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文物南遷紀念館一角 （南岸區文旅委供圖）
重慶日報消息，說到南濱路上的安達森洋行倉庫，相信許多人不會陌生。但你可知道，這個倉庫和故宮文物頗有淵源，並成為故宮文物南遷這場大遷徙的見證者。
12月25日，位於安達森洋行舊址的故宮文物南遷紀念館初步對市民開放。當天下午，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馮賀軍以《故宮文物南遷之路》為主題舉行講座，與到場市民分享了故宮文物南遷背後的故事。
南遷
前所未有的文物大遷徙
▲馮賀軍。受訪者供圖
「現在看來，故宮文物南遷十分必要，但其實當初在作出決策之時，也存在不少反對的聲音。」講座中，馮賀軍說道。
他介紹，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北平故宮博物院接到指令:將文物裝箱南遷。「隨著文物南遷的消息傳出，社會各界出現了不少反對的聲音。」馮賀軍說。
「雖然有反對的聲音，但當時社會上的很多人依然主張文物必須南遷。」馮賀軍說，例如一名叫多奇雲的普通市民就致函故宮博物院，指出日本侵略軍如果繼續南下，北平就可能成為戰場，建議故宮博物院未雨綢繆，採取措施，把文物運到安全的地方。
「經過反覆斟酌，1932年秋，故宮人開始進行文物的挑選和打包。選『南遷品』花了幾個月，最終選定的珍品包括書畫近9000幅，瓷器2.7萬餘件，銅器、銅鏡、銅印2600餘件，還有《四庫全書》等各種文獻。」馮賀軍說，1933年1月31日山海關失陷後，故宮博物院理事會決定將故宮部分文物分批運往上海。
1933年2月6日晚，首批2118箱故宮文物由午門出天安門，運送至正陽門西車站。2月7日晨，首批文物離開北平，掀開了世界文物保護史上的壯舉、前所未有的文物大遷徙——故宮文物南遷的序幕。
驚險
瑞典國旗讓文物逃過一劫
▲故宮文物南遷紀念館外觀。受訪者供圖
那麼，位於南濱路上的洋行倉庫又是如何與故宮產生淵源的呢？
「故宮文物南遷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實質由南遷、西遷、東歸、北返、南渡幾個部分組成。」馮賀軍說，而位於南濱路上的安達森洋行倉庫則是故宮文物西遷之路上的重要節點。
馮賀軍表示，故宮文物從北京運出後，首先運往上海。3年後，文物又從上海運到南京。七七事變後，這批珍貴文物又從南京分南、北、中三路向西部地區疏散。北路到洛陽、西安，再經寶雞、漢中、成都，落腳峨眉縣；南路先到長沙，後經桂林、貴陽，落腳安順華巖洞，後又轉至重慶巴縣；中路文物經漢口，至宜昌、重慶、宜賓，最後運到樂山儲存。
「1938年5月22日，9000多箱故宮文物全部抵達重慶。」馮賀軍說，在渝期間，故宮文物主要存放在川康銀行、王家沱吉時洋行倉庫，以及安達森洋行倉庫。「其中，安達森洋行倉庫內共存放了3694箱文物，是重慶存放故宮文物最多的地方。」
「選擇安達森洋行的倉庫，除了因為這裡面積大、空間高，有便利的水運交通外，更重要的是，安達森洋行倉庫的建造者安達森是瑞典人。當時瑞典在二戰中是中立國，安達森洋行倉庫被視為中立國的商民資產，不易遭到日軍轟炸。」馮賀軍說，故宮文物到達洋行倉庫後，每當天空出現日本飛機，安達森就會安排人員將瑞典國旗掛上房頂以求安全，最終讓這些珍貴的文物逃過一劫。
互動
考察團向世人推介大足石刻
「故宮文物南遷途中，故宮博物院不僅在文物保存地舉辦展覽，宣傳華夏文明，同時也與當地文化機構互動。」馮賀軍說，其中，抗戰期間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的馬衡專門組織考察團考察大足石刻，並撰文闡述其價值，更是雙方互動、推動地方文化走向全國乃至世界的典範。
1945年4月，當時在渝的馬衡與楊家駱、何遂、顧頡剛等人組成考察團，專門赴大足對大足石刻進行考察。
「據史料記載，當時該考察團先後考察了北山、寶頂山石窟，察看了南山、石門山道、佛造像區，開大足石刻科學考察之先河。此外，考察團還攝製電影片一部，拍攝照片200餘幀，摹繪200餘幅，詳細還原了大足石刻的相關狀況。」馮賀軍說。
「考察團在大足工作期間，當時的主流媒體都在顯著位置報導了考察團成員的行蹤和工作。」馮賀軍說，考察團成員回到重慶後，先後撰寫了《大足南北山石刻之體範》《介紹大足石刻及其文化評價》《大足石刻古文孝經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等多篇文章，向世人介紹大足石刻。
「在這些報導和文章的助推下，大足石刻開始廣為人知。」馮賀軍說，特別是考察團製作的碑刻拓本等在渝展出後，曾在美術界引起過一陣不小的轟動。
重慶日報記者 黃琪奧
原標題：戰火中，這3694箱故宮文物何處避難————南濱路上安達森洋行倉庫與文物南遷的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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