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擊一詞在中國歷史上早就存在，在漢朝初年，就有遊擊將軍這麼個官職，而當時的遊擊可以顧名思義：遊走攻擊。當時的遊擊部隊主要作用可以說是「擾」，也就是反正咱小部隊出擊，不求能把敵軍給一把坑了，但求讓敵人不勝其擾，不得安歇的意思。
在公元前512年，伍子胥就對吳王闔閭提出過先疲楚而後決戰的建議，吳王闔閭採納此建議，將大部隊打散，滋擾楚國邊境長達六年之久，最終奪取了吳楚之戰的勝利，這也與後來咱們紅軍化整為零的打法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是，在文獻記載中，伍子胥的「先疲楚而後決戰」還不算是最早的「遊擊」戰理論的雛形。
公元前638年，還是與楚國爭鋒，只不過這時與楚國爭鋒奪取霸主地位的是宋襄公帶領下的宋國，宋國原為殷商後裔，在公元前1027年周王朝建立後，殷商後裔被分封與殷墟，國號宋，只不過四百多年後，周王室式微，眾多諸侯國先後崛起，先是公元前720年左右鄭國崛起，成為春秋小霸到後來的齊桓公小白、晉文公重耳先後成為春秋霸主，再到宋國與楚國爭霸，說起來歷時一兩個世紀，但在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春秋時期，那也不過是彈指一瞬。
話說回來，宋襄公也在春秋五霸中佔據過一席之地，但由於其過分的「仁義」，導致了其春秋五霸主的地位並不是那麼的「穩當」，其實，宋襄公的仁義如果只對宋國內部，那麼他或許是又一個齊桓晉文，但可惜的是，作為一個發起戰爭與楚國爭霸的領導者，在戰爭中他居然講求：不鼓不成列，不重傷，不擒二毛，不以阻隘也！說白了，就是不攻擊沒有列陣完成的敵軍，在作戰擊殺敵軍時，一擊不死，不能補刀，不捉拿敵軍年邁的將士，更不能在狹隘險阻的敵方阻擊敵軍。
其實，這種仁義是真仁義，據說還是「古之為軍」，但是，宋襄公沒有考慮過一點，你在戰場上做「君子」，敵人也如此君子嗎？更沒考慮過，當敵強我弱時，這種作戰方針無疑是讓自家軍隊去送死的行為，既然已經走到了作戰的地步，對敵人仁慈不異於對自己殘忍。
好在，宋國還是有清醒的人的，這個人便是司馬子魚，司馬子魚姓子，名目夷，字子魚，官至宋國司馬，因此常被稱為司馬子魚，他是宋襄公的庶兄，在知道宋襄公的作戰方針後，很認真的勸阻過宋襄公，他說：若愛重傷，則如勿傷！——若愛惜敵方受傷的將士，那還不如不去擊傷他們，所以，你這麼幹，還不如不打這一場戰爭呢！
同時，他也說打仗是為了什麼？為了明白輸掉的恥辱，為了教導將士們如何引用作戰，更是為了求一個殺敵制勝，那麼什麼不鼓不成列，什麼不擒二毛，什麼不重傷、不擒二毛都該見鬼去！敵人沒準備好，咱準備好了，那是咱佔據了優勢，殺過去咱就容易獲得戰爭的勝利，利用狹隘險阻的地形，伏擊敵人，那是佔據地利，算是老天在幫助咱們，至於不重傷，不擒二毛，乖乖，那是敵人，不把敵人弄得沒有反擊之力，難道要留著他們並給他們重創自家士兵的機會嗎？
但是宋襄公不聽呀，於是，泓水之戰中，宋國大敗，應驗了戰前宋國大司馬固的那句：天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其實，哪裡是天不赦宋襄公，又哪裡是「天棄商」，是宋襄公自己「作死」，死守古之為軍的教條，生生地把宋國大好的局面給葬送，並送給了楚國一場「易如反掌」的勝利。
仔細比對一下，其實子魚所說的作戰方針與後世遊擊戰的十六字方針還是有一些類似的，比如說十六字方針中「敵進我退，敵疲我打」，在敵軍還沒完成列陣時攻擊敵軍，便是一種「敵疲我打」，敵軍遠道奔襲而來，我方士氣正濃，自然該乘勢進攻。
雖然十六字方針只講了：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但其中不乏靈活變通，佔據有利地位的思想，而子魚的於險隘處阻擊敵人便是其中之一，而這種於險隘處阻擊敵人的思想又在紅軍後來在秦嶺、伏牛山、太行山等地開展叢林遊擊戰是利用地勢對敵人進行有效打擊中得到詮釋。
子魚論戰是在公元前638年的泓水之戰開啟之時，而遊擊戰十六字方針最初被提出於1928年抗戰之時，跨越了二十六個世紀，兩千六百六十五年，遊擊終於從遊走打擊成為了一種作戰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