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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院擅長科學研究，但卡脖子的清單本質是技術、工程、產業問題，並不是一回事。
最近，科學院的領導表態，要把美國卡脖子的技術清單變成科學院的任務清單。這種態度雖然比較好，但恐怕不易落實。原因很簡單：科學院擅長科學研究，但卡脖子的清單本質是技術、工程、產業問題，並不是一回事。
殷瑞鈺院士是中國工程院首批院士，曾經擔任工程管理學部主任委員。從十多年前開始，殷院士就反覆強調：科學、技術、工程和產業的不同。殷院士是從技術一線做起來的，從工段長、廠長、做到公司的總工、冶金部的總工。他說：在不同崗位上，思維方式是不一樣的。比如，做工段長時，考慮的是如何解決問題，而總工考慮的是從哪個環節入手解決問題。
科學研究，往往是解決「點上」的問題。也就是說，研究工作深入，但視野不廣泛。而優秀的工程師、特別是總工，則要著眼於系統解決問題。系統複雜以後，技術難度會驟然上升。據說CPU的生產有1000道工序。假如每道工序的合格率99.5%，整體的合格率也只有1%。很多問題，單靠點上的能力強是不行的。
科學研究和工程應用是不同的概念。科學研究主要針對技術出現的初期，而國外能夠卡我們脖子的，都是發展了幾十年的成熟技術。我國做不了這些技術，不是不懂得原理，而是在「持續改進」階段掉隊了。改進階段是一點點的進步積累起來的，每一點進步可能都沒有多少理論水平，但能對系統進行改善。
工程和技術對實踐的依賴性很高。如果科技工作者遠離企業的現場，就會被越甩越遠。柯俊院士是我國鋼鐵企業的先驅。柯院士曾經說了一個笑話：如果冶金學教授造不了轉爐、軋鋼教授不會設計軋機就把他們殺了，中國差不多就沒有幾個冶金和軋鋼教授了。我想，假如史蒂芬孫活到今天，恐怕也不會造火車了。
對一個技術來說，科學家主要作用發揮在技術的前期，而後期主要是技術和管理人員推動技術的進步。如果把前者比作接生婆、幼兒園阿姨，後者可以是小學、中學或大學的老師。讓接生婆和幼兒園阿姨輔導中學生、大學生，一般是不合適的。
工程技術經驗，必須在實踐中培養。
寶鋼有位德高望重的前輩，建國之初曾在清華讀書。他給我講過一個故事：畢業的時候，成績好的同學留在了科學院，成績中等的留在了大鋼廠，成績差的只能去小廠。但若干年後發現：科學院的同學水平最差、小廠的同學水平最高。他認為，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是：科學院的同學每天只能去看顯微鏡下的組織結構、視野太小，大廠的同學有機會管理一個車間，而小廠的同學則要管理一個廠子。實踐的機會不同，就導致了後來的變化。
陳經先生昨天寫了一篇文章，支持科學院領導的觀點，並且用兩彈一星作為例證。對此，我也不敢苟同（《攻堅「卡脖子」清單，中科院大有可為｜ 陳經》）。
美國、蘇聯、中國搞這些東西的時候，都有大科學家參加。這很正常，因為當時這就是科學研究的前沿。而且，兩彈一星對科學理論的要求很高：因為實驗成本和風險太高，必須要儘可能地算出來，而懂得這些計算的人特別少。
我國當年的科技人才又特別匱乏：初中畢業就算知識分子了，建國之初甚至都找不出幾個懂PID控制器的。於是，這些人成為社會仰望的「大科學家」。這些「科學家」其實主要是做工程師的事、是應用科學知識而不是科學研究。但普通人是分不清楚科學家和工程師的。
與當時相比，科技工作進入成熟期以後，側重點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實踐和實驗的比例逐漸增加。於是，主要是技術和管理人員主導科技的進步。
技術的後期做什麼呢？主要是質量、效率、成本等方面的工作。兩彈一星可以不計成本，解決卡脖子的問題、進行商業化，則必須關注成本。而質量、效率和成本是互相矛盾的。技術就是在解決這種矛盾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所以，技術越是發達，這種矛盾越是複雜。
對於卡脖子的技術，中國不是不懂原理：因為我們幾乎都能造出來。我們最大的差距往往是質量不行或成本太高。這些問題，幾乎都是靠長期積累，尤其是一線操作、技術和管理人員的積累才能做好的。要有一流的設備、一流的原料、一流的操作人員，更要有一流的管理。而管好這些東西，不是科學家擅長的。
華為、BAT都是我國典型的高科技企業。但我們注意到：這些高科技企業成名之前並沒有院士。他們的成功不靠一流的科學家，而是有一流的領導人。他們是懂得管理和產業的人。這些人甚至不懂技術。
專業的事情，還是要靠專業人士來做。產業發展問題，還是要多聽聽產業人士的話才行。科學家可以去服務於他們，但不必做項目負責人和主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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