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碩談無法跨越的門檻:中歐相逢的永久閾限

[摘要]「閾限」簡單來說就是「門檻」，那是一種無著落的狀態，在不確定中，擁有充分的自由。在當代，「閾限」很不幸地成為了永久的狀態。但這種永久不等於靜止，相反它是一個不斷更新的自動過程。

於碩，香港理工大學中歐對話中心主任，跨文化人類學教授，曾為法蘭西研究院人文學院中歐社會論壇創始人之一及首屆總監。

【編者按】：「閾限」這一概念的提出最早源於法國民俗學家範·蓋納普，所謂閾限就是「從正常狀態下的社會行為模式之中分離出來的一段時間和空間」，因此，閾限既是過程也是狀態：它是一種無著落的狀態，在不確定中，擁有充分的自由。於碩教授認為，在當代，「閾限」很不幸地成為了永久的狀態。這種永久不等於靜止，相反它是一個不斷闡釋、形成新構架的自動過程。正因如此，當今社會需要的是多樣化認同，我們要主動到「邊緣地區」去，以開放和包容的姿態對待異己的存在。本文據法國華裔學者、香港理工大學中歐對話中心主任，跨文化人類學教授於碩女士6月27日在清華大學所做演講整理編輯而成，有刪節，騰訊思享會獨家報導。

閾限是無著落的狀態，在不確定中，你有充分的自由

這個題目看起來有點嚇人：閾限、跨文化、生成性，這些概念大家都不怎麼熟悉。我是跨文化生成的人，永遠屬於天馬行空中的閾限狀態：什麼都不是，哪兒都不屬於，不知道是哪裡人、做什麼學問，不知道將來會在哪一個空間，這是閾限，閾限是無著落的狀態，但在無數艱難險阻、無數不確定中，你有充分的自由，誰都管不著你，但凡這一點充分的自由就足以讓我忍受無數的困難。

我從中歐相逢五百年的歷史看閾限的狀態，人類學討論的閾限沒有永久存在，也不會討論永久性。我之所以說它是永久的閾限是因為我發現了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不同文化的相逢中，永遠有這樣一種閾限狀態，它會生成一種新的東西。閾限會基本上離開原有的結構，處於一個門檻狀態，接著又回到原來的結構中，這時候他是一個「新人」，是跨文化交流、跨文化生成的是第三種知識、第三個空間。

「過去是從前的現在，將來是寧靜的現在」

為什麼做人類學要回到歷史中？我們生活中有無數的惶惑，你會回到歷史中找尋答案。我們常常說以史為鑑，也就是說在對過去的反思中，回歸到過去時，能夠設身處地想像，然後再回到當下的狀況。這也叫「鏡像」，在時間的向度上拿歷史做一面鏡子，以史為鑑。歷史需要重新回顧，歷史總會給我們帶來新的角度、新的時空、讓我們在對當下的關懷中獲得一種新的體認。

法國哲學家Deleuze說「記憶從來不能召回或敘述過去，如果過去不是當其還在場的時候就被形成，所以過去是為了將來。」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特洛其說，古老的原始森林裡有一個棗樹，聽不到它轟然倒塌的聲響，但它存在過。通過什麼知道曾經有一棵棗樹？因為它倒塌，陽光輻射造成的綠色植被和森林裡被遮蔽的狀態完全不同，會產生新的自然生態現象，因此我們說「過去是為了將來」。從人類學的角度進入歷史，我們知道我們的大歷史是宏觀敘述的客觀史學，由編年史時間、歷史大事件、帝王將相等上層人物構成，而小歷史是當事人的歷史，是一個歷史的面，現有的歷史是歷史的線。所以從人類學的角度進入歷史，這個歷史就是三位一體的歷史，是一個宏大的、整體的、有血有肉的歷史，不只是線性架構的歷史。Deleuze還說過，「過去是從前的現在，將來是寧靜的現在。」

後中歐相逢時代：以地域、國家劃分的時代已經結束

中國和歐洲現代以來的三次相逢，可以作為今天閾限歷史人類學的案例。

中國和歐洲的相逢始於500年前文藝復興末期，利瑪竇1583年來到中國，從他那兒開始歷史是一個長時段，不可以把它切斷，但總是能找到一個界碑，於是，利瑪竇成為中歐相逢這段大歷史的界碑。

500年的過程中，根據發生相逢的每個階段的歷史線、相逢主體、當時人們關切的歷史主題，以及發生相逢的中心地域，可以大致分為三次相逢：第一次相逢是16—18世紀中葉圍繞著樸素的普世價值觀展開的神聖人相逢。從利瑪竇到中國開始，一直到馬爾科尼（音）訪問中國，這個階段是神聖人相逢。第二次相逢是19—20世紀90年代或者20世紀80年代主權國家對壘的強人相逢。第三次是冷戰以後追逐差異與量化統治的經濟人相逢。一共有這三次相逢。今天是什麼？今天什麼都是，但從思想最精緻的那部分看，可以叫做生態人相逢，生態人相逢是人類第一次可以圍繞著一個主題超越所有的外在界限如國家、文化、種族，這一系列的界限，共同圍繞在一個桌子上討論一個共同的話題。所以環境問題成了大家都可以說的主題，哪怕在政治界定非常嚴密的時刻，一些有影響的企業家、思想家也可以拿著生態的主題做一些事情。

我們現在處於生態人相逢的時期，這不再是中歐相逢，因為我們真的進入21世紀人類的相逢，中歐相逢已經不存在，因為以地域、國家劃分的時代已經結束。

人生歷程中的「閾限儀式」

閾限（limen）在拉丁文中是「門檻」的意思，介於兩個區域的中間狀態。法國人種學家A·蓋內普在30年代研究非洲原住民一生中的各種儀式，也就是生命的歷程。比如一百天過一個禮，1歲過一個禮，上學還有入學禮，西方基督教中，13歲時可以選擇自己的信仰。義大利小孩到了12歲時，會做「人生歷程」，閾限的儀式非常有意思：拿一個小樹從中間掰開，讓小孩從中間穿過去，儀式就完成了。青年18歲的成人禮會在荒野裡修一個小茅屋，讓你在那兒待72天，不給你吃，自己想辦法，自己必須有能力拯救自己。再回來就成人了，進入了一個新的世界。所以人生歷程有無數個儀式。

在這樣一個人生歷程的研究中，蓋內普提煉出閾限理論：前閾限階段、閾限階段、後閾限階段。在這個過程中，第一個階段是離開原有的結構，進入閾限階段，也就是72小時苦難的階段。非洲有很多閾限儀式，要任命新的國家主席時要經過閾限階段，讓他穿著破爛的衣服，大家羞辱他，痛恨他的人指責他，在閾限階段跟愚人節一樣，隨便什麼都可以說。國家未來的領袖得老老實實、非常謙卑地坐在那兒，過了這一階段以後即可獲得神聖權利，無論怎麼樣，人民都會信任你，今後要為人民做好事。這時候，最脆弱的人民擁有了無權利的權利，你當官的，不聽我們百姓的，下次別想當了，這是中間階段。再後來就是重新融入原來的結構中或者進入新的結構中。在這裡，一前一後兩種狀態是固定的，中間是混亂無邊界的，這是蓋內普發明的理論。

英國人類學家V·特納專門討論中間的閾限階段。那是一種邊緣狀態的、模糊的，從穩定形態中躲避或被迫分離出去，徘徊於不確定的門檻之處，無地位、無組織、無結構。在這個閾限中，原來結構中等級地位文化的各種區分標準被忽略，閾限人是謙卑的、孤處的、苦修的、服從的、沉默的。比如天主教中的苦修，耶穌是誰？他就是閾限中的一個閾限人，來到人世身子被釘在十字架之前就是一個閾限人，非常謙卑。

中西相逢的過程和現代性的進程已經成為一個永久的狀態

我們的現代化過程有三百多年，我們一直沒有從這個過程中走出來。中西相逢是現代化的產物，是最能夠體現閾限狀態、模糊狀態的一個空間場域。本來閾限是過渡性的，很快就會結束，但在我們面臨的生活中，中西相逢的過程和現代性的進程，很不幸地成為一個永久的狀態。

中西相逢的跨文化交叉場是一種無結構的閾限。磁場、心理場、格式塔、完形理論跟這個場有關係，有的看得見，有的看不見。這個「場」是無形的，但又緊密地吸引著我們、作用於我們。文化場是無結構的閾限。一直到今天有人還在問「那個可惡的西方到底是什麼？」秋風說秦代已經解決了現代性問題，儒家已經解決了後現代的問題。後現代是一個時間上的詞，不可能在三千年前說。

中西在無數優美動人的相逢中創造了無數的精神性產品

歷史人類學既強調歷史學，也強調堅定不移地使用結構，但非常強調主體的作用，否則不可能有中國人用筷子吃飯、西方人用叉子吃飯，有這麼多不同語言。在中歐相逢的閾限中，雙向代言人的作用非常重要，它是人與人之間的相逢，這可以消解掉原來預設的障礙。在整個百年相逢中有無數優美的、動人的，在中國人和西方人之間的相逢，而在他們的相逢中創造了無數的精神性產品，我叫做「第三類知識」「第三類生命體驗」。這是中國和歐洲共享的知識成果、文化成果，在今天非常重要，第一步解決掉了中國人看不起西方人的說法。大家都知道朗世寧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王朝裡當宮廷畫家，我不知道怎麼還把他叫義大利人？在生命體驗中，會發現有這樣一個第三類人，我稱他們為跨文化人，閾限中的人。

文化相遇閾限中的基本概念：跨文化認識路徑、相逢交叉場、闡釋型構。英國社會學家蒙特·鮑曼所作的《流動的現代性》，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這個世界能夠動一下，就會聰明得多。當軍人射擊時，三點成一線，閉著一隻眼睛，眼睛瞄準任何一個物體。然後換一個眼睛，發生了什麼？——位移。這使我們產生困惑。但實際上有三個視角，我們就更有智慧，而且對事物的認識會準確得多。所以闡釋型構是一個動態過程。流動中，我們每次都會有一種新的認知，每次都會產生新的判斷。於是，整個認知過程，對於現象的判斷就成了闡釋型構。山不轉水轉，水不轉人轉，柳暗花明又一村，爬山遠足時，走著走著，抬頭看——哇，一片新氣象，這個過程是不斷地貼近一個目標、不斷地有不同的闡釋的自動的過程。不管是什麼時候，永遠有人到中國來，中國人也會不斷到國外去，永遠作為一個認知主體產生新的判斷，融入到另外一個世界，再出來，再融進去。這個過程是自動的進程。中歐相逢也是一個不斷闡釋、形成新的構架的自動過程。在這個自動過程中，不斷地往裡加入新的帶有各自文化要素的東西，形成新的自系統。這個不能拿儒學解釋，因為這是屬於我們的，屬於我們這一代人的。

到「邊緣地區」去：在自由的狀態裡，人的創造力很強

今天需要的是多樣化認同。因為正是異質認同和自我認同導致相逢在閾限過程中的持續程度。比如我們有過的閉關鎖國，那是自我認同強烈極了，還有今天所謂的中國夢，無論是精英、政治家還是普通老百姓，民族主義高漲，這正是自我認同增強，他者認同減弱的結果。

鏡像效應是指我眼睛裡有你，你眼睛裡有我，我們是他者當中的自我，自己永遠看不到自己，要有他者作為一個參照系。如此，我們的存在才有意義，這個意義是他者對你形成的。

在閾限的狀態中，我們圖的就是那點自由，在自由的狀態裡，人的創造力是很強的。天天被管著，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智力一定會減低，在被管的狀態下，人完全沒有自由思考的可能性。所以閾限非結構中有一種充分的靈活性。

在模糊的邊界地區其實最「富饒」，比如：沼澤、溼地就是最富饒的，鳥就在海陸交界的地方覓食，因為這是最富有的。因此大家要去邊緣地區，對於邊緣性我情有獨鍾，是最有趣的地方，當然也是最危險的地方。

整個文化交流幾乎都在積極的誤解上開展

距離原理很簡單，在中國的傳教士，外企在中國的駐地單位與中國進行的是近距離的交往，他們與梵蒂岡教宗所在地以及跨國公司總部對於現象的認識完全不一樣。同樣地，不同的文化人對於現象的認識也會很不一樣，這就在內部產生了巨大的矛盾和衝突。一個例子就是在中國發生的長達一百年的，影響了整個歐洲、整個世界的「中國禮儀之爭」，這個很有意思。

在溝通策略上，利瑪竇很狡猾，法語中有一個「耶穌會士」的詞，在法語裡是狡猾的意思。利瑪竇他們就是耶穌會士。他們在傳教時，首先是要融入中國傳統儒家的文化要素，拓展其影響力，接著才能「超儒」。所以在前幾個階段，他們當然要做很多妥協性或者認同性的工作，也會被其他很多教派拿過來作為攻擊的依據。以至於到1773年教宗解散耶穌會士，覺得他們背叛了上帝：因為在中國，老百姓祭上帝時還祭孔子和祖先。

我有兩個概念：一個是主動誤解，一個是積極誤解。積極的誤解，如利瑪竇把聖母抱著小耶穌的照片拿來，呈現給後來的崇禎皇帝，崇禎皇帝覺得宗教很好：這不是送子娘娘嗎？因為當時抱著的是一個男孩，如果是女孩就完了。但因是男孩，所以就接受了。積極的誤解很多，幾乎是在積極的誤解上開展了整個文化交流。還有一種是主動誤解，有意識的，叫做「Proactive misunderstanding」，我要有意地去誤導你，這是一種策略。一些知識分子認為有誤解不好，總是試圖分清。

多元身份在生態時代和唯一人類的時代要有多元的認同，我們不需要放棄中國人的身份，也不需要拒絕其他人身份。我基本上是一個穿中國服裝的人，所以我經常跟民族主義者說：我是唯一一個中國文化的繼承人，你們都不是。實際上，我們用的東西沒有一個不是西方的，但很多人卻在那裡破口大罵，試圖擺脫我們對於西方的依賴性。但我認為我們要有能力接受現在自己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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