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薇，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副教授，華中科技大學國家傳播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人類命運共同體視閾下中國國家形象在西方主流媒體的百年傳播研究」（項目編號：19ZDA322）階段性研究成果。
共同體是一個「溫馨」的地方，一個溫暖而又舒適的場所。它就像是一個家（roof），在它的下面，可以遮風避雨；它又像是一個壁爐，在嚴寒的日子裡，靠近它，可以暖和我們的手（鮑曼，2001/2003：2）。
一
引言
自十七世紀中葉歐洲民族國家出現後，國家逐漸成為擁有最高權力的政治單位。如所周知，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將民族國家界定為「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並且，它是被想像為本質上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安德森，1983/2003：6）一方面，這個概念跳脫了現代民族國家受到諸如語言、種族、宗教、疆域等客觀因素的限制，轉而關注集體認同的主觀/認知面向。另一方面，這個概念也確立了論述國家的話語形式。作為重構社會「同一性」（identity）最為重要的制度化和規範化的場所，大眾傳媒通過「有關書寫的增補運動」（a supplementary movement of writing）（Bhabha，1994：154），引導、界定、修改個人對外在環境的認知與判斷、價值與行為，成為補充國家本源性「匱乏」的一種中介性力量（李普曼，1922/2006：3-23；Bhabha，1990：1）。因此，書寫（論述）國家的行動本身，就是通過想像（敘事）來彌補在多元複雜的社會力量中所遺失的國家「同一性」，從而將宏大的民族國家敘事和細碎而彌散的日常生活建立起勾連，國家的概念也在反覆的論述中得以凝聚、並清晰地呈現（卞冬磊，2017）。
縱觀當下世界格局，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越來越多，政治溝通、經貿往來、聯合軍演、人口流動正不斷地重構國家間關係，傳統意義上的國家利益已經突破國境的限制，不斷向海外延伸（張昆，王創業，2017；蘇原，2011）。在發生海外騷亂、戰亂或自然災害等重大突發事件時，一國政府有權通過外交等手段，及時將本國公民和僑民撤回本國政府管轄的行政區域（盧文剛，2014；任正紅，2015）。從新世紀初至2017年的18年間，中國駐外使領館依照《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中外雙邊領事條約（協定）和中國國內法律規章，代表中國政府成功地實施了25次規模不一的撤僑行動，保護了海外中國公民和華人華僑的生命財產安全，同時彰顯了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形象與國家實力，有報導稱這是「國家意識的覺醒」（金水，2011；許育紅，2017）。
實際上，共同體的想像直指民族國家凝聚人民並表達國家意志的核心力量。按照當代國家理論的代表學者米格代爾（Joel S. Migdal）的觀點，國家是一個被賦予權力概念的場域。在觀念層面，它是一個領土內具有凝聚力和控制力、經過整合的自主的實體。但在實踐層面，這種整體性被國家的各個組成部分予以解構，由此呈現出權力的爭奪、行為的衝突與公私界限的瓦解（米格代爾，2001/2013：16-23）。國家隱沒在日常的行為活動中，並非時時得以凸顯，只有當其內部的矛盾和縫隙被暫時擱置和封堵時，才有可能被喚醒，而主權的運作，是標識這種「可見性」的途徑（鍾智錦，王友，2018）。撤僑作為一種由國家主導的領事保護行動，「合乎邏輯地包含在理性之中並且被認為是絕對必要的一種意志」（鮑桑葵，1899/2009：233）；更以一種「擬戰爭」的緊迫感與動員性，迅速蓄積、發酵與傳遞民族情感並建構認同。因此，可被視為政治權力通過運作建構合法性的努力，而圍繞著撤僑的媒介話語，則展現出更多權力意義的施行、表達與凝聚。基於此，本文以官方媒體的海外撤僑報導作為研究對象，便是關注在這種特殊的國家行動中，「國家」的概念如何被激活、被可見、被凸顯；媒介如何在公眾的想像與政治話語中參與國家想像的書寫、作用於國家觀念層與實踐層的縫合併建構國家認同。
二
認同的凝聚：國家想像與家國敘事
在以「國家」為引領的概念叢中，肇始於19世紀初的共同體理論可謂枝葉扶疏、蔚然深秀。這裡並無意對「共同體」概念叢的枝蔓進行系統性的整理，而是嘗試從中抽出能為本研究所擷取的理論資源。更確切地說，在民族國家為主體的背景下，考察政治權力如何以撤僑為契機，作用於國家的可見與認同的凝聚。
（一）想像國家的兩種範式：「可見性」的日常與「幽靈的想像」
在有關民族國家的討論中，現代主義範式（modernism）作為一種主流和正統，強調民族、民族國家、民族認同等一系列政治樣式與秩序的現代性特徵（史密斯，2001/2011：51-53）。如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被發明的傳統」、蓋爾納（Ernest Gellner）「高級文化的展現體」和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均指向民族國家的發明與建構的特徵。其中，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最廣為所知。「這個名稱指涉的不是什麼『虛假意識』的產物，而是一種社會心理學上的『社會事實』」，從而將民族、民族屬性與民族主義視為一種「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安德森，1983/2003：7）。
另一方面，想像的共同體確立了論述國家的話語形式，「區別不同的共同體的基礎，並非他們的虛假/真實性，而是他們被想像的方式」（安德森，2003：6）。二十世紀以前，國家通過大量繁複而莊嚴的符號與象徵儀式得以表達，如民族的節日、國旗和國歌、雕像狂熱、體育比賽等，霍布斯鮑姆將他們稱之為「被發明的傳統」（史密斯，2001/2011：88-89）。在這個過程中，「想像國家」雖然通過符號的「創造」得以可能，但並未成為日常的「可見之物」。報紙通過創造同時性的經驗和市場化發行，持續的滲透讀者的日常生活，成為補充國家本源性「匱乏」的一種中介（Bhabha，1990：1）。也正因如此，「想像的共同體」作為一種有限的、擁有主權的和平行地跨階級的敘事類型，設定了在文學、傳媒領域討論民族國家問題的整體範式，國家的概念也經由論述變得清晰可見（卞冬磊，2017）。
然而，論述是聯結國家與人民之間的唯一力量嗎？抑或說，這種話語的書寫是補充國家本源性「匱乏」的唯一驅動因素嗎？既然國家是被書寫與想像的「文化的人造物」，那麼它可以被發明，亦可以被消融。安德森也意識到，在不斷流動的認同場域中，存在著某些支撐民族的永存的因素，即「依賴於全球語言千變萬化的宿命」以及人類對不朽名聲的普遍追求。「這就是所有那些無名戰士墓所提供的『幽靈的想像』給予的一切」（史密斯，2001/2011：87）。顯然，與現代主義範式關注工業資本主義下民族國家的現代化轉型不同，這個觀點將對民族國家的關注由當下拉長至整個歷史時間軸，從而尋找對國家建構能持續發力的支點或歸屬。
這裡，我們回到「認同」的概念來探索建構「想像」的另一種路徑。社會心理學認為，認同是人所固有的為了獲得心理安全感的無意識行為驅動力，是個人或者群體自認為屬於某一個特定個人或群體（國家或民族）的心理現象。這種力量依靠著情感「力比多」來驅動，並通過力比多的組織化（libidinal organization）來實現集體認同（Stavrakakis & Chrysoloras，2006）。由此以「情感」為主導的原生主義（primordialism）成為「想像」國家的另一代表性範式。
在原生主義看來，對所屬族群或民族的原始依戀與信任是凝聚「共同體」的天然且強大的粘著劑。Vanden Berghe（1978）認為，民族、族群和種族都源於人類的「基因再生產」衝動，群體成員通過「袒護親屬」（nepotism）和「包容適應」（inclusive）的策略來擴展他們的基因組合，使之超越直接的親緣從而形成文化上更為廣泛的「血緣網絡系統」，而共享文化的象徵符號被用來作為生物親和力的標記。Geertz將它稱之為「文化施與」，即由血緣、言語、習慣的和諧性所帶來的不可抗拒的強制力與吸引力（Geertz，1973：259）。如果說現代主義代表了政治精英至上而下的建構，那麼，原生主義範式則代表了一種日常與情感化的轉向，由此改變了思考民族國家問題的研究對象與思維模式，強調了大眾的建構性力量（史密斯，2001/2011：90-92）。
（二）國家之「愛」：想像國家的標識項
沿著想像國家的情感脈絡繼續探索，我們會發現，無論是安德森的「幽靈的想像」，還是格爾茨（Clifford Geertz）的「原始依戀」，論述都指向了「國家之愛」，即對國家的特殊的情感體驗和關懷（Primoratz，2008）。其實，早在古希臘宗教的語境中，已能尋蹤到與忠誠、熱愛和自我犧牲等訓誡有關的範例，但將這種情感上升為至高無上的卓越地位則源於民族國家的產生。在民族尋根的過程中，「熱愛自己的民族」成為最高的政治美德，「政治的『愛』給予了民族這樣的抽象體以可觸及的表現」，政治成為了沒有「家（愛）」的家庭的屋頂（史密斯，2001/2011：33-34）。由此在大眾的想像中，「家」與「國」建立起關聯，民族國家成為「共享這一信念的最大的群體」（Connor，1994：102+197）。雖然這個觀點在從個人行為到集體與政治行為的邏輯推演上被廣泛質疑，但無法否認它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家國想像的情感動因。
回到現代社會的情境中來，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深入和網際網路革命所帶來的現代性價值多元與離散，原本依附於共同體而存在的個體，在現代性的進程中經歷了一個「脫域」的過程，變得不安全、不確定、不可靠，認同危機也由此產生（王亞婷，孔繁斌，2019）。對此，鮑曼（Zygmunt Bauman）在探討了現代化進程所觸發的傳統式微與個體「脫域」的風險與不確定性後，將共同體描繪為人們想重回的溫暖之地的理想。在多元而游離的現代社會，國民何時最需要家？當家受到威脅時。在現代民族國家語境下，即國家的主權受到挑戰。因此，主權的運作成為「標識」國家的手段。
這裡的「標識」用語參考了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討論攝影的一組二分概念「展面」（Studium）與「刺點」（Punctum），亦有學者用它來解釋「像化」國家形象的視覺識別框架。展面是一種平常所在，代表著和諧、穩定、條理與分寸；而刺點則代表著反常、偶然、炸裂與敏感，同時也聚集著豐富情感，亦是啟動國家形象識別的「標識項」（the marked）（趙毅衡，2016：164、74；劉丹凌，2018）。海外撤僑行動即是想像國家的「標識項」。標識的過程通過運作國家的「優先性」來實現，即國家在主權框架下優於任何其他共同體，或者國家在絕對價值上超越生存於其中的所有個體（王海洲，2018）。與彌散於日常的平穩而常規化運作的國家程序不同，撤僑行動觸及中國公民的生死與權益，突破國家慣常的「刺點」所在，從而聚集了巨大的情感能量。網絡流行語亦對此賦予了一個生動的描繪：「燃」。雖然這種「標識」的運作與愛國主義、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等概念有著錯綜複雜的關係，但無法否認，其啟動的出發點仍聚焦於國家之「愛」——在現代社會下，更多的表現為個體尋求安全與庇護的情感需求。這也似乎暗合了「想像的共同體」概念中的弔詭之處，即個體既追求自由，也深埋著對集體所賦予的安全感的渴望，因此，安德森強調共同體享有主權卻被想像為本質上有限。
綜上所述，想像國家有著多重進路，閱讀小說和報紙「提供了一種最根本的聯結」（安德森，1983/2003：30），從而將具有虛構性質的「想像的共同體」變成了「清晰可見的共同體」。而日常與情感的轉向將國家融入到時間與歷史之維，成為以道德群體的集體意志和擁有假想的同一祖先群體的共享情感為基礎的「公民的神聖的群體政治形式」和凝聚原始依戀的「情感共同體」（史密斯，2001/2011：90+56-59；Geertz，1973）。現代風險社會下個體的「脫域」觸發了對群體安全的渴望，由此家與國的概念更為緊密地連接在一起，使得個體對國家的想像不僅清晰可見，而且深入骨髓、愈久彌新。
三
研究設計與方法
在樣本來源上，本研究以《人民日報》2000-2017年間由我國政府主導的所有海外撤僑行動的報導作為研究對象，並對2011年的利比亞撤僑與2015年的葉門撤僑報導進行重點分析。
在媒體來源上，本研究通過在中國報紙資源全文資料庫和人民日報資料庫（1946-2018）查找收錄的撤僑行動關鍵詞獲得相關文章，剔除與撤僑行動不直接相關以及僅作為背景提到的文本外，研究共獲得有效文本198篇（不包括獨立的圖片報導）。
為回應研究主旨，本研究將藉助批判性話語分析法對撤僑報導的文本進行分析。在批判性話語分析看來，話語不僅是一種權力關係，還構成和改變一個社會的行為方式（袁光鋒，2013）。話語一旦產生，就受到權力關係的控制、篩選、組織和再分配，話語本身也轉化為一種權力（福柯，1969/1998：98）。因此，批判性話語不僅關注話語的文本語言形式特徵，也在話語實踐與社會實踐層面，揭示話語對於既有的社會身份、社會關係、社會制度和關係的建構作用（費爾克拉夫，1992/2003：66-69、84）。本研究通過分析新聞文本在描述撤僑事件中所呈現的語言學特徵，闡釋國家認同話語以及話語的生產過程，解釋話語背後的社會文化與權力關係，由此揭示國家的概念如何在文本中得以凸顯，文本與意識形態之間的聯繫。
基於想像國家的理論脈絡，本研究所關心並聚焦的問題在於：
1.想像國家的建構主義範式與原生主義範式如何通過媒介話語的書寫進行鋪陳與展現。或者說，論述與情感在這個過程中如何通過操縱與聯合，共同作用於想像的彰顯與表達？
2.在這個過程中，國家如何通過撤僑的話語文本被「看見」？想像的「同一性」如何通過話語實踐得以凸顯？
3.「家國」同構的敘事邏輯如何在撤僑的話語實踐與社會實踐中得以實現？
四
「看見」國家：被書寫的「同一性」
如前所述，話語是權力的產物，可以建立、維持和改變權力關係和由權力關系所構成的集合性實體（費爾克拉夫，1992/2003：62）。因此，對新聞話語的研究，就是探討權力與意識形態如何在文本與話語實踐中予以施行、表達、示意、掩蓋與認可。這裡通過分析話語的及物性、原型敘事方式與互文策略，來分析新聞話語對撤僑行動的事實呈現與建構，並探討由此所呈現的國家認同邏輯。
（一）凸顯救援主體的事實建構
及物性（transitivity）是通過語義再現世界的一種方式，將人們在主觀世界和現實世界的見聞與行為分成包括物質、心理、關係、行為、言語等若干種「過程」，從而激活受眾頭腦中的施動-受動認知圖式，將事件歸因導向特定群體。研究發現，在新聞標題中，對撤僑行動者——中國/祖國，採用物質過程和主動語態進行描述，明確國家領導人和黨員幹部、救援部隊、駐外使館工作人員等在撤僑行動中的中心力量。通過這樣的標題設置，海外撤僑被建構為以國家為主體的跨國援救，在認知程式上凸顯了國家的優先地位。
除了標題的及物性，新聞文本中的詞語選擇也是顯現隱含觀點和意識形態的一種重要手法（梵·迪克，1988/2003：182）。研究發現，報導通過不同的詞語選擇來描述撤僑行動者主體與被救援者對象，從而確立了認同對象的中心性與報導立場，如表1所示。
對於撤僑行動主體——我國政府及救援部隊官兵，被描述為表現高效的撤離行動者，以心系海外僑民的保護者形象出現，為了維護我國海外公民權益「全力保障」「即刻趕赴」並採取「迅速撤離」行動。對於撤離行動的主要對象——被困海外的本國僑民，多以「人民」指稱，其次如「同胞」「親人」等具有家庭色彩的概念表達。同時，海外公民在報導中被以「好兄弟」指涉，對中國的援救行動「表示敬意」「於患難中見真情」。通過話語秩序的編排，確認了認同對象的中心性——從政府、救援部隊，到海外僑民、外國公民、國際社會，由此建構了「萬眾一心」修辭氛圍與集體凝聚力。
（二）英雄原型的話語敘事
按照結構功能理論的觀點，社會結構的協調與平衡是社會良性運行的前提，一旦功能失調，則會產生社會結構失衡，引發集體焦慮。由於撤僑行動往往與發生地的危機事件相伴而生，因此，英雄作為秩序的恢復者、生命的拯救者與安全的守護者，在報導中反覆出現。而英雄恢復平衡的過程，就是減少社會焦慮的過程，從而應對文化中不能解決的矛盾並提供與矛盾共存的想像方式（Fiske，1987：131-132）。
研究發現，與西方個人主義英雄不同的是，撤僑報導中的英雄都是以集體主義下「共生」的狀態出現，擯棄了英雄原型敘事中可能會有的傲慢自大的陷阱，進而表現為「照顧者」的神話原型。「這是一個利他主義者，受到熱情、慷慨和助人的欲望所推動......生命的意義來自於施與」（馬克，皮爾森，2001/2003：231）。
在這樣情感濃鬱、修辭絢麗的話語中，國家意志經由集體主義下的「共生英雄」原型出場，並經由「拯救者」「照顧者」的神話敘事得以不斷鞏固。有學者認為，能夠強化主導意識形態的實踐才會在黨報中以神話的方式呈現。英雄話語的生產與再生產，契合併維護了社會現有的價值觀或主導意識形態，從而提供毫無疑義的認知與行動框架並催生社會共識（邱鴻峰，2010；湯景泰，2015）。
（三）建構集體記憶的話語互文
互文（intertextuality）是通過符號確定一種符號的邊界與言說的邊界，將「其他的、特定的文本明確地納入到一個文本之中」，從而組建一條話語鏈或話語的秩序（Fairclough，1992：104；韓素梅，2011）。巴庫廷（Mikhail Mikhailovich Bakhtin）區分了互文性的垂直向度（vertical）和水平向度（horizontal），前者是指文本與構成當下或歷史背景的其他文本之間的關聯，即歷時性向度；後者是指文本的共時性向度（費爾克拉夫，1992/2003：95）。這裡採用巴庫廷的分類法，從文本與關聯性文本的時空維度，對撤僑報導的話語實踐進行分析。
1.垂直向度：自信敘事與恥化敘事
研究發現，撤僑報導的垂直互文性由文本與背景文本鏈之間的關聯所體現。報導將歷史事件插入當下事件中，經由垂直性互文在國家敘事中並置於同一時空，由此呈現出兩種「中國」：一個是近現代的中國，飽經戰亂、歷經屈辱；一個是當代中國，穩定富強、具有大國擔當。
尼爾曾解釋國族創傷與集體記憶之間的關係。當國族中發生不尋常事件時，國族成員以集體性共享情緒如悲傷、憤怒等形成一個以「道德社群」為主的社會，通過情感凝聚形塑對國族的認同（Neal，2005）。過去的國族創傷陳述既是作為記憶的話語在場，又與時效性的撤僑新聞文本構成新的話語共存。因此，通過這種文本的內在歷時性，完成了讀者對自我過去與當下身份的確認。遙遠的歷史與現實的斷裂經由國家敘事得以縫合，個人經歷被收編進國家苦難，而撤僑不再僅僅是領事行為，成為國家和人民共同締造的集體記憶。
2.水平向度：疊加視角和延續視角
新聞報導的水平向度體現在文本與同類文本，或者落在前後時間軸的同一文本鏈之間的關聯。利比亞撤僑事件正逢中國「十二五」開局之年的兩會時期，因此，在兩會報導中多次出現了利比亞撤僑事件，形成「國家與人民共生、發展與安全相連」的意義交疊。在葉門撤僑報導中，亦將「中巴友好主題」關聯進文本鏈，從兩國「患難與共」到「建設命運共同體」，展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實踐。除此之外，不同主題的撤僑報導之間還會互呈文本鏈。在「生命至上，祖國是堅強後盾」（2016年1月6日）一文裡，2015年葉門撤僑行動與2011年利比亞撤僑、2012年中非撤僑、2015年尼泊爾撤僑行動連接起來。通過這種水平向度的話語互文，歷史與當下、中國與世界的多維時空被層層嵌套，擴展了國家認同的話語空間和共享意義體系。
五
「家國」同構：民族原生主義的自然化表達
如前文所述，報紙媒介對國家的「同一性」書寫讓國家被看見，而國家的「同一性」在象徵層和想像層之間存在匱乏，情感是彌合國家想像斷層的重要途徑。研究發現，報導通過「家國同構」的話語來彌補國家想像的完整性，這種原生主義範式的自然化表達，主要通過「家國一體」的概念隱喻與不同輿論場的話語互動產生。
（一）塑造「家國一體」的概念隱喻
Lakoff和Johnson（1980）認為，隱喻作為一種概念化世界的方式，通過在人們常識性或者熟悉的領域組織認知以重構經驗，並建立起以話語為中介的社會交往和社會認同。一個完整的隱喻修辭包含源域（source domain）與目標域（target domain），通過在已知喻體的典型特徵或相關屬性與相對陌生的本體之間搭建映射關係，從而凸顯話語本體，弱化或遮蔽源域的其他可能性（Lakoff，1993：202-251）。研究發現，報導通過大量的概念隱喻，對以祖國、救援部隊、僑民等為代表的目標域進行認知上的抽象，如表2所示。
具體來看，在保護類的概念隱喻上，報導將「靠山」「後盾」的概念特徵賦予到「祖國」的目標域上；用「安全網」「長城」等具有代表性的民族符號指涉國家的外交領事保護；用「安全衛士」「諾亞方舟」等神話故事裡的文化圖騰表達對救援部隊的肯定與信賴。通過這樣的概念映射，一方面展示了保護者——國家、外交領事和救援部隊的強大實力，另一方面也聚焦於被保護者——擁有了「靠山」「後盾」和「安全衛士」保護的海外僑民，從而建構出被保護者與保護者之間緊密共生的關係，為政治認同的合理性提供確證。
報導除了採用保護者隱喻，也多次採用了「母親」「親人」「好兄弟」等家庭隱喻。「祖國-母親」是民族國家建構中最為常見的話語象徵，將人倫倫理轉化為政治倫理，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潘祥輝，2018）。同時，報導採用「同胞骨肉」「血濃於水」等概念指涉本國與海外僑民，通過強調共同的歷史、文化與血緣背景，將日常對「家」的體驗投射到對「國」的想像中，將海外撤僑事件清晰地定位於「我們國家」和「我們（成員）」之中。這種「家國一體」的話語表徵，高度契合了中華傳統文化語境。許紀霖（2017：6-16）認為，在傳統的家國格局下，自我、家族、國家和天下形成一個至下而上的連續體，這個共同體以天人合一、萬物一體為哲學根據，以忠孝一體、經邦濟世為主要內容，以天下太平為終極理想。雖然近代以後，連續體在中國的「大脫嵌」革命下自我斷裂並解體，現代意義上的國家迅速崛起，但無法否認，「家國天下」作為一種基礎性建制，在中國社會起到了凝聚共同體的重要作用。對於海內外華人來說，眼前的「家」是情感依戀，遙遠的「國」是精神寄託。在這樣的話語建構中，國家既是宏觀可想像的共同體，又成為微觀可體驗的情感標記，而國家與國民之間既是利益共同體也是身份共同體，由此實現民族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的雙重強化。
（二）話語的「並置性互動」與「反饋性互動」
研究發現，在國家敘事的社會實踐裡，存在著三重主體：撤僑行動的傳播主體、行動/意志主體、接受主體。在傳統書寫國家的官方話語體系中，行動/意志主體、傳播主體與接受主體是單向度的線性關係，即國家意志經由媒介的象徵符號，自上而下地滲透入接受主體，由此影響並形塑大眾對國家的認知（劉煜，張紅軍，2018）。但原生主義進路作為一種日常與情感的轉向，通過官方話語對民間話語的邀約與吸納，實現了來自大眾的建構性力量。正如前文所論述的，「只有當精英們用大眾廣為接受並振奮人心的形象來『既代又表』（re-present）人民大眾，有效的國家敘事才成為可能」（史密斯，2001/2011：90）。當然，這種「既代又表」是被精心挑選過的。
例如，《人民日報》在迎接黨的十九大特別報導「不辱使命、不負重託」（2017年10月16日）中專設了「聲音」板塊，摘選了撤僑親歷者和網友的留言，如「時間已經過了兩年多了，總也忘不了登上航班後那種全身心放鬆的感覺：『我們安全了，我們有救了。』」（2015年尼泊爾地震親歷者、網友「魚夭夭」留言，2016年1月6日）網友的留言「危難時刻展現祖國母親的身影，祖國才是我們的堅強後盾」也被作為2015年葉門撤僑的新聞報導標題。除此以外，諸如「中國護照含金量不在於免籤多少個國家，還在於碰到麻煩與危險的時候，祖國帶你回家」等流行的網絡語言在撤僑報導中被多次引用，從而通過這種並置性互動，形成官方輿論場與民間輿論場之間的相互佐證與補充。
除了關懷話語和感恩話語的並置性互動，撤僑報導還採用了官方話語與民間話語的反饋性互動。與前者的溫情與感性基調所不同的是，反饋性互動則由矛盾性、衝突性與更為戲劇化的想像空間來填充。例如在2015年葉門撤僑行動報導中，就網友針對「僑民吃九菜一湯、士兵吃鹹菜饅頭」所提出的「作秀」質疑，報導以提問的方式直接呈現，並記錄了護航部隊發言人的詳盡回應——「像護航編隊在亞丁灣巡航，一個月靠港補給一次......事件緊急，艦上綠色蔬菜和水果十分珍貴。」並進一步回應：「如果能為這些僑民提供安全保障，吃鹹菜，我們海軍官兵光榮、驕傲!」（葉門撤僑報導，2015年4月10日）由此將具有衝突性的「作秀」「質疑」等意涵置換為「光榮」「驕傲」等積極意義。與並置性互動一樣，反饋性互動中的民間話語也是被精心挑選的，不在於呈現多元的聲音，而是通過情感回應淡化了官方話語「規訓」的色彩，也以更為隱蔽的方式激活了國家的框架。
六
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以新世紀以來《人民日報》對海外撤僑行動的報導為研究對象，對報導中所呈現的「國家」話語進行文本分析。研究發現，想像國家的建構主義範式與原生主義範式話語共同作用於國家概念的激活、可見與凸顯。報導通過撤僑行動對象和關鍵詞的選擇、英雄原型敘事與縫合時間與空間的話語互文策略，來確立國家想像的「同一性」；通過「家國一體」的概念隱喻、官方話語與民間話語的並置性互動與反饋性互動，實現國家情感自然化的表達和權力關係的施行。
本研究對於想像國家的理論範式的主要意義在於：
首先，撤僑作為一種由國家為主體施行的領事保護行動，體現了從觀念層對國家內聚力、社會控制力與整體性的認知、強化與證實。按照米格代爾國家-社會互動理論，它既不屬於隱沒於細碎日常的民間活動，但也不同於諸如閱兵儀式、就職演說、體育賽事等具有獨立的象徵系統的「政治儀式」（米格代爾，2001/2013：18-19），而是一種想像國家的「標識項」，體現了國家觀念層與實踐層的糅雜。圍繞著海外撤僑及其一系列國家行動體系，可被視為國家爭奪政治資源的重要場域。在這個過程中，媒介話語參與了家國想像的書寫，一方面被吸納為日益強大的中國國家實力的說服性旁證，另一方面也成為國家形象的外在表徵。由此，在觀念層，國家行動作為一種蘊含著豐富意義的政治資源，被抽象為一種同時聚集了真實的領事行為與豐富情感的儀式化的在場；在實踐層，「國家」經由這種特殊的行動被書寫、被強化、被可見，從而實現了撤僑行動及其象徵體系的「實用性」與「實在性」的黏合。
其次，想像國家有著多重進路，撤僑報導體現了想像國家的建構主義範式與原生主義範式的互補與調適。尤其在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語境下，國家敘事經由英雄話語、互文話語和家國隱喻得以實踐，而作為基礎性建制的家國情懷亦指向了民族國家認同的雙重邏輯——歸屬性認同和贊同性認同（肖濱，2010）。由此完成了官媒在國家「同一性」層面的社會控制與價值規訓，也從中國本土適切性的角度，豐富了想像國家的敘事邏輯。
事實上，民族國家的建構與身份認同所觸及的是現代性轉型與現代化實踐的問題。卡爾霍恩（2011）指出，「不管前現代的共同體是何本質，現代想像的共同體儘管承諾安全，卻沒能為人們提供安全。結果，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取而代之。」中國民族國家建構的過程與西方不同，所指向的認同邏輯也不同。「這個不同表現在，在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國家建構的身份認同、政治認同的任務沒有完成。因此，傳播承擔了很重要的任務。」例如，官方媒介在事故報導中通過建構「共同體」的意向來構建政治認同，從而傳遞和強化當前主導意識形態所構建的人與個體命運和人與群體組織的想像性關係（閆巖，王冠宇，2018）。在這個過程中，話語作為一種社會實踐，既作用於知識和信仰體系的建設，也有助於建構社會身份和認同，體現了維持或重建權力關係的意義（費爾克拉夫，1992/2003：84）。由此，撤僑話語超越了圍繞國家行動的表徵與動員，而是一種展現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國家力量與國家意識的權力書寫。這種話語經由中國傳統政治架構中的「家國同構」動員情感，成為精英建構的有力補充，甚至是同盟。
由此，再回到本文開頭的那段引用，我們發現，「家」的溫暖成了國家級媒體著力打造的美麗田園，來自「屋簷」外的風雨則為保「家」護「國」的合法性提供了施展的場域甚至是「政治資源」。既然標識的過程通過運作國家的「優先性」來實現。那麼，在「不優先」或者「次優先」的場景中，國家的概念如何被體現？或許正如電影《戰狼2》的開頭「冷鋒」一記絕殺的暗喻那般，當個體讓渡了部分權利組成政府，契約社會下政府多大程度能保證個體的權利，或許是在撤僑這一宏大的國家敘事下更值得關注的議題。然這一領域本文尚未涉及，此為研究局限之一。其二，本文的媒體來源為典型的「國家主義抒情媒體」《人民日報》（黃月琴，2016），黨報的意識形態屬性與「情感動員」基底也影響了本研究的多樣性，這為另一研究局限。Hall（1992）指出，在全球化、技術與資本流動等現代情境的衝擊下，國家認同趨向於一種流動且多元的狀態，而處於此在與世界二元張力中的有關中國的想像亦是一個動態且多元的過程。因此，在這種動態性演進中，思考想像與再現國家的媒介話語，以及這種話語在中國現代性進程中的生長與流轉的形式及其所投射的權力關係，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本文系簡寫版，參考文獻從略，原文刊載於《國際新聞界》2020年第1期。
封面圖片來自網絡
本期執編/大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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