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爾幹山脈的黑羊與灰鷹

韋斯特曾說，穿越南斯拉夫的旅途，比她生命當中任何其他事件的影響都要深刻。自然景觀與文學想像的交匯聚流，恰恰是今日的眾多專家和專業知識分子所缺失的

文 | 賈敏

在目睹柏林圍牆坍塌後，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曾經如此寫道，「今天我們的民主獲得了勝利，我們的自由市場也最終獲得了勝利……在這場東西方意識形態領域所取得的重大勝利之後，我們西方還應該信仰些什麼？」

在冷戰落下帷幕的時刻，這位與亨利·基辛格齊名的波蘭裔美國戰略思想家，提出了一個至今未有明確答案的問題。我們姑且稱其為「布熱津斯基追問」。

柏林圍牆坍塌後，西方精英把全球化奉若神明，因為自由民主的根基已經打牢，羈絆資本主義發展的制度與邊界不再可畏。全球化推進到哪裡，哪裡就是新世界的邊疆。信仰全球化，曾是柏林圍牆坍塌30年後西方精英的最持久熱情。

恰如卡爾·馬克思所曾嘲諷的那般，一切堅固的東西，如今都已煙消雲散。柏林圍牆坍塌後的30年，西方精英需要再度尋找失落的信仰。這種信仰需要找尋的不再是貌似宏大、不證自明的歷史敘事，而恰恰是那些散落在邊緣野草地、不為人知，但卻會在星火之間，以燎原面貌驚駭世人的歷史故事。

尋找故事的過程，往往就是一段傳奇。

歷史終結與巴爾幹幽靈

就在布熱津斯基發出他的追問後不久，兩位出生於相同年代的西方知識精英分別用不同的修辭技巧與歷史視野，在相同的時間段，向西方公眾展現了戰後世界、戰後歐洲所要遭遇的挑戰與任務，並激起截然不同的思想與政治漣漪。

1992年，早以其發表在美國《國家利益》雜誌上《歷史的終結？》（1989年）一文而爆得大名的弗朗西斯·福山，將其一系列觀點集合成書，以《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為名，投向西方乃至世界的閱讀市場。

現在我們知道，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深受他在康奈爾的授業導師布魯姆的影響，布魯姆則是德裔古典哲學家施特勞斯的入門子弟。福山深受奧派思想的薰陶，但又不拘泥於奧派的學術範式。彼時身為智庫研究者與媒體撰稿人，福山的眼光聚焦在施特勞斯與俄裔哲學家、新黑格爾主義者科耶夫的古今之爭中。在年輕的福山看來，人類因為共通的欲望訴求與身份認同，成為推動歷史前進的重要源頭；人的欲望與自由主義之間非但沒有分歧，反而是可以合流的。西方的歷史不需要其他的替代品，極權主義、社會主義、民族主義都不是，西方式的制度與秩序，足矣。故而，與其說是「歷史的終結」，不如說是20世紀妄圖可以替代西方歷史敘事的那些「歷史」可以重回書本，永享寂靜了。

就在福山享受來自全世界的矚目與嘖嘖讚嘆時，與他年齡相近的另一位美國知識分子，供職於《大西洋月刊》的撰稿人羅伯特·卡普蘭出版了名為《巴爾幹幽靈：穿越歷史的旅行》。這部著作是卡普蘭在相繼出版有關中東與北非事務著作後的第三本著作，也是卡普蘭心目中認為最具有穿透力的一部歷史文化遊記著作。這部著作因為其獨特的視角和適時的前瞻性，讓其成為西方世界、乃至隨後美國與北約決定幹涉前南斯拉夫地區民族衝突的決定性文本，不能不說是現實政治與歷史書寫糾纏呈現的反諷和詭異。

與福山文字中所洋溢的那種智識自信與信仰優越感不同。卡普蘭的文字充滿了探索未知世界所特有的細節呈現與深層歷史的堅硬所在。在歐洲最柔軟的腹地巴爾幹，卡普蘭為我們呈現了一幅由文化、民族、英雄人物、多幕悲喜劇、宗教遺蹟與邊陲風景、瑰麗自然景色與驚人貧瘠世界，狂熱信仰與狹隘自大之間的複雜整合。在卡普蘭的筆下，巴爾幹的歷史是複數的、交織的，難以清晰辨別與充滿著矛盾的。

福山的「歷史終結」與卡普蘭的「巴爾幹幽靈」可以被看做對布熱津斯基之問的兩種迥然相異的回應。至少從目前來看，曾經一度倔強的福山早已收回他的樂觀主義，轉而開始探索政治秩序的起源及其衰敗，回到源頭成為他的新目標，多元路徑、多重可能成為福山研究話語的修辭風格。而卡普蘭則在扮演了30多年的全球馬可波羅知識分子後，選擇重回本土，在他最新的著作《重回洛基》中，卡普蘭呼籲美國重新找回失落的精神氣質，將其大陸精神與海洋氣質重新整合，從而實現與下一個世紀所要面臨的來自東方崛起中的文明大國的挑戰。

福山與卡普蘭所扮演的角色和發言位置正在發生微妙的轉換。福山的自信建立在西方價值觀的正當性與普惠性之上，當下正在遭受逆全球化的不斷侵蝕，因此福山的自我檢討更多是內在轉向的維度。而長期堅持鷹派戰略視野的卡普蘭則試圖從歷史迷霧中找尋西方再度崛起的戰略源點，歷史經驗在他眼中更多是實現霸權的經驗參照。歷史本身不具備生命力，掌握歷史的人物與集團才值得擁有其價值。從這個意義而言，我們時代的各種陷阱之說，恍然間都得到了可以自我論證的邏輯支撐。

我們所恐懼的，乃是把歷史重新包裝成可以稱之為信仰的事物。在一個信仰缺失的時代，這種傾向的存在應引起我們高度警惕。

黑羊與灰鷹

如果說因柏林圍牆廢墟而興的布熱津斯基追問依舊沒有明確答案的話，時光倒流50年，回到二戰前夕的歐洲大陸，問題同樣依舊存在。只是提出這個問題與回應這個問題的人物是同一個，她就是在20世紀英國知識分子歷史上佔據特殊地位的瑞貝卡·韋斯特女士。從1934年第一次踏上巴爾幹的土地，到1936年開始著手寫作《黑羊與灰鷹》，進而二戰瀕臨爆發之際再度回訪南斯拉夫尋找寫作靈感，韋斯特將其全部的心智空間與情感力量，都投擲在這本篇幅長達千餘頁，耗費其半生心血，被世人稱之為奇書、難以卒讀的旅行遊記文學著作；一個歐洲知識分子試圖在危機時刻想要自我探尋答案的思想史巨著。

（《黑羊與灰鷹》，（英）麗貝卡·韋斯特著，向洪全等譯，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8月）

瑞貝卡·韋斯特在英國知識分子圈與文學史上，皆是殊難歸類的人物。作為一名偏自由派的知識分子，韋斯特以旅行遊記和時政報導享譽英倫，同時也以大膽批評知識分子同道人士而在圈中享有盛名。作為女性知識分子，韋斯特的情感敏感、細膩、外露、喜形於色與見微知著是其文學與思想寫作的突出特徵，這自然是她的優點，也往往令對其作品不熟悉和陌生的讀者感到困惑。

一個突出的例子是,從大主題而言，《黑羊與灰鷹》講述的是韋斯特與他丈夫亨利·安德魯斯在巴爾幹地區的旅行遊記和歷史文化漫遊，但這本著作在日後卻無法進入文學史家的殿堂。英國文學批評家，以《格調》聞名於世的保羅·福賽爾，在其影響甚廣的《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英國旅行文學》中，竟然對韋斯特的這部巨著著墨寥寥，對著作中所流露出的某種長篇大論式的論述刻意保持距離而不願評論。曾為韋斯特寫傳的作家維多利亞·格倫迪寧同樣也對這本書保持了審慎的距離，「這自然是韋斯特人生中最為重要的作品。」然後就再也無話可說。對此，英國作家傑夫·戴爾在其為《黑羊與灰鷹》企鵝版所作序中，有過詳細記錄。

事實上，身處20世紀30年代危機時代的韋斯特，與她的《黑羊與灰鷹》所遭遇的情況並不孤單。韋斯特在寫作過程中創造了一種新的模式，這種模式糅合了西方旅行遊記文學所特有的記載風土人情、個人軼事、身邊趣聞與異域獵奇的元素，同時創造性地把時代特有的宏大命題，一系列當下緊迫性的政治經濟與文化議題與日常旅行記載穿插成串，使得傳統的以記載域外趣聞、博得公眾消遣娛樂、激發旅行願望的士紳小品文，蛻變為承載異常沉重話題的嚴肅歷史探討。

這種身份上的切換，自然令文學界人士難以苟同。就筆者視野所在，同時代的美國文學批評名家埃德蒙·威爾遜，也曾以追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起源與其行動指南，將人物刻畫、歷史敘事、旅行隨感和讀書筆記相交織拼湊，創作出《到芬蘭車站》這一闡釋馬克思主義歷史起源的經典著作。《到芬蘭車站》與《黑羊與灰鷹》相似，都是獲譽甚隆而知性讀者甚少，敬畏者眾而深度闡釋者少。

與埃德蒙·威爾遜相類似，韋斯特也是受到20世紀30年代，現代西方歷史未曾遭遇過的危機時刻影響而著手寫作的。如果說威爾遜見證了大蕭條時期美國的動蕩不安時刻，那麼韋斯特則被歐洲有可能重新被擄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黑暗時刻痛心不已。

1934年10月，南斯拉夫國王亞歷山大一世在法國馬賽遇刺身亡，20年前因為奧匈王儲費迪南塞拉耶佛遇刺而導致的一戰陰影讓韋斯特輾轉反側：一戰裹挾了800萬人的生命，而英國則有80萬人死於戰爭，其中整整一代的英國貴族精英都倒在了西歐的汙穢溝壑中，而這一切都源自於巴爾幹科索沃平原旁的那座城市。為什麼巴爾幹會成為歐洲動蕩之源，為什麼巴爾幹會成為顛覆整個歐洲秩序，把曾經位列世界中心位置的歐洲列強拉下馬，成為互相廝殺與仇恨的策源地，擁有巴爾幹的歐洲是否還有未來。這一系列問題，都在拷問著韋斯特，伴隨她在整個旅途進行思考、交談與寫作。

簡單歸納《黑羊與灰鷹》是極棘手的事情。原因除了各種修辭文體的混雜融合，讀者往往無法釐清作者在巴爾幹地區的旅行線路，其中的時間元素模糊不清，唯有按照地理線路給予人們的想像與啟迪。沒有去過巴爾幹地區，沒有身臨巴爾幹地區複雜多變，身處壯麗景色與沉重古戰場的現代人士，進入韋斯特女士的語境之中將會相當的困難。因此，提煉關鍵詞，解讀關鍵詞，是迅速進入韋斯特的巴爾幹世界的便捷同道，而這就必需從黑羊與灰鷹這兩個題眼走進深處。

作為《聖經》當中被當做祭祀犧牲之物的黑羊，在韋斯特眼中恰似巴爾幹這片土地及其在這裡生活的各民族。在韋斯特所屬的時代，「巴爾幹」在西歐人士眼中與野蠻、陰謀、殘忍與暴力並無兩樣。作為連接中南歐與小亞細亞地區的橋梁，巴爾幹地區分布著歐陸兩大山系，即喀爾巴阡與巴爾幹山脈，其中前者橫穿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後者則從希臘半島延伸與亞平寧半島相連，與阿爾卑斯山脈相望。正是巴爾幹山區的崇山峻岭，使得歷史上在這裡聚居的，信仰天主教、東正教的斯拉夫諸民族，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波士尼亞-黑山、馬其頓人等，都曾與鼎盛擴張時期的奧斯曼土耳其人展開過殊死鬥爭。

14世紀以來的三場科索沃戰爭，讓信仰東正教的塞爾維亞人成為奧斯曼蘇丹的屬國，漫長的奴役與歸順成為塞族人永遠難忘的歷史傷痕。在塞爾維亞人看來，正是他們的犧牲避免了整個西方免於蘇丹鐵騎的蹂躪，然而塞族人的自我犧牲卻換不來歐洲世界的尊敬和認可，反而成為與東方進行交易的籌碼、成為可以被犧牲的低劣民族、可以成為被煽動利用的廉價炮灰。在韋斯特看來，無論是塞族，還是其他民族，都是在大歷史驅趕下在夾縫中求生存的命運，他們因此憤怒、因此吶喊，也因此抗爭。伴隨著世代仇恨、報復與反報復，這裡的每一個民族都不是無辜之輩。

所謂的灰鷹，則出自14世紀科索沃戰爭時期塞族民謠而改編的一首民族史詩。灰鷹代表著塞族國王與貴族們，他們既象徵英勇無畏，敢於和異族浴血奮戰到底不曾退步，也意味著一旦他們受到神啟或是上帝的憐憫，他們可以做出犧牲與退步。但在韋斯特帶有某種神聖啟示的筆端下，這種表述恰恰反襯出巴爾幹地區尖銳矛盾的某種根本性淵源：每個執政者及其集團都曾以神聖之名屠戮同行者，以神聖之喚背叛那些與之共同鬥爭的民眾，也曾以神聖之利引誘那些無辜者走上祭臺。

更進一步而言，在韋斯特的時代，這群灰鷹已經不僅僅是盤旋在喀爾巴阡山脈上的那些本土鷹隼們，更大更貪婪更為虛偽的銳隼們，來自馬扎爾人的布達佩斯，來自奧匈帝國的維也納，來自俄羅斯人的莫斯科，以及日耳曼人的柏林。科索沃的悲劇是南斯拉夫王國分崩離析的縮影，而南斯拉夫的最終消失也是西方諸大國共謀施策的結果，沒有例外。

《黑羊與灰鷹》寫成出版時，正是二戰進入最為黑暗的時刻，書中對巴爾幹和南斯拉夫問題的探討觸動了英美最高當局。在戰後英美與蘇聯劃分勢力範圍過程中，保持南斯拉夫地區的統一完整成為同盟國的戰略訴求，韋斯特的這本著作間接成為政策制定者所詳加考慮的參考。

隨著冷戰的興起，韋斯特和他的《黑羊與灰鷹》曾從公眾舞臺上消失，蓋因在狄托的強腕統治下，巴爾幹地區恢復了表面上的平靜。遲至90年代初期南斯拉夫解體，地區民族宗教衝突再度泛起，《黑羊與灰鷹》則重新進入公眾的視野。而作為繼承韋斯特遊記精髓的卡普蘭，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依靠模仿和扭曲韋斯特著作的原意主旨，成為西方研究巴爾幹問題的顯赫人物，但兩者之間不僅問題意識大不相同，而且在情感認同方面也有諸多偏差。客觀而言，今天的閱讀思想市場，很難容得下韋斯特這樣的人物。

（保加利亞舊扎戈拉市，節日裡起舞的民眾。圖/IC ）

何謂歐洲：穿越時空的思考

雷蒙·阿隆曾經說，在任何時候「國家的觀念依舊無限強於歐洲的觀念」。冷戰結束以來，歐洲的民族國家數量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與此同時，歐洲的各種區域性治理組織也遠比任何時候都要強大，與各國之間的關係也更為複雜。韋斯特所處的時代，似乎很難想像當今的英國，正在艱難地與歐盟展開一場聞所未聞的退群紛爭。而在今日的巴爾幹地區，眾多的前南地區國家依舊渴望能夠進入這個歐洲經濟發達組織的懷抱。

如果現實讓你感到困惑，那麼不妨前去旅行，歸來後你會意志更加堅定，抑或思想更為寬容。韋斯特曾說，穿越南斯拉夫的旅途，比她生命當中任何其他事件的影響都要深刻，因為「南斯拉夫西部（今克羅埃西亞）與南部地區（今馬其頓與科索沃）的自然構造和色彩，與我想像力的內在構造與色彩，實現了近乎巧合的一致」。自然景觀與文學想像的交匯聚流，恰恰是今日的眾多專家和專業知識分子所缺失的。能否補上想像力這一課，在不確定的時代裡，尤顯珍貴。

（作者為華東師範大學國際關係與地區發展研究院副研究員；編輯：臧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