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10點，8個花圈獻至臺上，和平鴿從臺下飛起，近一萬名民眾身著深色衣服，獻花、垂首，全城鳴笛默哀……
而在臺下坐著的，不僅有垂垂老矣的大屠殺倖存者們，還有一個日本代表團。
「心像被挖出一樣難受」
12月12日，清晨5點，天還沒亮，今年70歲的松岡環就已收拾好行李，奔赴機場。
這是她第97次來到中國。
近三十年來，松岡環總是抽出工作間隙往返於中日之間。
一開始她語言不通、人生地不熟，給她做過20餘年翻譯的常嫦說， 松岡環不僅承受著「日本國內右翼分子的攻擊」，還面對著「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對日本人的戒心」。
今年7月，她來到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以下簡稱「遇難同胞紀念館」）時，她的身邊坐著南京大屠殺倖存者艾義英老人。
艾義英出生於1928年，南京大屠殺慘案發生那年，她只有9歲。她的父親、兩個叔叔、一個堂哥都被日軍殘忍殺害，剛剛生產後的母親為了帶著艾義英姐弟3人繼續逃命，被迫丟棄了剛出生不久的女嬰。
「對我來說，一生成長中，經常做噩夢，很長時間都睡不好，看到日本人就感到害怕。」 艾義英說，她對日本人「又恨又怕」了80年。
但是這時松岡環就坐在艾義英的身邊安慰著她，對艾義英而言，松岡環這個日本女人，既不可怕，也不可恨。
松岡環出生於1947年，幼時的她從未聽到過關於日本侵略中國的史實， 「從小到大，我們學到的關於戰爭的說法，都是說敗給了盟軍。」
如今的日本教科書中，對於南京大屠殺的說法仍然是個變數
而對於戰爭最初的記憶是，她的舅舅曾在戰時來到中國，一張照片中，舅舅穿著軍服，拿著刺刀， 「耀武揚威」 。
1982年，松岡環成為了大阪一家公立小學的歷史教師，在當時的日本教科書上「南京事件」只有大約三行，提到南京大屠殺時，就只有輕描淡寫地一句話：「南京城裡死了很多人……」 畢業於關西大學東洋史專業的松岡環查找不到夠用的資料，她決定來中國，探索真相。
1988年8月，松岡環第一次登上了飛往南京的飛機，來到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她接觸到的第一個南京大屠殺倖存者是李秀英， 1937年時，李秀英只有19歲，為了抵抗日軍的強姦，她被刺了37刀，肚子裡7個月大的身孕也因此流產。
「我覺得心像被挖出一樣難受。」松岡環說。
而更讓她難受的是，李秀英講述完自己的經歷，說完「這是可恨的軍國主義」之後， 又淡淡的補了一句，至今看到日本人還覺得不舒服。 「雖然那個時候，我聽不懂中文，不知道她說的『心裡不舒服』的意思，但是我看著她沉重的表情，立刻明白了她的心情。」
松岡環當時的心情很是複雜，「有謝罪、反省的感情」，當時，她下定決心， 「必須告訴在家裡等待著我的學生們，被潛藏在南京歷史真相中的是怎樣的痛。」
兩年之後，她發起了名為「銘心會」的民間團體。每年，她都會組織日本市民到南京進行歷史尋訪，還通過召開證言會、和平集會等方式，向日本民眾展示南京大屠殺歷史真相。
她追訪了數百名日本侵華戰爭受害者和親歷者，數次活動中，她都蹲在地上，聽著受害者和親歷者的敘述，握著手，點著頭，情動之時還留著淚， 將他們的證言出版成書、製作成紀錄片，舉行圖片展。
如今，南京大屠殺倖存者越來越少，據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張建軍介紹，現在在冊的倖存者已經不足百人。
「80年啊，80年過去了，很多倖存者去世了。看到他們走了，我……」 12月初，在加拿大時，松岡環說到這裡，停頓了一下，眼眶泛紅。
今年12月13日的國家公祭儀式上，松岡環與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夏淑琴又一次相聚，她拉著夏老的手，問她身體好不好。
她一直希望有一天日本政府能夠正視歷史，像這些倖存者道歉，對受害者做出彌補，讓下一代了解真相。 但近幾年，日本的言論空間正在被擠壓，不同版本的教科書被修改，第一線的教師也不能自由選擇授課內容。
「我一直很不甘心。」她用清晰的中文說，「很幸運可以見到倖存者，但還是沒有辦法答應他們說，日本政府會道歉。」
那時， 「整個南京城都是地獄」
想見到侵華日軍老兵，讓他們說出真相，更是困難。
從1997年秋天開始，松岡環開始在日本走訪參戰老兵。
她和銘心會先是從日本地方人名事典中找到1937年應徵入伍，並來到中國的相關人員；然後向300名相關人員發出信函，請求予以協助，並從各地圖書館中尋找老兵的戰爭記憶。此外，松岡環還在東京、名古屋、大阪、廣島等地開設了與追尋南京大屠殺史實相關的熱線，供日本老兵找她聊聊。
「當時，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罵我們，斥責我們『你們幹什麼』。」 松岡環說。
讓老兵說出他們的故事、追索真相的過程很是累人。
據松岡環回憶，調查初期，老兵們否認南京大屠殺的情況很常見。 曾有一段時間， 面對挖掘史料的巨大阻力和壓力，心情低落的松岡環甚至動過自殺的念頭。
不過，最終，她還是追訪到了約250名與此相關的日本老兵。那些曾經參加過「南京戰役」的日本老兵提供給她的資料中，有130條頗有價值的信息，其中包括13條與大規模集體屠殺有關的事實。松岡環對這些資料進行整理，在加害者和被害者的證言中，找到了在空間上完全一致的十幾個例證。
幾位前侵華日軍士兵面對鏡頭承認了一些在南京太平門慘案中的屠殺細節——用刺刀直接刺死無辜市民；逼迫中國人在埋著地雷的路上走，將這些人活活炸死；從城牆上往中國人身上倒汽油後，點火將他們活活燒死……
「作為日本侵華戰爭的侵略者，我曾參加過南京圍攻，對日本軍隊的暴行感到慚愧。」在松岡環的陪伴下，當年95歲的前日本軍人三谷翔面對鏡頭，揭露真相。
17歲的時候，三谷翔作為志願兵加入日本海軍，當時的他篤信「為天皇戰死，是最光榮的事情」，甚至在軍校念書的時候，他們都被分為紅白兩隊，一隊扮演中國人，一隊扮演日本人， 「那些扮演日本人的學生總是在大喊『殺了所有中國人』。」
南京保衛戰時，三谷翔隨日軍艦艇「海風」號侵入南京外圍，當時他是信號兵。
據他回憶，12月12日，戰爭正酣，三谷翔在艦艇上看到四個竹筏，以為會藏有中國士兵，便一同胡亂射擊，後來才發現，竹筏上面堆滿的都是中國人的屍體。
回憶起那段經歷的時候，三谷翔用布滿皺紋的手掌拿起桌旁的黑白照片，緊緊捏著，手指微微地抖。
此後幾天，三谷翔奉命上岸，看到岸邊有成堆的中國人屍體，「屍體高度有兩米，每堆有五六十具屍體。」三谷翔稱，那不是軍人，而是老人、女人，甚至小孩，當然也有壯年，有的手被綁在背後，有的全身赤裸，有的屍體甚至沒有頭。
談到這兒的時候，他閉上了眼睛。 「那裡不是唯一的，整個南京城都是地獄。」他緊握照片，雙手顫抖得更加厲害，那是一輩子都忘不了的寂靜，連鳥叫聲都聽不到。
12月18日，返回軍艦的第二天，三谷翔忽然聽到一陣槍響，看到岸邊有中國人被機關槍投射 ，「像是電影慢鏡頭一樣，他們一個個倒了下去。」他 說，「我在12月25日離開南京，離開前的每一天都是這樣的，從早到晚。」
儘管目睹了南京大屠殺，但在接到禁言的命令後，他一直保持沉默，直到1997年松岡環開始收集證言—— 「我想活到100歲，而讓我活著的唯一原因就是想說出真話。」 三谷翔曾說，安倍政府對過去的歷史視而不見，「真想和他打架。」
10年前，2007年12月13日，三谷翔來到了南京，參觀遇難同胞紀念館，出發之前，所有人都勸他不要「惹麻煩」， 「但我父親堅持想要道歉，他說那是他人生中的最後一次機會。」 三谷翔的女兒說。
那一次赴寧，他還曾在南京理工大學作了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證言。
講話前，三谷翔曾經擔心中國學生的憤怒，但演講結束後，很多學生都走上臺前與三谷翔握手，一個男生說三谷翔道出的真相讓他消除了對日本人的「偏見」。 「和平的時代真好，能夠這樣相互理解。」當時，三谷翔頗為感慨。
而今年9月9日凌晨兩點，98歲的三谷翔已在家中去世。
「如果我不談論日軍對其他人犯下的暴行，或向南京人民請求寬恕，我就不會安息。」三谷翔生前曾說。
「是瘋子，是賣國賊，是叛徒」
「平靜的生活中，和平的景象下，每年我們至少有一個時間，有一天，來回首往事、銘記歷史，讓這份痛感重新喚醒。」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張建軍說。
自2015年10月起，來到紀念館工作後，他幾乎每天都會在館裡走一走。
每次看到館藏中小朋友虎頭鞋上散落的銅鈴、女性用來束髮的髮簪、擦在臉上的半瓶雪花膏，張建軍就會很有觸動， 「想到當時那麼鮮活的生命，婦女、兒童、還有很多無辜的人，就在某個瞬間被日本軍國主義者殘害，確實感到很傷痛。」
也是從張建軍調任館長那時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將「南京大屠殺檔案」列入《世界記憶名錄》，南京大屠殺的大眾化傳播，構建人類共同記憶就變成了張建軍的工作之一。
其中很重要的一塊便是對外傳播，他們每年都將史實展帶到國外，也把史實資料一一外譯。每一年，紀念館也會接待不少外國友人，尤其是來此的日本人。
笠原十九司是日本歷史學界著名的南京大屠殺史研究專家，收集了日本國內「否定派」否認侵華戰爭和南京大屠殺歷史的書籍，作為他的「研究靶子」。
「在日本史學界，很少有人會否認南京大屠殺。否認南京大屠殺的，都不是歷史學家。」 此前在國內的演講一次中，笠原十九司說。
上世紀80年代初，笠原十九司是參加「南京事件」調查研究會的資深學者，多次到南京實地調查採訪，聽取南京大屠殺倖存者證言。
曾經，笠原十九司一直堅持維護歷史真相的行為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成為日本媒體爭相報導的焦點人物，但如今， 「幾乎已經沒有日本媒體來採訪我了，他們都在刻意迴避。」 他說，如今日本的一些高官都是侵華戰爭的軍人後代，「他們想極力掩蓋祖先的罪行，因為這將對他們自己的地位和面子有負面影響。」
這兩年他再次來到南京，張建軍負責接待，「我們圍繞歷史，有很多共識的地方，成了好朋友。」張建軍說。
笠原十九司回國那天，張建軍起了個大早，去酒店送行。 當他的車離開五十米後，又突然倒了回來，笠原十九司下車，和張建軍來了一個擁抱。
「要知道，這在日本人而言是一個很少見的動作。我很感動，我們都是為這段共同的歷史而努力著。」張建軍說。
除了迴避，松岡環在這些年則經歷過不少「恐嚇」。
「他們在我工作的學校附近，挨家挨戶發放傳單， 說我是瘋子，是賣國賊，是叛徒。 」她說。
松岡環追尋真相的舉動無疑直接扎向了日本右翼勢力的。她在日本參加會議、放映資料影片時，常有右翼人士在外大按汽車喇叭製造噪音。有人說，南京大屠殺並不存在；有人稱她是「中國的特務」；還有人會尾隨她到地鐵站。
松岡環說， 自己等地鐵時會很小心，絕不站在靠近站臺邊緣的地方；家門要鎖兩道鎖，也從不輕易開門接待訪客。
而最讓她難過的是，她丈夫的一位朋友常常給予她支持，卻遭人推到車前而傷重過世。所以，她「的確也會怕，但是不會停」。
「不敢面對和直視他們」
張建軍一直珍藏著一個書籤，那是一個空信封，沒有署名、沒有內容。
信封的主人是退休的荷蘭萊頓大學日籍教授村岡崇光。他曾赴南京大學演講，大學按例給了他3000塊的酬勞，但是錢在他的口袋裡卻「像是一個火團一樣」。
「我不能拿南京人的錢。我不能接受從被我的同胞傷害過的地方得到的回饋，哪怕是一塊錢都不行。」 村岡把錢轉交給了張建軍，託他把錢捐給南京大屠殺倖存者援助會。張建軍轉交後，把空信封留來下來，「想一直記得這個表達出懺悔的老人家。」
張建軍還記得，村岡崇光是他兩年來陪同參觀的遊客中看得最仔細的一個人，40分鐘可以觀賞完的展廳，他看了兩個小時，包括日軍作戰的序列表都一個字一個字的看下來。當張建軍問他為何如此仔細時，他說，「我很慶幸我父親的名字沒有列在其中。
對於村岡崇光而言，南京有特別的意義——他的父親是曾任日本航空參謀陸軍中佐的村岡良江，在1938年上半年奉命移駐南京。
那次是村岡第二次來參觀紀念館，年近80歲的老人，看到和自己年齡相仿或者稍長一些的中國參觀者時，卻 「不敢面對和直視他們」 。
來到紀念館的日本人還有很多，他們的出現常常「悄無聲息」，幾乎達成了一種共識——不說日語。
紀念館的導引者也明白，帶日本友好人士參觀紀念館並不是一個輕鬆的活——難題不是語言，而是周圍參觀者的目光。如果發現有國人長時間停駐、觀察，甚至有人說「日本人就應該來好好看看」的時候，導引往往會上前告訴他們，這些日本人是「正視歷史」的。
日本神戶·南京心連心會團長宮內陽子也是「正視歷史」的一員，她已經來過南京20多次，向倖存者、墓碑低頭、鞠躬、道歉。
而如今的她頭頂已經長出白髮。
和她一樣，如今，來到南京、參觀紀念館的日本人大多都已年歲不小， 「一般的日本青年還是經常認為自己是戰爭受害者。」 宮內陽子說，因為有長崎和廣島的核爆，但是那些年輕人沒有認識到日本首先是加害方。
「這是日本青年教育缺失的一個重要環節。」宮內陽子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