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個諾貝爾，日本憑什麼？

10月9日，當地上午11:45（北京時間下午5:45），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將2019年諾貝爾化學獎授予美國科學家約翰·B·古迪納夫、英國化學家M·斯坦利·威廷漢、以及日本科學家吉野彰，以表彰他們在鋰離子電池方面的貢獻。

其中引人注意的是，吉野彰也藉此成為了日本19年來的第19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成功保持了日本平均一年一位諾貝爾的記錄。

近年來，日本在諾貝爾獎爭奪中「大出風頭」，這一切需要追溯到19年前，日本政府的一項重要決策。

2001年，日本政府提出了個「豪氣幹雲」的科技計劃——要在50年內拿30個諾貝爾獎。

不出所料，這個計劃被嘲笑了，笑的人不是別人正是自己人，而且還是當年剛拿諾貝爾化學獎的野依良治。他毫不客氣地評價政府的這種計劃「很傻帽」，畢竟之前的100年只出了9位日本諾獎得主。

接下來，就是喜聞樂見的「打臉劇情」了。

計劃執行了19年，獲諾獎的日本人已有19位。從結果來看，這個目標不但不傻，還十分保守了。

日本在科學界的成果如此亮眼，引起了他國的豔羨。尤其是鄰國中國，關於日本諾獎的文章不計其數，有呼籲學習模仿日本的，也有反省批判本國教育制度的。

△200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益川敏英

本以為日本的學界和媒體應該是對近年的成績不說得意，也應該是滿意的，但當我查詢了大量報導之後，我感到了恐懼。

日本的聲音主要並非總結成果，而是反省和居安思危。他們認為，獲獎的人多是年事已高的老研究者，他們手中的多是20年前的科研成果。而更多的學者提到了眼下學界人才寥寥、青年人不願投身科研的現狀，推斷接下來日本會進入「諾獎荒」，不少人呼籲政府對學界鬆綁，鼓勵青年參與。

可道是，學霸學習好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不知足，還挑燈夜戰。

01時間的檢驗

回顧日本近20年的諾獎成就，集中在物理、化學、「生理學或醫學」三大領域。統計下來，2000年以後的日本諾獎獲得者的獲獎成果，大都是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前後取得的，比他們獲諾獎時間要早二三十年。

拿去年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京都大學教授本庶佑來說，他從上世紀70年代就開始研究免疫抗體，他的主要成果是1992年獲得的，從出成果到拿諾獎，等了26年。

△2018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本庶佑

這裡必須提到諾獎的評選特性之一——可靠性。科學往往是不斷推翻前人論述的結果，牛頓推翻了傳統力學，愛因斯坦推翻了牛頓力學。某種程度上來說，科學充滿了後人對前人的「打臉」。

諾貝爾獎同樣不可避免地存在「打臉」。

1906年的化學獎發給莫瓦桑，原因是他合成出了人造金剛石，但後來發現是助手搞出的烏龍騙局。1949年的生理學或醫學獎發給莫尼斯，原因是他發現了腦白質切斷術對某些精神疾病的治療價值，然而這種具有嚴重副作用的療法後來被禁止了。

△1949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葡萄牙人莫尼斯

楊振寧和李政道在提出「宇稱不守恆」的第二年就獲諾獎，這屬於特例。研究成果是否可靠，需要時間的檢驗。在自然科學領域，這個時間多為20年以上。

本庶佑也坦言，科研之路是非常漫長的，尤其是基礎研究。他說，研究成果要回饋社會耗時較長，又長期得不到認可，這對科研人員的積極性產生很大影響。他期待社會更加寬容地對待基礎研究。

基礎研究苦，放在任何國家都是一樣。諾貝爾獎的設立，正是用來激勵那些把青春奉獻給科學事業、並為人類做出傑出貢獻的科學家們。

02錢是萬X之源

回歸到為何日本能在這20年如同「井噴」式地產出諾獎，就要溯源到幾十年前。

科技發展與經濟發展脫不開關係，你很難看到一個窮國長出顯眼的科技樹。日本戰後經濟年均10%的高速發展，給科技發展提供了堅強後盾。

1960年，日本在制訂「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同時，還制定了與此目標相呼應的「振興科學技術的綜合基本政策」，提出要力爭將國民收入的2%用於科研。充沛的資金吸引了優秀人才，也帶來了先進的實驗儀器與富足的科研經費。

△1960年代的日本商鋪

到了70年代，出口經濟蒸蒸日上的日本，逐漸打響了Made in Japan的旗號。憑藉物美價廉的產品，日貨為本國帶來了巨大的收益。政府進一步提高了科研支出比例，目標將國民收入的3%用於科研。到了1975年，日本的研發經費已經超過了法、英兩國的研發經費之和，正式步入科技大國的行列。

教育改革是日本科技騰飛的另一關鍵因素。來到今天的日本，你會發現一件特別的事：別看日本國土面積小，但是大學格外的多。國立和公立自不必說，私立大學多如牛毛。不同於普通人對大學校園的印象，有些私立大學並無校園，只有一棟樓作為教學場所。

1963年，中央教育審查會議向文部省提出了題為「關於改善大學教育」的諮詢報告。報告裡提出的諸如擴大教育規模、增設理科類的高等教育機構等建議，對後來的日本大學教育產生了深遠影響。

△東京大學

其結果突出表現在，1960年至1970年間，日本高等教育機構的總數從525所增加到921所，增加了75%。

學校增多了，大學生自然也多了。日本並非僧多粥少，而是僧少粥多，有些大學都招不到人，為生源而發愁。70年代的大學生比前十年多出了2.4倍，大學儼然一副「全民教育」的樣子。

更多的青年人進入大學，自然也就有更多的人投身科研。科研成果的最佳證明是什麼？自然是論文數量。

根據路透社的報導，1982年日本在五個科學領域發表的論文數量為12534篇，僅次於發表數量為33744篇的美國，位列世界第二。

再仔細觀察下，你可以發現，日本的諾獎獲得者多集中於東京大學、京都大學、名古屋大學等國立綜合大學。這幾所大學都為戰前的「帝國大學」（七帝大：東京帝國大學、京都帝國大學、東北帝國大學、九州帝國大學、北海道帝國大學、大阪帝國大學、名古屋帝國大學）。

△京都大學

戰時淪為各類武器製造場所的帝國大學，在戰後被改造為以研究為主的國立綜合大學。不少國立大學都崇尚學風自由、研究至上的觀念。

這從側面說明一件事，除了「全民教育」潮流提升民眾整體素養，更優秀的日本國立大學的科研環境與生源質量，是可以培養出諾獎得主的。

日本成為世界經濟強國之後，研發經費投入不斷增大，這為科技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而大學擴大教育規模、調整學科結構與青年學生的增多等因素綜合起來，為日本諾獎的產出創造了得天獨厚的環境。

03諾獎危機

然而，經濟泡沫破滅後的日本，飽受了幾十年經濟停滯之苦，這一點也反射到了科研中。

日本政府每年都會發布《科學技術白皮書》，總結日本的科研實力和存在的問題，並與全球主要國家進行比較。

去年的白皮書指出，在世界主要科研大國中，只有日本研究人員發表的論文數量減少。全世界引用次數排名前10%的高質量論文中，日本佔比從世界第4位降至第9位。而在政府科研預算方面，日本2018年的投入只是2000年的1.15倍，屬於一個幾乎停滯的狀態。雖然佔比仍較高，但從增量上來看，在世界主要科研大國中最少。

不容樂觀的現實，並非只顯示在數據中，綜合筆者在日留學的經歷也能管窺一二。日本大學生的首選，都是提早進入社會，最優秀的人會被最好的公司搶走。而留學深造或讀研讀博，是他們非常靠後的選擇，一方面是因為科研苦，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待遇差。

△大隅良典教授曾多次表達對年輕研究人員的期望

在日本的研究生群體中，超過一半的學生都是中國人，另外20%是其他國家的人，日本本土研究生不足三成。青年人遠離科研，是日本高等教育的現狀。

一方面是諾獎拿到手軟，另一方面是科研環境的每況日下。好消息與壞環境並存，一定程度掩蓋了問題本質不說，政府產生誤判，錯過改革的良機，才是惡事。

去年，日本的多本雜誌都出了諾獎特刊，其中在《東洋經濟周刊》中，諾獎獲得者梶田隆章就毫不諱言地給學界敲響警鐘：研究資金、研究時間和研究人員數量，是決定論文數量的三大要素，如果日本在這三個方面繼續惡化，未來將難以獲得諾獎。

另一位諾獎獲得者中村修二，則站在更高角度批判了整個亞洲的教育制度。他認為，日本的大學入學考試制度非常糟糕，中國和韓國皆如此，教育的唯一目標是考入著名大學。亞洲的教育制度浪費了太多的青春和生命，應該因材施教，讓年輕人學習不同的東西，而不是為了應付考試而學習。

△201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中村修二

中村修二的故事格外感人，他出身於普通漁民家庭，考試能力也平平，只考入日本三流大學德島大學。德島大學沒有物理系，但他對物理學具有深刻的理解，完全靠自學成才。

畢業之後，他進入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小公司工作。他在公司裡研發的成果銷量一般，經常被同事嘲笑是「吃白飯」的，和日劇裡欺負老實人的情節一模一樣。上司經常問他：「你怎麼還沒有辭職？」

後來去美國教書的中村修二，發表諾獎感言時直言：「Anger is my motivation（憤怒是我的源動力）。」靠著滿腔怒火，他發瘋式地投入開發高亮度藍色LED的徵程。像野蠻生長的局外人，他撇開專業「常識」，在自己開拓的道路上默默耕耘，最終開發出藍色LED技術，贏得諾貝爾獎。

△藍色LED燈

中村的例子比較特別，日本諾獎獲得者更多屬於腳踏實地、耐得住寂寞的「匠人」。他們埋頭於一事，幾十年如一日。忍耐這種高度重複的工作，也是日本文化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搞科研需要投入，需要人才，需要靈光一現，需要開放交流，但更重要的是有足夠耐心。在中國對科研投入逐年增長的今天，或許這是日本給中國最大的啟示——有了耐心，離諾獎「井噴」的那天也就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