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期，袁世凱掌權後的北洋新軍，出現了一批軍事將領。這些軍事將領又稱為北洋軍閥。1862年12月12日，出生於天津塘沽一貧困造船工家庭的曹錕，即是北洋軍閥之一。
1882年，20歲的曹錕應募入伍，經過數十年的摸爬滾打，1907年被袁世凱任命為北洋軍第三鎮統制官。鎮統治官相當於現在的軍長。
1912年2月29日晚8時許，曹錕第三鎮一部在北京發生譁變，隨即波及保定、天津等地，亂兵搶掠放火，通宵達旦，京津一帶一片混亂。兵變發生在清王朝剛剛宣布遜位的北京，就顯得不同尋常，在中國近代史上十分有名。
這次兵變稱為「北京兵變」。又因兵變不僅在北京，還殃及天津和保定，又叫「京保津兵變」。
我們都知道，清帝退位時間是1912年2月12日。翌日，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為踐行他的諾言，即向參議院提出辭職，並推薦袁世凱繼任大總統一職。
孫中山在辭職的同時，還提出了三個附加條件：
其一，臨時政府設在南京，不得更改；
其二，新總統到南京受職之日，本總統及國務員始行解職；
其三，《臨時約法》新總統必須遵守。
孫中山提出上述三個附加條件的目的，旨在讓袁世凱離開他經營多年的北京，以便於實行民主共和制度。
為促使袁世凱南下就職，孫中山委派蔡元培、汪精衛、宋教仁等八人作為專使團隊，北上迎接袁世凱。
專使團於2月27日抵達北京時，全城遍懸五色國旗，主要路口均搭起了彩牌樓，並大開中華門，請專使團由中門而入。中華門是清代的「大清門」，平時關閉著中門，只有皇帝出入時才大開中門。可見，袁世凱對專使團歡迎規格異乎尋常。
是日下午，專使團會見袁世凱，袁世凱表示願意南下。在此之前，北京市政當局就通知京城各家各戶舉行三天慶祝活動，以示對專使團的歡迎。
2月29日袁世凱與專使團舉行茶話會。
當晚，正當蔡元培等人在迎賓館準備就寢時，突然發生了兵變，窗外槍聲大作，火舌紛飛。不一會兒，兵士縱槍闖入迎賓館專使住所，擄掠財物。嚇得專使們第二天一大早就移入六國飯店躲避。
對於這次兵變，目前學術界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一是袁世凱操縱；二是與袁世凱無關。
關於袁世凱操縱一說的人們認為，兵變是袁世凱具體策劃和部署的，似乎言之鑿鑿。
因為，北洋新軍第三鎮是袁世凱嫡系部隊，統制曹錕又是袁一手提拔的心腹愛將。袁世凱不發話，或沒有私下授意，曹錕怎敢放縱部下搶劫商民四千餘家，劫掠京奉、京漢鐵路局，還有大清、交通、直隸三銀行以及制幣廠。更為惡劣的是，竟將蔡元培等專使團住地的衣物行李也洗劫一空？
但也有學者認為，將這次兵變指為袁世凱的預謀，目前還缺乏直接的史料證明。
譬如南京臨時政府軍令部長徐永昌，在其回憶錄裡就說，袁世凱不是「北京兵變」的主謀，如果硬要這麼說，那是對袁世凱的污衊。北京大學教授尚小明稱，袁世凱策劃「北京兵變」的說法根本不能成立。
袁世凱的女兒袁靜雪在《我的父親袁世凱》中說，兵變是她大哥袁克定串通第三鎮統制曹錕搞起來的，目的是把她父親留在北京，袁世凱本人事先並不知道。
袁克定是袁世凱的長子。袁克定後來連《奉天日報》都能偽造出來，策劃「兵變」這樣的事，應該不難。
還有，袁世凱有一個叫陶樹德的侍衛，曾寫過一篇記述北京兵變的文章，裡面就有這樣的記載。他說，據他所知，當兵變時，袁世凱正在石大人胡同外交大樓臨時總統府樓上辦公。突然聽到有兵變，即傳令叫曹錕過來。
這時正值夜晚。就在袁世凱等曹錕之時，袁所在辦公樓的窗玻璃已被槍彈打破數處。但焦躁不己的袁世凱仍不肯下樓。
袁的內衛傅國寶見情勢危殆，強將袁世凱攜到地下室。不一會兒，曹錕急急趕來，一到袁世凱面前就伏地請罪。可見，「北京兵變「應非袁世凱授意。
陶樹德估計，兵變可能與當時傳言的裁兵、減餉有關，或許也不是曹錕指使。陶樹德是袁世凱身邊的親隨，他所說所講，皆親眼所見，應該可信。
北京兵變發生後，英美兩國表示，將調兵進京加強使領館警戒，日本在秦皇島登陸，俄國也調兵1000人由哈爾濱開到天津，欲進京保護使館 「安全」。一時北京黑雲壓城。
此時，商界人士也籲請袁世凱「萬勿南下」，而眾多北洋將領更是通電全國主張「大總統在北京就職」。在這種情況下，南京方面被迫讓步，同意袁世凱於3月10日在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
袁世凱本來就一萬個不想離開自己的老巢北京去南京，「北京兵變」正好稱了袁世凱的心。
無可置疑的是，不管是不是袁世凱主謀，「北京兵變」的發生，袁都是最大的受益者。
如果沒有「北京兵變」，如果袁世凱真的到了南京就職，民國的歷史進程或將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