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標題：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史丹福大學師徒檔因拍賣理論獲獎
北京時間10月12日下午，202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揭曉，保羅·米爾格羅姆（Paul R.Milgrom）和羅伯特·威爾遜（Robert B.Wilson）因「對拍賣理論的改進和拍賣新形式的發明」獲獎。
兩位獲獎者研究了拍賣是如何運作的。他們還利用自己的見解，為難以用傳統方式銷售的商品和服務設計了新的拍賣形式，比如無線電頻率。他們的發現使世界各地的賣方、買方和納稅人受益。
獲獎者背後的故事：史丹福大學師徒檔
保羅·米爾格羅姆1948年出生，1979年在史丹福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在斯坦福求學時，威爾遜是米爾格羅姆的老師。1979年-1985年期間米爾格羅姆曾在西北大學和耶魯大學任教，自1987年起在史丹福大學任教，目前是史丹福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工程學院教授，史丹福大學經濟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與此同時，他還是美國國家科學院的成員、美國藝術與科學院的研究員，以及SIEPR市場設計項目的主管。
米爾格羅姆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為多個獨特但相關的物品設計拍賣。他和羅伯特·威爾遜一起提出了在美國銷售無線電頻譜許可證的最初設計。他為網際網路廣告和採購複雜服務設計了新的拍賣方式。對激勵機制和複雜性的研究結合在一起，創造出對競標者來說簡單和直接的拍賣，與傳統的拍賣設計相比，這種拍賣方式極大地改善了資源配置。
米爾格羅姆曾獲得一系列重要獎項，2018年與羅伯特·威爾遜和另一名斯坦福教授戴維·克雷普斯（David Kreps）一同獲得美國科學院頒發的約翰·卡蒂科學進步獎（John J. Carty Award），2013年獲得BBVA基金會知識前沿獎，2008年獲得西北大學頒發的內默斯經濟學獎(Nemmers Prizes in economics)。
2020年，米爾格羅姆獲得美國經濟協會(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頒發的「傑出院士獎」。頒獎詞中稱，米爾格羅姆是世界上領先的拍賣設計師，在過去的30年裡幫助設計了許多無線電頻譜拍賣，包括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進行的拍賣。他在拍賣設計和諮詢方面的應用工作，為經濟學家與更廣闊的世界互動建立了新的方式。他也是一位具有非凡廣度的理論家，他不僅為拍賣理論提供了基礎性的見解，還跨越了現代微觀經濟理論的範圍。
據谷歌學術，米爾格羅姆的著作被引用了超過10萬次。
羅伯特·威爾遜1937年出生，1963年在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自1964年以來一直在史丹福大學任教，現為史丹福大學商學院亞當斯接觸管理學榮譽教授。1994年當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成員，1981年-2004年期間擔任美國藝術與科學院成員，2006年獲得美國經濟協會頒發的「傑出院士獎」，2016年獲得BBVA基金會知識前沿獎。
羅伯特·威爾遜研究博弈論及其在商業和經濟中的應用。他的研究和教學主要集中在市場設計、定價、談判以及與產業組織和信息經濟學相關的課題。他在石油、通信和電力行業的拍賣設計和競標策略，以及創新定價方案的設計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
拍賣理論為什麼能獲獎？
拍賣每天都在買賣雙方之間分配天文數字。現在拍賣不僅存在於私人領域，還遍布公共採購，例如頻率、電力和自然資源，所有國家都在通過拍賣政府債券來獲得貸款，歐盟拍賣排放配額以緩解全球變暖。因此，拍賣會影響到各個層面的人，並且正在變得越來越普遍和複雜。這是今年的諾獎獲獎者做出的重大貢獻，他們不僅闡明了拍賣的工作方式以及競標人為何以某種方式行事，還利用他們的理論發現為商品和服務的銷售發明了全新的拍賣形式。
拍賣的結果取決於三個因素，拍賣的規則、拍賣對象的估值、競標者所有的信息。拍賣理論可以解釋這三個因素是如何支配競標者的行為，還可以說明如何設計拍賣，以創造儘可能多的價值。當同時拍賣多個相關對象時，這兩項任務都特別困難。今年的經濟學獎得主通過創造新的定製拍賣模式，使拍賣理論更適用於實踐。
羅伯特·威爾遜創建了一個分析共同價值拍賣的框架。他描述了在真實價值不確定的情況下，首價拍賣的最佳出價策略。參與者將出價低於他們對價值的最佳估計，以避免交易失敗而遭受「贏家詛咒」。他的分析還表明，隨著不確定性的增大，競標者會更加謹慎，最終價格會更低。最後，威爾遜指出，當某些競標者擁有比其他人更好的信息時，由「贏家詛咒」造成的問題會更嚴重。那些處於信息劣勢的人會出價更低或完全放棄參加拍賣。
分析同時具有私人價值和共同價值的拍賣中的出價是一個更棘手的問題，保羅·米爾格羅姆最終攻克了這一難題。米爾格羅姆的分析包含了有關拍賣的重要新見解，其中一個問題是不同的拍賣形式如何處理「贏家詛咒」問題。在英式拍賣中，拍賣師以低價開始，然後抬高價格，競買人觀察其他競買人退出拍賣時的價格，從而獲得有關其估價的信息；由於剩下的競標者比拍賣開始時掌握了更多的信息，他們不太可能出價低於自己的估價。在荷式拍賣中，拍賣師以高價開始，然後降低價格，直到有人願意購買，這種拍賣不會產生任何新的信息。因此，在荷蘭拍賣中，「贏家詛咒」的問題比在英國拍賣中更嚴重，後者導致最終價格更低。這反映了一個普遍的原則，當競標者在投標過程中對彼此的估價了解得更多時，這種拍賣形式會給賣家帶來更高的預期收入。因此，賣家有動力在競價開始前向參與者提供儘可能多的關於物品價值的信息。
拍賣形式的改進 避免「贏家詛咒」
米爾格羅姆和威爾遜不僅致力於基本拍賣理論。他們還發明了新的和更好的拍賣形式，以應對現有拍賣形式無法使用的複雜情況。他們最著名的貢獻是，設計了美國當局首次向電信運營商出售無線電頻率的拍賣。
1993年，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決定用拍賣的方式分配無線電頻段。頻段同時具有私有價值和共同價值屬性。米爾格羅姆和威爾遜（部分與普雷斯頓·麥卡菲合作）發明了一種全新的拍賣形式——同步多輪拍賣(SMRA)，一次拍賣同時提供所有物品（不同地理區域的無線電頻段），以低價開始，允許反覆出價，從而減少了不確定性和「贏家詛咒」所帶來的問題。1994年7月，FCC第一次使用SMRA時，它在47輪競標中出售了10張許可證，總價達6.17億美元，而美國政府此前實際上是免費分配這些東西的。
第一次使用SMRA進行頻譜拍賣被普遍認為是一個巨大的成功。許多國家採取了同樣的頻段拍賣方式，包括芬蘭、印度、加拿大、挪威、波蘭、西班牙、英國、瑞典和德國。僅FCC使用這種形式的拍賣，就在20年間帶來了超過1200億美元的收益。在全球範圍內，這種機制已經從頻譜銷售中產生了超過2000億美元的收益。SMRA也被用於其他領域，如電力和天然氣的銷售。
拍賣方式在後續被拍賣理論家進行了一系列改進，例如，米爾格羅姆還設計了組合時鐘拍賣和兩輪激勵拍賣，在組合時鐘拍賣中，運營商可以對頻率的「包」進行投標，而不是對單個牌照進行投標；在兩輪激勵拍賣中，首輪無線電頻譜的購買者可以將其轉賣給其他人。
諾獎委員會表示，新的拍賣模式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了基礎研究如何能夠隨後產生造福社會的發明。這個例子的不同尋常之處在於，是同一群人發展了理論和實際應用。因此，獲獎者對拍賣的開創性研究對買賣雙方和整個社會都帶來了巨大的利益。
解讀
魏鵬舉：拍賣理論可以更好實現文化數據資源資產化
中央財經大學文化經濟研究院院長魏鵬舉表示，拍賣活動是在人類歷史上非常古老的、傳統的經濟活動，兩位獲獎者提出的拍賣理論對通過拍賣來實現的交易活動進行了新的合理的機制設計。
「拍賣是一個特別具體的領域，在我們的印象中拍賣理論的應用範圍是比較有限的。所以這是我得知這兩位經濟學家獲獎後稍感意外的原因，但是仔細想一想也確實有它的合理性。首先拍賣活動的對象很廣泛，同時，從經濟活動的有效性來看，拍賣也是使經濟活動更有效的一種非常重要的機制。」魏鵬舉表示。
針對在文化領域的應用，魏鵬舉分析稱，文化經濟領域最需要拍賣理論支持的就是藝術品交易，除了傳統的交易藝術品本身，我國現在還存在藝術品份額化交易等新的交易形式，能夠對藝術品的抽象價值進行連續交易。如果能夠比較早地引入經濟學上的拍賣理論，我覺得可以有效避免曾經的一些彎路。
同時，他表示在文化要素領域，拍賣理論的應用空間是很廣泛的。比如文化資源的數位化開發，「我一直認為文博領域的文化文物數字資產，包括可移動文物、不可移動文物，甚至非物質化遺產數位化以後形成的數據資產，都可以通過拍賣的方式來進行合理的市場化交易和社會化應用。因為文化數據資源，具有公共價值，但目前定價缺乏統一的標準。通過拍賣理論可以更好地實現文化數據資源的資產化，讓它們發揮更大的經濟、社會效益。」另外一方面，他認為拍賣理論還可以應用到國有資產，包括國有文化資產的交易中。目前國有資產一般在特定平臺下進行公開的掛牌交易，如果能引入拍賣理論，解決了估值和交易的難題，將有利於國有資產、國有文化資產的保值和增值。
徐洪才：拍賣理論有助於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
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經濟政策委員會副主任徐洪才表示，拍賣理論對於市場經濟的發展意義很大，市場經濟的核心就是價格的形成機制，價格要反映供求雙方的意願，讓雙方都滿意。從機制設計的角度，定價一直是很有挑戰性的工作，目前金融市場的IPO定價也是採用的拍賣形式。兩位獲獎者有兩大貢獻，一個是羅伯特·威爾遜發展了具有公共價值物品的拍賣，得到了廣泛應用，包括無線電頻率、股票發行市場化改革。同時，保羅·米爾格羅姆還提出了一個更有普遍意義的價值拍賣理論，優化拍賣的過程。
徐洪才認為，現代社會的拍賣如何發揮最大的效益，特別是一些公共產品的拍賣，兩位獲獎者從理論上做出了貢獻。例如上世紀90年代，實現了無線電頻率的拍賣，從供給的角度，無線電頻率具有天然的壟斷性，但是從買方的角度，有價值評估的訴求，也就是不希望價格太高，拍賣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他認為該理論還能夠覆蓋普通百姓，讓他們實現效益最大化。例如新股發行時，很多企業會同時上市，投資者就可以進行比較，市場也能夠得到合理的價格，也提高了市場效率。
「對於中國來說，我覺得這個理論意義更大。目前我國市場化的改革任務還沒完成，今年四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對外公布。我國經濟結構性矛盾的根源是要素配置扭曲，要徹底解決問題，根本途徑是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徐洪才認為。他表示，在一些自然壟斷領域，比如石油等能源資源的開採、電信頻率等領域，拍賣還是具有獨特使用價值的，可以通過拍賣進行優化改進。如果中間競爭不充分，就有可能內幕交易，形成「擊鼓傳花」式的交易定價。而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實現充分競爭和合理定價是必要的，這也是拍賣理論的應用領域。
■ 評論
表彰拍賣理論，是博弈論的又一次勝利
2020年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學院的評選委員會公布，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史丹福大學的米爾格雷姆（Paul R.Milgrom）與威爾遜（Robert B.Wilson），以表彰他們在拍賣理論方面的重要貢獻。這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第52次頒發，之前已經有84人獲得過這個獎勵。
米爾格雷姆與威爾遜都是非常著名的博弈論專家。博弈論的教科書裡流傳著一些「四人幫模型」，也就是米爾格雷姆、威爾遜與另兩位博弈論專家克雷普斯、羅伯茨合作，發展出來的一系列經典的博弈論模型。博弈論作為微觀經濟學領域近幾十年最重要的技術發展，已經徹底重寫了諸多經濟領域，比如契約理論、產業組織理論等。而今年諾貝爾獎表彰的是拍賣理論，也是博弈論的又一次勝利。
這並非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第一次表彰拍賣理論。1996年，諾貝爾獎頒發給了維克裡（William Vickrey）。他在20世紀60年代的研究區分了四種基本的拍賣形式，從而開創了拍賣理論這個研究領域。2007年，諾貝爾獎又頒發給了邁爾森（Roger Myerson），他利用機制設計的方法進一步完善了維克裡的理論，確立了「收入等價定理」在拍賣理論中的核心地位。
米爾格雷姆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投入拍賣理論的研究之中。他在1979年的論文《競爭性投標的信息結構》中證明，拍賣本質上就是一個不完全信息條件下的非合作博弈的納什均衡，所以可以使用剛剛興起的博弈論工具來探索拍賣問題。米爾格雷姆的方法揭示了拍賣如何有效聚集每個競標者的私人信息，是一項重要的基礎工作。接下來，米爾格雷姆又在《密封拍賣中的信息價值》一文中，提出了具有私人價值信息和共同價值信息的附加價值模型，將「收入等價定理」往前推動了一大步。
維克裡當年提出，同一拍賣品使用不同拍賣機制的話，不管採用哪種拍賣形式，給拍賣方帶來的期望收益都相等。常見的拍賣形式有四種，包括價格不斷升高，價高者得的英式拍賣；價格不斷降低，最先出價者得的荷式拍賣；競標人分別在信封中寫下自己的報價，價高者得的密封價格拍賣；還有競標人分別在信封中寫下自己的報價，報價最高者得，但只支付報價第二高者所報的價格，這叫二階密封價格拍賣。但是這四種拍賣方式是等價的，都不會影響最終拍賣收益。
但米爾格雷姆意識到，競標者對於拍賣品的估價可能與其他競標者估價相互關聯。也就是說，如果某個競標者對拍賣品的估價發出強烈的信號，其他競拍者看到這一點，自己的估值信號也會變得強烈。當越來越多的相關私人信息被揭示，傳統的升序英式拍賣就會比降序的荷式拍賣產生更高的收益。如此一來，收入等價定理就不再成立。所以，米爾格雷姆的研究也為市面上英式拍賣遠比其他形式拍賣更為流行提供了解釋。
威爾遜也在同一時期投入到拍賣理論的研究中。他對於拍賣理論的研究成果十分豐富，既有基礎性的，也有應用性的。例如他曾研究過整體拍賣和分擔拍賣這兩種拍賣形式的差異。在整體拍賣中，一項商品或者服務作為整體出售給最高報價者；在分擔拍賣中，一項商品或者服務被分割成若干
部分，每一個競拍者支付的價格正好使該部分的供給等於需求。威爾遜證明，對於拍賣方而言，整體拍賣比分擔拍賣可以獲得更高的收益。在有些情況下，分擔拍賣的價格只有整體拍賣的一半。
1993年，米爾格雷姆和威爾遜參與設計了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的無線電頻譜牌照的拍賣。過去，聯邦通信委員會只是通過聽證會或搖號方式來分配無線電頻譜牌照。但聽證會非常耗時且昂貴，也無法保證把無線電頻譜牌照授予最合適的機構。
而他們為這次拍賣設計了一種名為「同時向上叫價」的拍賣機制。在每輪拍賣中，競拍人為自己想要購買的一個或多個頻譜分別報價，報價不公開。每輪報價結束時，拍賣方只公布每個頻譜的最高報價，基於此確定下輪拍賣中每個頻譜的起始價。下一輪拍賣開始後，上輪拍賣的最高報價仍然保留，直到被更新的最高報價所取代。這種精心設計的拍賣方式，成功地避免了搭便車、合謀以及贏家詛咒等常見問題，最終大獲成功，為聯邦通訊委員會贏得理想收益。現在，這種拍賣機制也已被歐洲多個國家學習，應用到各自的拍賣活動中去。
所以，米爾格雷姆與威爾遜在理論上極大地推動了拍賣理論的基礎性研究，同時又成功地把理論運用到實踐之中，獲得了廣泛的讚譽。在過去的二十年裡，他們一直是諾貝爾獎的熱門人選，終於在2020年獲得了這項榮譽。
文/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師梁捷
本版採寫/新京報記者 顧志娟 張姝欣
北京時間10月12日下午，202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揭曉，保羅·米爾格羅姆（Paul R.Milgrom）和羅伯特·威爾遜（Robert B.Wilson）因「對拍賣理論的改進和拍賣新形式的發明」獲獎。
兩位獲獎者研究了拍賣是如何運作的。他們還利用自己的見解，為難以用傳統方式銷售的商品和服務設計了新的拍賣形式，比如無線電頻率。他們的發現使世界各地的賣方、買方和納稅人受益。
獲獎者背後的故事：史丹福大學師徒檔
保羅·米爾格羅姆1948年出生，1979年在史丹福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在斯坦福求學時，威爾遜是米爾格羅姆的老師。1979年-1985年期間米爾格羅姆曾在西北大學和耶魯大學任教，自1987年起在史丹福大學任教，目前是史丹福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工程學院教授，史丹福大學經濟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與此同時，他還是美國國家科學院的成員、美國藝術與科學院的研究員，以及SIEPR市場設計項目的主管。
米爾格羅姆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為多個獨特但相關的物品設計拍賣。他和羅伯特·威爾遜一起提出了在美國銷售無線電頻譜許可證的最初設計。他為網際網路廣告和採購複雜服務設計了新的拍賣方式。對激勵機制和複雜性的研究結合在一起，創造出對競標者來說簡單和直接的拍賣，與傳統的拍賣設計相比，這種拍賣方式極大地改善了資源配置。
米爾格羅姆曾獲得一系列重要獎項，2018年與羅伯特·威爾遜和另一名斯坦福教授戴維·克雷普斯（David Kreps）一同獲得美國科學院頒發的約翰·卡蒂科學進步獎（John J. Carty Award），2013年獲得BBVA基金會知識前沿獎，2008年獲得西北大學頒發的內默斯經濟學獎(Nemmers Prizes in economics)。
2020年，米爾格羅姆獲得美國經濟協會(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頒發的「傑出院士獎」。頒獎詞中稱，米爾格羅姆是世界上領先的拍賣設計師，在過去的30年裡幫助設計了許多無線電頻譜拍賣，包括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進行的拍賣。他在拍賣設計和諮詢方面的應用工作，為經濟學家與更廣闊的世界互動建立了新的方式。他也是一位具有非凡廣度的理論家，他不僅為拍賣理論提供了基礎性的見解，還跨越了現代微觀經濟理論的範圍。
據谷歌學術，米爾格羅姆的著作被引用了超過10萬次。
羅伯特·威爾遜1937年出生，1963年在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自1964年以來一直在史丹福大學任教，現為史丹福大學商學院亞當斯接觸管理學榮譽教授。1994年當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成員，1981年-2004年期間擔任美國藝術與科學院成員，2006年獲得美國經濟協會頒發的「傑出院士獎」，2016年獲得BBVA基金會知識前沿獎。
羅伯特·威爾遜研究博弈論及其在商業和經濟中的應用。他的研究和教學主要集中在市場設計、定價、談判以及與產業組織和信息經濟學相關的課題。他在石油、通信和電力行業的拍賣設計和競標策略，以及創新定價方案的設計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
拍賣理論為什麼能獲獎？
拍賣每天都在買賣雙方之間分配天文數字。現在拍賣不僅存在於私人領域，還遍布公共採購，例如頻率、電力和自然資源，所有國家都在通過拍賣政府債券來獲得貸款，歐盟拍賣排放配額以緩解全球變暖。因此，拍賣會影響到各個層面的人，並且正在變得越來越普遍和複雜。這是今年的諾獎獲獎者做出的重大貢獻，他們不僅闡明了拍賣的工作方式以及競標人為何以某種方式行事，還利用他們的理論發現為商品和服務的銷售發明了全新的拍賣形式。
拍賣的結果取決於三個因素，拍賣的規則、拍賣對象的估值、競標者所有的信息。拍賣理論可以解釋這三個因素是如何支配競標者的行為，還可以說明如何設計拍賣，以創造儘可能多的價值。當同時拍賣多個相關對象時，這兩項任務都特別困難。今年的經濟學獎得主通過創造新的定製拍賣模式，使拍賣理論更適用於實踐。
羅伯特·威爾遜創建了一個分析共同價值拍賣的框架。他描述了在真實價值不確定的情況下，首價拍賣的最佳出價策略。參與者將出價低於他們對價值的最佳估計，以避免交易失敗而遭受「贏家詛咒」。他的分析還表明，隨著不確定性的增大，競標者會更加謹慎，最終價格會更低。最後，威爾遜指出，當某些競標者擁有比其他人更好的信息時，由「贏家詛咒」造成的問題會更嚴重。那些處於信息劣勢的人會出價更低或完全放棄參加拍賣。
分析同時具有私人價值和共同價值的拍賣中的出價是一個更棘手的問題，保羅·米爾格羅姆最終攻克了這一難題。米爾格羅姆的分析包含了有關拍賣的重要新見解，其中一個問題是不同的拍賣形式如何處理「贏家詛咒」問題。在英式拍賣中，拍賣師以低價開始，然後抬高價格，競買人觀察其他競買人退出拍賣時的價格，從而獲得有關其估價的信息；由於剩下的競標者比拍賣開始時掌握了更多的信息，他們不太可能出價低於自己的估價。在荷式拍賣中，拍賣師以高價開始，然後降低價格，直到有人願意購買，這種拍賣不會產生任何新的信息。因此，在荷蘭拍賣中，「贏家詛咒」的問題比在英國拍賣中更嚴重，後者導致最終價格更低。這反映了一個普遍的原則，當競標者在投標過程中對彼此的估價了解得更多時，這種拍賣形式會給賣家帶來更高的預期收入。因此，賣家有動力在競價開始前向參與者提供儘可能多的關於物品價值的信息。
拍賣形式的改進 避免「贏家詛咒」
米爾格羅姆和威爾遜不僅致力於基本拍賣理論。他們還發明了新的和更好的拍賣形式，以應對現有拍賣形式無法使用的複雜情況。他們最著名的貢獻是，設計了美國當局首次向電信運營商出售無線電頻率的拍賣。
1993年，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決定用拍賣的方式分配無線電頻段。頻段同時具有私有價值和共同價值屬性。米爾格羅姆和威爾遜（部分與普雷斯頓·麥卡菲合作）發明了一種全新的拍賣形式——同步多輪拍賣(SMRA)，一次拍賣同時提供所有物品（不同地理區域的無線電頻段），以低價開始，允許反覆出價，從而減少了不確定性和「贏家詛咒」所帶來的問題。1994年7月，FCC第一次使用SMRA時，它在47輪競標中出售了10張許可證，總價達6.17億美元，而美國政府此前實際上是免費分配這些東西的。
第一次使用SMRA進行頻譜拍賣被普遍認為是一個巨大的成功。許多國家採取了同樣的頻段拍賣方式，包括芬蘭、印度、加拿大、挪威、波蘭、西班牙、英國、瑞典和德國。僅FCC使用這種形式的拍賣，就在20年間帶來了超過1200億美元的收益。在全球範圍內，這種機制已經從頻譜銷售中產生了超過2000億美元的收益。SMRA也被用於其他領域，如電力和天然氣的銷售。
拍賣方式在後續被拍賣理論家進行了一系列改進，例如，米爾格羅姆還設計了組合時鐘拍賣和兩輪激勵拍賣，在組合時鐘拍賣中，運營商可以對頻率的「包」進行投標，而不是對單個牌照進行投標；在兩輪激勵拍賣中，首輪無線電頻譜的購買者可以將其轉賣給其他人。
諾獎委員會表示，新的拍賣模式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了基礎研究如何能夠隨後產生造福社會的發明。這個例子的不同尋常之處在於，是同一群人發展了理論和實際應用。因此，獲獎者對拍賣的開創性研究對買賣雙方和整個社會都帶來了巨大的利益。
解讀
魏鵬舉：拍賣理論可以更好實現文化數據資源資產化
中央財經大學文化經濟研究院院長魏鵬舉表示，拍賣活動是在人類歷史上非常古老的、傳統的經濟活動，兩位獲獎者提出的拍賣理論對通過拍賣來實現的交易活動進行了新的合理的機制設計。
「拍賣是一個特別具體的領域，在我們的印象中拍賣理論的應用範圍是比較有限的。所以這是我得知這兩位經濟學家獲獎後稍感意外的原因，但是仔細想一想也確實有它的合理性。首先拍賣活動的對象很廣泛，同時，從經濟活動的有效性來看，拍賣也是使經濟活動更有效的一種非常重要的機制。」魏鵬舉表示。
針對在文化領域的應用，魏鵬舉分析稱，文化經濟領域最需要拍賣理論支持的就是藝術品交易，除了傳統的交易藝術品本身，我國現在還存在藝術品份額化交易等新的交易形式，能夠對藝術品的抽象價值進行連續交易。如果能夠比較早地引入經濟學上的拍賣理論，我覺得可以有效避免曾經的一些彎路。
同時，他表示在文化要素領域，拍賣理論的應用空間是很廣泛的。比如文化資源的數位化開發，「我一直認為文博領域的文化文物數字資產，包括可移動文物、不可移動文物，甚至非物質化遺產數位化以後形成的數據資產，都可以通過拍賣的方式來進行合理的市場化交易和社會化應用。因為文化數據資源，具有公共價值，但目前定價缺乏統一的標準。通過拍賣理論可以更好地實現文化數據資源的資產化，讓它們發揮更大的經濟、社會效益。」另外一方面，他認為拍賣理論還可以應用到國有資產，包括國有文化資產的交易中。目前國有資產一般在特定平臺下進行公開的掛牌交易，如果能引入拍賣理論，解決了估值和交易的難題，將有利於國有資產、國有文化資產的保值和增值。
徐洪才：拍賣理論有助於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
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經濟政策委員會副主任徐洪才表示，拍賣理論對於市場經濟的發展意義很大，市場經濟的核心就是價格的形成機制，價格要反映供求雙方的意願，讓雙方都滿意。從機制設計的角度，定價一直是很有挑戰性的工作，目前金融市場的IPO定價也是採用的拍賣形式。兩位獲獎者有兩大貢獻，一個是羅伯特·威爾遜發展了具有公共價值物品的拍賣，得到了廣泛應用，包括無線電頻率、股票發行市場化改革。同時，保羅·米爾格羅姆還提出了一個更有普遍意義的價值拍賣理論，優化拍賣的過程。
徐洪才認為，現代社會的拍賣如何發揮最大的效益，特別是一些公共產品的拍賣，兩位獲獎者從理論上做出了貢獻。例如上世紀90年代，實現了無線電頻率的拍賣，從供給的角度，無線電頻率具有天然的壟斷性，但是從買方的角度，有價值評估的訴求，也就是不希望價格太高，拍賣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他認為該理論還能夠覆蓋普通百姓，讓他們實現效益最大化。例如新股發行時，很多企業會同時上市，投資者就可以進行比較，市場也能夠得到合理的價格，也提高了市場效率。
「對於中國來說，我覺得這個理論意義更大。目前我國市場化的改革任務還沒完成，今年四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對外公布。我國經濟結構性矛盾的根源是要素配置扭曲，要徹底解決問題，根本途徑是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徐洪才認為。他表示，在一些自然壟斷領域，比如石油等能源資源的開採、電信頻率等領域，拍賣還是具有獨特使用價值的，可以通過拍賣進行優化改進。如果中間競爭不充分，就有可能內幕交易，形成「擊鼓傳花」式的交易定價。而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實現充分競爭和合理定價是必要的，這也是拍賣理論的應用領域。
■ 評論
表彰拍賣理論，是博弈論的又一次勝利
2020年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學院的評選委員會公布，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史丹福大學的米爾格雷姆（Paul R.Milgrom）與威爾遜（Robert B.Wilson），以表彰他們在拍賣理論方面的重要貢獻。這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第52次頒發，之前已經有84人獲得過這個獎勵。
米爾格雷姆與威爾遜都是非常著名的博弈論專家。博弈論的教科書裡流傳著一些「四人幫模型」，也就是米爾格雷姆、威爾遜與另兩位博弈論專家克雷普斯、羅伯茨合作，發展出來的一系列經典的博弈論模型。博弈論作為微觀經濟學領域近幾十年最重要的技術發展，已經徹底重寫了諸多經濟領域，比如契約理論、產業組織理論等。而今年諾貝爾獎表彰的是拍賣理論，也是博弈論的又一次勝利。
這並非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第一次表彰拍賣理論。1996年，諾貝爾獎頒發給了維克裡（William Vickrey）。他在20世紀60年代的研究區分了四種基本的拍賣形式，從而開創了拍賣理論這個研究領域。2007年，諾貝爾獎又頒發給了邁爾森（Roger Myerson），他利用機制設計的方法進一步完善了維克裡的理論，確立了「收入等價定理」在拍賣理論中的核心地位。
米爾格雷姆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投入拍賣理論的研究之中。他在1979年的論文《競爭性投標的信息結構》中證明，拍賣本質上就是一個不完全信息條件下的非合作博弈的納什均衡，所以可以使用剛剛興起的博弈論工具來探索拍賣問題。米爾格雷姆的方法揭示了拍賣如何有效聚集每個競標者的私人信息，是一項重要的基礎工作。接下來，米爾格雷姆又在《密封拍賣中的信息價值》一文中，提出了具有私人價值信息和共同價值信息的附加價值模型，將「收入等價定理」往前推動了一大步。
維克裡當年提出，同一拍賣品使用不同拍賣機制的話，不管採用哪種拍賣形式，給拍賣方帶來的期望收益都相等。常見的拍賣形式有四種，包括價格不斷升高，價高者得的英式拍賣；價格不斷降低，最先出價者得的荷式拍賣；競標人分別在信封中寫下自己的報價，價高者得的密封價格拍賣；還有競標人分別在信封中寫下自己的報價，報價最高者得，但只支付報價第二高者所報的價格，這叫二階密封價格拍賣。但是這四種拍賣方式是等價的，都不會影響最終拍賣收益。
但米爾格雷姆意識到，競標者對於拍賣品的估價可能與其他競標者估價相互關聯。也就是說，如果某個競標者對拍賣品的估價發出強烈的信號，其他競拍者看到這一點，自己的估值信號也會變得強烈。當越來越多的相關私人信息被揭示，傳統的升序英式拍賣就會比降序的荷式拍賣產生更高的收益。如此一來，收入等價定理就不再成立。所以，米爾格雷姆的研究也為市面上英式拍賣遠比其他形式拍賣更為流行提供了解釋。
威爾遜也在同一時期投入到拍賣理論的研究中。他對於拍賣理論的研究成果十分豐富，既有基礎性的，也有應用性的。例如他曾研究過整體拍賣和分擔拍賣這兩種拍賣形式的差異。在整體拍賣中，一項商品或者服務作為整體出售給最高報價者；在分擔拍賣中，一項商品或者服務被分割成若干
部分，每一個競拍者支付的價格正好使該部分的供給等於需求。威爾遜證明，對於拍賣方而言，整體拍賣比分擔拍賣可以獲得更高的收益。在有些情況下，分擔拍賣的價格只有整體拍賣的一半。
1993年，米爾格雷姆和威爾遜參與設計了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的無線電頻譜牌照的拍賣。過去，聯邦通信委員會只是通過聽證會或搖號方式來分配無線電頻譜牌照。但聽證會非常耗時且昂貴，也無法保證把無線電頻譜牌照授予最合適的機構。
而他們為這次拍賣設計了一種名為「同時向上叫價」的拍賣機制。在每輪拍賣中，競拍人為自己想要購買的一個或多個頻譜分別報價，報價不公開。每輪報價結束時，拍賣方只公布每個頻譜的最高報價，基於此確定下輪拍賣中每個頻譜的起始價。下一輪拍賣開始後，上輪拍賣的最高報價仍然保留，直到被更新的最高報價所取代。這種精心設計的拍賣方式，成功地避免了搭便車、合謀以及贏家詛咒等常見問題，最終大獲成功，為聯邦通訊委員會贏得理想收益。現在，這種拍賣機制也已被歐洲多個國家學習，應用到各自的拍賣活動中去。
所以，米爾格雷姆與威爾遜在理論上極大地推動了拍賣理論的基礎性研究，同時又成功地把理論運用到實踐之中，獲得了廣泛的讚譽。在過去的二十年裡，他們一直是諾貝爾獎的熱門人選，終於在2020年獲得了這項榮譽。
文/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師梁捷
本版採寫/新京報記者 顧志娟 張姝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