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天，現代快報刊登了「大屠殺又添新證言」的相關報導後，不斷有市民打來電話，提供相關線索。李慧如和許愛華作為大屠殺的親歷者，向現代快報記者口述了那段歷史。
記者 賈磊
再次講起那段歷史時，83歲(虛歲)的李慧如神情平淡。在這位南京大屠殺親歷者看來，那段無數次講起的往事，已不再是痛苦、害怕或者怨恨，現在的她，寧願做一個歷史的記錄者和傳播者。「我們兄弟姐妹五人都躲過了大屠殺，卻沒跑過時間。」李慧如說，她是兄弟姐妹中唯一一位還活著的，她不希望這段歷史被湮沒。
躲進寺廟裡，也沒能躲過日本兵的屠殺
1930年農曆1月24日，李慧如出生在武定門邊的菜農家庭，她是老三。1937年冬天，李慧如帶著三個弟弟，頭一回看到飛機。「當時人們都往難民營跑，但我爺爺說，誰也不許跑。」李慧如說，「爺爺說，咱種菜賣菜，日本人還能胡亂殺人？」
後來，在一些逃難者口中得知了日本人的殘暴後，李慧如的爺爺、父親、母親、叔叔、嬸嬸和六個孩子，都躲進了武定門附近的寺廟裡。李慧如說，小小的寺廟裡擠了幾十號逃難的老百姓。日本人進城的時候，李慧如還跟著幾個稍大的孩子爬到山坡上看，剛一露頭，一梭子子彈就打了過來。「我二姐拉著我就跑。」李慧如說，當她們跑進寺廟時，一隊日本兵也摸上了廟門。
「我爺爺先衝向大門，一個日本兵用刺刀把他釘在門檻上。」李慧如說，再後來，一顆子彈打入了父親的胸膛，她14歲的大哥也被日本人的刺刀捅穿。
當時李慧如躲進了一間廂房，與二姐和兩個弟弟一起躲在炕上「裝死」躲過了屠殺，李慧如的叔叔則被隔著衣櫃門捅死了，嬸嬸躲過了一劫。「我們這幾十個人就剩下了十幾個。」李慧如說，在她所經歷的大屠殺的第二天，菜地夥計「王長伯伯」被日本人綁在了一棵樹上。「殺他的時候，讓我們去看。日本人先割下了『王長伯伯』的耳朵，又劃瞎了他的眼睛，在一陣陣哀號聲中，日本人把他開膛破肚。」
母親被強暴，但為了孩子堅強活了下來
後來，李慧如和她的家人被帶到了一處洋房裡，作為僕人，他們需要服侍這裡的侵略者和侵略者的家人。李慧如說，在一日日的戰戰兢兢中，她度過了幾個生日。
在一位年紀稍大的女孩被強姦之後，李慧如的母親和嬸嬸也被拖走。「嬸嬸被糟蹋了幾次之後就瘋了，躲在水缸裡不吃不喝，後來餓死了。母親則堅持活了下來，因為她要養我們。」李慧如說，儘管活了下來，但母親也因此染病。「十有八九是梅毒。」李慧如說。
在李慧如的記憶裡，和平來得很突然，「感覺日本人突然走了。」隨後，在母親的帶領下，李慧如和存活的四個兄弟姐妹一起，回到了之前的菜地與草房。「草房早就沒了。」李慧如老人說，後來，她的小叔告訴她，舅舅和姨爹也被殺了。
老人的願望是讓更多人知道那段痛苦往事
17歲那年，李慧如嫁給了一個賣瓜子蠶豆的小販，生了五個兒女，她倖存下來的兄弟姐妹也跟她一樣忙於生計，他們誰都沒有在意過「南京大屠殺倖存者」這個稱號。
「我就把這些事情講給兒女聽過。」李慧如說，隨著兒女慢慢長大，他們希望母親能夠有一個倖存者的稱號。但因為不知道如何申請，幾次打電話給江東門紀念館，但最後都是不了了之。「也曾經跟居委會說過，但他們也不知道怎麼辦。」李慧如說，前段時間，她的小女兒曾經想帶她去一次江東門紀念館，但老人突然骨折，也讓這件事拖延下來。
真正讓老人舊事重提的，是因為她幾位兄弟姐妹的離世，「都是生病死的，死之前，他們也沒有申請過倖存者的稱號。」李慧如說，她現在想要把這段往事講述出來，也是為了給自己兄弟姐妹一個交代。
老人說，大屠殺之後，她屢屢在睡夢中被驚醒，夢中，總是有一把刺刀向她刺來。老人現在的身體並不好，高血壓、糖尿病，而且腿腳也不靈便了。她說，自己還想多活些時日，讓更多人知道那段痛苦的往事。
1929年出生的許愛華和1930年的李慧如年紀相仿，命運卻截然不同——她的家庭在經歷了南京大屠殺後，保持得還算完整。戰爭結束後，許愛華從父親手中接過了兩張「參觀券」，親眼目睹了對戰犯谷壽夫的審判。「我不想要任何補助，只希望，能把那段往事傳承下去。」許愛華坐在自家小屋的床上，語速緩慢地說。
躲過大屠殺的她
目睹了對日本戰犯的審判
前面的人被炸死，後面的人踩著屍體跑
在許愛華出生之前，她的家就住在南京城南了，父親許萬榮能自己置辦一手席面，這個家庭還算殷實。1929年4月15日，許愛華出生，她是老五。沒有戰爭的時候，許愛華的童年分外平靜，她6歲時，家人將她送至小學，然而，這種平靜在1937年的冬天被打破。「日軍的飛機天天在頭上盤旋。」許愛華回憶說，機槍子彈掃過瓦片和炸彈爆炸的聲音時常傳入她的耳朵。
後來，許愛華做學徒工的大哥跟著一支部隊撤離了南京，從此再也沒有出現。兩個年紀稍長的姐姐，也跟著一位六合的親戚躲到了農村。「就剩下幾個年紀小的孩子，父親帶著我們去了難民區。」許愛華說，當時的道路上全是難民，日本飛機飛過頭頂，扔炸彈，前面的人血肉橫飛，後面的人則踩著屍體繼續跑。
難民區，也有日本兵進來抓人
在難民區，許愛華一家被安排在了一所學校的禮堂中。許愛華說，他們一家六口，分到一塊床鋪大小的空間。
老人說，當時給予所有人安全感的，是一位個子不高的美國女性，難民們不止一次看到，這位瘦弱的女性，把試圖闖入禮堂的日本軍人擋在外面，但這樣的庇護也有失效的時候。
「有一天晚上，有幾個日本人從牆頭爬進來，看到年輕的女孩就逮。」許愛華說，當時沒有人敢反抗，但有人偷偷幫忙，把幾位素不相識的年輕女孩藏在了床板下面。直到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趕到，日本人才叫罵著離開。在10歲生日的時候，許愛華和家人一起離開了難民區。
壓抑了太久，觀看審判時感到暢快
後來，日本人投降了，許愛華才敢上街，她說，正是這樣的日子，讓她在看到侵略者受審時，才感到特別暢快。
1946年夏天，17歲的許愛華接過父親遞過的兩張參觀券，在南京國民政府國防部食堂工作的父親告訴她，這是審判谷壽夫的入場券。
識字的許愛華從報紙上早就知道，谷壽夫，是日本戰犯，當時文人們給予他的評價是，「谷壽夫為侵華最重要戰犯，尤為南京大屠殺之要犯。」許愛華不知道，谷壽夫率領的第六師團在南京大屠殺中殘殺中國人民的數量，僅次於中島今朝吾的第十六師團。
這樣一個惡名昭著的屠夫接受審判，讓當時的南京人群情激動，大部分人沒有許愛華這樣的幸運進入法庭。「當時的法庭裡，遠遠看到谷壽夫，他一直低垂著頭，很少說話。」許愛華說，當時法庭裡的氣氛讓人壓抑，但每一次谷壽夫被大聲呵斥或者詢問，觀看的人們總是不自覺地發出一聲低沉的叫好。
不管是戰爭，還是審判，都已經遠離這位老人很久了，如今的許愛華只是一個戴著老花鏡，走路顫顫巍巍的八旬老人。 老人說，她的故事，在之前，只講給自己的兒女聽過，現在她的同齡人漸漸老去，她的身體也大不如前，她有一個願望，讓更多人，知道這一段普通人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