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的復興之路曾經走得非常艱難，不僅在於陷中華民族於苦海的反動腐朽勢力異乎尋常強大，而且還在於民族的一盤散沙和人們對苦難的麻木不仁。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於1929年深入綏遠災區，曾被中國人民的消極忍受所驚呆，不禁感嘆到「沒有什麼事情能使中國人起來鬥爭」。
然而，當斯諾在西北一隅度過4個月後發現自己錯了。他在那裡看到一群為改變民族命運而奮鬥的生氣勃勃的中國人，這群人忠於理想、百折不撓、勇於犧牲，展現了中華民族勇擔道義、不屈不撓的性格特質。
從這群人身上，斯諾看到了中華民族浴火重生的未來。這群人的領袖是毛澤東。
歷史證明，斯諾看對了。毛澤東領導著這群先進的中國人，在中華大地上譜寫了四篇大文章，幹成了改天換地的大事業，為中華民族戰勝沉淪，實現偉大復興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要把中國人民組織起來去衝決反動腐朽勢力的強大壁壘，再造中國，首先要形成強有力的政治核心，這就需要建立一個反映這個歷史需求的政黨。先進的中國人選擇來選擇去，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選擇了組建中國共產黨。
幼年的中國共產黨不乏革命激情、鬥爭勇氣和嚴明紀律，但卻屢遭失敗，付出了一次又一次血的代價。毛澤東最先認識到癥結所在，引導中國共產黨找到了正確方向，這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走上了一條完全不同於俄國十月革命的新道路——農村包圍城市。
在這條道路上，中國共產黨深深紮根於中國人民之中，以實現中國人民利益為最高準則，不斷克服自身的不健康因素，迅速成長為獨立自主的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在這裡，毛澤東破解了一個歷史性難題，即如何使黨在主要依靠農民進行革命的同時，保持自身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和民族先鋒隊性質，而不是淪為「農民黨」。
有了這樣一個先進政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就有了堅強的政治領導核心，中國人民的力量被喚醒、被凝聚了起來，中華民族用數十年時間走過了其他民族用兩三百年時間走過的路，高高地揚起了民族復興偉業的風帆。
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之際曾提出著名的「歷史終結論」觀點，認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將成為永恆，然而不到20年時間，面對西方的困頓和中國的崛起，他修正了看法，承認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表現得十分「差勁」，並參考中國國家治理經驗提出了由國家、法治和民主監督三要素構成的自由民主國家治理體系。
其實，福山仍不肯正視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才是中國有效治理體系中的決定性要素。毛澤東給中國共產黨注入了可以不斷煥發勃勃生機的基因，培育了可以及時糾正錯誤和克服消極因素的有效機制，確保中國共產黨能夠經得起各種歷史風浪的嚴酷考驗，始終成為中華民族復興偉業的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