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五道口名師觀點 | 疫情催生新增長點:無接觸經濟的三大啟示

在近日第五期浦山講壇上，金融EMBA授課老師、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成員、光大集團研究院副院長、光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全景式解析了無接觸經濟和數字經濟的經濟含義、政策含義，並就相關熱點問題與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長、浙商銀行原行長劉曉春展開對話。

思維導圖

關鍵詞：新增長點無接觸經濟數字經濟

疫情的留痕

從無接觸經濟到數字經濟

很榮幸有這樣一個機會向各位分享我對疫情下無接觸經濟發展及其含義的一些思考。

3月5日號發生了一件有標誌性意義的事件，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宣布2020年春季會議改成遠程會議，這個可以說是兩大國際金融機構70年來第一次非現場舉辦重要的年度會議，當然這與全球疫情有關係，也顯示了數位技術帶來的這種遠程會議的可能。我們講的無接觸經濟可以簡單地理解為不需要人和人見面就能完成的一些經濟活動。

這一次疫情，我們看到很多這樣的經濟行為。怎麼理解這些經濟活動的含義？對我們思考未來經濟發展、和相關的公共政策有什麼啟示？今天我想拋磚引玉先講講自己的思考，後面和劉院長一起進行一些討論。

無接觸經濟的形式

首先我想簡單介紹一下無接觸經濟的一些形式。疫情下人員隔離，但一些消費行為通過網購、電商還是能夠完成。當然，這樣的購物模式並不是今年才發生，比如說社會零售銷售裡面，網購的比例過去這些年快速上升，2018年達到25%（圖1），所以也有觀點認為這次網上銷售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人員隔離對零售消費的影響。尤其是一些直播電商，在最近幾年有突破性的發展，包括通訊、航空、鐵路、家電等等這些被認為是打破了以前天花板的限制（圖2）。最近我們還看到在線賣車、在線賣房，這些是耐用消費品嘗試線上銷售，還有在線娛樂，今年春節期間一些新聞、遊戲、短視頻，用戶規模和使用時間均有明顯的增長，這些本來也是在快速增長，但疫情起到加速器的作用。

圖1：2018年社消中的網購佔比達到24.6%

資料來源：Wind

圖2：2018年電商各類目規模及線上滲透率

資料來源：Euromonitor、美團點評、民航總局、易觀智庫、鐵道部、平安好醫生、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伽馬數據、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光大證券研究所

註：矩形寬度代表該類目行業規模，藍色部分代表該行業已線上化部分

還有一個遠程辦公，我剛才提到遠程會議，包括今天浦山講堂講座以在線形式進行。我們看最新的數據，2017年、2018年的數據，中國的遠程辦公和美國比較，基數很低，但是這次疫情是一個很大的促進。現在還沒有系統的數據，但是我們看周圍，看我們自己的單位，相信大家都有體會。我們看遠程辦公的關鍵詞熱搜，今年明顯大幅度上升。遠程辦公，今年因為疫情的影響應該有個突破性的跨越式的發展（圖3-4）。

遠程辦公和整個數字經濟、信息技術緊密相關。應用層面涉及在線文檔、企業協同、音視頻系統等，基礎層面需要基礎設施的支持，包括雲計算、數據中心等。

圖3：中國：遠程辦公基數低

資料來源：前瞻產業研究院

圖4：疫情下遠程辦公受關注大幅增加

資料來源：微信指數

不僅僅一般的經濟活動，數位技術也可應用於社區管理，我們看到阿里、騰訊開發了相關的APP，幫助社區在防疫上的管理。類似遠程辦公的還有在線教育，學生不能到學校上學，老師在線授課。類似的還有遠程醫療。還有智慧物流，這次我們看到達到人不要見面可以配送，配送菜或者外賣。

總體來講，我們看到無接觸經濟有很多體現形式，電商，生活服務、遠程辦公、遠程醫療、線上娛樂、線上教育、在線銷售、智能物流等等，這些和整個產業信息化、人工智慧、數位技術這些基礎支持有關係（圖5）。可以說無接觸經濟是數字經濟的一部分，今年之所以突出，就是因為疫情的衝擊。一個新的模式，新的技術，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夠達到商業應用或者社區的應用，其實和不同路徑成本比較有關係。

圖5：無接觸經濟是數字經濟的一部分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過去我們很容易面對面互動，而疫情導致我們必須隔離，人和人當面互動的成本大幅度增加，在線互動的效果可能沒有面對面互動那麼好，但成本低多了，轉為在線、轉為所謂無接觸就符合成本收益比了。這次疫情可以說是把數位技術的潛能顯性化了，隨著技術的進步，人們相互之間通過數位技術，不需要面對面也能達到互動的效果，這個成本的降低意味著數字經濟應用的範圍，應用的廣度和深度將不斷增加，這是疫情下無接觸經濟給我們的一個啟示。

以上介紹的是無接觸經濟的一些形式，有一些在疫情過後可能不會持續或者放緩，但這次疫情揭示了數字經濟發展的潛力，告訴我們數位技術改變商業模式、社會管理方式離我們更近了。那麼從宏觀經濟的角度看，將帶來什麼變化？數字經濟的發展對生產效率、對收入分配，對公共政策有什麼含義？這是我想下面花點時間講的。

無接觸經濟啟示一：機器賦能人

我們講數字經濟、講人工智慧，大家談到最多的是什麼？機器替代人，由此帶來失業的擔心？我們的工作是不是會被機器替代了？其實機器既能替代人也能賦能人，或者說資本和勞動力的關係，既可以是替代也可以是互補的關係。比如這一次無接觸經濟主要是賦能人，比如說遠程教育、遠程辦公、遠程醫療，它並不是替代老師，不替代我們這些還在辦公的人，醫生也不是被替代，這就是賦能，就是互補。當然還有替代人的，比如說無人物流、無人駕駛、無人工廠。這兩個到底哪個重要？哪個是主導？兩個都存在。

我們可以想像一個情景，比如說50年、100年，幾乎所有的製造業裡勞動力都被機器替代了。當然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機器替代人已經在發生，所以不是那麼遙遠，另一方面，技術和人之間的關係不斷演變，總有互補的層面，不大可能出現人被完全替代的情形。這兩個力量到底哪個佔上風，在不同階段如何體現，可能只有時間告訴我們。

從這一次疫情來講，它給我們展示的更多的是賦能人，也就是技術增加我們人的勞動生產力而不是替代人，應該說這是疫情給我們最大的一個啟示。隔離措施導致工人不能返工，工廠停工了，但是一些服務業，辦公室的工作、醫療、教育，個人的一些服務，外賣等等，這些服務業仍然可以做。機器賦能人、資本與勞動力互補，這次重要的體現就是服務業。後面我還要講製造業和服務業的比較，對經濟發展路徑的含義。

勞動力和資本是互補還是替代關係，是這幾年數字經濟研究中的一個關注點。我自己在去年有一篇文章，比較中美的數字經濟，一個基本的結論就是在現階段，中國的數字經濟更多是勞動友好型的，美國的數字經濟更多是勞動不友好型的，或者說美國的數字經濟更多的是機器替代人，中國的數字經濟更多的是機器和勞動者互補。比如說美國一些常規的工作，製造業流水線重複性的這些工作，機器替代人。中國的更多的體現為什麼呢？外賣、快遞、專車司機、視頻主播這種服務型的、勞動互補型的（圖6）。

圖6：數字經濟：中美之別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根本的原因是中美之間勞動力成本之差。即使在數字經濟時代，勞動力成本仍是非常重要的決定因素。美國勞動力成本高，所以創新朝著替代勞動力方向發展，中國勞動力成本較低，用機器替代人的動力就相對較小。因為機器是全球競爭，機器人的價格在中國和美國差不多，但是勞動力成本有較大差異，所以有一些機器人在美國替代勞動力，它就有經濟效益，在中國替代勞動力就沒有經濟效益。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中國人口數量多，密度高。外賣，在美國送外賣，開車半個小時以上，還不一定安全，成本收益比不划算，在中國大都市人口密度高，一個外賣可以服務很多消費者，有規模經濟效應，成本收益比就合適。

這裡面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技術進步賦能人的一個體現是降低了對勞動者技能的要求（圖7）。送外賣、快遞、專車司機、網紅主播等其實不需要什麼特殊技能的，可能比從事製造業要求的技能低。大家談到新經濟，往往強調教育，強調職業技能訓練，以適應新時代，這些當然沒有錯，但技術進步往往降低了對勞動者技能的要求，對技能比較低的勞動者反而是有利的，這就是賦能人的體現。

圖7：服務業的技能門檻或在降低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

這其實不是新現象。在工業革命之前，紡紗和織布是一個技能要求比較高的行業，人工紡紗人工織布，你要跟師父學習好幾年，學徒慢慢累積技能。但是紡紗織布機器出現以後，反而降低了對相關技能的要求低，提升了勞動生產率。

資本和勞動的互補和替代的關係，對要素回報和收入分配有重要含義。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型不區分資本的類別,就是兩個生產要素，資本與勞動力，兩者必然是互補的，資本增加提升勞動生產率，一個人本來照顧兩臺機器，現在照顧十臺機器，同一個勞動者的生產率提升了，勞動相對資本的稀缺性增加了，供給和需求都要求工資增加，這就是資本和勞動互補的關係。

如果我們把生產函數改進一下，把資本劃分兩類，一類和勞動互補即常規的資本，另一類替代勞動力。假設替代勞動力的資本增加，機器替代人，會發生什麼呢？首先整個產出增加，你可以選擇不採取機器替代人，你既然選擇機器替代人，說明效率是提升的。同時常規的資本下降而有效的勞動供給（包括機器人）增加，勞動者的稀缺性減少，這種情況下總體產出增加，但是工資下降或者上升較慢，工資佔總體產出的比例下降，資本的佔比上升。

過去20年，美國的勞動者報酬佔GDP的比例呈現下降的趨勢，而這個對應的是資本回報佔比上升（圖8-9）。美國股市20年大牛市，背後的一個支撐是資本回報上升，代價當然是勞動者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例下降。中國在過去十年，勞動者報酬佔比上升，和這個對應的是資本回報下降（圖10-11），我們股市表現相對沒有美國那麼好。中美的要素回報在過去10年變動的差異，可能有多種原因，其中之一是和技術進步的形態有關。

圖8：美國：勞動報酬佔比下降…

資料來源：Wind

圖9：資本回報率上升

資料來源：BEA

圖10：中國：近10年勞動報酬佔比上升

資料來源：Wind

圖11：資本回報率下降

資料來源：Wind，光大證券研究所。

註：選取公司為A股全部上市公司（不含金融企業）

中國在目前這個階段，因為勞動成本比較低，相對來講和發達國家比較，中國的技術進步更多是勞動友好型的。這次疫情下的無接觸經濟，也是符合這個方向，這是一個含義。

無接觸經濟啟示二：服務業可貿易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這次無接觸經濟主要發生在服務業。工人不能返工，機器無人操作（除非已經實現自動化），相關製造業就難以復工。但是通過遠程通訊、數位技術的應用，一些服務業可以復工。

傳統經濟學告訴我們製造業是可貿易品，服務業是不可貿易品。商品可以跨境流動，但是人不能自由跨境流動，而服務業往往要求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所以製造業是可貿易品，服務業是不可貿易品。而這一次疫情的隔離，限制了人員的流動，效果類似於國家之間的移民控制，即使中國境內你也不能自由流動。這就是我想講的這次疫情下無接觸經濟的第二個啟示。無接觸經濟克服人員不能自由流動的障礙，揭示了服務業可貿易的潛力。這對我們理解經濟發展的路徑，經濟結構和收入分配都有深遠的含義。

當然，數字經濟時代服務業可貿易性增加已經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國際研究文獻有一個流行詞，telemigration，我把它翻譯成遠程移民，也可以翻譯成虛擬移民，不是真正的移民，但效果類似。一個人沒用移民，但是通過信息通訊技術和大數據的應用被另外一個國家的機構僱傭，所以叫telemigration。

遠程移民的背後是信息和通訊技術的快速進步，現在的兩個流行詞是增強現實（augmented reality）和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總體的意思是兩人雖然物理上不在一起，但和在一起差不多。比如大家在遠程辦公，可以共享PPT，就像今天一樣，大家參會，我們不在一起，但是可以看到我播放的PPT。還有一種手段，不僅能看到我的PPT，也可以控制我的PPT，不僅我現場可以改這個PPT，你也可以遠程改動PPT。

我們一般講貿易是國與國之間，但是可貿易和不可貿易，對於大型經濟體內部來講也有這個問題。上海和貴州，東部與中部、西部之間，商品是可貿易的，很多服務業過去來講是不可貿易的。那麼無接觸經濟也揭示了國家內部不同地區之間服務業的貿易潛力。這意味著我們要重新思考服務業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

傳統上經濟學對服務業一直是不太瞧得上。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質疑甚至諷刺樂師、牧師、律師對社會的價值。馬克思的《資本論》說，生產活動需要服務業的支持，但是服務業本身不創造價值。到現在人們對服務業的價值的認知已經發生變化，但是有一個觀點現在仍然得到給很多人的認同，那就是服務業生產效率提升慢。經濟學家Baumol在1967年舉了一個例子，後來廣為引用，他說雖然有幾百年的技術進步，音樂會四重奏還是要四個人，他講的意思是服務業提高生產效率慢。

數字經濟提升服務業的可貿易性，促進生產效率的提升。為什麼這樣講？第一、貿易帶來競爭，競爭提高效率。第二、貿易使得規模經濟成為可能，因為市場規模增加了，邊際成本下降。第三、貿易可能帶來技術外溢，提高效率。過去說服務業不是貿易品，所以競爭有限，規模不經濟，技術外溢有限，提高效率。現在數位技術使得部分服務業成為可貿易品，競爭增加，規模經濟效應增加，技術外溢增加，效率提升，這個對經濟增長、經濟結構有很深遠的影響。

無接觸經濟啟示三：生產率與發展模式之辯

我舉幾個例子，涉及宏觀經濟學三個有爭議的問題。

第一個例子，我們怎麼理解過去20年、30年，尤其是過去10年，全球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下降（圖12）？這個不僅是美國，還有歐洲、日本、中國。對於美國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放慢，經濟學文獻有幾個解釋。

圖12：為什麼勞動生產率增速下降？

資料來源：Wind

一個是統計誤差。數字經濟的一個重要特徵是一些經濟活動的邊際成本接近零。比如說過去我們要聽一首歌，我們要買唱片，現在通過數位技術，同一首歌，無數人可以享受，它的邊際成本是零。騰訊的微信APP，開發的時候有成本，但是開發出來後，其應用的邊際成本幾乎是零，你下載了微信APP，不影響我下載。邊際成本是零的經濟活動d不一定體現為貨幣價值，也就沒有包括在GDP裡面，沒有體現為勞動生產率的提升。

第二個解釋是通用技術的滲透需要時間，就像當初電發明以後，電力對整個經濟的滲透持續幾十年的時間，體現在勞動生產率方面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還有第三個解釋，是我想特別強調的，某一個或一些領域的技術進步導致整個經濟的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放慢。這個聽起來有點悖論，但是我們要解釋一下就不奇怪了。一個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提升，比如糧食生產或者冰箱製造的勞動生產率提升，如果我們對冰箱和糧食的需求是無限的，增加的糧食和冰箱供給可以滿足需求。但是現實生活中人們對糧食、冰箱的需求是有限的，所以某一個部門的生產效率提高到一定程度以後，必然導致剩餘勞動力，這些剩餘勞動力轉移到什麼地方？轉移到生產效率不夠高，供給不夠多的那些行業，那些產品上。由此導致社會資源轉移到生產效率比較低的部門。生產效率比較低的部門反而由此在整個經濟裡面佔的比重增加。按照權重來算，總體的勞動生產率增速就沒有先進部門那麼快，甚至是放慢的。

這在經濟學文獻裡面叫Baumol Disease。進步部門勞動生產率提升，產量增加，但是需求有限，剩餘勞動力從進步轉移到停滯部門或者效率低的部門。也就是說，總體勞動生產率放慢，不一定是說我們沒有技術進步，不是說技術進步沒有提高勞動生產率，而是說技術進步導致了社會資源更多地分配到那些生產效率低的行業裡面去了。

一般來講，服務業的生產效率提升慢，由於技術進步導致生產效率低的部門佔用資源多了，其中主要就是服務業，經濟活動中間服務業的重要性上升。中國的第三產業就業佔比在過去幾十年不斷上升，農業還有第二產業佔比下降（圖13）。美國過去幾十年更是這樣，第三產業就業比重上升，第一和第二產業佔比下降（圖14）。

圖13：中國：第三產業就業佔比趨勢上升

圖14：美國：第三產業就業佔比趨勢上升

資料來源：Wind

數字經濟的發展意味著什麼呢？按照上述的邏輯意味著部分服務業將成為新的勞動生產率增長點。傳統的經濟增長理論，我們假設單一部門，不區分農業、製造業和服務業，我們背後假設是平衡增長，當然也有一些結構經濟學，二元經濟，比如說劉易斯理論，但是一般這種二元理論被認為只適用於低收入國家。現在數位技術進步發展，需要我們重新思考經濟增長理論，我們需要重視結構經濟學。結構經濟學不僅僅適用於低收入國家，可能也適用於中高收入經濟體，服務業貿易增加以後，提升勞動生產率，這個對整個經濟的增長，經濟結構的變化，對公共政策都有含義。

公共政策怎麼促進服務業的可貿易性，從而提高整個經濟的增長呢？有兩方面，一是數字經濟的基礎設施建設，比如最近講的新基建，另一方面涉及到監管，公共政策如何監管數字經濟，降低壟斷，避免壟斷，促進競爭。數字經濟的零邊際成本特徵，導致規模經濟、範圍經濟效應，出現了幾家科技巨頭、平臺經濟，美國的亞馬遜，美國的臉書、谷歌等，中國的騰訊和阿里等，現在也有較大的爭議，巨頭在成長過程中促進了效率的提高，但他們會不會成為新的壟斷，反而阻礙了新的創新呢，這是一個重要的公共政策問題。

第二個例子是服務業可貿易對發展模式的含義。到目前為止，發展中國家怎麼追趕發達國家？製造業與國際貿易是主要載體，中國和其他東亞經濟體是全球範圍內成功的範例。製造業吸收低技能勞動力，城鎮化，技術外溢，規模經濟，全球產業鏈。現在數字經濟可能改變背後的邏輯。

數字經濟不僅提高服務業的可貿易性，它可能降低了製造業的可貿易性。商品包含兩類成本，一是製造成本，包括勞動力，另一個是貿易成本包括運輸。製造業從發達國家轉移到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背後的推動力是製造成本的差異，主要是勞動力成本的差異。如果機器替代人導致什麼結果呢？勞動力成本差異就不是一個問題了,機器替代人會導致製造業回流到高收入經濟體，降低了製造業的可貿易性。同時，數位技術降低了人和人遠程互動的成本，使得服務業的可貿易性增加了。這個對未來經濟發展模式有深遠的含義。

現在國際上經濟學文獻有一種觀點，就是說中國的模式不能複製了，其它的發展中國家，非洲、中東、南亞等，想靠複製中國的發展模式已經不行了，未來是機器替代人，勞動力成本在製造業的差異不是問題。這是一個悲觀的觀點。但還有相對樂觀的看法。製造業不能貿易，服務業可以貿易，所以就服務業來講，發展中經濟體低勞動成本的優勢仍然存在，這個模式就是印度模式。印度以服務業出口而受到關注。中國的出口是製造業，商品貿易順差，服務業貿易逆差，印度反過來，印度是商品貿易逆差，服務業貿易順差。

這兩個模式之爭，到底未來是悲觀的還是樂觀的？不好說，只有時間能告訴我們，我自己的觀點偏樂觀，我相信機器替代人不能夠阻礙落後國家的進步。但是發展模式需要變革，我們需要更多關注服務業。其實不僅是國家之間，同一個國家內部也是一樣，中國的東部和西部，上海和貴州，西部怎麼追趕東部？過去靠製造業轉移，東部勞動力成本高了，導致一些勞動密集型的製造業轉移到中部和西部。隨著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機器人的成本下降，靠製造業轉移降低地區之間的差異，這個模式是否還像過去那麼有效？這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第三個例子是對相對價格影響。經濟學有一個著名的理論叫Balassa-Samuelson（效應），講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在快速增長的時候，它的實際匯率升值。這是因為貿易品生產率提升，工資上升，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意味非貿易品行業工資跟隨貿易部門的工資上升，但其生產效率沒有提升，導致非貿易品相對貿易品價格上升，也就是實際匯率升值。同樣的邏輯適用於一個國家內部，大城市價格相對於小城市，農村的價格高，反映的是非貿易品和貿易品，服務業和製造業價格的差異。

隨著部分的服務業變成可貿易品，非貿易品的範圍縮小，意味其價格上升的壓力可能更大。這對收入分配可能有重要含義。

數字經濟更需要關注分配問題

前面提到工業革命時期技術進步在一些方面降低了對勞動者的技能要求，是賦能勞動者，但工業革命早期工人的工資並沒有跟隨勞動生產率同步增長，收入分配差距擴大，這種狀況到19世紀下半葉開始改善，背後有公共政策加強對勞動者權益保護的作用。按照經濟學教科書，勞動者的報酬跟隨其邊際生產率提升，前提是充分競爭的市場，但現實中有壟斷問題，有些經濟活動有負外部性。結合當前的數字經濟，哪些行業、哪些人更多受益於技術進步帶來的勞動生產率提升呢？

第一個是供給有限的行業，要麼是技術進步不能引入到這個行業，要麼雖然有進行進步，但是由於某種原因形成了壟斷，供給因為壟斷受到限制。這些情況下，其相對價格上升，其從業人員收入和資本收益上升。

舉個例子，專利權在有效期內享有專利租金，基本是一個壟斷。還有一些是人的角色難以被替代的，比如管理者、心理諮詢師、體育明星等。另一個例子是地產，地產是一個生產效率提升幾乎不可能的產業，因為土地是不可再生的，它的空間有很強的排他性。

還有一些產品與服務是需求近似無限。人們的攀比消費，比如對時尚與品牌的追求，很難用理性的行為來解釋。

還有一類經濟活動具有零和屬性，一人所得是另一人所失，這樣的經濟活動就整個社會來講不創造新的增加值，主要是分配作用。即使數位技術提高其個體的生產效率，但它是零和的，效率越提高，對方受的損失可能越大。舉幾個簡單的例子，網絡詐騙與網絡警察，。比特幣交易，比特幣本身不創造任何價值，其交易的結果從整個社會來講是再分配，延申來講一些衍生品金融交易也屬於零和經濟活動。其他的例子包括利益集團對公共政策的遊說，離婚律師等。

數字經濟帶來部分服務業生產效率提升，結果是什麼呢？按照Baumol Disease，一個可能社會資源更多配置給供給有限、需求無限（攀比），零和經濟活動。我不是要否認技術進步提升我們的生活水平等好的方面，我想講的是收入分配可能越來越走向極端，需要公共政策的關注。

還有一個大家可能關心的問題，數字經濟到底怎麼影響房地產，既有有利的，也有不利的。有利的是什麼？土地不可貿易性，而服務業貿易越來越提升，可貿易的行業製造業和服務業生產效率提升，提升的效率分配給誰了？分配給不可貿易不可再生，尤其是土地了，所以大城市相對房地產價格上升，這是有利的一面。

不利的一面，就是這次無接觸經濟體現，數字經濟時代人們可以提供遠程服務，大家不需要聚集在上海，結果可能是降低人們對大城市房地產的需求。這兩個力量到底哪個大哪個小，可能是見仁見智。這裡可能有一個自我穩定的機制，和地產作為資產和耐用消費品之間的衝突有關，大城市房地產價格升得越多，將導致遠程辦公、遠程服務（醫療、教育等）的性價比越高，反過來限制了房地產價格的上升空間。不管怎樣公共政策的作用將更加重要。如果第一個力量更大，地產收穫其它部門生產效率提升的收益，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社會能不能接受。

最後想總結一下，這次疫情提示我們思考的問題。

第一、無接觸經濟昭示了新的增長點，尤其是服務業，而且它引導資源配置，疫情改變了成本和收益率比較，改變私人部門和公共部門的行為。這次疫情下的無接觸經濟將引導私人部門進一步向數字經濟的投資，同時也向政府部門、公共部門展示了新技術和新業態的潛力，引導公共部門投資，比如所謂的新基建。

第二、我們也需要關注風險的一面，一個就是個人隱私的保護，這次社區防疫顯示大數據可以使得社區管理越來越精細化，但是對個人隱私保護的邊界在哪兒？這可以說是在數字經濟時代如何平衡公平和效率的一個方面。

第三、貧富差距問題在數字經濟時代呈現新的特徵，公共政策該如何應對。技術進步提升的效率將如何分配，社會資源是不是越來越多地配置到技術進步慢、壟斷、畸形消費需求、零和經濟活動上，這些都涉及社會倫理，是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繞開的問題。

我認為經濟學應該向古典的政治經濟學有所回歸，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在工業革命時期開啟了政治經濟學，今天在數字經濟時代，在邊際效用理論之外社會倫理應該發揮什麼樣的作用？我們應不應該對機器人徵稅？應不應該提供全民的基本收入或者類似這樣的保障？應不應該增加財產稅？如果社會的收入分配越來越傾向於不可再生的資產，上一輩遺留的資產，房地產，這樣一個狀態能不能持續，怎麼來糾正？我就講這麼多，謝謝。

對話時間

主持人：感謝彭博。接下來進入我們對話交流時間，有請劉曉春院長。

劉曉春：彭博好，新年好。我們現在算是無接觸交流。

彭文生：特殊時期的無接觸交流。

劉曉春：確實這次疫情對我們好多經濟也好、生活也好包括社會的運作也好都帶來了許多新的變化，也給我們許多新的啟示，剛才彭博演講當中提出了很多新的概念，對於我來講也是學到很多，也有很多啟示，這當中我想有幾個方面，可能也是各位聽眾感興趣的。題目當中首先彭博提出了無接觸經濟和數字經濟這兩個概念，那麼這兩個方面，彭博看看，有沒有再進一步往下深入或者更清晰來定義數字經濟和無接觸經濟，它們有什麼區別？或者說是什麼關聯？這個可能對理解整個演講我覺得可能會有更有好處。

彭文生：對，應該說無接觸經濟是數字經濟的一部分，或者說無接觸經濟是數字經濟在這個時間點，因為疫情的衝擊的一個突出的體現。其實數字經濟講的就是因為數位技術、大數據的應用，降低了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成本或者說信息不對稱問題。比如說經常有這樣的情況，兩個人在電話上聊，然後說電話上說不清楚，還是見面聊吧。但是通過視頻，通過文件共享，兩個人都能夠控制文件改動、討論，降低了人與人之間互動的成本，就不一定需要大家面對面坐在一起，也能完成一個任務。這個背後是數位技術的進步，包括機器學習支持。

比如說機器翻譯，我最近看文獻有一個有意思的細節，過去機器翻譯誤差很多，現在為什麼準確度大幅提升了呢？原因是聯合國把它的資料庫釋放出來，因為聯合國涉及到好多國家，尤其是五大常任理事國的語言，累積了大量的資料庫，應用機器學習大幅提高了機器翻譯的準確度。

劉曉春：剛才聽了印象非常深，彭博說有兩個體會或者說感受。一個就是無接觸經濟或者數字經濟的三個概念，賦能人、替代人還有取代人，那麼遠期是取代人。這個當中涉及到從什麼樣的意義上理解替代人、賦能人包括最後取代人。剛才在演講當中彭博講得非常好或者說也是非常辯證，在這個當中，一方面可能是替代，但是包括後講到經濟結構的時候也講到，勞動力會往低層次的流動，替代人當中本身人也是會找到新的就業崗位。另外一方面也講了和人之間的互補關係或者賦能關係。遠期取代人這個概念和前面的賦能人、替代人的關係，這三者之間是什麼樣的關係。

彭文生：您這個問題非常深刻，我讀的數字經濟的文獻，其實替代人是個相對的概念。比如說有一件商品，它有好多人工操作工序，其中一部分被機器替代了，但是人不是完全被替代，生產一輛汽車或者同一個冰箱，本來需要5個人，現在部分生產程序被機器替代只需要兩個人，省下來三個人，這個也叫替代人。我們講替代人，就是自動化的概念。所以說它是一個程度的問題。

劉曉春：我的理解，可能我們這段時間因為講數字經濟比較多，大家都在講AI起來以後，工人會不會失業，剛才彭博講遠期取代人，可不可以理解為，我們講替代人、取代人，講某一個崗位某一個領域可能會大量地減少人甚至於（機器）取代人，但是從整體的一個就業市場角度來講，人還是會有該做的事情。或者說賦能人的角度，這裡你講到一個特別的概念賦能人，你在解釋的時候講到一個互補的關係，在數字經濟發展當中，實際上人類的科技發展當中，一直是這麼一個過程，就是說取代人、賦能人，人找到自己更合適的或者說就業或者生活方式，你在演講當中講到一個互補的關係，而不是純粹地完全取代人的概念。

彭文生：我們要看歷史演變，其實在技術進步不同階段，總是有這樣的擔憂，這部分擔憂不是沒有道理，某一些行業某一部分人的工作被替代，但不代表著社會存在嚴重失業的問題。

劉曉春：大家擔心的事情或者比較多的事情。

彭文生：其實人類社會有很多活動，它不是創造新的價值，不是增加供給，但仍然存在。假設機器生產的商品足夠我們消費，那多餘的人幹什麼呢？零和經濟活動。零和經濟活動，它不創造新的價值，但是人的特性，我不知道是好的一面還是不好的一面，相互攀比，相互比社會地位或者佔有的資源更多一點，零和經濟活動可以是無止境的，因為不增加淨供給，沒有供給過剩的問題。

凱恩斯在1930年寫過一篇文章（「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這篇文章到現在還很多人引用，這篇文章預測100年後人類面臨的經濟環境，技術進步會不會帶來所謂技術失業，人們還需要不需要工作？勞動力生產率提高到底有多快？現在看，他那篇文章對勞動生產率提升速度的預測基本上是靠譜的，後來人們算一算，現在只差十年，過去90年西方國家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基本符合凱恩斯的預期。但是他的另外一個預測不靠譜，他認為100年以後，人們會享受更多地休閒時間，人們的工作時間將大為縮減，現在看來不是這個情況。偏差在什麼地方，我認為我們現在從事的一些活動，更多是分配導向的。您剛才提這個問題是一個很有哲學高度的問題，我們思考數字經濟的發展到底對人類社會發展是一個什麼樣的影響。

劉曉春：憋了一個多月大家還是希望有工作好，沒工作反而是不好的。這裡又牽扯到一個彭博講到的後面一個體會，就關於服務可貿易性的問題。這裡面，這可能是比較專業的一個名詞，從我們比較通俗來理解，服務品的可貿易性，能不能通俗解釋一下服務的可貿易性的問題。哪些服務屬於可貿易性的，我剛才仔細聽彭博演講，是不是我們今後對服務業本身也需要做一些分類，哪一些服務是可以貿易性，哪些服務不可貿易性。

彭文生：一件商品的可貿易性容易理解，比較形象，中國生產的空調運到美國去，這就是貿易品。我們要更深層次想一想，這個冰箱裡面包含的是什麼？包含有鋼材的成本，可能有一些技術成本，還有更重要的勞動力成本。勞動力創造價值，但因為勞動力是不可以自由移動的，所以冰箱從中國到了美國，實際上是把勞動力的成本變成可貿易了。從這個角度我們就比較好理解服務業的可貿易性了。比如說遠程教育，學生在上海，老師不在上海，外地的勞動力成本通過數位技術可以到上海來，這就變成可貿易了。

劉曉春：我們兩個是可貿易的。

彭文生：對，實際上我們講的可貿易，最終講的是勞動力成本是不是可貿易的問題，貿易和不可貿易就是人力成本的問題，商品包含了人力成本，所以那一部分就可貿易了。我們現在數位技術的進步，服務業的可貿易性增加，未來我們怎麼劃分服務業的可貿易性和不可貿易性，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劉曉春：以前我們是籠統地說服務業、第三產業，最多說分專業，可能要從這個角度來進行一些分析，分類。更好地看待這些或者計算這些，包括你前面講到GDP的問題，可能在這個當中都會有。

彭文生：是的，所以以後我們可能要劃分兩大類服務業，一類服務業是可貿易的，一類是不可貿易的。這個可貿易還不光是跨境，國內也一樣，比如上海和貴州。

劉曉春：今天彭博主要講的無接觸經濟，實際上衍生過來，在數字條件下面，新的技術條件下面，我們今後無接觸經濟和有接觸經濟它會是什麼樣的一個互動關係還是互相取代的關係。

彭文生：您講的這個和我們剛才討論機器和人的關係，到底是替代和互補，是類似的問題。我相信不完全替代，人總能找到事情做，沒有事情幹也會創造事情來做，至於有沒有社會價值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它要參與分配。無接觸經濟和接觸經濟其實也一樣，我相信接觸經濟不可能以後就沒了，總歸還是有一些活動需要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這個互動不光是經濟問題，人是高等級動物，不光滿足吃飽飯穿暖還有精神層面的需求。

主持人：中國會成為數字經濟的全球領導者嗎？

彭文生：我可以談一下自己的看法，不一定對。目前來講，大概中美是數字經濟的領先者，從上市公司的市場值來講，全球七大平臺經濟，五個在美國兩個在中國，中國的是騰訊和阿里，沒有日本的事，沒有歐洲的事，更不要說其他新興市場國家。

中國和美國兩個數字經濟發展領先的國家，有什麼相同有什麼不同，背後都是數位技術的支撐，但是大致來講美國可能更多的是技術本身的這種創新，中國更多地是商業模式的創新。中國的商業模式創新是和中國大型經濟體、人口規模大，又是同一文化語言有關，數據在多大程度上幫助減少信息不對稱，和數據的量有關，樣本越大，機器學習的效率就越高。中國的人口多，經濟規模大，這是我們獨特的一個優勢。

當然印度也是人口多，有一個可能是先發優勢的存在。中美之間緊密的經貿關係發揮了作用，我們看中國的數字經濟商業模式，背後的融資是誰呢？早期的風險投資都是美國文化的風險投資。我們很難想像，如果沒有美國文化的這種風險投資，這些平臺經濟和獨角獸怎麼起來？我想講的意思是，中美過去40年緊密經貿關係，對世界兩大數字經濟體的發展都有促進作用，中國現在具有了一定的領先優勢，中國在向印度等新興市場國家出口我們的商業模式。但是先發優勢能不能維持下去，可能最終還要看技術，我們能不能在商業模式的基礎之上有我們自己的技術創新。

劉曉春：我覺得彭博講得非常好，我的理解，大家都很關心數字經濟中國能不能走在前面，這裡面可能有幾個層次的問題。一個就是剛才彭博講到的技術問題，這可能是技術人員的事情，或者中央講的核心技術你們要走在世界前列，在數字經濟作為基於核心技術的數位技術我們能不能走得更遠，可能和技術本身能不能走得更遠是有關係的，這個我們不是技術人員不太好說。第二個，確實數字經濟有一個特點，它要基於大量的數據，那麼這個確實中國是有利條件，某種程度上來講，這個方面中國是走在前面，在應用上是走在前面，包括創造新的商業模式。但是呢，彭博今天演講裡面也體現了一個問題，不管我們來運用技術，作為的國家都會用於解決自身的特點或者解決我們自身的問題，彭博在演講當中也講到了中美兩國在應用技術的不同的方向，一個是以勞動力互補為主，一個是取代勞動力為主，這兩個方向是不一樣的，那麼這個是和本國的經濟、條件有關係的，但這個方面不管怎麼說我們應該講是走在前面。

主持人：感謝兩位嘉賓今天做的精彩分享，我們的本期浦山講堂到此結束，感謝各位的收看，我們下期再見。

來源：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作者：彭文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