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記憶與話語主權：構建南京大屠殺史實對外傳播話語體系的核心要義

　 南京大屠殺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受屈辱的至暗時刻，這也是一段充滿國殤家恨的歷史，不僅每一個中國人應該銘記，世界亦不能遺忘。近年來，隨著我國不斷加強南京大屠殺史實真相的國際化宣傳力度，國際社會關於南京大屠殺史實的認知也不斷得到加強。2015年10月9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將《南京大屠殺檔案》列入《世界記憶名錄》（Memory of the World Register），標誌著這段民族記憶成為世界記憶。但需要指出的是，南京大屠殺史實在西方的知曉度仍然非常低，與二戰時期納粹屠殺猶太人（Holocaust）的慘案相比，國際社會對南京大屠殺的史實認知仍然存在明顯差距。牛津大學中國中心主任拉納·米特（Rana Mitter）在其《中國，被遺忘的盟友》一書中指出，西方人了解很多關於二戰期間德國在歐洲、日本在亞太戰場的情況，甚至關於蘇聯反法西斯戰場的情況，但是，關於中國在二戰中的故事在西方就沒有真正被講述過。又如，2005年11月1日，第60屆聯合國大會一致通過了由104個國家共同提交的一項決議草案，決定將每年的1月27日定為「國際大屠殺紀念日」，但是，南京大屠殺卻不在這一主題之內。

　　鑑於日本右翼勢力拒不承認侵華戰爭、南京大屠殺、強徵慰安婦等鐵一般的反人類罪事實，我們必須構建南京大屠殺史實對外傳播話語體系，在國際社會掌握話語主權，以公正的史實和客觀可信的話語揭露侵華日軍二戰期間在中國製造的累累暴行，尤其是南京大屠殺慘案的真相。構建南京大屠殺史實對外傳播話語體系，一方面我們必須提升符合國際學術界共同規範的研究水平，提升學術話語的公信力和說服力，從而主導學術話語權；另一方面，鑑於南京大屠殺史實國際認知的複雜性和敏感性，我們必須進一步加強基於第三方視角的南京大屠殺歷史國際講述和傳播，以增進國際社會對南京大屠殺史實的了解，構建共同的人類記憶。比如，2016年10月在法國岡城和平紀念館舉辦的《共同見證：1937南京大屠殺》史實展，就是基於當年留守南京救援難民的拉貝、馬吉、威爾遜、魏特琳、辛德貝格等西方人士留下的影像、照片、日記和書信等第一手史料而組織的促進南京大屠殺史實傳播國際化的有力舉措之一，產生了較為廣泛的影響。在此之後，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又組織了赴美國、捷克和白俄羅斯的基於第三方視角的史實展，同時在館內也組織了多次中英文展覽。此外，江蘇電視臺完成的十集電視片《外國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殺》、獲得「艾美獎」的中美合拍劇情片《南京之殤》等，都是基於西方人士留下的第一手史料構建了第三方視角的直觀全面的國際化講述，提升南京大屠殺史實成為人類記憶的有益嘗試，得到了國內外輿論的高度認可。　　

　　翻譯是構建南京大屠殺史實對外傳播話語體系的重要環節。南京大屠殺史實翻譯屬於國家翻譯實踐行為，是維護國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在關係到國家民族尊嚴的大是大非問題面前，我們絕不可以把南京大屠殺史實翻譯與對外傳播的話語主權拱手相讓。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提高我國參與全球治理的能力，著力增強規則制定能力、議程設置能力、輿論宣傳能力、統籌協調能力。」2019年8月31日，南京贈送的辛德貝格雕像在丹麥奧胡斯市馬瑟裡斯堡紀念公園揭幕，丹麥女王瑪格麗特二世等出席活動。世界各大主流媒體連續報導，傳遞南京人民的和平心聲。在赴丹麥之前，南京市政府代表團就提前完成了大量重要翻譯任務，包括展覽文字稿、致辭稿、給丹麥女王的禮物手冊，等等。在丹麥揭幕和展覽期間，代表團由熟悉南京大屠殺歷史的英語媒體協調員協調溝通外國媒體的採訪，為丹麥民眾和外國遊客詳細介紹了辛德貝格當年在南京的義舉，南京市與奧胡斯市籤署了友好合作諒解備忘錄後，以最快時間拿出了中文新聞通稿的英文版向全球媒體發布，因而很好地掌握了話語權。中丹合作舉辦的辛德貝格雕像和展覽之所以通過精準發力主導對外話語權，除了找準辛德貝格這個中丹命運共同體最大公約數之外，中方在規則制定、議程設置、輿論宣傳、統籌協調等方面自始至終掌控著主導權是重要的原因。　

　　南京大屠殺史實翻譯的根本原則和前提是必須確保話語主權，體現國家意志，即從國家政治立場、國家形象意識、文化主權意識、語言政策意識等立場出發，推動國家敘事，用國際化語言講述這段歷史真相，從而塑造國家形象，維護國家利益，捍衛民族尊嚴。比如「抗日戰爭」這個名稱，我們就堅決不能使用國外較多使用的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第二次中日戰爭）這個極不準確的說法，而是必須表達為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中國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戰爭），因為前者屬於混淆視聽，有幫助日本軍國主義開脫罪責的嫌疑，這樣的說法連加害方都無法確認，因此是我們斷然不能接受和採用的，這是一個關係到國格和民族尊嚴的大是大非問題。又如，慰安婦制度是日本軍國主義在二戰時期肆無忌憚地對日本婦女以及亞洲婦女的人權人格的踐踏，是20世紀以來人類歷史上最醜陋骯髒黑暗的一幕。「慰安婦」這個日語詞彙是日本軍國主義時期軍國主義者發明創造的新詞，有美化遮掩日本軍國主義、踐踏女性人權事實之嫌。1996年聯合國曾就日軍慰安婦問題出臺報告，將慰安婦制度認定為性奴隸制度。2012年12月6日，南京大屠殺史研究專家、南京大學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所所長張憲文在《南京大屠殺全史》出版發布會上鄭重提出，「慰安婦」的稱呼是從日本軍人角度而言的，而受害國婦女大多為被誘騙或強迫而淪為日軍發洩性慾的對象，因此，所謂日軍「慰安婦」實為日軍「性奴隸」，應將日軍在侵華戰爭中強徵中國、朝鮮等國「慰安婦」改稱為「性奴隸」。為此，我們在構建南京大屠殺史實對外傳播話語體系過程中，絕對不應該繼續使用日本軍國主義者創造發明的「慰安婦」這一日語詞彙，而應該依據聯合國決議，還所謂「慰安婦」的真正面目，直接定義為「日軍性奴隸」（Japanese military sexual slavery）。「日軍性奴隸」這一詞彙不僅要出現在詞典裡，而且所有媒體輿論都要統一使用這一最能客觀反映事實真相的詞彙，徹底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的真實醜陋面目。

　　基於上述翻譯原則，南京大屠殺史實的翻譯策略必須堅持兩個基本策略，即史實可靠，譯文地道，只有這樣才能確保話語客觀、可信。具體翻譯方法包括必須結合歷史語境，推敲貼切譯文；結合歷史背景，確保回譯到位。比如頻頻出現在留守南京救援難民的西方人士的書信日記裡的醫院University Hospital（University of Nanking Hospital），指的是當時的金陵大學附屬鼓樓醫院，即現今的南京市鼓樓醫院，為南京歷史上第一所西醫醫院，其前身是1892年由基督教會派遣的加拿大籍傳教士麥克林醫學博士（William E. Macklin，中文名「馬林」）創建的「基督醫院」，民間又稱「馬林醫院」，1914年更名為「金陵大學鼓樓醫院」，當年在南京的西方人士通常稱其為University Hospital。因此，將當時的鼓樓醫院這一名稱翻譯為英語時候，最貼切的譯文應該是還原那個時代的英文表達University Hospital，以回歸歷史語境，呈現客觀可信的史實原貌。

　　在南京大屠殺史實國際傳播過程中，翻譯與有力焉，能夠促使國際社會增加對中國近代史至暗時刻的了解。做好南京大屠殺史實翻譯，有利於我們構建對外傳播話語體系，掌握話語主權，從而體現國家意志，塑造國家形象，維護國家利益，捍衛民族尊嚴，這就是國家翻譯實踐的必然旨歸，也是構建南京大屠殺史實對外話語體系和話語主權的基礎和根本所在。構建南京大屠殺史實對外話語體系，掌握話語主權，就是為了更好地向國際社會系統講述侵華日軍製造的南京大屠殺暴行真相，使得民族記憶真正成為世界記憶，進而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為推動人類和平事業做出貢獻。

　　（作者系南京農業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本文為作者參加2020年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宣傳教育活動之「勿忘國恥 圓夢中華」學術座談會上的講話，原標題為《維護國家利益的南京大屠殺史實對外傳播話語原則與策略》，發表時作者進行了修訂整理）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王銀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