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威與良心：影響科學的驅動

俞耕耘/文

「自然科學所體現的命題並不是通過精確規則處理實驗數據而得出的。起初，這些命題是被猜出來的，基於某些絕非無法避免甚至無法說明的前提而進行的某種形式的猜測；然後一個通過觀察結果鞏固命題的過程隨之而來。」換言之，猜測命題-實驗觀察-鞏固命題的邏輯，天然建立在一種倒置之上。科學發現和藝術創造有潛在相通，因為猜測和靈感有相似的心理機制，它有自由發揮的餘地。問題在於，如何確保科學家不會隨意濫用這種自由？20世紀英國科學家、哲學家麥可·波蘭尼的《科學、信仰與社會》，就從良心和權威兩種驅動因素界定了科學自由的限度，值得信任的來源。它側重闡述科學家主體心靈、個人判斷與良心信仰對科學傳統的建構力量。

波蘭尼認為承認科學的前提，承認科學家的良心值得信賴，是科學權威樹立的基石。這就像我們常說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那麼，我們有理由繼續追問信任的根基又何在？作者論述的深層意圖，在於實現科學的「自我治理」，搭建科學信仰的共同體。只有在這個系統框架內部，我們才能默認一種「相互擔保」關係，那就是科學家的良心保證了權威。由此，波蘭尼論述了關於「科學良心」漫長培育歷程。

科學家從年少時就接受了科學前提教育，用自然主義觀點（與魔法神話觀點相對）看待日常經驗。這種自然主義的思考方式並非先天，因為它並非言傳知識。它是通過後天給定，經過反覆實踐鞏固才能習得。「中小學的科學教育是一些僵死的科學文字，它只能教孩子們以科學術語為工具來闡釋教條。」大學開始了科學判斷教育，「教學生處理實驗數據，這使他們擁有了常規研究的最初體驗。」可見，前兩個階段，都停留在科學前提的灌輸和「慣性培養」。

只有邁入第三階段，才是科學家誕生的起點。那就是通過聯繫傑出大師的觀點與實踐，「感悟」到科學的重大前提，獲得「個人直覺」。「他們從中學習大師選題的方式、大師如何擇優採用某種研究方法、大師對新線索和突如其來的困難如何回應，大師怎樣討論同事的工作、怎樣時刻思索千百種也許根本不能實現的可能性――以上種種，諸如此類的日常工作都折射出大師的基本視界。」視界一詞讓人聯想到解釋學裡的「視域融合」，接受視界，其實就是承繼並認同大師的科學研究方法和科學價值標準。他們「敬佩大師的作品，將大師的風格與見解視作科學生涯的指南。這會兒，他的思想已逐漸被科學前提同化了」。

波蘭尼大費周章地陳述這三階段，目的在於說明：學習和理解建立在信仰之上。換言之，他要承認學習之事真實而有價值，師從之人具有權威，才會去學。毫不存疑地接受科學前提，就是成為科學家的絕對「信仰」。然而，科學家走向成熟卻要逐漸減少對權威依賴，加強與「實在」的直接聯繫，「轉而更經常地運用獨立的個人判斷來樹立他們的科學信念。權威日漸失色，學生的直覺與科學良心卻日漸承擔起更多的責任。」這其實與康德「什麼是啟蒙」的回答如出一轍，它描繪的就是科學家要獨立運用理性擺脫自己的不成熟狀態。

我們發現，絕對信仰與個體判斷，依賴良心並不矛盾。前者是科學賴以延續的基礎，是所有科學家得以對話、論爭的必要條件。科學判斷引發的衝突並非立場問題，相反，衝突雙方都對科學懷有足夠忠誠，「這使他們能在科學範域之內尋找到彼此一致的共同基礎。最終指導科學家行動的科學良心是協調的，這種協調足以保持他們彼此之間的和諧。」這種共同一致與協調和諧，奠定了功能良好的科學公斷機制。

科學公斷機制在總體上構成了一個科學價值共同體，它相互依賴、制約、規範和監督。在本質上，它如同一個龐大的功能系統，牽涉其中的科學家必須在其中自覺接受治理和規約。如科學家們相互的認同性，相互評價的同質性。在這裡，權威信譽就像硬通貨一樣廣泛流通。「它意味著任何一項科學的陳述，一旦被某部分科學家承認有效，即可視為被全體科學家所接受；同時，它也使不同學科的科學家之間具有廣泛的同質性，他們相互尊重，並組成有機整體。」然而，這種承認接受內置了評價科學成果的尺度。波蘭尼區分了科學的正確性和有效性。科學的正確性並非某個主張是否被接受的唯一標準。因為我們還要追求有效性（即科學意義），它要與科學系統有所關聯，在系統裡發揮功能。「正確性、深度和本然的人類利益――三者聯合奠定了評價科學成果的基礎。」

科學自治機構的功能是保護和調節科學實踐，科學家的觀點間從總體看，具有求同性、溝通性和普遍性。只有在趨向上有這種追求，「我們也就更貼近科學的真實基礎了。」更重要的是，作者在科學自治和科學公斷背後，探討了權威模式和權力關係。兩者作用於科學傳統和科學論爭的制衡協調。科學世界形成了新的權威模式，它的特點是散點化、抽象化的功能化權力。那種傳統中心化、人格化的權力並不存在。「科學世界中並不存在凌駕於整個科學生命之上行使權力的中心權威。」這種新的權威模式，既保證科學傳統的連續和一致，也保證了革命性、挑戰性的科學主張不被錯誤壓制。

即使革命性的學說遭遇科學公斷反對時，也會動用科學傳統裡的其他資源來應對質疑。因為科學中的革命和保守派仍然建立在「普遍傳統之上的整體生活系統之中」。「一旦科學公斷的一致性被破壞了，那麼無論樹立任何一種中心權威也無法將之修復。」波蘭尼旨在說明政府的行政權力並不能強行植入一個「中心權威」，取代科學世界的散在化權威。如果聯繫西方當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不力的現實，就會發現這種危險。政客們對科學家的掣肘，其實是中心化權威的強行僭越。從本質上看，它是威權的濫用，道德信仰的退卻。可見，科學公斷系統的運行並非沒有漏洞，它的約束力既是鬆散的，也是外在的。作者認為只有內在的科學良心（道德信仰）才是本源自發力量。

因為直接屈從迎合，取媚於「科學公斷」，招引同行認可的「走捷徑」往往越發遠離科學理想。同理，科學一味讓步於政治威權，也是對科學共同體的背叛。科學良心的提出，是波蘭尼描述的內在尺度，它是「調解直覺性衝動和批判性程序的規範法則和師徒間關係的最終仲裁者」。這種良心最終指向科學理想，確保科學家在理想的引導下做出價值判斷（如發表論文、進行演講、批判同行或推薦候選人等事務）。本質上，科學良心臣服於實在，奉獻於科學的本真目的。我們能覺察到敘述的推進，那就是從科學公斷和科學自治層面上升到精神實體的共通聯合。個體的良心可以匯聚成為「科學良心的團體——有組織地共同根植於相同理想的團體——就出現了，它體現著這些理想，並成為這些理想之實在的鮮活明證。」

理想共同體依託於共同傳統。作者則用類比和推演的論述，將科學世界拓展到普遍的社會傳統，在法律和新教等領域也發現類似科學傳統的其他結構。從而，科學領域正是推導的「經典論域」，法律領域裡法官從以往判例裡引申出法律原則，在良心的指導下處理具體個案。在新教裡，《聖經》既是一種傳統得以堅守，也會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聽從良心指引，進行重新解釋。這裡蘊含了傳統的通變觀，我們所依賴和尋求的從來都不是現成的、當下即時性的，而是應然的傳統。傳統原則總會留下餘地等待個體心靈，個人良心發揮判斷。這種重新闡釋的自由，每次都會引入全新元素進入傳統。「以科學、法律還有新教領域為例，這些現代文化團體都服從其自身的評價體系。科學公斷、法律理論以及新教教義均衍生於一個普遍傳統之上，並由獨立個體的公論所形成。」作者從不同群體的思想活動裡，進行相似性類比、推演性論述，使理論適用得到擴大化，最終涉及普遍化的社會信仰。但科學信仰和宗教信仰又有不同，這是由權威的性質差異決定。「前者預設普遍前提，我們可稱之為普遍權威；後者則強加最終結論，即特定權威。」這意味著科學和神學如果相互移借權威模式，是不可想像的。那將出現一個科學領域的「沙皇」，或出現一個被抹殺特定權威，喪失最終裁決功能的「神甫」。「建立一個凌駕於整體科學之上的命定權威必然對科學產生毀滅性打擊，這正如科學的持續存在必然需要由科學公斷正常運行而自然形成的普遍權威。」

在我看來，權威模式決定了良心的使用方式。科學和法律領域的普遍權威機制將權力還原到分散的個體（每個成員），宗教領域的命定權威則把權力匯聚在具體之人。普遍權威相信團體成員的良心能指引直覺，它的權威性類似均值合力，交融而成。它預設了一種有效性：每個成員都能與傳統中的「實在」產生聯繫，也有能力重釋、生成新的傳統。命定權威則成了一種中心化、自上而下的「給定」（強制賦予），認為只有位於中樞的首腦才能在傳統中找到革新因素。在本質上，它是對個體良心的否定與不信任。「兩個完全不同的權威概念，一個呼喚自由，另一個要求服從。」

波蘭尼對權威與良心的關係，預設出某種理想狀態，他不免對良心抱有過高估量。在他看來，良心和道德責任能催生才能、洞察和直覺。科學家們的個人判斷只要遵從良心，就不會被其他力量推翻，因為他們本就已成權威。只要出於合法決定就是正當的，儘管它總有指摘之處，「但這些批判分毫未損科學家個人選擇的效力。」這是否是價值理性的樂觀——正當性和有效性先於正確性？值得我們反思的是，這是否也會造成一種集體編織的幻覺？在堅持科學前提的基礎上，「他們聽從良心做出抉擇，與所有信奉科學的人們一起，承認其他科學同事所做結論之效力，並通過信任科學家的觀點整體為真而承認科學本身為真。」我們發現，波蘭尼陳述的條件雖很難同時兼具，頗有願想色彩，但又確實成為一種必要默認。

「實在」對科學家的吸引，與科學發現的聯動關係被波蘭尼講得相當簡明。「一切創造性猜想的過程都被接觸實在的衝動所驅策，主角們約略能感覺到這實在是既在的，正等著自己去統攝，這是所有創造性猜想的共性」。波蘭尼關切一個非常有意味的地帶，既不是科學觀念史，也不如純粹意義的科學哲學，而是側重闡釋科學中的心理學因素，道德哲學的內核。心靈意識是如何作為潛在力量，參與到科學發現及個體選擇的全過程。這種傾向其實是人本主義哲學在科學領域的滲透。在作者看來，科學在本質上也有人學意義的基底，它始終離不開「作為個體的科學家」做出個人選擇，這種主體性和意向性，不言而喻。

波蘭尼與客觀主義劃出了一道界線。如何看待客觀經驗與科學發現的關聯？兩者之間其實並沒有必然的確定性，「客觀經驗無法幫助我們在關於日常生活的魔化式解釋或自然主義解釋之間做出抉擇，也不能讓我們在關於自然的科學觀點或神學觀點中分出優劣；經驗可能支持其中的某種立場，但最後的抉擇只能由一個心靈仲裁的過程來做出，在這個過程中，人類精神天平將逐一掂量那些可能令心理得到滿足的形式。」這種論述實際說明信仰對闡釋的可能性與指向性。客觀經驗總是一種素材，它有賴於心靈的「仲裁」得到言說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