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立天先生的華嚴學研究
韓煥忠（蘇州大學宗教研究所）
摘要：方立天先生對華嚴宗的研究涉及經典校釋、祖師傳論、義理闡發、現代價值等多個方面。《華嚴金師子章校釋》和《華嚴金師子章今譯》是方先生研究華嚴宗的重要學術成果，也是方先生重視古籍整理和經典校釋的集中體現，由此可以體會出方先生著述資料紮實、論證充分的奧秘之所在。《法藏》是方先生對華嚴宗祖師進行深入研究而形成的主要成果，也是方先生運用現代學術範式對華嚴宗祖師法藏進行系統深入研究的重要著作，方先生在撰寫該書時對學術性和思想性給予了特別的注意，《法藏》為佛學界研究祖師提供了一個成功的範例。方先生雖然對華嚴宗思想有著精深的研究和準確的把握，但其研究的範圍卻涉及到中國佛教思想的各個方面，因此他不僅在《華嚴金師子章校釋》、《法藏》等著述中對華嚴宗思想有著專門的闡發，而且還在《中國古代哲學》、《中國佛教哲學要義》等著作中將華嚴宗義理置於中國古代哲學和中國佛教哲學整體發展歷史中進行考察和詮釋，在比較研究中自然彰顯華嚴宗思想和義理的基本特徵，從而使方先生的華嚴學研究具有了更為宏闊高遠的歷史和哲學視野。方先生近年來比較注重探討中國佛教傳統觀念的現代價值，他認為，華嚴宗的圓融觀應是處理不同文化傳統間關係的重要原則，對普賢菩薩的品格和精神進行創造性的轉化非常有助於現代的精神文明建設。方先生的華嚴學研究對於教界和學界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他為華嚴宗和中國佛教研究中提供了示範作用，為中國的佛學研究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為中國的佛學研究指明了正確的方向，為全面深入研究華嚴宗培養了人才隊伍。
關鍵詞：方立天 華嚴學 佛教研究
一、前言
作為當代著名的佛教研究專家，方立天先生對中國佛教華嚴宗有著非常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其內容涉及經典校釋、祖師傳論、義理闡發、現代價值等多個方面。
方立天先生1933年3月生於浙江永康市四路口中村，自幼沉靜少言，喜好讀書，但因日寇侵略，讀小學時只能時斷時續。1946年進入永康縣立初中，三年後初中畢業，本欲投考浙江省立杭州高中，但因耽誤入場而被取消了考試資格。1950年春進入上海華東稅務學校（後更名為華東財政學校）學習，隨後留校工作。1956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喜歡中國哲學，深受馮友蘭、張岱年等人的影響。1961年大學畢業後進入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工作，確定以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的佛教哲學為學術研究重點，為此曾到中國佛學院進修8個多月，虛心問學於周叔迦居士、法尊法師、正果法師、明真法師、觀空法師、虞愚教授等人，返回人民大學之後，陸續撰寫了《試論慧遠的佛教哲學思想》等多篇論文在《新建設》、《哲學研究》等刊物上發表，不久因參加「四清」和爆發「文革」而被迫中斷佛教研究十餘年，直到1978年之後才得以繼續，相繼出版了《魏晉南北朝佛教論叢》（中華書局，1982）、《華嚴金師子章校釋》（中華書局，1983）、《慧遠及其佛學思想》（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4）、《佛教哲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6）、《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中國古代哲學問題發展史》（上、下冊，中華書局，1990）、《中國佛教哲學要義》（上、下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等多部著作，以及帶有結集性質的《方立天文集》（十卷十二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在教界和學界產生了重大影響。[1]方先生諸多佛學研究著作的發行量十分巨大，雖經一版再版，依然暢銷不衰，這在學術著作向來滯銷的中國圖書市場上堪稱奇蹟。
方先生對華嚴學的研究雖然已經受到學界的關注，但還沒有形成比較全面的總結和概括，而十卷本《方立天文集》的出版則為彌補這一缺憾提供了便利。
二、經典校釋
方立天先生對華嚴宗經典的校釋和解讀主要體現在《華嚴金師子章校釋》和《華嚴金師子章今譯》上。
《華嚴金師子章》是華嚴宗的實際創立者賢首法藏大師為女皇武則天講說新譯《華嚴經》義理的記錄，言簡意賅，文約義豐，因此深受歷代華嚴學者的重視。「藏為則天講新《華嚴經》，至天帝網義、十重玄門、海印三昧門、六相和合義門、普眼境界門，此諸義章，皆是華嚴總別義網。帝於此茫然未決，藏乃指鎮殿金獅子為喻，因撰義門，徑捷易解，號《金師子章》，列十門總別之相，帝遂開悟其旨。」[2]百餘年後，新羅崔致遠為法藏大師立傳，仍對這部講章讚不絕口：「此作也，搜奇麗水之珍，演妙祇林之寶。數幅該義，十音成章。疑觀奮吼於狻猊，勝獲贐賝於鵝雁。雖雲遠取諸物，實乃近取諸身。以頷下之光，為掌中之寶。則彼玉龍子之實玩，豈如金師子之虛求？啟沃有餘，古今無比。」[3]《金師子章》自問世以來，弘講傳習，頗不乏人，古之註疏流傳至今者，猶有五臺承遷、晉水淨源及日本景雅、高辨四家。因此
方立天先生所著《華嚴金師子章校釋》堪稱古今中外有關《金師子章》註解和研究的集大成之作。這部著作不僅運用了五臺承遷《華嚴金師子章注》、晉水淨源《金師子章雲間類解》、日僧景雅《金師子章勘文》與高辨《金師子章光顯鈔》校訂文字，詮釋文義，而且還撰寫了一篇長達一萬多字的<華嚴金師子章評述>置於文前，收錄歷代有關法藏的傳記及承遷、淨源、高辨等的序文、題解、緣起及三人生平等十多篇資料附於文末。<評述>系統地介紹了《金師子章》的成書過程，深入地剖析了《金師子章》的思辨邏輯，從現象與本體、現象與現象、現象與主體三個層次闡釋了《金師子章》的核心觀念「無盡緣起」的複雜內涵及其在中國思想史上的深遠影響。該書出版之後，時任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組長的李一氓親自撰寫書評，稱讚該書<評述>「更有助於讀者深入地了解這篇講話（筆者按，指《金師子章》）的內容和意義」。[4]這部著作後來成為中國古籍整理的典範之作。鉑淨法師將《華嚴金師子章校釋》一書視為體現「方立天先生是較系統研究華嚴宗哲學的學者」的學術成果，認為「作者在書前的『華嚴金師子章評述』中，對華嚴宗的學說及其實際創始人法藏的事跡給予了較為全面的解說，詳細地分析了華嚴宗的『法界緣起說』、『六相』、『十玄門』等的各種圓融的特點，尤其是從社會根源上考察了華嚴宗的產生與理論淵源，指出了它的社會意義和深遠影響。」[5]此後凡研究《金師子章》、賢首法藏及中國華嚴宗的著作，幾乎都將《華嚴金師子章校釋》列為參考文獻。
方立天先生所著《華嚴金師子章今譯》是《華嚴金獅子章校釋》的姊妹篇。在方先生看來，做好佛教文獻的整理工作（包括對佛教文獻的「校釋」和「今譯」），無論是對別人還是對自己，都是非常有好處的。就對己而言，他認為這「是一種良好的專業訓練，在切實把握佛教思想方面，對我產生了重要的持久的作用」[6]；就對人而言，「今後能讀古籍和肯讀古籍的人會日益減少，因此古籍今譯具有迫切的意義。古籍的今譯如何保存原作的意味，是一大難題。應當承認，古籍經過翻譯以後，是比較難以保存原作的語感與情味的，我們應當儘量做到符合原作的本義。我在《華嚴金師子章今譯》一書中，力求使譯文的意思與原文一致，力求語句通順，以爭取達到譯文準確地表述原作的內容和有助於人們讀懂原著的目的。」[7]筆者在方先生門下求學時，曾多次聽到方先生以《華嚴金師子章校釋》和《華嚴金師子章今譯》為例「現身說法」，引導弟子們進行深入細緻的經典閱讀和文本分析，以便在論文中避免講一些沒有經典依據的套話和空話。
《華嚴金師子章校釋》和《華嚴金師子章今譯》既是方立天先生研究華嚴宗的重要學術成果，也是方先生重視古籍整理和經典校釋的集中體現。我們從這些成果中可以體會出方先生著述資料紮實、論證充分的奧秘之所在。
三、祖師傳論
方立天先生對華嚴宗祖師的研究主要體現在他應傅偉勳和韋政通兩位教授的邀請為「世界哲學家叢書」所撰寫的《法藏》一書上。
《華嚴金師子章校釋》在為中國古籍整理提供典範的同時，也奠定了方立天先生作為中國佛學界華嚴宗研究專家的學術聲譽。當遠在美國的傅偉勳和韋政通兩位教授策劃「世界哲學家叢書」時，方先生就成了為《華嚴金師子章》的作者即華嚴宗的實際創立者法藏撰寫傳記的最佳人選。而方先生自1960年代以來就確定了「個案研究與整體研究、微觀研究與宏觀研究交叉結合、互動互補」的學術思路相關。在他看來，「一部佛教史就是佛教代表人物和廣大信徒的信仰修持史，一部佛教思想史主要是佛教代表人物的思想成果史。研究歷史上的佛教代表人物，就能展示佛教尤其是佛教思想演變、發展的途徑和內容。」[8]正是基於這一思路的指引，方先生曾經對道安、支道林、慧遠、僧肇、道生、梁武帝蕭衍等中國佛教的代表人物進行深入的研究。對於傅偉勳教授的盛情相邀，方先生敏銳地意識到這「不僅有助於推動中國傳統優秀哲學走向世界，也有助於促進海峽兩岸的文化交流，增進兩岸學者的同胞情誼」，因此就「十分愉快地接受和承擔撰寫《法藏》的任務。」[9]由此也促成了方先生又一部華嚴學研究重要成果的問世。
《法藏》是運用現代學術範式對華嚴宗祖師法藏進行系統深入研究的重要著作。全書共設九章，可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法藏的生平與其創宗活動」及第二章「法藏創宗的社會背景和學說淵源」，敘述了法藏的身世、師承、出家、譯經、著述、講學、弘法、培養弟子及創建華嚴寺等情況，從唐代大一統政治局面、武則天大力支持、寺院經濟雄厚、佛教自主性提高、《華嚴經》的流傳及中國佛教進入創宗時期等多個方面分析了法藏實際創立華嚴宗的複雜背景。第二部分即第三章「佛教義理史觀——判教論」，方先生「認為判教論是一種佛教文獻次第觀、佛教義理深淺觀和佛教派別優劣觀，並就法藏先前的判教諸說、法藏判教的具體內容（五教、十宗、同別二教和本末二教）、哲學意義、貢獻與缺陷，盡力作出平實的敘述和論說。」[10]對（華嚴宗的）判教學說給以如此的重視，這在中國佛教研究歷史上實為首次，後來筆者撰寫《華嚴判教論》的專書，即是深受方先生相關思想的啟發和影響。第三部分包括第四章「法藏的宇宙觀——法界緣起論的原由」、第五章「法藏的宇宙圓融論——法界緣起論的內容」、第六章「法藏的宇宙本體論——法界緣起論的本質」、第七章「法藏的人生理想論——行果論」、第八章「法藏的認識論——法界觀、唯識觀和還原觀」，以「法界觀」為核心對法藏思想展開了深入的論述，並充分照顧到這一思想體系的宗教實踐品格。第四部分即第九章「法藏的思想影響和歷史地位」，是對全書內容的總結。方先生認為，「法藏是唐代佛教華嚴宗的真正創始人、佛學家、翻譯家、哲學家、宗教和社會活動家、書法家。……他的宗教活動和學術思想對當時與後世的社會生活、宗教理論，乃至文化思想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深遠的。在佛教史上，法藏對於《華嚴經》思想的發展、判教和修行實踐都帶來了衝擊、推動、分歧、變化，對於天台、唯識和禪諸宗的關係，也帶來了正負的作用，並且推動了朝鮮和日本的華嚴宗的創立和發展。在哲學史上，主要是以獨特的現象論、本體論、人生理想論、心性論和認識論，豐富了古代哲學思想的寶庫，並對宋明理學的發展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推動作用。」[11]此處對法藏的評價不可謂不高，但有時非常符合歷史實際的。
方立天先生在撰寫《法藏》時對學術性和思想性給予了特別的注意。對於學術性，方先生「充分運用法藏的歷史事跡和基本著作來加以描述性的介紹，並著重運用現代語言加以清晰的說明，以求客觀而全面地論述法藏的生平業績、哲學內容、思想作用和歷史地位。」對於思想性，方先生「特別重視闡發法藏一系列概念、範疇、命題和思想的哲學意義，剖析其所含的哲學思想內涵，總結其思維方式的類型和特徵，並適當地與當代某些相關學說，如一般系統論、宇宙全息統一論等加以比觀評價，從而力求呈現出法藏哲學思想的真實面貌、基本特徵和時代意義。」[12]這應是佛學界對於祖師研究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法藏》無疑為此提供了一個成功的範例。
在論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佛學研究的重大成就時，邱高興指出，「方立天教授著有《法藏》一書，對法藏的生平與思想作了全面的研究。」[13]對此書的學術地位做出了中肯的評價。此書的繁體字版由臺北東大圖書公司於1991年出版，簡體字版則更名為《法藏評傳》由北京京華出版社於1994年出版。此後海峽兩岸佛學界的學者凡論及法藏者，往往將方先生此書列為重要參考文獻，如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陳永革先生為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叢書所撰寫的《法藏評傳》一書所列參考書目中，在所列諸多方立天先生的著作中，就同時含有此書的繁體字版和簡體字版。[14]
四、義理闡發
方立天先生雖然對華嚴宗思想有著精深的研究和準確的把握，但其研究的範圍卻涉及到中國佛教思想的各個方面，因此他不僅在《華嚴金師子章校釋》、《法藏》等著述中對華嚴宗思想有著專門的闡發，而且還在《中國古代哲學》、《中國佛教哲學要義》等著作中將華嚴宗義理置於中國古代哲學和中國佛教哲學整體發展歷史中進行考察和詮釋。
《中國古代哲學》一書的原名為《中國古代哲學問題發展史》，1990年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分上、下兩冊，後來編入《方立天文集》時改為今名，是方立天先生運用「問題解析體」研究中國古代哲學而形成的一部專著。在「中國古代本體論」一章中，方先生指出，「法藏宣傳理事無礙的學說，其宗教意義在於調和佛教內部各個宗派、各種修習方法和修習次第的關係，它們各自作為佛教整體的一部分而互相融通無礙；還在於宣揚世間和出世間、世俗世界和佛國世界是相即相入、無障無礙的。其社會意義則在於說明現實的一切都是合理的、美好的，社會的各階級、各階層都是和諧協調，無矛盾、無鬥爭的。」[15]宗密「站在中國佛教華嚴宗的立場，對中國古代哲學和印度佛教哲學所作的總結性批判，體現了中國佛教哲學的理論特色。」[16]在「中國古代時空觀」一章中，方先生認為，「法藏的時空觀，承認大和小、遠和近的相對性」，因此有其一定的合理性，「法藏空間理論的宗教實質是，論證虛構的佛國世界和現實的世俗世界是無矛盾的，相即相入的，給人一種可望又可即的精神滿足，從而爭取更多的佛教信徒，擴大佛教陣地。」[17]在「中國古代矛盾觀」中，方先生指出，「從理論思維角度來看，法藏的宗教哲學涉及現象與現象的矛盾，以及整體和部分、同一和差別、生成與壞滅的矛盾。應當承認，它已觸及矛盾的統一性，其中也包含了比較豐富的辯證法因素，在中國古代辯證法史和古代範疇史上都具有一定的地位。」[18]方先生此書主要是在八十年代寫成的，那時在哲學思想研究領域仍然盛行唯心與唯物、形上學與辯證法相互對立的研究範式，因此方先生將法藏、宗密等人的思想置於中國古代哲學問題發展史的高度予以論述，自然是那個時代對華嚴宗義理的地位和作用所能給出的一種高度評價。
《中國佛教哲學要義》（上、下冊）堪稱方立天先生一生從事佛教研究的代表作，書中有大量章節涉及華嚴宗的思想和義理。全書共分總論、人生論、心性論、宇宙論、實踐論五編。總論部分對中國佛教哲學的形成、歷史演變及思想體系的論述，雖然不是專門論述華嚴宗義理的，但華嚴宗作為一個典型的中國化佛教宗派卻為方先生的相關論述提供了堅實的佐證。方先生在這一編中有不少地方對華嚴宗的思想特點做出了高度概括，如他曾說，「此宗以《華嚴經》的圓融觀念為依據，與融中國固有的諸說於一爐的包容思維相協調，提出宇宙萬物之間、現象與本體之間圓融無礙的宇宙觀。此宗還直接把儒家和道家、道教思想納入佛教思想體系，並在一定意義上溝通了儒、道、佛三家的人生理想境界和儒、佛兩家的道德規範。」[19]他指出，「智儼首先以一與多（一切）相即相入的觀點闡發成佛的境界——覺證的世界」，法藏「用『十玄』、『六相』等法門，系統、全面地闡發了華嚴宗獨特的世界觀體系」，澄觀「明確提出理（本體、性空）、事（現象）、理事無礙、事事無礙的四法界說，闡明宇宙萬物，相依相待，相即相入，圓融無礙，重重無盡，即世界萬事萬物大圓融、大調和、大統一的情景」，「還把華嚴宗終南山系和五臺山系的學風結合起來，並開創了融合華嚴與禪的新風」。宗密「更加強調禪教的一致，並調和佛與儒、道的關係」，「提出以靈知之心為宇宙萬物本原的觀點，給宋明理學以重大的影響」。他認為，「唐代華嚴宗哲學廣泛地涉及了宇宙生成論、現象圓融論、認識論和主客體關係論等內容，思想豐富、深刻，形成了中國佛教理論的一座高峰。」[20]這些高度概括的語言對於讀者們從總體上理解華嚴宗的義理具有非常高的啟發作用。在以後各編的具體論述中，方先生對華嚴宗的佛身說、自性清淨圓明說、事事無礙論、真心本原說等進行了具體而深入地闡發，在全面展現了中國華嚴宗這一佛教宗派義理思想的深刻、豐富、偉美、壯觀的同時，也在多個層次上梳理了中國華嚴宗與印度佛教、中國佛教其他宗派以及儒道二家及現實政治、經濟之間的基本關係。
單純地對華嚴宗的思想和義理進行研究，雖然有助於引起教界和學界對華嚴宗的關注和重視，但卻不易展現華嚴宗的歷史地位和影響；方立天先生在中國古代哲學和佛教哲學的語境中對華嚴宗思想和義理進行的詮釋和闡發，則是在比較研究中自然彰顯華嚴宗思想和義理的基本特徵，從而使方先生的華嚴學研究具有了更為宏闊高遠的歷史和哲學視野。
五、現代價值
方立天先生從事佛學研究，已經長達半個多世紀。近年來他比較注重探討中國佛教傳統觀念的現代價值，其中不少地方都涉及到華嚴宗的思想和義理。對於這方面的內容此處無法遍舉，僅以華嚴宗的圓融觀和普賢行為例。
方先生認為，華嚴宗的圓融觀應是處理不同文化傳統間關係的重要原則。中國佛教，無論是天台宗，還是華嚴宗，都非常注重闡發圓融的觀念。天台宗講一念無明法性心即具三千世間，即空即假即中，三諦圓融；華嚴宗講理事無礙、事事無礙，六相十玄，相即相入，融通隱隱，緣起重重。方先生指出，「圓融是中國佛教宇宙觀和真理觀的重要理念，同樣是能夠相容和諧、調和適應的方法論基礎。圓融要求尊重事物的不同因素，尊重差異各方的共存共榮。按照佛教圓融觀來看待世界，世界是一個豐富多彩的、多元化的統一整體。按照圓融理論，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的不同文化並無高下之分，也不存在相互衝突的必然性，各自不同的文化特性，都應獲得尊重。我們認為，當前地區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迅速發展，保護各個國家和民族的不同文化特性尤為重要，這是建設和諧世界的要素之一。」[21]如果具體到一般的行為規範，就是要「重視團結合作，互相讓步，必要時適當妥協」，[22]因此他認為，華嚴宗的圓融觀具有「為建設和諧世界提供方法論基礎」的重要意義。
方先生認為，對普賢菩薩的品格和精神進行創造性的轉化非常有助於現代的精神文明建設。方先生詳細考察了中國普賢菩薩信仰的發展史，他指出，在《華嚴經》中，「『華嚴三聖』是強調普賢的大行和文殊的大智對彰顯、莊嚴毗盧遮那佛（清淨法身）的作用。」[23]但隨著《華嚴經》等經典在中國的流傳及華嚴宗等中國化佛教宗派的形成和發展，「普賢菩薩在中國佛教信徒中擁有普遍而崇高的信仰。」[24]一些佛教學者，如唐代李通玄居士和清涼澄觀大師進一步發展了對普賢菩薩的信仰，隨著佛教中國化的發展完善，明代以後四川峨眉山也逐漸演變成為普賢菩薩的道場。方先生將普賢菩薩的實踐品格和實踐精神概括為「正心」、「向善」、「求真」、「反省」等幾個方面：「正心就是正確確立修持成佛的主體性」，向善「體現了度化眾生的利他精神」，求真意味著「透過現象看本質」，反省「對於防止一味追求感官享受、貪慾膨脹、邪思邪念都有警示作用」。[25]因此他提出，「普賢菩薩的行法，作為中國傳統佛教文化的一項內容，值得我們重視和認真總結，其中所包含的積極因素，值得我們發掘和繼續弘揚，這對我們的精神文明建設無疑是有益的。」[26]
應當指出的是，方立天先生對華嚴宗義理現代價值的發掘和弘揚並不是站在佛教信徒的立場上，而是站在一位關注世界現實問題和人類未來發展的學者立場上進行的。正是這種立場保證了他所發掘的華嚴義理現代價值的真實性和可行性。
六、結語
總之，方立天先生的華嚴學研究對教界和學界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一者，方先生在華嚴宗和中國佛教研究中起到了示範作用。《華嚴金師子章校釋》被譽為古籍整理方面的典範之作，《法藏》也得到了學術界的好評，這些著作寫作嚴謹、資料紮實，對於佛教經典的整理和祖師傳論的研究具有直接的示範作用。二者，方先生為中國的佛學研究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他多年來習慣運用「哲學問題解析體」的研究範式，將佛教的重要哲學概念和範疇放在縱向的觀念發展和橫向的範疇體系中進行考察、分析和比較，非常有利於準確理解研究對象的真實含義和歷史價值。三者，方先生為中國的佛學研究指明了正確的方向。他將華嚴宗視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認為佛教可以和社會主義相適應，特別是華嚴宗的圓融觀和普賢行，在經過創造性的轉化之後，可以為現代社會提供思想資源和精神動力。四者，方先生為全面深入地研究華嚴宗培養了人才。方先生作為中國人民大學佛教哲學研究方向上的博士生導師，多年來一直堅持招收和培養博士研究生，在尊重學生研究興趣的前提下，鼓勵學生對華嚴宗展開研究，門下弟子如邱高興、張文良、胡建明、韓煥忠等人，都曾在他的指導下寫出過華嚴學方面的專著。
[1] 參見方立天：<跬步記述>，《方立天文集》，第10卷，第244~259頁。
[2] 贊寧：《宋高僧傳》卷五<周洛京佛授記寺法藏傳>，《大正藏》第50冊，第732頁上。
[3] 崔致遠：《唐大薦福寺故寺主翻經大德法藏和尚傳》，《大正藏》第50冊，第283頁上。
[4] 李一氓：<讀《華嚴金師子章校釋》>，《讀書》，1984年第9期。
[5] 鉑淨：<20世紀的華嚴學研究>，《佛學研究》（2005），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366頁。
[6] 方立天：<跬步記述>，《方立天文集》，第10卷，第253頁。
[7] 方立天：<跬步記述>，《方立天文集》，第10卷，第254頁。
[8] 方立天：<總序>，《方立天文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3頁。
[9] 方立天：<法藏·自序>，《方立天文集》第3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3頁。
[10] 方立天：<法藏·自序>，《方立天文集》第3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4頁。
[11] 方立天：<法藏>，《方立天文集》第3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81頁。
[12] 方立天：<法藏·自序>，《方立天文集》第3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5頁。
[13] 邱高興：<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佛學研究>，吉林：《社會科學戰線》，2008年第1期。
[14] 陳永革：《法藏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501頁。
[15] 方立天：<中國古代哲學>，《方立天文集》第9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80頁。
[16] 方立天：<中國古代哲學>，《方立天文集》第9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84頁。
[17] 方立天：<中國古代哲學>，《方立天文集》第9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29頁。
[18] 方立天：<中國古代哲學>，《方立天文集》第9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10頁。
[19] 方立天：<中國佛教哲學要義>，《方立天文集》第5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9頁。
[20] 方立天：<中國佛教哲學要義>，《方立天文集》第5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39～40頁。
[21] 方立天：<心從『正見』始>，《方立天文集》第1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367頁。
[22] 方立天：<佛教論壇與佛學研究>，《方立天文集》第1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359頁。
[23] 方立天：<普賢的實踐品格及其現代價值>，《方立天文集》第1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380頁。
[24] 方立天：<普賢的實踐品格及其現代價值>，《方立天文集》第1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381頁。
[25] 方立天：<普賢的實踐品格及其現代價值>，《方立天文集》第1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386頁。
[26] 方立天：<普賢的實踐品格及其現代價值>，《方立天文集》第1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38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