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瑟之後，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比較科學史？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周刊》2020年第46期，原文標題《李約瑟之後，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比較科學史?》，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儘管「李約瑟之問」是一個構造簡單的提問，但正是「李約瑟之問」的存在，讓我們有機會批評並提出更複雜的問題。

記者/陳璐

史丹福大學歷史教授墨磊寧

墨磊寧（Thomas S.Mullaney）是史丹福大學的歷史學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東亞歷史和科學史。他領導的「數字人文亞洲」（DHAsia）是史丹福大學一個重點研究東亞、南亞、東南亞和中亞的項目，2018年獲得了古根海姆獎。他的最新著作《中文打字機：歷史》在2018年獲得費正清獎，該書探討了中文打字機一個多世紀的「實物歷史」，及其背後所涉及的技術變革和全球交流等廣泛問題。

作為一名研究中國科學史的西方學者，他和本刊記者深入談論了現代西方學界對「李約瑟之問」的批評，它的歷史意義和現代性等諸多問題。

費正清獎獲獎著作《中文打字機 ：歷史》

「人們過分誇大了李約瑟對於『李約瑟之問』的痴迷」

三聯生活周刊：在進入正式的討論前，我首先想請你幫我們簡要釐清「科學」和「科學史」這兩個概念，它們都是近代經由西方傳入中國的，那麼在西方的研究中，什麼能被視為科學？科學史研究的又是什麼問題？

墨磊寧：讓我們從當下開始，然後再往前回溯。想想今天，如果一個人是物理、化學等學科的學生，他和一個科學史系的學生會有什麼區別？不用說，各個科學分支都把一個特定的物體或現象，或一組特定的物體或現象作為研究的重點，並使用一套特定的方法和實踐予以確定。在很多情況下，它可能是指宇宙的物理現實或者結構；在其他情況下，也可能是指生物體的結構和行為；此外，還有一些所謂的科學的直接應用，比如在癌症或阿爾茨海默病的治療方面；當然，還有一些基礎研究，它們的應用還不為人所知。事實上，這些是一種不以應用為目標的研究形式。在2020年，這些構成了我們通常認為的科學，即純科學、應用科學、醫學等。

而科學史是以科學關注的中心作為分析對象的，也就是說，在科學史上，科學的地位並不等同於科學在科學中的地位。對於物理學家、化學家或者應用數學領域的人來說，當你談到他們學科的歷史時，他們理解的方式很可能與了解該領域的現狀、最新發展有關，比如這些領域進行了哪些研究，有哪些成果，他們的發現有多可靠。他們對這段歷史的理解仍然是確定現實結構、宇宙結構、生物體結構和行為的總目標的一部分，只與其過去5年、10年、20年，也許最多30年的實施方式有關。我想現在的物理學家中很少有人把閱讀古希臘文獻作為日常工作的核心，他們可能對古希臘科學感興趣，但這並不能成為那一天、那筆撥款、那個項目的重要組成部分。

而科學的歷史，首先，我認為是實踐的方式。現在，科學並沒有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方式。科學史家需要問自己一個問題：什麼算是科學？被稱為科學的統一實踐領域的概念是什麼時候產生的？是誰發展了這個詞？科學作為一個團體成立時，誰又被排除在外了？什麼經濟地位、政治地位、性別身份、種族地位的人員構成了科學的勞動力？誰是科學史的核心人物？不管是技術人員、實驗室大量生產的可憐的果蠅，還是製造儀器、每天清理燒杯的人，所有這些巨大的能量都被投入到我們稱之為科學的事物中，但我們傾向於把他們從偉大的人、偉大的發明家之類的故事中剔除。

所以「科學」這個詞在科學史上被理解為一個問題，它不是起點，它實際上是問題的核心。這一點在我們討論比較歷史時尤其正確，因為我們討論的是中國、西歐、美國和英國。在全球科學史中，你絕對不能假設「科學」這個詞是穩定不變或者容易定義的。這是「格物」的概念嗎？這是科學，還是知識的延伸？這些術語是同義詞嗎？它們能被視為同一個東西嗎？對於任何研究伊斯蘭和奧斯曼帝國的科學史家來說，這些問題必須被提出來。所以我認為，當科學史在20世紀中期出現的時候，這是一個非常具有顛覆性，甚至具有爭議性的想法。一個研究物理學歷史的人，他不僅僅是研究一個不斷進步，越來越精確、越來越複雜的歷史，而且要試著去問有關「是與否」的問題。科學本身是人類發明的更大世界中的一部分。

從20世紀中期開始，這就是一個很有爭議的觀點，因為它提出了關於相對主義的問題，關於可知性的問題，以及通過客觀的觀點進入潛在危機的問題，當然也留下了一個問號。到整個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以及之後，這種對客觀性、合理性、啟蒙的質疑，關於知識和真理的某些觀點，都受到了深刻的審視。而科學史一直是這個過程的核心。

這並不是說科學家是幼稚、被動或沒有批判性的，他們對自己的學科有著深刻的批判。我認為一個很好的類比是，如果你是職業足球隊的球員，你當然關心你的球隊的歷史，但你關心這段歷史是為了觀察你的球隊是否在進步，是否達到了目標。你也知道踢足球有不同的方式、策略、目標，以及其他球隊擁有不同的東西，但你仍然相信，在比賽結束時，一支球隊的得分會比另一支多。然而如果有人是足球歷史學家，他們對足球的理解，會和足球運動員對足球的理解不同。

三聯生活周刊：當我們談論科學史尤其是中國科學史時，「李約瑟之問」是無法避開的一個切入點。但「李約瑟之問」不僅在西方被認為是一個偽問題，並且在近些年來也開始遭到一些中國科學史研究者的質疑。可否分享一下在西方學術界，對「李約瑟之問」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墨磊寧：對於「李約瑟之問」，需要說明的有兩件事：一方面，在李約瑟編撰的《中國的科學與文明》（又譯為《中國科學技術史》）系列叢書中，這個問題的確很重要。他在20世紀中葉對中國科學史有很多了解，這要歸功於他與一些中國歷史先驅的交流，這些人讓他看到了中國在古代、中世紀和帝國時期所取得的巨大進步。所以他的問題是，為什麼像科學革命這樣的事情最終沒有在中國生根發芽？這部分激發了這個大規模的項目，它既是一個研究項目又是一個編輯項目，因為很多內容是其他人撰寫的，李約瑟協調了其中的寫作和研究，年復一年地通過書信和會議與數百人進行通信。有些人可能並不是這個項目的直接參與者，但因為知道李約瑟和他的地位而想要和他交談。「李約瑟之問」是他寫作的原點，但《中國的科學與文明》討論的遠不只是「李約瑟之問」。它主要是一種紀實性的努力，幾乎是百科全書式地嘗試詳細描述數學、工程、軍事和邏輯等每一個我們可以想到、通常被認為是科學的領域。實際上，這些書的絕大部分，李約瑟和其他寫作者並沒有在問，為什麼中國沒有發生科學革命？相反，他們在一絲不苟地記錄。所以在某種意義上，我覺得「李約瑟之問」並不存在，人們過分誇大了李約瑟對於這個問題的痴迷。他和他的團隊，花費數十年，和不同的學者一起編撰書籍和刊物，如果他生活在17或18世紀，他可能會編纂字典或百科全書，他有這樣的頭腦。但我不確定他是不是一直在思考所謂的「李約瑟之問」。

然後讓我們來看看「李約瑟之問」為什麼受到批評。首先，這個問題是基於對必然性的假設，也就是目的論、命運論，還有歐洲中心主義，這是以歐洲科學作為標準的假設。接下來的問題是，其他非西方世界是否做到了這一點？成就的基準是根據西歐來定義的。所以一些批評認為，我們沒有必要去如此狹隘地定義對知識生產的理解。我們需要去學習18世紀的科學，或者說18世紀的知識生產，它在世界上一個特定地方發生了並且毫無疑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不是遵循某種形式的知識生產，試圖在世界其他地方找到它。我們難道不應該像普林斯頓大學的班傑明·艾爾曼（Benjamin Elman）教授——一位研究中國科學的歷史學家——所說的那樣，試著用自己的方式來理解中國科學嗎？難道我們不應該試著用我們所討論的社會和文明所使用的術語來理解知識生產嗎？不如讓我們來問問到底發生了什麼，而不是在中國或日本尋找西方科學。他們的詞彙是什麼？他們使用什麼樣的概念框架？有哪些團體參與其中？與國家權力的關係是什麼？與工業化、城市化或經濟有什麼關係？只要描繪出這種知識生產是如何在世界不同地方發生的，就會給你一個更豐富、更有價值的畫面。

接著讓我們回到必然性。「李約瑟之問」有一個潛在的假設，即科學革命會發生並會以某種工業化結束。歐洲在啟蒙運動時期經歷了自身的演變，人們驚訝地發現中國有同樣的發展，但它最終沒有變成科學革命，因此我們的一些期望並沒有發生。一位著名的中國科學歷史學家曾對「李約瑟之問」提出批評，我記得他的大致意思是，在歷史上試圖解釋為什麼某事沒有發生，就像試圖解釋為什麼我今天沒有出現在《紐約時報》的封面上一樣。我想，還有比這更好的提問方式。

最後，人們對李約瑟對西方科學的理解進行了批評。現在有很多關於「科學革命」的研究，通常以半導體產業為標誌的信息技術革命形式作為結束，這些研究對「革命」這個詞提出了質疑。「革命」的意思，是一種可以在時間和空間上很容易識別的突然巨變。在我們看來，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是一個耗時更長的過程，並且在此過程中會涉及到一些通常不被認為是其中一部分的人。研究科學革命，並不是找到一個導致革命的奇異天才，而是找到一個新的方法，看到更大範圍、分散在各種不同地方的參與者。

所以，對「李約瑟之問」的主要批評，一個是為什麼我們要在中國尋找18世紀的西方科學；另一個是沒有簡單、穩定的事物可以定義18世紀的科學。

「要批評它很容易，但是提供一個替代它的問題就難得多」

三聯生活周刊：由「李約瑟之問」引發「中國古代到底有無科學」這一曠日持久的爭論，將這個問題引向了關於中國思想史和哲學觀的思考。我們知道，西方科學源自古希臘的哲學觀，而中國歷史上最接近科學的思想則是墨家，其次還有道家等思想。有部分觀點認為，中國的哲學觀不適應科學的發展，他們認為古代中國並沒有發展出自己的科學，而只是擁有了一些技術。

墨磊寧：我要強調的是，我不認同中國沒有發展出科學的說法。我認為這是一個過分簡化、不夠準確理解它的方式。如果有歷史學家仍然在嘗試回答為什麼明朝或者清朝的精英們沒有經歷科學革命，我認為這是一個毫無意義的問題。知識生產在不同的社會、文化和不同文明的國家中產生和發展的方式，不僅與價值觀和哲學有關，也與經濟組織有關。我知道有些歷史學家正在中國古代哲學中尋找「李約瑟之問」的答案，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是非常聰明和有才華的學者，但我認為如果他們能以更好的方式提問，對於他們和世界其他地區的人將會有用得多。

三聯生活周刊：在你看來，一個好的提問方式是什麼樣的？

墨磊寧：第一，我們得放棄命運論或必然性的想法，這是歷史學家必須拋棄的一點。歷史上唯一註定要發生的事情就是宇宙的終結，就像熱力學第二定律所說的，時間的終結，這是唯一不可避免的事情。第二，在方法論上我們需要記住，地球上的每一個地方、每一個社會都非常獨特。鄭和下西洋，遠至索馬利亞，卻為什麼沒有像其他國家一樣建立殖民地的前哨？如果歷史學家認為歐洲（殖民）是正常的，中國是奇怪的，那就有問題了。

三聯生活周刊：既然「李約瑟之問」受到如此多的批評，那麼現在談論它的意義是什麼？

墨磊寧：我們應該感謝李約瑟和「李約瑟之問」，事實上正是因為「李約瑟之問」和對它的批判讓我們走到了今天這一步。在20世紀中期以及整個50年代到80年代，人們都在問這些問題，特別是六七十年代，我們所有學習中國科學和技術歷史的人，都是某種形式上的李約瑟的子孫，即使我們批評他。要批評「李約瑟之問」很容易，但是提供一個替代它的問題就難得多。所以正是「李約瑟之問」的存在，讓我們有機會提出更複雜的問題。

三聯生活周刊：你曾憑藉《中文打字機：歷史》獲得了2018年費正清獎（John K. Fairbank Prize）。這本書實際上討論的是一個與「李約瑟之問」非常類似的問題，即「為什麼沒有中文打字機？」。所以你在研究過程中，是如何處理這個問題的？

墨磊寧：這本書講述的是18世紀和19世紀早期中國信息技術的歷史，我認為「李約瑟之問」在背景中非常重要。為什麼沒有中文打字機？在20世紀的第一個20年裡，很多人關心這個問題。因為它的背後是，當時電報、打字機和其他文字處理器的技術，都是由西方世界講英語的人建立的，他們認為書寫應該按字母順序，所以在這種全球環境中，我們該如何處理漢字的問題？當時的中國工程師、語言學家、企業家，還有普通人都在議論，中國在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同時，還能保持中文書寫嗎？這有點像「李約瑟之問」，不同的歷史人物，比如林語堂、陳立夫、胡適、陳獨秀和毛澤東，都問過這個問題。其中最著名的是胡適，他說打字機是為語言而生的，而語言不是為打字機而生的，所以我們怎麼能因為這些西方製造的設備而放棄漢語？它是顛倒的，是反向的，事情不應該是這樣子。很多工程師也贊同，也許我們不應該假設西方的英文打字機是我們應該使用的範例，也許我們應該嘗試製造我們自己的打字機。他們認為需要一臺打字機，相信自己需要這些技術，問題在於，是否應該開發出一種不同的技術，讓它更適合漢字，更好地與漢字建立關係。所以這個類似的「李約瑟之問」，更多是針對我書中的人物，而不是我自己。

我現在正在寫的第二本書《中文計算機：歷史》（The Chinese Computer: A History），基本上是一部從20世紀40年代到今天的中文輸入法的歷史，我試圖弄清楚中國如何在進入現代化和工業化的同時，又不放棄其文化遺產中的核心部分。

三聯生活周刊：在探索「中文打字機」這段歷史的過程中，你意識到這背後的文化和社會成因是什麼？

墨磊寧：原因有很多，但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是，20世紀早期的中國工程師和語言學家，他們形成了一種非常複雜的方式，能同時運用兩種不同的視角來看待自己的國家和文化。這並不是因為他們是天才或佛教徒，而是因為他們經歷了一段非常艱難的歷史時期，是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的結果。他們意識到了各種各樣對中國的批評，以及中國文字被世界其他地方理解的方式。他們開始具備這種能力，即能夠同時作為局內人和局外人來審視自己的國家、語言和文化。這對於一個明代的文化精英、一位科舉制度下的進士可能就很難，因為他們對此太熟悉、太接近了。

三聯生活周刊：如果說「李約瑟之問」引起了我們對中西方科學的比較，那麼另一個很重要的比較科學史的問題是，當科學最初從西方進入東亞，日本和中國在接受與學習科學的過程中產生了差異，並使得兩國在近代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在你看來，是什麼導致了這種不同的接受態度和發展路徑？

墨磊寧：我並不認為它們的發展軌跡是因此有什麼不同。19世紀的日本在面對殖民主義和國內政治時，與清朝的情況本來就有很大不同。儘管19世紀的日本也經歷了歐洲殖民主義，但與清朝相比有輕微的延遲，因此他們得以在中國鴉片戰爭和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認識來自西方的威脅，然後做一點準備。其次，19世紀的日本作為一個國家，在軍事和政治上都遠比清朝的中國更加中央集權，所以日本的明治維新被認為不可能在清朝完成，尤其這個擁有3.5億人口的清帝國在太平天國後已經極度分裂。日本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對西方帝國進行學習，先是迫使朝鮮籤訂了不平等條約，然後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所以事實上的分歧不是哲學的或者文化的——當然其中會有這些方面的因素——更主要的是政治和經濟問題。

不過我也認同，從19世紀開始至今，中國的現代性仍然深深受到自卑的影響。第一個登上火星的很有可能是中國人，但在中國太空人踏上火星的那一天，地球上的一些中國人可能仍然會問，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實現現代化？即使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產生許多博士，是技術創新的中心，人們也總是對中國的現代性充滿擔心。擔心什麼，我不知道，可就是擔心。

更多精彩報導詳見本期新刊《再問「李約瑟之問」》，點擊下方商品卡即可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