的學生，被稱為「流亡學生」。父親是流亡學生中那個最敢於不「安分」的人，本來可以按部就班讀完中學、大學，為自己的將來奮鬥。但是，他偏偏不能忍受日本人的侵略和國民黨當局的軟弱、腐敗，受上海地下黨員的啟蒙，追求自己的信仰和理想。
說來奇怪，在五光十色又繁華的大上海，沒有什麼可以吸引我父親，唯一吸引他的是報紙。從叔爺爺家到學校電車有5站路，每天早晨上學，父親從不坐電車，而是邁開兩隻腳奔走。每天，家裡給他一副大餅油條的早餐錢，他都捨不得吃，省下錢跑到書報攤上買報紙。他最關心的是報上每天發表的戰報、戰況，最愛看戰地記者寫的戰地通訊和軍事評論文章。
當時，由流亡學生發起，辦一份名為《銀濤》的油印刊物，我父親每期都寫，有詩，有小評論，抒發同學們要求堅持抗戰、要求民主的心聲。可惜，這份《銀濤》油印刊物出版三期後，就被校方無理勒令停刊了。
1940年3月，汪精衛通電投降日寇，要求成立賣國的南京政府，在廣大人民中激起無比憤怒。地下黨上海學委發動全市一百多所大中學校發表聯合宣言，堅決表示「寧可玉碎，不為瓦全，決不承認汪偽」，並準備在30日汪偽政府粉墨登場時，舉行全市總罷課和遊行示威。父親是個熱血青年，國難當頭之際，在上海大同中學讀初中時，就開始接觸並參加中共地下黨組織的活動。
隻身投奔抗日根據地1941年1月，發生了國民黨反動派一手製造的反共慘案——皖南事變。父親看到報紙當天，就向地下黨組織提出要到解放區去。事變後的第三天，16歲的他，在地下黨的安排下，隻身一人，背著行囊，越過敵人封鎖線，來到蘇中抗日根據地，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並更名「馬達」，以此表示除舊迎新，這是當時熱血青年比較時尚的一種做法。之後，他一直用馬達這個名字。
1941年3月17日，一個春光明媚的日子，也是我父親永遠難忘的一天。這天，父親隨武裝宣傳隊在敵佔區周邊活動。當宣傳隊踏著晚霞，回到宿營地時，黨支部書記通知今晚舉行我父親的入黨儀式。儀式上，介紹人報告了泰東中心縣委的批示：縣委審查了馬達的入黨報告和要求提前入黨的申請，決定批准馬達的要求，把他的入黨時間，從黨章規定的18歲，提前到16歲。審查意見中寫著：該同志覺悟較高，鬥爭勇敢。
我父親一生熱愛報紙，從小嚮往當記者，但真正走上新聞工作崗位有點偶然性。
父親到達蘇中根據地東臺縣城的第二天，為了迎擊日偽軍突如其來的大「掃蕩」，他當晚就和教導隊一起下鄉打遊擊。接著，他被分配到泰東縣做民運工作，組建農抗會，發動農民實行「二五」減祖，擔任李堡區丁所武工隊指導員，參加除奸、反霸和向敵佔區開展政治攻勢，後來又調去開闢蘇中四大漁港之一的瓊港，在漁民辦事處工作。瓊港是蘇中解放區三大漁港之一，又是新四軍第一師對外海上重要運輸通道。父親和戰友們在瓊港發動群眾，建立民主政權，組織漁民抗敵協會，組織海上民兵和駐軍一起，開展反日寇「掃蕩」、打擊海匪等鬥爭。當時，新四軍第一師有一張《抗敵報》，設備從皖南運來，是面向部隊的。當時地方上還沒有報紙，而《抗敵報》駐地就在瓊港以北的海邊上。報社一位邰同志找到我父親，要他做《抗敵報》的通訊員。父親經常向他們投稿，報導瓊港的對敵鬥爭和建設情況。雖然寫的都是一些三五百字的新聞稿，但卻是他參加辦報實踐活動的開始。
可能是這個原因吧，組織上發現我父親還有點寫作基礎。1942年夏秋之交的一天，我父親接到通知要他到蘇中二地委談話。和藹的老大姐、老革命、地委書記章蘊親切地對我父親說：「地委決定辦《濱海報》，調你去當記者好嗎？」我父親聽了驚訝得說不出話來。她看出父親靦腆的表情，拍拍父親的肩膀說：「等報紙辦起來了，慢慢學著幹唄。」還沒等父親反應過來，章書記已被人叫去開會了。就這樣，父親拿了黨的組織關係介紹信，背起挎包，一路小跑著奔向報社幹部的集合地。那年，他才17歲，儘管沒有思想準備，但抱著一切為了抗戰勝利，一切服從黨的需要的純樸之心，投身新聞工作的行列。那時他也沒有想到，這一去，就在新聞工作崗位上跌打滾爬，一直幹了六十多個年頭。
邁出辦報生涯第一步我父親在一篇回憶文章中曾這樣寫道：回顧我在辦報生涯中邁出的第一步，感受到最艱苦，最緊張，卻又充滿團結、熱烈的戰鬥氣氛的，是在辦油印《濱海報》的那段日子。
父親是1942年冬開始記者生涯的。記者是獨立的工作，為了方便到敵後，到農村，到邊遠地區採訪，他脫下軍裝穿上便衣，用當地農民織的土棉布，縫製成單衣和棉襖，以免遭遇到敵偽軍時暴露身份。採訪地點大多在報社駐地幾十裡以外，他背上背包和挎包，穿著草鞋，無論酷暑還是寒冬，不停地長途跋涉。他們通過各區縣隱蔽的地下交通站，由交通員做嚮導前往目的地。沒有他們帶路，記者無法在碉堡林立的據點之間潛行，也不可能隻身穿越敵偽軍日夜巡邏的封鎖線。那時，沒有電報、電話，報社的有關報導指示信和我父親寫成的新聞稿件，都由交通站一站一站地傳送。
記者經常要下鄉。下鄉第一件事情是勞動，通過勞動才能和農民拉家常，了解當地情況。挑菜、抬水、清理豬舍，樣樣都幹，沒有活時，就幫大娘揀揀洗洗野菜。只要一兩天勞動下來，彼此的距離就拉近了，他們叫我父親「小馬達」、「小指導員」（他當過武工隊指導員），聽起來怪親熱的。
今天的我們已經很難想像七十年前是在怎樣的條件下搞新聞工作的。那時，為了適應戰爭環境，剛建立的濱海報社經常隨著部隊一起長途行軍，在行軍的空隙抓緊出報。
所謂報社，實際上是一輛小小的獨輪車。戰爭年代，報社沒有固定駐地，也不與軍區、區黨委和二地委機關宿營在一起，但報社的行動全由蘇中軍區統一安排，按照參謀處指定的行軍路線、宿營地、聯絡口令、遭遇敵人時的緊急處置方案等辦事。父親和戰友們隨身帶著五萬分之一比例的地圖，幾乎三天兩頭要行軍一次，在敵人「掃蕩」時，他們曾一天內行軍六次，走了一百多裡。在這頻繁的行軍中，木製的小獨輪車顯示出它不小的優越性：能載重，又靈活，任何羊腸小道都通行自如。在獨輪車上，放著電臺的天線、大電池，印刷用的油印機、油墨和成捆的白報紙，少量的圖書資料，還有糧食和鍋盆瓢勺。報社的「電臺」、「印刷廠」、「資料室」、「炊事房」都在這一部小小的獨輪車上。獨輪車就是報社。
當時油印的《濱海報》，不定期出版，八開兩版。除開中共中央文件、新華社社論、蘇中區黨委和二地委的重要決定和活動外，主要內容是戰報，包括八路軍、新四軍在各個戰場的戰報，本地區主力和地方武裝的戰報，以及蘇聯紅軍抗擊德國法西斯的戰報，全國新聞的主要來源是延安新華社，那裡父親他們還看不到延安出版的《解放日報》。每次行軍到達駐地後，放下背包，第一件事，就是動手架設天線，讓報務員儘快第一個上崗工作。晚上，大家圍坐在電臺旁，等候延安傳過來的電訊，立即幫著翻譯。一有重要捷報，馬上翻閱資料，繪製地圖，編寫說明，進行編輯、謄寫和印刷，通宵達旦地工作。由於經常行軍，加上延安廣播電臺的信號弱，收到的電訊稿經常有遺漏，報紙上常常會看見一條新聞裡有個括號，寫著「下漏三十六字」，「下漏二十五字」，遇到這種情況，編者和讀者都感到說不出的難受。
由於敵人頻繁「掃蕩」，報社無法固定在一個地方印刷，而且在敵人嚴密封鎖下，即便是簡陋的油印器材也極為缺乏。辦報人員謄寫的鐵筆用壞了，就用縫被子的針，在石頭上精心磨細磨圓，綁在一根筷子上刻寫。油印機上的橡膠滾筒損壞了，就從小學校借來一把米達尺，在石頭上磨平磨滑，再裝上一個木把手，做成了一隻新的「滾筒」。印刷時靠手的來回擺動，動作要平穩、輕快、一張刻好的蠟紙，可以印刷到一千到二千張，不破、不皺。油印報刻的字體有楷體、方體和各種美術字，版面有圖表、花邊、頭花，琳琅滿目。
我常聽父親講，戰爭年代在那樣艱苦的環境和簡陋的條件下，尚且會發揮創造性，講究報紙編排，吸引讀者，今天有這樣好的條件，難道不應該把報紙編得更加豐富多彩嗎？
記者要敢為人先勇於闖父親曾對我說，那時候當記者根本沒有老師帶，起初是想怎麼寫就怎麼寫，也不知道好不好。主要靠自己琢磨，通過比較、學習別人的寫法來提高自己的水平。作為戰地記者，能隨部隊在前線採訪，無疑是緊張而又令人興奮的，同時也充滿了危險，往往是子彈在頭頂上飛過，炸彈在身旁炸響。
父親也曾多次被人問道，跟隨部隊上前線，當戰地記者出生入死，您怕過嗎?父親說，我17歲做記者，23歲做總編，之前在解放區的武工隊做指導員。我這個人就是比較敢闖。在農村採訪，主要有兩件事情，一個是打仗，一個是生產，就是根據地建設。一開始趴在陣地前沿採訪心裡也很害怕，但是看看人家都這樣，便融合在這個戰鬥集體裡了。那時叫作「部隊前進你前進，部隊後退你後退」。
一生「敢闖」的父親，在圈內被稱作「馬大膽」。戰爭年代的炮火、「文革」時的不公平待遇、辦報時期的政治壓力都擊不倒他。從戰火中煉就的闖勁，為他辦報工作中「敢為人先」的作風打下了基礎——這也是其特立獨行的性格使然。
父親經常隨區縣地方武裝打遊擊，指揮員、戰士和記者一同生活，一同戰鬥。由於許多事情都是親身經歷，所以寫出的戰地通訊都很生動。
記得在一次伏擊戰中，他和戰士們一起埋伏於一條種滿玉米的田裡，從半夜蹲守到拂曉，渾身衣著全被露水浸溼。敵人乘武裝快艇向戰士們襲擊，父親和戰士們在戰壕裡，沉著地阻擊著敵人，一會兒，他為戰士們傳遞指揮員的命令，一會兒，又為前方運送手榴彈……那一刻，分不出誰是指戰員，誰是記者。直到戰鬥結束大家忙著打掃戰場，清理繳獲的武器彈藥，他就趁這個空隙，掏出筆記本，採訪幾位作戰英勇的指戰員的事跡……
記者必須敢講真話抗戰進入最後階段，隨著武裝鬥爭的勝利和解放區各項建設的發展，報紙也不斷發展，不斷創新，並從無到有地鍛鍊出一支新聞工作者的隊伍。到了1943年，隨著反掃蕩、反清剿鬥爭的節節勝利，為擴大報紙容量，蘇中軍區正式出版區黨委機關報——鉛印的《濱海報》和出版以一師師長粟裕將軍為社長的區黨委機關報——《蘇中報》。在這兩個報社，我父親都擔任二分區特派記者。這也標誌著1943年，我父親已經成長為一個成熟的戰地記者。
此刻，作為《蘇中報》記者的父親，1944年初正在臺北縣（今大豐）採訪。《蘇中報》總編輯林淡秋和編輯蒯斯勳先後寫信給我父親說，黨中央來電報，抗戰處於最後階段，好比黎明前的黑暗，鬥爭會很艱苦，要注意做好知識分子和開明士紳的工作，可以採寫一些有關民主人士的報導。說實在的，在當時根據地的氣氛下，寫打仗的戰士、寫苦大仇深的農民是最保險不過的，而寫開明士紳那肯定要擔風險，這一點父親是很清楚的。
但父親認為，記者應當敢講真話。只要正確領會上級的精神，選對被採訪的對象，就沒什麼可怕的。於是，父親與縣委商量後，決定採訪臺北縣參政會會長葉東。他先後向六七位人民代表了解，大家一致反映，葉東擁護抗戰，擁護人民政府，在辦好中小學教育和組織農村冬學方面，有不小的貢獻。在廣泛了解的基礎上，他訪問了葉東，寫了一篇《葉東先生訪問記》的長篇通訊，發表在《蘇中報》第一版上。
不料文章發表後，區黨委保衛部門就派人找我父親談話，問他了解葉東過去是國民黨員、參議員嗎。我父親說，當然了解。又問他為什麼寫葉東訪問記。我父親如實回答。他們又到報社了解我父親的歷史，沒有發現任何問題，於是不了了之。
2012年5月9日上午，馬達落葬儀式在「人文紀念公園」——上海福壽園舉行，馬達先生的夫人邱楓深情望著馬達的墓碑。高劍平 澎湃資料回族，安徽安慶人。1925年出生。中國著名報刊活動家，傑出的黨的新聞工作者——新聞記者、新聞評論員、高級編輯、新聞學家。1941年2月，在蘇中抗日民主根據地加入新四軍，參加組織地方武裝和民運工作，同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從1942年始，先後任蘇中《濱海報》、《蘇中報》特派記者，《群眾報》記者、通聯科長，新華社蘇中二支社（高郵分社）副社長，《人民報》總編輯，華中《新華日報》地方版主編。
1949年後，歷任《蘇南日報》副總編輯，蘇南《工人生活報》編委會書記，《勞動報》總編輯、社長，中共上海市委副秘書長，《解放》雜誌評論員，《解放日報》黨委書記、總編輯，《文匯報》黨委書記、總編輯，《文匯報》社及《東方早報》顧問，上海新聞學會會長，全國新聞學會副會長。2011年9月6日，在上海華東醫院逝世，享年8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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